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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去欧洲旅游，当地接待者很难分清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记得很清楚的一个情节是，巴黎圣母院值门的法国小伙儿见到我们一行中国游客来，采取他认为标准的东方式鞠躬礼，按日语、韩语、汉语的次序，一股脑说出“你好”，很是逗趣。 
后来，据说，他们能区分出中国人了。怎么区分呢？至少，法国人的“标准”，有那么点儿令人啼笑皆非——看穿搭，服装搭配，特别是男性成员的服装搭配，最缺乏审美的，就是中国人。再后来，又有了个“标准”，比“啼笑皆非”还那什么，简直就可以说“尴尬”了——他们知道，无论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亦或中国人，都不大讲究男士照应女士，但日韩大抵也就是“不照顾”，而如果是男人甩着手大爷似的、女人负重累累，就是中国人无疑了。这样的“标准”之下，经年下来，就有了所谓“中国男人比女人普遍low至少两个数量级”的说法，惹怒了数以亿计的中国男性群体，以至于引来网中甚嚣尘上的要把谁谁谁灭掉要抢回什么什么哪国领导人死了喝大酒放鞭炮“朴素”庆贺的激烈报复。没错——那些让“外国”们耳眼难受的“网伐”，大多出自中国的男人而不是中国的女人。于是，很不幸地，中国男人的low，在“西方世界”眼中，就真真正正“坐实”了。作为至少“应该”是最古老的礼仪之邦，这样的low的偏见，确实令人愤怒！作为中国男人，这样的low的外部判定，也似该当引起我们自身“不得不”的思考。
（一）畸形审美的侵害和“美盲”忧患有颇具见地的美学大师曾言：我们国家经过大几十年的努力，基本消灭了“文盲”，但却面临“美盲”的重大忧患，即：很高比例的国人，在“审美”的这个事情上，苍白到几近“盲”！补充：这种“美盲”现象，跟基础教育密切相关。不是一点儿道理没有——在物质匮乏得多而却已经开始“拥抱世界”的三四十年前，也就是笔者的青少年时期，大多数家庭都还没条件让孩子“装扮”起来，但也没有必须要穿的很难看的运动式校服。基本上，只要不是“奇装异服”，可以想怎么穿就怎么穿。虽然，有些服装在老师们的眼里“招事儿”，但也就是说说，最多跟家长说说，到不了非按着让换掉的程度，更不至于上纲上线地把讲究穿戴跟“早恋”之类的做“硬连接”。其实，在所谓“相对开放”的那时候，限于普遍的物质条件和更普遍的审美水平，穿搭尤其是男生的穿搭，并谈不到“美”，甚至更多是显得滑稽、幼稚、沐猴而冠。但不可否认地，从青涩可笑的少年时走过来的我们，至少懂得了那些滑稽、幼稚、沐猴而冠，在适合的年岁，上了一堂很可能不可或缺的“试错”课。有些人生课程，必须得在该上的年龄去上。错过了，就错过了。
等到必须穿很难看的运动式校服的孩子们不用再那么穿，也不会再被按着脑袋剃“马桶盖”头、步入大学了之后，缺失了少年那堂很关键的“审美试错”课的他们，又把终于“熬”到手的审美自由，稀里糊涂交付给了畸形的“娘炮”文化！所谓“娘炮”文化，笔者所指，是曾经风靡、现在还未消散、在有些地区和领域仍很有“市场”的“男生女性化”或说“中性化”的审美——小鲜肉，就是这种文化的典型代名词！如果追溯，这种玩意儿，最开始源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交叠时候的日本。那个时代，对于日本来讲，是极彷徨的；那个时代的日本青少年，充满了跟他们民族性格很配套的畸形叛逆情结，从“少年队”的涂脂抹粉到“红白对抗”的男女混淆，搞得很疯，疯到了韩国，被“再加工”后，搭着“韩潮”扑进我国。由于种种内外原由，这种本来完全没有“主流”意味的畸形文化，得到了跟曾经的日本青少年有极类似的“迷茫的叛逆”情结的中国青少年的热捧。于是，大把男孩子、男青年，就闹着玩般效仿起来。这种事，很容易效仿，很不容易效仿到“像”。说容易效仿，是因为物质条件“跟得上”，只要有“样本”就可以照着来；说不容易效仿到“像”，是因为真的不是每个男孩子都适合那种审美。尤其是饮食结构和习惯都堪忧且严重缺乏体育锻炼的中国男孩，更难形成较为普遍“像”的“风”。试想，很胖的身材加很多粉刺（青春痘）的脸，按“小鲜肉”装扮起来，会是什么效果？那样的效果所构成的“感官形象”，会是“美”的么？不“美”的话，又会是什么？想来，多多少少，会有些许不知所措的“选择困难”吧。
（二）不易“收拾”的“妈宝”格局三年前，疫情还没正式“开展”的前夕，上高三的女儿忽而发烧咳嗽，赶紧带着去看急诊。前面有个大小伙子，被一个中年女人陪着，大致也是类似症状。整个就诊过程，和女儿看足了他跟陪同的中年女人的各种任性，看得还没满18岁的女儿暗自撇嘴。等他们就诊结束走了，轮到我们，等检查结果时就跟护士闲聊，得知前面那是一对母子，儿子也就是那个跟母亲各种任性耍脾气的大小伙子29岁。天哪！29岁！！还以为也是高中生呢！笔者在那个年龄上，已经结婚了，得不得病、看没看、谁陪着，母亲大人都一概不知了。就算她老人家知道、非得陪着，也不能让那样，本能的！更别说任性耍脾气了。特想跟那孩子说：小子，你tm过了跟妈耍脾气的岁数了！早过了！该活得像个……不说“男子汉”了，总得是个一撇一捺的“人”吧！