前言

1975年1月9日，担任了二十余年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因呼吸衰竭导致病情恶化最终不治。

15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当天全国多处党政机关、学校均降半旗致哀。

就连重病缠身的周总理都不顾劝阻，从医院赶到了人民大会堂，来送别这位与之并肩战斗了五十余年的老战友、老同志。

李富春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是为新中国的革命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

在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二十余年间，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工作之中。

他既是我国计划经济的“掌舵人”之一，同时也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开拓者”之一。

建国初期，李富春主要负责国家经济建设工作，而我们所熟知的“计划经济”就是由他所开创的。

那么，为什么党中央会将新中国经济建设这一重任交给他呢？在完成这一重任的过程中，李富春又遇到过怎样的艰难呢？

一、初露锋芒

抗日战争爆发后，尽管中共中央已经从各地调回了不少干部，可因为工作头绪太多，人手仍旧不够，往往一个干部要身兼数职。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大背景下，李富春既是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同时也要兼顾着西北工作委员会、华中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随着抗日战争渐渐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我边区的封锁也日益严密，陕甘宁边区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问题日益凸显。

为此，党中央加强了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部署和安排，李富春此时临危受命，肩负起了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重任。

1938年，中央成立了财政经济部，林伯渠为部长，李富春为副部长。

在他们两人的领导之下，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陕甘宁边区竟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生产运动。

李富春亲自部署开荒种地，仅仅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全边区就开垦出了五万四千亩土地。

土地变多了，肥料就显得不够了。

四月下旬，全边区进入到了播种的阶段，但此时肥料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

而就在这时，李富春、陈云等中央领导竟带头收集起了大粪，一场全民性的有机肥料运动由此展开。

仅过了半年之后，边区农业生产就获得了显著的成绩。

首先农业方面，原定开荒六十万亩，实际完成一百多万亩，超过计划百分之七十多；

原定植树一百万棵，实际完成一百三十九万二千多棵，超过原计划近百分之四十；

原定发展羊、驴、牛的头数也都超过原计划。

在工业方面，建立了生产毛织品和棉织品的工厂，每月可产布六百疋（匹），呢（料）百余疋（匹），毛巾二百打；

农具厂积极改良农具，满足边区生产的需要；

此外，经过工业合作社的帮助，还建立了许多小规模的工厂。

如造纸厂、肥皂厂、铁器厂、制鞋厂、磨坊以及小的煤炭厂等，供给边区人民日常生活需要。

由于工农业的发展、物产的增多，不仅繁荣了商业，改善了人民生活；

而且限制了奸商对市场的操纵，调剂了物价，稳定了边区的金融，维持了法币的价格与信用。

到了年底，喜讯传来：农业上仅在职人员就生产粗粮一万四千担、细粮九千五百七十二担。

商业上，不论是私人经营还是公家经营的都是生意兴隆，获利颇多。

以公营商店来说，全年有七十万元的盈余。

延安、安塞、安边、保安、曲子等地群众商业发展更为迅速，建立了三十多个集市。

工业上，建造了毛、棉织品、皮革、肥皂、中西药厂等；各机关、学校和部队都改善了生活。

在这场大生产运动中，李富春充分展现了他的组织与管理经济的才能。

而大生产获得的宝贵经验，也从一定层面上帮助了他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建设领导工作。

二、苏联洽谈

解放战争结束之后，靠剥削人民巩固独裁统治的蒋介石被赶到了台湾岛，中国数以亿计的劳苦大众终于迎来了“翻身做主人”的一天。

但实事求是地说，此时我党从国民党手里接下来的国家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

长期的战争拖垮了中国本就脆弱的经济，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物品价格不断上涨，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老百姓竟养成了“重货轻币”的心理，新中国的经济前景一片暗淡。

据统计：“1949年同历史最高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了一半，煤炭产量减少了48%，钢铁产量减少了80%，粮食产量减少了 25%，棉花产量减少了 48%。”

这使人民所需得不到满足，社会得不到发展。

除此外，由于我国经济基础异常薄弱，而且发展不平衡，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稳定财政、恢复国民经济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

李富春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以一个“救火队员”的形象登上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

1950年4月，李富春从陈云的手中接过了全国重工业发展的重担，同时他还在财经委员会担任副主任。

虽然被组织安排了全新的职务，但此时的李富春却并不在国内，他还在莫斯科代表中国同苏联政府进行谈判。

二战末期，苏联利用出兵东北作为条件，与美国、英国秘密达成了《雅尔塔协定》。

随后又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在中国东北获取到了大量特权。

而这次毛主席、周总理访问苏联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落实“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

