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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炮刚进厂分到机修车间，那时，厂里的电工只有3人。机修车间由三大组组成。钳工组人多，话不多，都1默默干活。话多的是泥水匠木匠组，男男女女成天嘻嘻哈哈，玩笑不断，说话水流沙坝。泥水匠木匠吃香，总有人请去建房搭棚，或做家具，免不了嘴上抹油滴酒的。要说嘴上干净和身上穿衣干净的，要数电工组的人了。几个电工除张大炮外，工作服都是干净的。五十年代的电工组长，是李万明师傅，姓夏，都叫夏师傅，张大炮叫师爷。电工分内线和外线。夏师傅四十多岁，是内线八级电工。外线电工，是负责室外输进输出线路，照明开关等器具的安装维修，不包括室外的变压器设施；内线电工则是负责室内配电控制设备的安装维修，包括电机等设备。内线电工技术最高可达8极，外线电工很难有考到6级的。一开始李万明是外线电工。都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李万明想学技术，夏师傅不教。怎么办？夏师傅有一弱点，喜欢喝酒，见酒像见爹，几口酒下肚，什么话都说。李万明学夏师傅的技术是动了一番脑的，碰到内线配电屏、电机比较难的设备维修，李万明站在旁边看，夏师傅往往在人不注意或者不在场的时候，才处理故障。李万明用心记，一点点学，私下拆开电器设备研究构造原理，还搞不懂的，缝星期六、节假日晚上，在家让小个子女人弄几个菜，请夏师傅来家喝酒。夏师傅逢请必到。
夏师傅这人技术非常保守，但坏在那张嘴上，特贪那杯酒。坐上桌，菜未上齐，别人没动筷，夏师傅面前的那杯酒已见底。夏师傅喝了酒嘴没把门的，尤其是喝高兴的时候，话特别多，李万明见夏师傅喝到尽兴时，把平时搞不懂的问题搬出来问，这时候什么问题夏师傅都答。就这样，当李万明考上电器工程师时，夏师傅才明白，为时已晚。这个世界只有钱才是硬通货。这时，李万明的月工资已调到128元，远比厂领导的工资高，厂里很多人这才反应过来，明白李万明的先见之明。话说回来，技术不是每个人都学得会并掌握的。李万明学技术肯下功夫，本身文化高，会看图制图，设计线路，会电量电阻计算，这一点夏师傅自叹不如。不久，夏师傅调走了。 张大炮文化低，脑子装不住事，每天就知道上下班。张大炮当电工多年，技术没长进，力气有的是，在哪儿都肯出力，电工组的人都喜欢。张大炮很少与老乡黄凡武来往，两人碰面仅是打招呼。黄凡武虽当一车间副主任，张大炮看不惯这人投机钻营那套，不去巴结讨好。黄凡武家安电灯电线，胡玉碧叫，张大炮才去，很不给黄凡武面子。这不，老乡叫万三的，硬拉着去黄凡武家吃过一次饭，张大炮不愿去。1966年入冬时，两人红过一次脸。那次事情因胡玉碧而起。胡玉碧为李万明织一件毛衣，找张大炮转交，特意嘱咐不要别人知道。这事天知地知，不知黄凡武从那里听到的风声，闻讯后大发雷霆，把胡玉碧手打折，还专门跑到机修车间来把张大炮臭骂一顿，并当众羞辱张大炮，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话是说给李万明听的。张大炮当时气得直喘粗气，两人撕破脸皮，以后没有来往。拉去吃饭，张大炮不知是万三的意，还是经黄凡武的思。万三与张大炮是浏阳河亲戚（转了弯），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万三爹对张大炮爹有恩，张大炮不得不买账，只得硬着头皮去。