而不再是“孩子”、宝宝、崽子……这就是典型的“妈宝”！当时，笔者就这样跟女儿说的。紧接着就联想地讲了大约十年前的另一个真事儿——女儿练习跆拳道，道馆很繁忙，她那堂课是紧接着上一堂的；上一堂下来的几个男孩子（时龄9～11岁不等）互相在更衣的时候高声调侃，语言中带着很多tmd，他们的母亲只顾埋头给他们更衣而不做任何“干涉”。没错，是“给”他们更衣，而不是“帮”他们更衣——他们几乎是没有任何动作的，任由“摆布”或说“伺候”，只管tmd、tmd地高声“对话”。实在非常惊诧于他们的妈妈们的那份淡定和“俯首甘为”。他们都到了tmd不离口的年岁，还处在生活不能自理的状态。古时候真真不会自己穿衣服的皇帝，大概也不至于在仆役为其穿衣时口吐污秽吧！当时就想，但愿他们长大后都懂得尊重曾经那么宠溺他们的母亲，嘴里的tmd，永远不会“赏给”那么“俯首甘为”的妈妈……
多少感到庆幸的是，据说，十多年前那样子的男孩中的绝大多数，都并没有叛逆到对母亲爆粗口，甚至，他们中相当一部分跟妈妈相处亲密，亲密到二十大几甚至“而立”之年，都还习惯躲在母亲身后，发个烧都要母亲陪着看急诊，还撒娇……就是说，他们大抵没“蜕变”成掀桌打碗、动辄摔门而去、胆敢闯荡天下的“混蛋”，而成了欲望远高于力量、基本谈不上“强度”、在大多数事情上缺乏甚或没有主见、把自己一切的不顺甚至不幸都甩锅给不管谁（妈妈首当其冲）就是自己“接不住”也基本没想过要去“接”的“妈宝”！二者——混蛋和妈宝，相比起来……怎么说？到了“出社会”的时候，混蛋会管家里要钱，说“我有用”、“别管”；妈宝会把工资交给母亲，然后由母亲派发很可能更多的生活费。到了婚恋阶段，更大概率，混蛋会带个妈妈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的女子到跟前，说就要她，她怀孕了，不要也不行了；而妈宝会让妈妈跟着一起去相亲。两种都不怎么样，但很可能，那个不管真假都被混蛋说成“怀孕”的女子，会跟混蛋至少“好上一阵子”；而看到母亲陪着相亲的妈宝，大抵，是个正常女人，都会望而却步。
（三）重男轻女的“伦理报复”有相当“可以去信”的资料讲，即便在“计划生育”最严格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还是相当普遍地存在“超生”现象；而且，社会“成分”的高低跟超生的严重程度呈反比；即，相对而言社会层次“低”的家庭，更容易超生和多次超生。超生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要男孩。想要男孩，在某些情境下，的确有“生存”方面的原因，但更多、更强大的动因，还是我们民族流传了至少三千年（周朝开始）的“宗法”制度及其派生的“传宗接代”理念。拿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例——那时候，超生是要罚款的。有的人家由于多次超生，被罚得倾家荡产、负债累累。之所以超生，是因为先出生的是、都是，女孩。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新民俗”，好不容易有了男孩，前面的姐姐（们）就得早早打工赚钱，把家里罚款的亏空补上，然后给宝贝弟弟挣出结婚的资本，以利“传宗接代”。很多今天被称作“扶弟魔”的女子，就是那样家里的姐姐（们）。扶弟，或许并不完全出于她们自身的意愿，而是原生家庭的要求。当然，这种要求，极大可能被以各种方式，从她们记事起，就被“植入”了灵魂，从而“生长”成某种“自觉”，即，她们由于家庭的深入、长期影响，骨子里认定对于弟弟负有相当沉重的“法定”责任。相应更“完美”的是，弟弟，拥有姐姐甚至很多姐姐的弟弟，家里唯一的男孩、香火延续的“责任担当”，也很“自觉”地认定理所应当得到家里和姐姐（们）出嫁后的小家所可以提供的一切。更、更“完美”的是，姐姐（们）嫁的，也大多是同类！于是构成矛盾、很多矛盾，以至于成为“现象级”的“问题”。
这类“问题”，如果说对社会发展形成“阻力”的话，就可以归结为重男轻女的“伦理报复”——自幼因为且仅仅因为性别而被过度呵护的男性，普遍自恃过高、自我中心，心理和生理都依赖性地需要照顾、迁就、容让、纵溺，到了该担责的年岁，却既无心也无力去承担。简单举例：我们这代人及更前面的男性，妻子临产，如果没能陪着，大抵因为工作方面的原因；而后来，就会很经常看到妻子在里面要死要活地生孩子，丈夫也就是正在艰难出生的孩子的父亲，却在医院的长椅上“葛优瘫”地玩手游，不容任何打扰的那种，医护喊很多声都听不见、不理会、因为被搅扰还会发脾气甚至投诉……网上很多人为中国男人鸣不平，说中国男人最老实，乖乖准备彩礼、挣房挣车，不然都不敢提结婚，跟外国人试试去，谁会这么老实本分……顺便，有些本身是女性却很同情男性的“专业人士”很有力地抛出“男人至死是少年”的说法，为男性中缺乏甚或没有责任心和相应担当能力的群体加持。设想一下，“至死是少年”的宽宥之下，本来就指望“被扶”的“妈宝”，还是被畸形的中性审美侵染的“美盲”，会是怎样的“综合形象”？实在是很可以冷静、不近人情地自审一下了。或许，从现在开始，尚不至于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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