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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名遇害传教士墓葬成谜 美国南方浸信会传教士花雅各（James Landrum Holmes），1836年5月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普利斯顿。从哥伦比亚学院毕业后，花雅各于1858年7月结婚，次月，新婚夫妇受美南浸信会派遣到中国传教。他们于1859年夏天经上海到达烟台，成为最早来烟台传教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 1861年10月初，东捻军攻占了福山城，后突破清军夹河防线，于10月7日冲进宫家岛、珠玑等村烧杀，仅宫家岛村就有36人被害。当时花雅各夫妇正住在珠玑村，花雅各与另一名在珠玑传教的美国圣公会牧师贝克尔（T.M.Parker）一起前去劝阻捻军，不料二人遇害，时年花雅各年仅25周岁。
花雅各 花雅各遇害后，其夫人迁往登州继续传教，1887年7月回国。1906年，美南浸信会在烟台大马路筹建教堂，美国人席曼出资4000美元，要求将教堂命名为“霍姆斯纪念堂”，以纪念好友花雅各。1912年教堂建成，可容纳800人，是当时烟台最大的基督教礼拜堂。 而两名遇害美国传教士葬在哪里成了一个谜。有人说葬在珠玑村，而清末及民国年间在烟台的西方人写的《烟台历史一瞥》及《十九世纪后半期基督教新教在烟台的传播》等文章都记载两名传教士葬在崆峒岛，有人还提供了抗战前美国亚洲舰队来烟台消夏时，3名水兵洗完海澡后在花雅各墓碑周围的照片。
在花雅各墓碑周围拍照的美国水兵 我在幸福镇政府工作时，曾是崆峒岛村的包村干部，几十次进岛，对崆峒岛的历史地理比较熟悉，还写过多篇有关崆峒岛的文章，却从来没听说过岛上有传教士墓地的事，便打电话向岛上多人打听，包括曾担任过崆峒岛村主管会计及支部书记的王德连先生。王老80多岁，有文化，好历史，头脑清醒，记忆好，他肯定地说，崆峒岛没有传教士墓地。 我于是写了《遇害美国传教士墓葬之谜》一文，刊登在2018年5月9日的《烟台晚报》上。 1 掌握重要线索，初探陀螺顶受阻 文章见报后不几天，晚报编辑打电话给我，说一个叫韩黎的读者看了报纸后找到报社说，他知道传教士墓地在哪里。 我马上与韩黎老先生联系，韩老告诉我：1946年时他还是中学生，这年暑假，他和两个同学找了一只舢板，从烟台港摇着到了崆峒岛西面的一个小岛上。登岛后惊奇地发现，岛上有一块墓碑，碑上刻着英文，他们都看不懂，墓碑的形状很像晚报照片上的那块。 我急忙打电话给王德连老先生，询问崆峒岛西面哪个小岛上有外国人的墓地？这一问，王老想起来了。他告诉我，他十多岁时，岛上缺吃少穿，烧草也困难，有一天，他和二哥跟着父亲摇船到西面的小岛陀螺顶搂草，上岛后发现海边有一块刻着外国字的墓碑，当时他还想怎么有外国人埋在这里。这件事过去了60多年，要不是有人问还真忘了。 第二天，王老又给我打电话，说他想起来，陀螺顶上有两块外国人的墓碑，东面的那块位置稍高，西面的那块位置低，离海水近，涨潮后可能被淹。综合两位老先生的话，我几乎可以确认，花雅各和贝克尔就葬在陀螺顶上！ 从事外事工作的友人老吴业余时间热衷于研究烟台开埠及传教士在烟台的有关问题，当听到遇害美国传教士可能葬在陀螺顶的消息后，他很兴奋。几天后，老吴找了条快艇，约了我们七八个对传教士问题感兴趣的人，其中包括两位外地的教授，一起到陀螺顶，我特地邀请王老当向导。我生性不浪漫，过去从没买过鲜花，这次破例到花店买了两束，准备登岛后献给两位为了保护中国人而遇害的异国传教士。 到码头时，天气很晴朗，不过一会儿海面就起了雾。海上经验丰富的王老认为不安全，决定不去了，劝我们也不要去了。我们几个是“山猫子赶海——不识潮汐”，再加上寻找墓碑心切，所以坚持要去。 快艇启动后，大家的心情很好，说说笑笑的。由于海面上有雾，看不太远，快艇差一点撞在挡浪坝上，驾驶员就势掉头回去了。我非常遗憾地将鲜花抛在海中，算是对两位传教士的祭奠。 1 再探陀螺顶，墓碑终于找到了 时间转眼过去了一年，我心里始终惦记着这件事。8月3日，我向崆峒岛村王仲平书记要了条快艇，又与老吴、鲁东大学的几位教授及烟台文史专家解焕新等人前往陀螺顶。 这次不仅艳阳高照，而且风平浪静，快艇用了10多分钟就到了目的地。
