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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街·烟台邮话 | 它在青岛足足等了9个月,还是没能寄达烟台

 新用户339933 2023-03-27 发布于山东

烟台晚报烟台街,一条有故事的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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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28日,一封航空信件由国统区的上海寄往烟台,封上贴中山像拾圆邮票3枚,邮资合计30圆(图1)。寄件人名址翻译过来是“上海639号邮箱 扎马托尔斯基”,收件人名址为“烟台37号邮箱 史米德”。

图1

日本投降后,青岛被国民党接收,至1946年,青岛沧口机场已有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开辟的7条航线。当时山东境内有济南、青岛两处机场,青岛是离烟台最近的机场,故信件于5月2日抵达青岛,盖中英文日戳(图2)。

图2

当时烟台已经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此信在青岛等待了大半年后,终因邮路不通而未能寄达。

收件人史米德

在烟台待了大半辈子的德国商人

关于史米德其人,目前无法查到他的生卒年份及履历,也没有找到他的照片,但在烟台开埠商业发展史中,他是一个值得记载的人物。

1936年出版的《烟台通志》一书中,在“德国盎斯洋行”条目下有这样的记述:“烟台的德国盎斯洋行(O.H.ANZ & CO,),创办于1886年,是烟台最早的外国公司之一,也是最大的外国公司之一。现在的合作经理人是巴斯克(M.A.W.Bussc)先生和史米德(C.W.Schmidt)先生,他们在烟台居住都已超过35年。”

按照成书于1935-1936年的《烟台通志》的记载,史米德在烟台居住已超过35年,也就是说,史米德最晚在1900年即已来到烟台。

事实也是如此。史米德曾应邀在芝罘俱乐部发表著名的演讲《Glimpses of the History of Chefoo(芝罘历史一瞥)》,文中三次提到他是1900年来到烟台的。这篇演讲稿有烟台仁德洋行印制的27页小册子存世,时间是1932年10月。

在《芝罘历史一瞥》的演讲稿中,史米德对烟台历史、人文、宗教、贸易等诸方面均有详述,特别是烟台开埠后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几乎都详列其中,虽然个别记录有误,但仍为今人研究烟台开埠历史的宝贵资料和依据。

关于《芝罘历史一瞥》的成稿时间,因为其中谈及的多为1910年以前的事件,故有人判断成稿时间在1910年左右,1932年方刊行。我个人以为,1932年刊行时间应为成稿时间,理由有三:

一是既为“历史一瞥”,当然以历史事件为重,1920年前后的事件几乎没有提及,也属正常;二是史米德1900年来烟,假如1910年左右成稿,仅仅10年时间,他对于烟台的了解以及本人资历,未免尚欠火候;三是演讲稿中称朝阳街为“卡皮莱大街”,同样的称呼,也出现在1935年成稿的《烟台概览》(1937年出版)一书中,“卡皮莱大街”的称呼只出现在上世纪30年代的文献中。

史米德在芝罘俱乐部演讲的同时,分发了这本小册子,是比较合理的解释。

演讲稿中关于烟台邮政方面的叙述可谓详尽,如数家珍,可见史米德对烟台近代邮政发展历史十分了解,堪称内行。文中记述了烟台海关邮政、大清邮政、烟台商埠邮政、威海卫专差邮政、各国在烟客邮局的概况,对具体业务办理、办公地址、创办起因、营收状况等都耳熟能详,描述十分专业,可见是一个地道的“行内人”。

文中还几次提到邮票的话题,如,威海卫英方行政长官欲寻找威海卫专差邮票,作为送给英国女王的礼物。“就集邮爱好者而言,烟台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他直言道。有理由相信,史米德也是一位资深集邮爱好者。

史米德具体来华时间不详,目前可以查到的资料,是1874-1875 年间,曾入职上海浦东旌旗木行(POOTUNG LUMBER YARD)(图3),1879年任木材测量员。1900年,史米德来到烟台,1912年加入烟台盎斯洋行(图4),1914年起为该行批发商,1926-1941年《行名簿》署名“合伙人”。

图3

图4

史米德除了与盎斯洋行的合作之外,还在烟台担任一些社会职务,如1929年起担任烟台外国丝绸协会(Chefoo Foreign Silk Association)理事,1932-1941年连任该会副会长。

1935年一度担任烟台挪威领事馆(Norway Consulates Chefoo)代理领事。

1937年2月11日,上海《北华捷报》报道:史米德夫妇从烟台到达此地,过一个短暂的假期。

烟台沦陷后,史米德作为德国人,应没有受到冲击。按照其1900年来到烟台,直至寄给他信件的1946年,史米德在烟台待了至少46年。史米德具体何时离开烟台、去往何方,无从查考。

寄件人扎马托尔斯基

逃亡上海的俄国犹太邮商

前面说过,有理由相信史米德是一名集邮爱好者,这封寄给他的信件,正是当时在上海的俄国犹太裔邮商扎马托尔斯基寄出的。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在世界各地迫害、屠杀犹太人,在欧洲有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世界许多国家对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有2.5万犹太人迁移和逃亡来到上海,上海成了当时犹太人的诺亚方舟。扎马托尔斯基就是在此期间来到上海的。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原址是1907年建造的一幢私宅,1927年由俄罗斯犹太人集资将摩西会堂迁入,成为一所供俄罗斯犹太人和中欧犹太人使用的会堂。二战期间这里是犹太难民的宗教活动中心,成为他们经常聚会的场所,支撑着他们的信念和生活下去的勇气。