吃这顿饭，多年后张大炮感觉都难受。天地敞开门，善恶把人分。黄凡武当上厂革委副主任，家就搬到家属公房去了。1957年后，黄凡武渐渐取得组织信任，慢慢升官。从班组长、车间管理、副主任、主任，1969年初，在全国结束武斗混乱局面的“三结合”中，黄凡武作为反到底派头头，被结合进厂革命委员会，当副主任。黄凡武很满意自己走上一条光明大道，常常自鸣得意，看工人成居高临下的姿态。去家属公房的路，张大炮熟悉。家属公房是在二车间早期取过土的一大片平地上建的，有十栋房。职工公房每家两间房，厨房两家公用。厂干的家属房不同，多一间是三室，每间房要大2—3平米，厨房是单间的。黄凡武家张大炮来过，修过电路故障。当万三进门晃进黄凡武家里屋时，张大炮才迈动沉重的双腿走到门前，一扭头，看见腰系围裙正在厨房灶前忙碌的胡玉碧。锅里嗤嗤响，像是煎鱼，胡玉碧满面红光，两眼黑珠仁闪亮，白皙的额上滑动几颗汗珠晶玉透亮。胡玉碧是崇尚权势的女人，当上厂副主任夫人后，浑身放出光彩来。在张大炮眼里，这些年胡玉碧完全变了一个人，喜欢到处张扬，家里请客，吃肉，打着锣让满家属区的人都知道。快进屋坐，胡玉碧擦额上汗，打招呼。张大炮哦哦应着。从来凤镇出来的时候，张大炮第一次见胡玉碧，一副清纯的模样。人是依附权势变的呢，还是本身就是追求权势的人，张大炮弄不懂这种关系。此刻，张大炮想到了师母——小个子女人。师傅找小个子女人，找对了，适合才是最好的夫妻。看起来，他们是在师傅走麦城的时候结合的，几十年下来，见真情。师母什么都好，就是不生孩，很遗憾，不知道两人谁的毛病。师母没有胡玉碧漂亮，但脸上始终洋溢着满满的知足感，要是当初师傅找的是胡玉碧，我的这个老乡能不能守住贫贱，难说。生活没有假设。张大炮回过神来，与胡玉碧打招呼，往里屋走。张叔叔好，从门后跳出一张脸来，一看知道是胡玉碧的独生女儿，长得像妈。张大炮突然感觉胡玉碧女儿神态很熟，想了想，对了，就是抬眼看人的刹那，像师傅，像极了。张大炮感到惊奇，心里一阵激动，师傅知道了一定会挺高兴的。一直有人说胡玉碧的女儿是李万明的种，张大炮不信，曾与人闹得脸红脖子粗的。张大炮平静一会儿，意识到还不能告诉师傅这个秘密，现在不是时候。张大炮疼爱地看着胡玉碧女儿，脸上露出憨厚的笑。张大炮进到里屋。房间里摆好餐桌，黄凡武坐在对着门的首席上，侧头跟曹二娃说话，张大炮进来装着没看见。桌上坐着曹二嫂、供销科长、总务主任和万三。这种场合有曹二嫂，张大炮吃一惊，要知道，曹二嫂是厂里有名的“骚堂客”。 曹二嫂长相平平，皮肤略黑，体型丰满。有人说曹二嫂的一对“大奶”，眼睛斜到一边，口水流出来。张大炮最早听说曹二嫂乱搞，是与万三。六十年代初，万三管煤房，曹二嫂从农村出来没工作，就在厂里以挑煤为生。 每月结账，曹二嫂领的力钱总比别人多，一块挑煤的人发现，万三被曹二嫂的媚眼俘虏，从中搞鬼。1969年，厂里要招几个工人，曹二嫂榜上了黄凡武，让其帮忙。那时，黄凡武在一车间当主任。听说，已当二车间副主任的曹二娃，有一次突然下午回家拿东西，门紧闭叫不开，顿时火冒三丈，又踢门又骂，隔了好一阵，门开了，曹二娃走进屋，看到黄凡武坐在床边抽烟，正愣，黄凡武没事一样站起身，走了。就是那年，曹二嫂被招进厂。很多年后，曹二娃暗自庆幸自己聪明，没跟黄凡武翻脸，不然自己现在能当上厂工会主席吗，妄想吧。曹二娃后来自我安慰，女人嘛，跟谁睡不是睡，老子去睡别人的。 黄凡武没张口，没人与张大炮打招呼。张大炮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脸上的肌肉扳成一块，只得憨憨笑着，好久喉咙里咕噜响，嘣出一句话：黄主任，我来了。