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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覃兆刿《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引用请注明） 秋石 20年前，我于近现代尤其是近代档案思想的整理花了一些时间，并先后在《近代史研究》、《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档案与建设》、《北京档案》、《档案与史学》、《浙江档案》、《档案管理》、《档案天地》等刊物发表了一组文章，因此还受到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档案局副局长、中央档案馆副馆长、中国档案学会名誉会长刘国能先生的肯定和鼓励，他不仅在新著《系统论——中国档案事业体系》一书中引用到其中的内容，还给我赠书并来信说明相关情况；著名档案史专家王金玉教授生前还特意将手头的资料寄给我，并写信希望我对中国近代档案思想与学术史作一番系统的整理，他还亲赴武汉与我谈到新编档案事业史的愿望；著名档案学家陈兆祦教授、四川大学黄存勋教授、上海大学潘玉民教授、吉林大学孙瑞教授、武汉大学张煜明教授等都对这种研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丁华东教授、张会超博士等不少学者还在后续的研究中著文引用。这表明，进行这样的整理工作对档案学科的基础建设还是很有意义的。 我对近现代档案思想的考察是将其视为档案传统与档案事业现代化之间的“过渡期”来把握的。中国档案事业的专门化，即从古代档房→近代档案馆的转变以及早期档案学的萌芽，不是仅仅因为“八千麻袋”事件就可以铸成的，它与中国社会近代化相伴而生，具有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人文因素。这一时期，由于中西两个方面的见识，一批学者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对古代档案文献的损毁原因开始了理智的反思，对未来专门的档案馆事业开始了认真的策划。朴学的倾向、现代史学科学化对档案作为新材料的兴趣和要求（向兰克史学的仿效）、内阁大库档案的遭遇、“公共心”的觉醒、外国专门档案馆事业的见识等因素，一起促进了我国档案馆事业的专门化和近代化。反过来，档案价值的空前认识和档案整理的实践又深刻地影响到当时的学术。我认为，这一时期关于档案的思想，不仅对档案事业现代化目标的确立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还为二十一世纪的史学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因为是“资料长编”，所以尽可能述而不作，以保证“原料”的特色。我将论文写作中涉及的原始资料按照实践和思想作了简单的分类，如此既可以显得简明，又可以灵活地容纳更多的人物，并使资料初现一个系统，然后有望形成《近现代档案思想》。需要特别指出的还有两点，一是我在这里严格地区别了“档案史料”和“史料”，而不是名为“档案思想”，实则“史料思想”；二是所收录的人物还不全面，尤其是很多民国档案专家的思想还没有纳入，这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思想更适合放入《档案学术史》中。 
相关事迹： 河南襄城人，著名史学家。实地考察德国档案馆，认识欧洲档案馆在现代史学中的作用。他将产生于欧洲档案馆的新学科和西方史学思想及方法作了系统介绍，促进了我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 相关思想与主张： 他认为“档案馆对历史学是供给原史料的大本营。”“现代历史学注重原史料中找证据”，就文字史料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档案馆”。“档案是原史料，可以报告事实的真象，可以决定历史界的流言。应当研究和保存，必要时还得应时发表，宣示某种事实的真象，解释外界的假祸和怀疑。” 他总结西方档案馆与现代史学之关系为：一、学生可以有机会察看原始档案；二、古文书学、印章学、古文字学等是由研究档案才产生的新学科，最能帮助历史学者了解史事、辨别真伪。徽章学、谱牒学、古文书学都离不开档案馆。史料价值和这些辅助学科的产生，是档案馆对现代史学的重大贡献。他主张我国史学界加以仿效。 他认为中国古代史料留存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公家没有档案馆。”他认为，我国古人著史与保档不分，因而有许多经过剪裁的会要会典，而不知保存原档。修史的人剪裁诏令之后，“毁销原档，从此原档不存，则极为可惜。”“我们没有机会认识古代公文的原面目，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总之“为作史而删削公文是可以的，以为公文已经删节，即尽毁原档，真是太不应该！” 相关著述： 《档案馆与现代历史学的关系》
