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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魏晋往前走 近日，一本历史非虚构作品《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出圈”了，不管是专业历史学者还是大众读者的讨论都很多。此书横空出世，精彩绝伦地讲述了华夏文明的萌生与转型，从距今四千年前夏朝的出现，到三千年前商朝的灭亡、西周建立，时间跨度一千余年。当然，也有读者认为书中作者不少观点和考证都推翻了此前的一些甚至已经成为主流的历史观点，颇有些离经叛道。有读者在作者李硕的豆瓣主页留言：“从未想过以这样的方式亲历历史”——那么，作者究竟写了什么呢？ 正当笔者打算约采访时，忽然看到“《翦商》作者李硕身患绝症”的报道。李硕2月18日在巴基斯坦小城首次发病倒下，在当地医院躺了四天被抢救回来，于2月25日回国，目前一切医疗手段都已经失去作用。有朋友询问，他只回复三个字：胆管癌。这一风云突变的消息令人错愕，久久无法回神。思虑良久，还是觉得值得一写，就从他的书讲起。 李硕不是一开始就写上古历史的。此前出版的《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既是他研究魏晋史的博士论文，也从中看出他探索历史的一种不同寻常的眼光。书中不乏传神之笔，不仅发挥戍嗣子的鼎和铭文了他战争史研究的专长，更是将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问题融会贯通，去探索一些根源性的历史疑问。接下来，李硕的《孔子大历史——初民、贵族与寡头们的早期华夏》沿着这一轨迹，走向了更早期的华夏。他的志向远不止想构建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充满人性的、还原时代背景的孔子，更在于其通过对孔子生活抽丝剥茧的分析，找出春秋这一关键时期对于中国古代几千年历史形成和华夏民族特点的影响。  李硕的豆瓣头像。  李硕的博士论文改写成的《南北战争三百年》。 李硕的思考中，春秋时期也出现过稳定的世族政治局面，跟西欧相比，中国的“贵族时代”为什么结束得那么早？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又是如何一步步变成为君主集权政治服务的帮手，士大夫与帝王的本质冲突是如何形成的？这部作品锋芒毕露，看似写孔子，实则在写从周到战国的政治变迁。李硕看来，从全球范围内，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都是个“特例”，因为专制皇权与官僚机构成熟得太早了，这种“早熟的政治体制”对中国后世的影响直到今天。 无论结论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本身就是叛逆且大胆的。在讨论孔子的这本书中，李硕在篇末收录了一篇“外篇”《周灭商与华夏新生》，孔子祖先就是商朝人，研究孔子，免不了究其身世。沿着孔子仰望的周、商，一路向更远古的时代摸索，李硕开始触及一个新问题——为什么在商朝的墓葬中出现了大量的、残忍的、令人难以理解的人祭行为，而周灭商后，却突然废除了这样的习俗？ 华夏早期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在史料中出现了大量的空白，有时几十年，有时几百年，考古工作者经常因为新近发现的墓葬推翻了此前的全部推理，而如二里头、良渚等重大考古发现又存在着巨大的偶然。周与商虽然是前后相继的两个朝代，但是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两种民族性格，也对后来的华夏文明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后世将一切归咎于商纣王酒池肉林、昏庸无道，武王伐纣、姜太公钓鱼、周公吐哺建立新王朝的半历史半传说，也无法细究其中种种矛盾之处。比如李硕常常在综合种种材料分析后，发现连司马迁的《史记》中都有对先民的生活存在的种种错误想象，更何况距离历史现场两、三千多年后的当代人了。 水到渠成，便有了《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一书。  