黄凡武扭过头，发现张大炮来了，用手指着凳子，示意挨着万三坐。黄凡武看桌上已摆好五六个菜，端起酒杯，说，今天请大家来喝酒，说着，瞟一眼旁边的曹二嫂，把酒先干了。众人跟着干。曹二嫂斜睨黄凡武一眼，喝了半杯，把杯子放到桌上。众人拿起筷子吃菜。 酒至半巡正高兴时，黄凡武说，厂里正在搞批林整风运动，下周，公司要派人来蹲点，调查厂领导开展运动的态度和表现，到时请给我提点意见。供销科长最先领会黄凡武的意思，接口说，我们黄主任在运动中表现最积极。曹二娃酒兴上来，满脸通红，说，批林整风，批个鸟，当书记的成天耍嘴皮子，生产他不管，我就是要向调查组告他。张大炮猜曹二娃说的是厂王书记，最近全厂开的大会比较多。黄凡武看张大炮几眼，埋头吃菜，没吭声。曹二嫂放下筷子，看众人，说，有一回没人的时候，王书记摸了我的奶。 众人一听，笑了。万三直愣愣看着曹二嫂，心里空落落的。自从曹二嫂不挑煤了，就不搭理万三。黄凡武抿着嘴笑，说，这可不能随便乱说哦。曹二嫂站起来，涨红着脸，说，我说的是真的。曹二娃一把拉曹二嫂坐下，说，这也能告啊，丢不丢脸。曹二嫂咕噜，只要把他告倒，还怕丢什么脸。黄凡武笑着端起酒杯，说，好好，喝。张大炮心里清楚，这桌上的人是一伙的，经常在一起吃喝，一个鼻孔出气，今天就是鼓捣告王书记状的。张大炮这才明白，找他来喝酒，看上的是他这门炮。虽说王书记成天扛着官架令人讨厌，但跟我张大炮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不能被当炮使。张大炮站起身来摇摇晃晃的，装醉，借故上厕所，溜了。黄凡武没想到，原来现在的张大炮，变得鬼精了。李万明自那次批斗会险些丧命后，身体明显虚了，扛3米长的木梯，走路摇晃。现电工组就数师傅岁数大，那用得着爬梯，师傅无论如何坚持要扛梯子。张大炮知道师傅是怕人说坏话整天空着手，就找人为师傅做了一个1.2米长的短木梯，师傅拿到手上看，拍张大炮肩，很满意。从此，师傅每天上班扛着那架短木梯，形影不离。张大炮看师傅那个模样觉得好笑，那架短木梯像道具，师傅每天扛在肩上，有人乐意看，师傅乐意做。这个社会走过场有市场。张大炮感叹，老实人，干老实事不吃香了。张大炮发现，过去那个直性子的师傅变了，眼光似有一层雾，变成见谁都恭敬，笑脸相迎的人了。师傅每天上班扛着那架短梯，见熟人，放下梯子亲热地吹一阵，电工队伍走远了，慢慢追上来。张大炮见并不抽烟的师傅，怀里揣一包一角多的香烟，内衣里再揣一包“大前门”之类的高档烟。见普通工人，掏外衣兜，见干部掏内衣袋。师傅变得阿谀奉承了。张大炮不抽师傅的，抽自己买的经济烟，8分钱一包。1970年“五一”节那天，检修设备。电工组长带着几个电工浩荡地开到一车间，师傅依然扛着短梯走在后面。钳工组有四个钳工也在检修机器。电工组长四十来岁，对电器线路维修是半壶水，却不懂装懂。快到中午，都想早点搞完检修回家吃饭，这时一个电工查出配电屏空气开关有故障。电工组长想露一手，自己忙活一阵，最后还是叫张大炮要他师傅去看。师傅看了，说差配件快派人去领。领配件的人从厂部回来，师傅已把故障修好。这件事让电工组长脸上挂不住。电工组的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谁有几斤几两，心里清楚。在未与老宋未重逢前，李万明一直认为自己倒霉，是被人整的，心里恨这种人，恨得咬牙切齿，但只得认命，只能改变自己去适应这个社会。