纪念馆的“上海犹太难民名单墙”上,目前录有18578位,其中就有扎马托尔斯基的名字。

关于扎马托尔斯基的信息并不是很多,包括他的生卒时间、从哪里来到上海等等,只能将一些散落的历史资料碎片聚拢在一起,复原其在上海的大概履历。

能够见到扎马托尔斯基在上海最早的信息,是其在《亚细亚邮刊》创刊号上刊登的小广告:Szamatolski,租用上海639号邮箱,“现金交易成套中国航邮”,这期《亚细亚邮刊》创刊号出版于1939年6月,说明其最晚在此时已在沪业邮。后在南京路59号开设费士泰哥远东邮票公司(“Festaco”Far Eastern Stamp Co.),1940-1941年邮票公司题名《行名簿》(图5)。设在上海的旅华俄国邮票会1941年的会员名单中,收录有扎马托尔斯基的名字。

图5

目前见到的扎马托尔斯基制作的邮品,以实寄首日封为主,大都是在上海实寄给本人的,封上印有新邮说明文字及公司名称与地址,设计上简洁明快。扎马托尔斯基制作的邮品留存并不算多,在沪上邮商中知名度也不高,可见其邮票公司规模不大。

扎马托尔斯基1948年仍在上海,图6为其制作的首日实寄封,时间是1948年7月5日。1949年扎马托尔斯基移居德国汉堡,可以看到他1949年9月30日制作的德国首日封。

图6

扎马托尔斯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对中国邮票依然一往情深,仍然喜欢收集中国首日封,从中国集邮公司订购邮品。图7是1959年10月1日寄给他的建国十周年纪念邮票首日封。1966年“文革”开始,集邮活动被禁止,首日封停止发行,但仍可见1967年中国集邮公司寄给他的集邮封。

图7

这封1946年寄给史米德的信件,虽然原内信已不存,但极有可能是求购解放区邮票的。作为集邮爱好者的史米德,此前与扎马托尔斯基有过联系,或者在其处订购邮品,此时身处解放区烟台的史米德,正是扎马托尔斯基收集胶东解放区邮票的绝佳人选。

1946年的国共通邮

1945年8月15日下午3点多,正在牙前县郁都村(现属牟平区)劳动的胶东区战邮管理局干部彭宾和同事们,接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大家兴奋异常,跑步回到了局里。局长戴开文向大家宣布:日本投降了!管理局机关进驻莱阳城。组织战邮人员随前防司令部前往青岛,接管青岛市的邮政工作。

1个小时后,彭宾与其他3位同事即到前防司令部集合,连夜赶往青岛。经过1天两夜的急行军,第3天拂晓前,到达离青岛还有百余里的即墨。上午8时,上级传来消息:青岛已被国民党接管,我方进不去了。

此时,驻烟日伪亦拒不向我胶东八路军缴械投降,我军遂开始围城战役。与此同时,烟台战时邮局在郊区成立。由于烟台市沦陷后,一直被日伪侵占,故烟台战邮局是胶东战邮成立最晚的一个县级邮局。8月24日,烟台解放,烟台战邮局马上进城开展业务,调原北海区战邮局局长孙仲凯任局长、张德福任副局长。

对于原中华邮局的接管,山东省战邮总局1945年8月20日发布了《山东省战邮总局管制旧邮工作的指示》,之后又陆续发布补充指示,对中华邮局财物接管、工作开展、人员安排等都制定了指导性意见。

总体意见是对原中华邮局人财物全部接收,实行军管,派战时邮政特派员入驻,登记财物、监督工作、检查邮件,业务照常办理。原邮局人员中,日(本)(朝)鲜籍按俘虏交军区,汉奸特务交公安部门,其他人员原则上留用,待情形稳定后,再予调换和培训。

胶东战邮局据此对管制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把烟台一等邮局和威海二等邮局作为重点,分别配备了邮务、发行、会计、书店和若干交通人员前往接收。

烟台一等邮局接收时,先了解了邮局的基本情况,将其局长招至市政府,向其申明我方接收原则与意义后,当即协同市委、市政府人员返回该局,召集主要人员,指出其伪化与执行国民党曲线救国的错误行为,打破其正统观念,然后即进行接收。

为稳定他们的情绪,对民主政府的宽大政策也详加说明,要他们照常工作,同时每人先行发放百斤粮食予以救助。

至10月25日,胶东区33个三等以上邮局,除即墨因没有解放外,32个被我方接收。

1946年1月10日,国共签订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2月,经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磋商,国共实现通邮。3月,针对当时业已和平的局面,山东省要求各级战时邮局撤销“战时”称呼,与中华邮局合并办公。4月,烟台战邮局局长孙仲凯改任烟台一等邮局局长,张德福任副局长。

扎马托尔斯基给史米德的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寄出的。

国共虽然实现名义上的通邮,但国民党方面对通邮多加阻扰,对我解放区寄往国统区的邮件,采取涂抹我邮票、不承认邮资、加倍罚款等行为。部分地区,因国共摩擦不断,局部小规模战斗时有发生,邮路时常处于阻断状态。

及至当年6月,国民党又单方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我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这就造成当时国共虽然已通邮,但青岛与烟台国共双方并未实现邮件交换。

此信1946年5月2日到达青岛,在青岛一直等待机会转往烟台,但无奈邮路一直不通,在等待了9个月后,加盖英文“MAIL ROUTE TO DESTINATION”(邮路终点)戳记,意即邮件到青岛后,无法再寄往烟台,退回给上海原寄件人,有上海(1947年)2月2日商码邮戳。

(部分资料由苏州集邮家金问涛、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曲德顺提供)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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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烟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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