《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李硕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商到底“可怕”在哪 考古学者、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看《翦商》之前想：我们这片扑朔迷离、难啃难缠的上古史领地，一个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毛头小子既然放出话来要写，那就必须以专业的角度严格审视。没想到读完后，许宏用“震撼”二字形容：“李硕是讲故事的好手，从引子开始翻了几页，我就被吸引住了。” 许宏被什么“震撼”了呢？书一开篇，李硕就复原一场殷商晚期的祭祀仪式。在此请允许笔者直接引用许宏先生在序言中的一段文字： “然后开始杀人”——“震撼”的感觉就是从读到这几个字开始的，“第一轮杀了19人……这次至少杀了29人……然后是第三轮杀人。这次杀了24人……”作者平静地按时间顺序，细致地描述了殷墟祭祀现场发生的一幕幕。这用的可都是我们颇为熟悉的考古发掘材料啊。然而这次，我被震住了。没有人这么写过，怎么此前没有读出画面感呢：“……多处人祭坑留有蓄意虐杀的迹象，尤其当人牲数量不足，献祭者还会尽量延缓人牲的死亡，任凭被剁去肢体的人牲尽量地挣扎、哀嚎或咒骂。”这种带有声音的、残酷的画面感，只能用文字来表现。 许宏反思：在那些枯燥的数据和冷冰冰的叙述面前，我们曾“麻木”地做过“研究”。作为专业学者，李硕“在本书中所描述的，都是我这个在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考古领域熬至'资深’的学者所耳熟能详的，但他的视角和写法却又使我耳目一新：他赋予了我们熟视无睹的诸多场景以画面感，他推出的若干结论你没想过，但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李硕并不是无目的地吸睛，书中不厌其烦地梳理殷商时期各种墓葬，描述在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和场景下人所遭受的非人虐待，其中大有可挖掘之处。比如他举例的一个特殊的祭祀坑就位于殷都宫殿区以东数百米的后冈，1959年被首次发掘，时任中国科学院的院长郭沫若推测这是一个杀害奴隶的祭祀坑。随着时间推移，三层圆形的祭祀坑被层层发掘，李硕判断它包含的细节很多，作为祭祀坑，有不少难以解释之处，”杀人献祭者的动机，就藏在细节之中”。 三层尸骨最下层是散碎的人骨，一些遗体身上还佩戴有海贝，或口中含贝，这是属于有一定身份的人的私有财产；第二层坑内撒有朱砂粉，这层伴随海贝的人更多，死者朝着东方跪拜、伏地，有人佩戴玉璜，这一层躯体保全相对多些，李硕推测“可能因为地上举行献祭的人群逐渐吃饱了”；最高一层死者身份最高，除了佩戴玉饰，还有一些青铜器作为随葬品。铜鼎的铭文显示它的主人叫“戍嗣子”。最上层的成年男性保持了双手掩面的姿势，很可能是某位氏族的嫡传族长，可能属于某中等贵族。这次被献祭的家族虽然全部被杀，但杀戮方式不同，有些甚至能得到某些“优待”。 李硕分析，在商的祭祀传统里，可能献祭人牲的身份越高，就越能取悦先王诸神。戍嗣子一族可能因为为纣王办事得到鼎的赏赐，跻身贵族，又因为得罪纣王而被残忍灭族。李硕写道：“可以发现，主办者对于这次献祭有充分的准备，从祭祀坑的制作到每个杀祭步骤，都可谓一气呵成，它不是简单的屠杀，尸身摆放、撒朱砂、填土、打碎陶器、放入各种祭品等环节，都执行地有条不紊”。 这样的行径在周代以后的历史中被刻意抹去，倘若没有这本书，可能在美好的想象中，先祖们过的是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而我们永远也无法触及上古时代那些残酷的真相。  戍嗣子的鼎和铭文。 打捞失落的文明 李硕将周灭商的过程称为“翦商”——周文王学习了商人的易卦占算技术，发展出《易经》的卦、爻辞体系，记录周文王亲历和认知的诸多事件，最终目的是推算“翦商”的战略。在《易经》中，文王最关心的课题是如何灭商，但这是极度危险的（当时周还是商的边陲附属小国），绝不能言明。其中《坤》卦有句“含章可贞”，根据文史大家高亨先生考证，“含章”二字就是“翦商”，“含章可贞”的意思就是：翦商之事可以通过占卜来预测。“翦”与“剪除”的“剪”同音，本意是指初生的羽毛，引申为将羽毛齐根剪去——周文王、武王、周公等几代人的努力，便是要讲以神鸟为图腾的商的文明印记在中华大地上去除干净。 人祭行为在华夏文明的起源阶段非常活跃，这也引出几个问题，首先是这种风俗是如何退出历史记忆的。以往大多数学者似乎默认，它是逐渐地、自然地、不知不觉地退场的。