他不知道自己的不幸，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这个时代教会人的，是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改变自己，做命运的主人。1971年底的一天，李万明专程到双石市里买无线电器材，从商店出来，有人拍肩膀，回头看一惊，哇，巧了，这不是一同蹲过监的老宋吗！真想不到，一别十多年，两人惊喜地在闹市区茫茫人海中碰见，蹲在人行道边交谈起来。这地方人来人往，摩肩接踵闹哄哄的，丝毫没影响两人的谈兴。老宋原是双石市报社的副总编，1957年被打成右派，不服，给当时的双石市委书记写信申诉，反被定成极右分子；还不服，给中央领导写信，被强制送去劳改8年。李万明与老宋是在省一监狱时认识的，那时李万明被泊江县公安局押来关在这里，而老宋从这里被押到大瑶山劳教。老宋从大瑶山回来，重回报社打扫卫生，每月只发基本生活费。老宋伤感地说，离开双石市，我们几个“老右”被押送去四川峨边大瑶山劳教。还记得吗？高级工程师老唐，高级教师老张，作家老王，还有，老宋眼光暗淡，浑浊的泪水盈满泪框，哽咽着说不下去，他们回不来了。李万明一时不明白老宋话里的意思，急切问，他们怎么哪？老宋说，在大瑶山，1960年闹灾荒饿死了，当时来不及埋，用席子一裹扔到河里喂鱼。说到这里，老宋抑制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在脸上流淌，停了好一会擦掉泪，才说，同去的几个人，就我一个人回来了。李万明瞪大眼，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老宋缓过气来，问，你当年逃脱劳教，我们几个猜，你是不是通天了。李万明说，哪里，是厂里需要我的技术硬要回去在厂里改造的。老宋眨眨眼，不信，叹气说，老弟，厂里这一要，把你搞好了，比起我们在大瑶山的日子，简直就是天上和地下。走，咱哥俩难得一见，喝一杯去，你还有4级工资，今天打你这个地主了。平常谁要说地主，李万明会很不高兴，今天老宋这么说，他不见外。两人找到一家背巷的小馆，要了花生米和凉豆干，从中午一直喝到天上繁星点点才分手。老宋的一句话，李万明始终没弄明白，中国的文化人折腾文化。李万明坐车回家已是半夜时分，醉意朦胧，心里很高兴。从被打成右派的十多年里，小个子女人从没见丈夫这样高兴过。见到老宋，李万明感慨万千。自己跟老宋比。老宋资格老，抗日战争时期去延安参加的革命；比水平，人家副总编，副厅级干部，还不是一样被打成右派。李万明不明白，这个社会，怎么平白无故地把一个人整成坏人呢？分别时，老宋醉了，拉着不忍分手，一再说，我们为什么成右派，成极右分子，就是当时没有领会上面的意思，“用阳谋引蛇出洞，聚而歼之”。以后不要再傻了，要活着，要好好活着。李万明想，好好活，怎么活？每个人要找出自己的活法来，并不难，但被专政的人，要想有一个正常人的活法，很难。李万明有技术没被发配到大瑶山，是幸运的，他由此明白一个道理，技术可以保命。又想，技术能不能改变命运呢？李万明开窍了。父亲的经历给李万明启示，政治是魔幻的，变化莫测，必须适应在这种环境中生活。1972年初，庆东厂里召开“批林整风”大会。厂里这边开大会抓革命，各车间开足马力搞生产。厂革委副主任黄凡武建议，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能松，把厂里的四个牛鬼蛇神拉出来批斗，大涨革命工人的志气。厂党委王书记采纳了。大会在能坐下三百人的厂礼堂召开。