相关事迹： 湖南宝庆（今邵阳）人，史学家、民国时期外交家。带着“档案之保管编目究竟如何？”的问题，1934年夏，他对前苏联和西欧几个主要国家档案馆进行了有明确目的的考察，并写《欧洲的几个档案库》等文章将情况介绍至国内。借此机会，他也收集到一些关于中外关系史的档案文献，并将它们照像带回。 利用清代档案文献（军机处档案和总理衙门档案）研究外交史，对清末外交关系的情况以及阻碍中国适应近代世界的原因有了新的了解。 相关思想与主张： 对欧洲档案编目分类的方法（即事由原则和来源原则）进行比较，认为“这两派方法互有优劣。”英国用来源原则，法国则用事由原则。认为来源原则“依原来行政系统编目，手续简单得多，而且有时行政系统亦能与内容相合，虽未按照性质来分，然也可以照顾着性质。”而事由原则“编目手续过于繁杂”，且“目之编成非有极长时间不可，”“非有专门学者不能编目，”并容易使档案割断原有联系。很显然，在两种方法中，他倾向于来源原则。这种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影响到后来我国档案管理技术上的基本原则。 相关著述： 《欧洲的几个档案库》《清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国近代史大纲》
相关事迹： 河北徐水人，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1920-1923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学习期间，致函蔡元培先生，对明清档案表示关注，并提出了自己对这批内阁大库档案如何分类整理的意见。 1929年任北平图书馆副馆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与馆内一些人士南下，在内陆创建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搜集到大量地方档案文献。 相关思想与主张： 鉴于自己对图书分类的认识，他明确指出：“档案性质与书籍不同，往往一文件所涉之事甚多，故在若干时期内，仅能为概括分类，每类之中，以其事件先后为次，如卷帙极繁，再以区域分之……。” 其“档案整理编目法”为禹贡学会所采纳，被认为兼具北大、文献馆及社会科学研究所档案分类、编目方法的优点。
相关事迹： 山东聊城人，著名史学家。他将史料理论用于实践。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他的领导下，对该所以18000大洋收购到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进行整理。到该所迁台时，已出版了《明清史料》4集40册，外有汉简13000余片、金石拓片25000余种，还有大量敦煌卷册。 在其扩张史料的思想指导下，1928年起，对殷墟共发掘15次，标志着近代考古学的开端。 相关思想与主张： 提出著名的“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其史料学说是史学方法论之核心。他认为“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的进步。而史学的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他主张以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构建客观、科学的史学，而最能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广泛搜求史料、精心鉴别史料、把材料的范围充分地拓展。 档案在其史料分类中占有重要地位。既是直接史料，又是材料的扩张。 他把史料分为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清档案则是直接的”而“直接的史料最为可信。” 相关著述：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学方法导论》《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
相关事迹： 安徽怀宁（今安庆）人，著名历史学家。1929年参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组织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 在《明清史料》首本撰文介绍档案的历史、内阁档案的由来及其整理情况。 相关思想与主张： 认为“史料来源，当然不限于档案，而档案却是一切史料当中最重要的史料。” “一切档案，都可当史料看待。” 档案“是当时构成史迹者自身的叙述。虽不免带些官家的夸奖，但毕竟还是第一等的史料。” 认为清末曾以阁议“旧档无用”奏请焚烧档案，完全是“阁僚知识的浅陋。”认为“旧档无用”这四个字断送了不少贵重的史料。 “旧史所录档案，经过选择删节，或改窜之后，当然不及原本的可信。” “我们如其求史料于旧史，毋宁求之于旧史所依据之史料。如档案之类，我们绝不能任其轻易的逸去。” 认为档案应加以鉴别，在此工作中应吸收多方面的学者。“如果因为要全部保存，使重要档案与不重要档案，一同保存于不完备的设备之下，而任其逐渐淘汰，自然毁灭，不如经过多数学者鉴定一番，选其重要的，存储于完备的库藏中。” 相关著述： 《明清史料》《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档案的分析》 注：引言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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