陀螺顶（红圈处为传教士墓碑位置） 陀螺顶是崆峒岛西面的一座岛屿，距陆地最近点3.7公里，距崆峒岛3.5公里，东邻担子岛，东西走向，长340米，宽120米，面积4万平方米，岸线长920米，最高海拔39.6米。因离崆峒岛较远，所以岛民很少有人去。 在陀螺顶东端下船后，我们急匆匆地登岛寻碑。岛东部不太陡，我们上下仔细寻找，一无所获。 岛中、西部很陡峭，我们当中只有一个身手敏捷的同伴爬了上去，其他人根本不敢爬，我与解焕新便沿着海边向西走。 走不多远，解焕新就发现了一块汉白玉碑座，激动地喊了起来。我发现在碑座西面约十二三米处有一大块很标准的石岛红花岗岩半卧在蛤皮蛎壳中，也高兴地喊道：“那也是一块碑！”大家纷纷围过来仔细看。
东面的碑座 东面那块碑的碑座、碑身都是汉白玉的，是中国传统的墓碑形制，可惜碑身不在了，只剩下了根部；西面的那块，碑座是混凝土的，碑身高约1米，宽、厚都是0.5米左右，石岛红材质，很厚重，被人推倒，碑身正面朝下卧在碑座南面。 我们没带工具，只好在岛上找了几块海水潮上来的木板，顶着烈日，汗流浃背地扒拉墓碑四周的贝壳，用了很长时间将墓碑翻了过来，发现碑上有6行英文，上面4行很清晰，与照片上的完全一致，肯定就是传教士花雅各的墓碑，下面两行有点模糊，好像被人磨了。这样看来，碑身遗失只有碑座的那块应该就是贝克尔的墓碑。
花雅各的墓碑 终于找到墓碑了，我们都兴奋异常。两位传教士的遗体应该就葬在墓碑周围不远处，现在看，说崆峒岛有或没有传教士的墓地都对：说有，是因为他们葬在崆峒列岛上，说没有，是因为他们没葬在崆峒主岛上。 1 两名传教士为何葬在荒岛 陀螺顶全是坚硬的岩石，挖开很困难，涨大潮后海水能将墓地淹没，其实很不适合安葬死者，那么，花雅各二人为何还要葬在这荒凉的小岛上呢？ 有人说当时清王朝禁止外国人死后在陆地埋葬，但我对此存疑：如有此规定，那么死在四川、甘肃等地的外国人到哪里安葬呢？1858年的《天津条约》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开埠城市“拥有居住、购买和租住房屋的权利，允许在购买及租赁的土地上建筑教堂、医院以及墓地”；1861年，传教士丹福斯的夫人在登州去世，当地教会向政府申请了一块土地作为传教士的墓园；清末时毓璜顶北坡等地都有外国人的专用墓地。再说，即使不能在陆地安葬，也可以葬在崆峒岛呀，那里条件要好得多。1860年，法军就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战死的18名官兵葬在崆峒岛——所以不存在不许外国人葬在陆地的问题。 我揣测，可能是当时基督教在烟台还受排斥，花雅各的同伴们害怕他们死后再受到侮辱，所以既不将他们葬在陆地，也不葬在崆峒岛上，而是葬在了人迹罕至的陀螺顶，彻底避开人世的纷扰。果真如此，那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寻碑六人组 看着两块墓碑，我不禁伤感起来：面对捻军，花雅各和贝克尔二人挺身而出，劝说他们放下屠刀。他们是为了保护中国百姓而死的，死后孤零零地葬在荒岛上，与海浪海风为伴。他们有后人吗？但愿其后人能得悉这一切，让他们魂归故里。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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