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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德林改造期间，曾经的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的老同学、老部下陈长捷，当着众人的面，不止一次地怒骂傅作义：“要我死守天津，战至一兵一卒，他却贪生怕死，在北平搞和平起义，我算是把他看穿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家伙，一个不知羞耻的东西！” 陈长捷每次骂到这里，站在一旁的原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著名的顽固分子、一根筋黄维，总会站出来添上一句：“你不在天津硬打，他在北平的谈判桌上就没有筹码，所以，他还是一个玩弄权术的政客，一个损人利己的小人！” 傅作义与陈长捷的恩怨，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大时代下又一次鲜活的历史重演。傅作义是陈长捷的官场恩人，昔日两人同在保定军官学校第七期骑兵科深造军事，可能还是同一间宿舍的上下铺。论打仗，陈长捷也算是一员猛将，但比起傅作义还是有一些差距，无论是跟阎锡山，还是投蒋介石，实质上他最终都是跟着傅作义混的。 1948年6月，陈长捷在调任天津警备司令之前，在后勤部门干类似“仓库保管员”的闲差，很不得志。傅作义调他来帮自己守天津，其中既含人情，又讲利益，但归根结底恐怕还是利益讲得多一些。 关键时刻，最好且知根知底的朋友，究竟是拿来倚重的，还是拿来利用的？ 傅作义给我们鲜明地上了一课。 没回过味来，就是倚重；回过味来，就是利用。 有人说，傅作义本心并不想利用陈长捷，一切都是因为误判。傅作义以为陈长捷至少能守住天津几天，照他的谋算，如果陈长捷守住了，最终他是可以拉着兄弟一起上岸的。哪里知道，陈长捷在天津构筑的铜墙铁壁，只扛了29个小时，就彻底崩溃了。 这种说法，看似有几分道理，其实是经不起推敲。深入地看当时平津战役的态势，天津挡在北平前端，双方都很清楚，此地必有一战，分出胜负才能决定大局走向。林罗刘在兵力绝对占优的情况下，绝不可能让攻城陷入僵局，而傅作义呢，实际上是把陈长捷抛出去当筹码了，所谓坚守住就有办法，那是假的，多守一天多一点筹码，那才是真的。换一种更残酷的说法，在傅作义那里，他的真实想法应该是这样的，陈长捷成为炮灰之时，才是他真正坐下来谈判之刻。总之，那一时刻，老同学陈长捷是拿来垫背的。 在当时那种大局面下，陈长捷如果识时务，政治敏感性高，善于玩弄权术，其实他是有机会反过手来将傅作义装进袋中的。只可惜，性格使然，他的后半生注定只能是一场悲剧。 刚到天津赴任时，陈长捷便对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声称：“我是来打仗的，其余的一概不是。” 这话说完几个月，天津形势急转而下，杜建时提醒陈长捷，防守天津是死路一条，与其等死不如突围转移。 比起战场起义，主动求和，杜建时的建议不失为另一种识时务，担任天津防守的国民党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甚至表示，愿意立即行动。 然而，陈长捷却郑重地向他们表示：“如天津防守部队撤走，将置北平于死地，你们若不为傅总司令、蒋委员长负责，我只有自杀。” 陈长捷之所以能说出这话，除了士为知己者死，还说明他是相信傅作义的。 因为想的很纯粹，当他兵败被俘，傅作义摇身一变成为新中国座上宾之后，他才会对昔日老友深恶痛绝。 1959年12月4日陈长捷被特赦后，傅作义曾在西单鸿宾楼单独宴请陈长捷。那天中午，傅作义早早恭候，陈长捷姗姗来迟。见面之后，陈长捷甩出冷冷一句：“按照我过去的脾气，今天是不会来的。可是在共产党监狱改造十年，脱胎换骨，把脾气也弄不见了。” 傅作义哈哈大笑道：“你我是保定军校的同班同学，你的火暴脾气，我还有不知道的么？好在你通情达理，大人大量，所以我必须告诉你一句话，这是埋藏在我心里长达十年的秘密。” 陈长捷依旧阴沉着脸：“有屁就放，有话就讲！” 傅作义神情凝重地说：“天津战事，我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因为，平津全局动向，已趋和平之势，结果由于我的犹豫，造成一战一和，既给天津人民带来灾难，也给同窗挚友带来不幸······” 听到这一席话，陈长捷眼眶湿了，他主动伸出手来，与傅作义握手言欢，尽弃前嫌。 但另有一些人认为，就凭傅作义这一番场面上的话，陈长捷不可能原谅他。仗义的人，往往执拗，说他们冰释前嫌，只是对历史的粉饰罢了。 令人唏嘘的是，尽管陈长捷在死守天津一事上对得起傅作义，从某种程度上算的上为友尽义，一般来说，这样的人在坊间往往会得到好评，但陈长捷好像是个例外。 这是陈长捷另一个悲剧的地方，盖其原因，陈长捷这个人，除了仗义执拗，他还有偏激暴虐、胆大妄为的一面。 死守天津时，他曾犯下两项无法原谅的罪行，炮轰南开大学，对师生差一点酿成屠杀惨剧；放火焚毁天津北郊的宜兴埠，残害了许多无辜百姓。 不能说这是直接原因，但肯定是无法摆脱的历史枷锁，陈长捷最终的命运很惨，1968年杀妻后自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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