然而随之而来更触及本质的问题是，人祭的理念从何而来？当先民从部落时代走向早期国家和文明的过程中，战争和人祭是不是“必要的恶”？不这样，是否人类就无法进入文明时代？ 李硕对比了公元前2世纪开始的古罗马角斗士产业、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人等同样有人祭传统的古代文明，发现这些文明中人祭行为的消失都有着外来文化的干预。殷商则不同，周灭商后，人祭被周人消除，但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了世俗的人文主义的立场，与极端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鬼神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而正是这种理念，奠定了后世中国文化的基础。 李硕看来，从龙山时代、夏代到商代，是华夏文明的最初阶段，他称其为“华夏旧文明”；在周族崛起并灭商后，周公旦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并抹去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进而开创了和平、宽容的“华夏新文明”，一直延续至今。 最早对于殷商这段尘封往事进行追索考证的并非现代人，而是殷商后裔、儒家“六经”的编辑者孔子。孔子距离纣王和周公的时代仅五百年，“六经”保存了一些真相，但也有意地掩盖了另一些。李硕认为，这是孔子在探索到真实历史后作出的决定，要继续周公的事业，重塑华夏文明。孔子编辑儒家“六经”，系统整理周公的理论成果。周公和孔子塑造了儒家学派，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代。  李硕在《孔子大历史》中称春秋时期为贵族的“寡头共和”。 天妒英才留遗憾 这几天看了不少关于李硕其人其作的文章。他的好友在《悼李硕》一文中透露，李硕在创作这本书时看了很多活人殉葬的历史材料，“感觉自己心理状态出了问题，整个人都有点抑郁了”。尽管李硕此前出版过不少作品，但当他从新疆大学辞去教职后，只靠之前出书的版税生活，他曾与朋友坦露靠写书养活不了自己，接下来还打算回学校教书。 李硕在北大念书时的舍友韩巍曾在文章中忆二十多年前两人被选在了北大为了培养新一代“大师”而组建的文科实验班，那时李硕“从不安分，喜欢看书兼'胡思乱想’，对各行各业都感兴趣，喜欢跟各种人打交道”，两人时常激烈讨论《左传》等作品，作为朋友，他批评李硕缺乏“专业精神”，是无门无派的“野路子”，但是他佩服李硕总会对一些问题有独到看法，能给出跟纯粹学术圈人不一样的研究视野。 在北大念书时，两人都是进城青年，未来一片迷茫，不知路在何方，大二或大三的一个冬天，他们半夜冒着半尺深的鹅毛大雪在圆明园深一脚浅一脚地逛，人都冻僵了，喝二锅头取暖，印象里，“二十多年过去，北京好像再也没下过那么大的雪”。 后来李硕做过纸媒、出版，大江南北跑遍了，又回到学术圈，在清华历史系读博。他的导师、清华历史系教授张国刚曾提到，博士毕业后的李硕本可以留在内陆高校，但他却选择到西北边陲去工作。张国刚知道他是有情怀的人，有自己高远的理想和学术追求，这些年虽难得见面，但知道他一直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笔耕不辍。多年过去，李硕仍然是个“一直跟着感觉走”“好奇心太强”“对于开拓新领域抬不畏难”的人。 现在我们知道，李硕患上了一种极为凶险的病，并且打算放弃治疗了。对于疾病，他十分无力，又不愿伤感。他告诉朋友们：“我活着也很少能享受生活，总忙忙乱乱操心下面写个什么，现在总算能休息了。请朋友们别问候我，甚至不必评论，因为已经没有心力回复”。 “《翦商》的火爆估计连李硕自己也没想到，毕竟半年前他写完的时候，还觉得光靠稿费没法养家糊口，”李硕的朋友透露，在这本书成功地开创了“李硕中国史”系列，按计划接下来他打算写秦汉了——我们还有机会读到吗？ 李硕读者众多，笔者检索几大网络购书平台时发现，他以往的作品竟然全部被买断了货。这令人有些热泪盈眶。他一直不愿告诉读者甚至朋友自己的病情，大家却因为万里之外纯粹的灵魂碰撞而去阅读他的作品，这可能是作者与读者之间最好的一种相互救赎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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