礼堂是一座园拱顶的红砖房，主席台上是木板地面；台正面和两侧墙上挂着暗红色幕布，显得庄严美观。台下满满地坐着厂部机关干部和各车间选派出的代表。开会前，台下有的人窃窃私语；女职工没忘抓紧时间织毛衣；男职工拿着烟杆抽叶子烟，礼堂上空弥漫着呛人的蓝色烟雾，从两侧的百叶窗中飞出。厂领导和各车间推出的职工发言代表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今天的黄副主任穿着刺眼。灰色的咔叽中山装，下穿蓝色凡尔丁布料裤，比王书记还精神。当主持人黄副主任大声宣布：把反动分子押上来时，全场人屏住呼吸，以为又抓有新坏人，众皆伸长脖子朝主席台两侧进口处探望；织毛衣的人停住手，吃烟的人手拿着烟杆不动。李万明等4人所谓的坏分子，低着头胸前挂着牌子出现在主席台前时，全场发出一片“唏嘘”声。要是早几年，人们还不敢这样发声。但是，现在人们已认识到，其实，所谓的坏分子并不是坏人，完全是人斗人的游戏。比如：厂里原国民党省长秘书，一个挺谦和的老头，从没见搞过破坏，说坏话；再比如李万明，工人们都觉得是好人，乐于帮忙，没见过有乱说乱动行为；再比如，等等。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一个时代的创造。
站在台前的四个坏分子，像是放在台上的木偶。大会按预定程序进行。工人代表发言完，王书记作总结发言。这时，一车间主任急冲冲地从侧台上来，黄副主任眉头紧皱。全场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转过来，盯着他俩。王书记抬起头，发现场下的人们眼光异样，不看他，看后台，转过头去，不高兴了，问，怎么回事？一车间主任苦着脸，说，主电机出故障，其他电工修不了，全车间停工，眼看这个月的生产任务完不成，想要李师傅去修。王书记手往桌上一拍，说，什么李师傅，马师傅，叫李万明，现在批斗会是政治，懂吗？一车间主任嘟着嘴，不敢吱声。全场人憋气看着台上。王书记端起茶杯喝一口水，暗想，生产任务还真是耽误不起呢，招手，把一车间主任叫过去，很小声说，好好好，你把人带去吧。一车间主任过来拉，李万明不动，抬起头来大声说，我是罪人，我要接受批判。李万明这一举动出乎意料，一车间主任尴尬站在一旁，不知所措。一时间，全场人发出一片嘻笑声。王书记张着嘴，眼珠乱转；黄副主任阴笑着，幸灾乐祸。王书记还是老练，拿起稿子继续发言。一车间主任自朝台下走去。很多年后，厂里人都津津有味地把李万明的举动当成笑话说。后来，厂党委会专门研究决定：李万明以后不参加集体批斗和劳动，交由机修车间单独管教。以后，机修车间几乎没管。从此，李万明成为一个准自由人了。1975年过完大年，春风吹来，大地咋暖还寒。福至镇江边碧绿的江水依然静静流淌。去年底前传“上面要抓生产”、“发奖金”的消息，好多人盼着，板着指头过日子。熬到4月，传来陈再生从干校复出，担任双石市建工局建材公司经理的消息。陈再生1957年调离庆东厂后历经坎坷，在石棉厂担任厂长八年，1965年任市建工局材料处长刚一年，“文革”中被斗，丢官下放劳动。陈再生当上公司经理，是形势所需。那一年，凡选拔处级以上干部，中央明示，不得选拔“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第二条，选拔在文革前当过处长或副处长的人。这两条标准使陈再生脱颖而出，加上老上级——已是建工局副局长的王局长举荐，陈再生就上了。陈经理上任重任在肩，这时候建材公司及所属的六个厂都是烂摊子。