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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史 科幻批评的起源：从开普勒到威尔斯（六） 阿瑟·B·埃文斯/著 苏湛/译 在此类“非常”小说的解释学结构中，这种把逼真性作为枢纽式要点的观念——例如，现实主义地描绘“奇异事件”并随后“观察像我们一样的凡夫俗子如何受到这些奇迹的影响”，以便最终，在读者心中“开启新思想的列车和运河”——在不久之后，不仅将成为从十九世纪到今天的大量科幻写作的基础性叙事秘诀，而且也会成为大多数科幻批评用以解读作品的试金石。 例如，埃德加·艾伦·坡在他的《汉斯·普法尔独一无二的冒险》(1835)的附加“注解”中，严厉批评了洛克声名狼藉的《月球骗局》和其他此类“把戏”，说它们完全缺乏逼真性，并下结论说： 这些多种多样的“小册子”中的目标总是讽刺性的；它们总是以描写月球人的习俗，并与我们的习俗进行比较为主题。在这些作品中，没有一部能在旅程本身的细节上实现任何“表面的合理性”。作者们，似乎在每一个实例中，都完全没有对天文学表示尊重的概念。在“汉斯·普法尔”中，因为考虑要在逼真性上进行一次尝试，故而应用了地月间实际旅行所需要的科学原理(只要这门学问的古怪性质允许)，这种设计是首创的。 ” 夏尔·波德莱尔，非凡的诗人、1856年坡作品的第一个法文译者，用以下描述介绍了坡的故事集：“赋予了它本质特征并把它从所有其他作品中区别出来的东西——如果我可以用这些奇怪的语汇来说——是它的推测主义和可能性主义”。同年，在阅读了波德莱尔译本之后，埃德蒙和儒勒·德·龚古尔在他们的《日志》中草草记下如下的观察，以表示对坡的天才的不情愿性臣服： 某些东西批评家们没有看到，那就是一个新的文学世界，20世纪文学的讯号。它是以科学的不可思议性为卖点的，一种A+B式的寓言；一种极为吸引人而又浅显的文学。不再以诗歌为形式；其中的想像经得起逻辑的锤炼，比如：查第格(Zadig)[1]作为地方官，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作为阿喇戈的学生。在某些东西上，它是偏执的。——器物比人更具有一个角色所应有的特征；爱情则被逻辑演绎所取代……小说的基础被从心灵中拔除，转移到头脑中；被从戏剧性中拔除，转移到解析中。 ”  夏尔·波德莱尔  儒勒·凡尔纳 还有儒勒·凡尔纳本人，一位公认的坡叙事技巧的传人(但他坚持把坡的名字拼成“埃德加·波厄[Edgard Poë]”)，他尤其被后者使用现实主义和科学逻辑来解释未知神秘事物的做法所吸引。早在一篇1864年的批评性小品中，他就对坡风格的这个层面评价道： 波厄创造了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文学流派…… 人们有时会拿它与另外两位作家作比较：一位是英国人，安·拉德克利夫，另一位是德国人，霍夫曼。但是拉德克利夫夫人使用的是以自然原因解释每件事的“恐怖类型”小说；而霍夫曼则沉湎于举不出任何自然原因的纯幻想。这与波厄的情形不同。他的角色看起来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人类……他们将自己的分析和推理能力推至极限。他们是我所知道的最令人敬畏的分析家，并且从一个无关紧要的事实上说，他们总能得到无可辩驳的真理。 事实上，在儒勒·凡尔纳看来，他自己的小说和他的英国对手H·G·威尔斯的小说间最显著的区别，正是以他们小说中的逼真程度作为对比标准的。正如凡尔纳在1903年和1904年两次各自独立的访问(第二次被证明比第一次多一些深思熟虑而少一些“生动性”)中坚持的： “我们不是以同样的方式来入手的。我注意到，他的故事不是建立在非常科学的基础上。不，在他的作品和我的作品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相容关系。我使用物理学。他采取杜撰。我去月亮用的是一颗用大炮发射出来的炮弹。这里没有任何杜撰的成分。而他去火星[原文如此]用的则是一艘他用一种能摆脱引力定律的金属建造的飞船。Ça c’est très joli(法语：这很漂亮)。”凡尔纳先生以一种生动的表情叫道。“但是，请把这种金属拿给我看看。让他把它造出来。” ”  事实上，在儒勒·凡尔纳看来，他自己的小说和他的英国对手H·G·威尔斯的小说间最显著的区别，正是以他们小说中的逼真程度作为对比标准的。正如凡尔纳在1903年和1904年两次各自独立的访问(第二次被证明比第一次多一些深思熟虑而少一些“生动性”)中坚持的： “我们不是以同样的方式来入手的。我注意到，他的故事不是建立在非常科学的基础上。不，在他的作品和我的作品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相容关系。我使用物理学。他采取杜撰。我去月亮用的是一颗用大炮发射出来的炮弹。这里没有任何杜撰的成分。而他去火星[原文如此]用的则是一艘他用一种能摆脱引力定律的金属建造的飞船。