这一次谈判，促成了中苏两国多项合约的签订。

在这些合约签订之后，毛主席与周总理等人便先行一步返回了北京。

但是，这并不代表中苏两国的谈判就此结束了。

事实上，关于贸易合作、新疆的经济合作、民用航空等问题，中苏两国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所以，在两位首长离开莫斯科之后，李富春便挑起了代表团的“大梁”，全面负责上述问题的谈判工作。

身上的担子变重了，李富春自然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怠慢。

他一方面加强对中央的请示、汇报，按中央确定的方针、原则指导谈判工作。

毛主席、周总理、陈云经常给他们以具体指示，回答他们提出的种种问题。

另一方面，李富春也不断把他和代表团的意见、建议向国内报告，供中央决策时参考。

与苏联的谈判过程并非想象中的那样一帆风顺，苏联仗着自己“超级大国”的地位，经常将“苏联利益”放在首位。

与他们谈判时，李富春等代表团的成员们都是据理力争的。

比如：当时中国想要向苏联进口大量的武器装备，但由于我国当时的外汇储备并不充足，订单的支付问题遇到了很大困难。

李富春将这个问题反应给国内后不久，就收到了薄一波提出的一些意见。

而根据国内给出的意见，李富春决定减少或推迟一部分进口货单。

在李富春的领导下，经过两个月的谈判，中国政府代表与苏联政府代表签订了多个经济贸易协定。

同时他还主持了苏联援助东北工业项目的谈判工作。

这些项目有几十个，从钢铁工业到有色金属，从电站到汽车制造，还有造纸等轻工业。

在谈判过程中，李富春所展现出的能力同样也给苏联代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时任中国经济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就曾直言：

“李富春在苏中历次经济谈判中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回国后不久，李富春就走马上任，主管全国工业、计划工作，协助周总理、陈云筹划、组织、管理全国的经济工作。

而他上任后召开的第一个中财委计划工作会议，是讨论编制1951年经济计划和三年奋斗目标。

三、“一五计划”的诞生

“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中国经济转入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后提出的第一个宏伟目标。”

而纵观各个国家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用了50年到100年的时间。

而苏联从发展重工业开始，只用了10多年的时间。

我党领导人从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状况出发，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伟大设想。

为了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奠定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我党领导人开始制定工作计划，决定有计划、分任务地进行建设。

1952年8月，李富春跟随着中国代表团再赴莫斯科。

此次苏联之行目的就是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与其交换意见，同时争取苏联方面的援助。

从11月开始，中苏双方开始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建设任务交换意见。

并具体讨论需要建设的项目、可以缓建的项目和苏方可能援助的项目，谈判逐渐进入实质性阶段。

在这一时期，李富春的工作十分繁忙，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

他要及时了解我方同苏联各部门商谈的情况，亲自主持与苏方主要领导人的会谈。

他还要不断同国内联系，从莫斯科发到北京的文电非常多，有些是请示汇报，有些是建议，有些则是询问。

1953年5月15日，苏联援助我国的经济项目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下来。

根据协定，苏联将帮助我国新建或援建，包括钢铁、冶金、化工、医药、发电等方面的九十一个项目。

这些援助，对于我国大规模的的经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从苏联归国后，李富春、陈云等中央领导便立刻进入到了“一五计划”的修订工作之中。

他们吸取了从苏联专家那里得到的宝贵经验，并根据新中国的自身特点，以适应国民经济按比例均衡发展规律的要求，把苏联援助同自力更生结合起来。

1955 年 3 月，“一五”计划草案经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

“一五”计划的成功编制和实施，不仅为我国建立起了一套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也为后来的计划编制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该计划的正式实施，标志着新中国经济崛起正式迈出了第一步。

作为我国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起点，“一五计划”在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作用。

故“一五计划”也被称为“我国计划史上的春天”。

而以科学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以实干精神组织重点工程建设的李富春，为这个“春天”的到来付出了艰辛和智慧。

可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小结

1975年1月9日，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这一天永远的离开了，享年75岁。

逝世后，他将全部的积蓄都以“特别党费”的形式上交给了国家。

当时，曾有不少人劝蔡畅：还是给你们的外孙子留下一些吧。

但蔡畅的态度非常坚决，她说：

“钱都是党和人民给我们的，用不了就应该退还给党和人民……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的孩子长大后应该自食其力……”

李富春夫妇这种崇高的精神，同样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女儿——李特特。

李特特几乎将她人生后期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义务扶贫的工作之中。

自1989年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以来，早已从中国农业科学院离休的李特特便开始以“基金会常务理事”的身份四处筹款。

多年来，李特特不顾年迈、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地为扶贫事业奔走。

因为她的努力，中国扶贫基金会争取到了价值1600多万元的经济援助。

帮助了一个又一个贫困家庭走出困境，让这些人的心底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之火。

2021年，李特特因病逝世。

虽然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是李家无私奉献、一心为民的精神将永远地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