新官上任三把火，陈经理第一把火是召开各厂“头头”会。会议主题是狠抓生产，大干快上。会议宣布鼓励生产的政策措施，当时的一句话叫：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说白一点，就是可以发奖金。这是人们最关心的。 会后，陈经理把庆东厂王书记单独留下来，问黄凡武案的情况。王书记心虚。黄凡武涉嫌杀人案，是1968年文革武斗时发生的事情。王黄不结仇，这案翻不起浪来。去年冬天，公司驻厂工作组收集职工意见，有人反映王书记长期在食堂吃小灶，生活特殊；还有人反映有生活作风问题，对女同志动手动脚。当时的情况，王书记还能不能坐书记那把交椅，确实是问题。王书记知道有人打他 “小报告”，停说是黄凡武在下面搞的鬼，心里能不恨吗。从此，王黄两人心里都明镜似的，嘴上不说，心里有我无你。王书记听到“文革”中福至镇打死人的“8.3”事件，与当时厂里的反到底派头头有关，知道有戏，马上指派保卫科长调查。1968年8月3日，庆东厂反到底派在福至镇追杀八一五派时，发现镇上有两个18岁青年跳进粪坑躲藏，被活活打死在粪坑里。这起案件黄凡武是指挥者。泊江县公安局派人调查案件时，明面上，王书记替黄凡武说好话，心里巴不得这个案件办实，办成铁案。王书记递给陈经理一支烟，点燃后，看陈经理脸上并无恶意，心才安定，说，我来开会前一天，黄已被泊江县公安局逮捕。哦，陈经理若有所思，马上转移话题，说，好快呀，离开庆东厂快二十年了，真想回去看看。王书记挤出笑，讨好说，请陈经理到厂里指导工作。陈经理说，有时间要去的。问一下，那个，电工李万明现在怎样？王书记一愣，关心右派分子何意，眼睛看着陈经理，不知如何回答。王书记不知道，早年陈经理与李万明的渊源关系。陈经理说，据我所知，李万明1957年时，说过几句话，被划成右派。我还听说他当年为招一个女工，一直受攻击。王书记说，是的，这个女工确实太漂亮了，当年招她时，李万明说不清楚，是别有用心违反政策招来的。陈经理脸一沉，不高兴了，说，当时我当厂长，招女工的事，李万明请示了的，是我同意的，指标是我到公司要的。这个问题有什么说不清楚。王书记吃惊地看着陈经理，恍捂，原来是这样。陈经理两眼呆滞，说，当年，我一见那姑娘，就指着李万明的鼻子说，不准要人家当老婆，否则你我都说不清。我调走前，听说那个姑娘喜欢李万明，咳，一对鸳鸯，活生生的被我拆散。陈经理自责地叹气。隔一阵才说，要抓生产，就要尽快地提拔能干人上来。李万明如果不是那顶帽子，是可以压点担子的。王书记眼珠一转，喏喏应着，连忙说，陈经理看人真准，现在厂里的车间主任，厂部的科长不少是李万明招进来的人，这个人说话有影响力。陈经理笑了，说，就是嘛，这样的人要用起来。两月后，庆东厂宣布：李万明右派摘帽，同时指定李万明为机修车间负责人，工资恢复为128元。王书记回厂后，果断拍的马屁，很受陈经理赞赏。令人奇怪的是，这次李万明并没有拒绝当官，上任几天时间，把散散垮垮的机修车间治理得井井有条。李万明离开电工组，张大炮接过那架短梯扛着，满厂晃。人们在背后笑着说，看那个老粗学的，一点没他师傅那个味。【全文完】 
王健，笔名王慢行，生于1960年4月。写有短篇小说《那片不变的土地》《过坎》《云炉》，散文《知青生涯中的第一次》《梦中故乡》《麻纱桥挑河沙》《严师慈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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