Ça c’est très joli(法语：这很漂亮)。”凡尔纳先生以一种生动的表情叫道。“但是，请把这种金属拿给我看看。让他把它造出来。” “我的一些朋友曾经向我提出，他的作品与我自己的作品间连一笔稍微相似一点儿的勾勒都没有，但是在这里，我想，他们错了。我认为作为一名纯想像作家，他还是应该受到很高的赞扬的，但我们的手段完全不同。在我的传奇故事中，我总是要创造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要以我称之为建立在实际情况基础上的发明的东西为本，并且在这些发明的建造中，我所使用的手段和材料不会完全超越现代工程技术和知识的限制…… “而另一方面，威尔斯先生所创造的东西，老实不客气地属于一个科学知识远远超前于当前的时代和阶段，虽然我不会说它们完全超越了可能性的限制。他不仅完全在想像王国中设计他的建造物，而且还完全在想像王国中寻找建造它们的材料。例如，看他的故事《月球上最早的人类》。你会记起，在这里他引入了一种全新的反引力物质，而关于它的配制方法或实际的化学成分，作者连最微小的线索都没有给我们，同时我们当前的科学知识所能为我们提供的参考，一时也不能让我们预想到一种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果的方法。” ” 对于凡尔纳本人的《奇异旅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是其中一位有据可查的对其表示赞赏的批评家。以史蒂文森为代表的这群批评家称赞了凡尔纳的“幻想故事”中高度“合理”的细节——一种使他的谨慎推断型“科学小说”牢牢地扎根于“并非全然不可能”(如雪莱早前所称的)王国中的现实主义感。在1876年的一篇为《学院》杂志所作的小品中，史蒂文森评论道： “ 一条我相信是由埃德加·艾伦·坡发现的讲故事的新脉络被一位聪明的法国人以近乎魔鬼般的机智发扬光大，这位法国人的名字就写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他的英雄们像冯·伦佩伦一样超前于当代科学；像亚瑟·戈登·皮姆一样奔向极地；像汉斯·普法尔飞上月球，像挪威渔民一样潜入大漩涡[2]。但是在这种奇特冒险的毛坯构思上，儒勒·凡尔纳接入了大量极有说服力的细节。他把它们围在实证和计算当中，这些计算可能比《摩克安娜》中的计算可靠不到哪去，但是对于非科学专业的读者而言已经足够合理了。他的这些童话不是真实的，但它们看上去不会落入不可能的范畴中。如果他喜欢，他可以轻易编造出更加奇特的故事；但那不是他力求用他那审慎而大胆的钢笔达到的那种奇特性。他喜欢刚刚超出可能的范畴，又超出得不太远；比他的同代人超前一步，从人们居住的世界中往外一步；并且他带着冷静而严谨的态度进行这些工作，仿佛他的事实材料原本是为一个学术协会准备的，只有在事后细细体味，才能把它们同一篇幻想故事联系起来。  1895年小说家埃德加·福西特在为自己的《盖伊·锡尔的鬼魂》所做的一篇介绍性的“书信体序言”中，向他的一位朋友透露，他“在尝试写作现代惊奇故事的方向上，终究，只是一名可怜的先遣兵”，并随之提出下列忠告： 要想让我们的传奇故事能被现代读者界接受，我们必须给它们穿上现实主义的衣冠。这样穿戴一番之后，我的朋友，我要将它们命名为“现实主义传奇”——在这些故事里，惊人的和奇特的被与可能的和可解释的调和在一起。你想让它们多奇妙都可以，但它们不应触及奇迹起码的脆弱性。它们可以是极度不可能的；但它们的不可能性必须基于科学事实，而不能建立在幻想、感情和纯想像的地基上。 ” 在1878年到1910年出版的一系列非小说性小品中，德国科幻作家库尔德·拉斯维茨一次又一次地强调，在创作这种“科学神话故事”时，对逼真性的力度给予谨慎的注意，对于作者是必要的： 小说有窥探未来的特权。但是如果想让小说所叙述的东西确实能在我们中间激发出一种真实感，那么小说就必须参考现实并与人们的体验严格一致。(《未来图画》[1878] ) ” 在从推测向文学形式转换的过程中，可以保持自然和灵魂的法则不受侵害，同时又不引起读者反对，也不妨害文学效果。因为在一篇被认真地当作艺术构思出来的小说中，其中出现的每件事必须能够与我们自己的体验发生联系……简言之，它必须是可解释的和表面合理的。一个简单地由魔法实现，又不能用科学来解释的效果，正如一个角色发生了突然且心理动机不明的转变一样，是不可理想化地使用的……我们的真实感无法容忍与之前的科学和心理学体验直接且完全相悖的假定……科学的职能是提供客观知识，在对假设的使用上，小说要比它自由得多。只要不与自己时代的科学相悖，小说的作者就可以让假设尽情膨胀，去促进那些他认为对他的职责而言更本质的目标。(《我们作为另一个世界居民的权利》[1910] )  本文源自《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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