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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感而发》丨中原大宅门内的财富传奇之三:中间夹个老康(下)

 林旭生 2023-03-28 发布于河南

 #我心中的大美河南# #顶端夜读#

       《富裕十二代的信仰》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但,这也只是俗话。康家打破了这个俗话,创造了不俗的富裕十二代神话。

(一)、

       巩义康百万庄园,我曾两次入园参观。在康百万庄园里走上一遭,就会发现康家故居里的观感,已不是单单视觉上的震撼了,这处庞大的建筑群里,体现出来更多的是一个“从富六代传承到富十八代的财富传奇神话”。

       自古以来巨富大贾的飞黄腾达故事,大多都和“权”字分不开,不外乎三种:“官商结合”、“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其发达的耗时越短,其特“权”的影响权重成分就越多。以至于到了近现代,很多倒台的富豪起底时,也大多是从投机“特权”后才开始短时间发家暴富的,这是一个不良症结。

        这三种“权富论”,影响了上千年的中国(包括现在)

近的说,“官商结合”的典型就有,“左宗棠成就了红顶商人胡雪岩”;远的说,靠“贪污受贿”成就巨富的典型就有“富可敌国的和珅”;遥远的说,“以权谋私”的巨富典型,在中学历史课本上就有描述,“西晋石崇与国舅王恺斗富胜出”,而石崇的财富积累起源于其做荆州刺史时,卑劣的土匪式敛财行径。

(二)、

        明清两代,商帮是造就巨富的一个主因。明代的灭亡,和晋商与建州女真达成的秘密贸易联系有一定关联。满清依靠晋商的“自毁长城”,破坏了明朝对塞外盐铁及武器的禁运,使得女真拥有了扩张军力的兵备物资。满清取得天下后,给予了八大晋商无上的垄断地位,这是其他商帮难以比肩的。

        康家没有晋商这样的皇家特权关系,也没有徽商、粤商、洞庭商帮、怀庆商帮(豫商)这些大商帮的经营资源,只能另辟蹊径在夹缝中谋生存。康百万家族的起家,主依漕运,通过漕运贸易赚到的钱,大量置买鲁豫陕三省良田。从第六世漕运起家,到第十二世大河行船,再到第十八世没落,康家都是靠自己家族发展起来的。

       几千年来真正靠文财神殿内提倡的“诚信”、武财神殿外信仰的“忠义”发家致富的富豪,并不算多。康氏家族的财富发展,积累到第六代后才达到富豪级别,贯穿康家600余年兴衰,期间连续富裕了400多年,其富裕十二代的“家风”必有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地方。

        就财富的维持来说,其实是一个比创业更加困难的问题,所以民间才有富不过三代这种说法。在当下,不要说个人家庭了,就是对拥有各种规章制度的企业来说,能屹立百年以上都是少之又少。康家,却是这少之又少中的特例。

(三)、       

       河洛康家的成功,绝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官商结合”,因其六世祖康绍敬发迹时,也不过是一个小到没有品级的洧川驿丞(类似于李自成起义前被崇祯皇帝裁员掉的岗位)。从康百万庄园里显现出的传世“家风”来看,康氏家族有着独特的治家和经商理念--“留余”家风。

       “留余”匾上共一百七十四个字,正文为:“留耕道人四留铭云,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盖造物忌盈,事太尽,未有不贻后悔者。高景逸所云,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推之,凡事皆然。坦园老伯以'留余’二字颜其堂,盖取留耕道人之铭,以示其子孙者。为题数语,并取夏峰先生训其诸子之词,以括之曰:若辈知昌家之道乎?留余忌尽而已。时同治辛末端月朔,愚侄牛瑄敬题。(执笔者牛瑄,为巩县武状元牛凤山的长子,与康家是儿女亲家)

留余匾

      康家”留余匾“译成白话文,意为:

      留耕道人的《四留铭》中说:“留有余地,不把技巧使尽以还给造物主;留有余地,不把俸禄得尽以还给朝庭;留有余地,不把财物占尽以还给百姓;留有余地,不把福份享尽以留给后代。”

      做事,忌过分,而不留余地。

      明朝隐士高景逸说过:“遇事让人一步,自然有周转的余地;遇到财物放宽一分,自然就有其中的乐趣。”

      坦园老伯把“留余”二字题于匾额,挂在堂上,就是采用留耕道人的《四留铭》来告诫他的后代子孙吧!为你们写这几句话,并取夏峰先生教训他儿子的话,概括起来说:“你们这些后辈知道发家之道吗?那就是凡事留有余地,勿做尽做绝”

    “留余”匾的样式不同于一般匾的长方形,而是上下均留有“缺口”,体现的是儒家的中庸文化“满招损”,其包含的意思应是:做事要注意留有余地,要注意“双赢”,要注意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简言之,就是做任何生意都必须考虑要“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做“一锤子买卖”,那些牺牲信用、牺牲信誉、牺牲诚信的人,在生意中的第一锤子敲诈下去时,已经注定了他的福分被享用完了。

      留余的家风,是保障康家富裕十二代四百多年的“传家宝”,这就是康百万家族的致富“信仰”所在,这也应是康家“留余”匾里的道理。

(四)、

      在信仰缺失的当下谈论信仰,怕是不少人的心里除了“钱”外,早已装不下任何精神追求了。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没有好的传承体系:对于家庭来说,我们缺乏建立良好家风的传承信仰;对企业来讲,没有能植根于员工内心的企业文化信仰。

      信仰是什么,书面的解释非常刻板,比喻一下的解释也许更贴切,想一想那些在抗战中能舍生忘死、保家为国的英雄们是为了什么而敢于牺牲、不怕牺牲?答案只会有两个字--信仰。

       命有多贵!信仰,就有多贵!

      康家第十八代传人康庭兰、康子昭用生命诠释了这个定义。

      康庭兰在郑州的产业沦陷于日寇发动的侵华战争后,康家失去了最后的翻身机会,这场变故使得康庭兰难以承受打击而病亡,而族内能堪重任的康子昭最终也无力回天。

       康子昭,这位曾参加过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有志青年,其自杀前的精神状况肯定是极其痛苦的。可以想象,孤独的他站在城垛后,茫然四顾,国事家运,万千愁绪,黯然心伤。无论是投笔从戎,亦或提倡实业,种种努力在“国破山河碎”的大环境下,都无法挽回康家已逝的繁华,更无力阻挡历史汹涌的潮流。无可奈何的悲叹中,更多的是理想的破灭,和对现实的绝望。康子昭的自杀,宣告了那个富裕了十二代的康氏家族运道终结,但康家连续富裕400多年的财富神话、家乘亮点,冠盖古今、永不泯灭。

#《游感而发》##行走中原##郑州行#


一稿,于2014.02.14

二稿,于2019.07.17

三稿,于2023.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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