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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近年新出一合青石墓志，规格长三十五厘米，宽三十五点五厘米，厚六厘米，有盖，盝顶，纵横与志相仿而略薄，上镌篆书三行九字：“大唐故韦府君墓纪石”。  志文颇雅洁，凡十六行，总一百二十六字，第四行首字、第三行倒数第四字分别系“世”“民”，以避唐太宗讳而省笔。其文曰： 大唐故宣城郡司法参军韦府君纪石 君讳銮，字和声，京兆茂陵人也。五代祖周处士逍遥公敻，高祖隋民部尚书世冲，曾祖唐御史大夫挺，祖尚书右仆射扶阳元公待价，父梁州都督扶阳肃公令仪，君即肃公第四子也。起家江州司兵参军，辞满艰疚，辍仕累年，亲友敦勉，乃从常调补宣城司法参军。以开元廿八年七月三日寝疾，终于郡之官舍，春秋五十有一。享年不永，命矣夫！丧归旧里，权殡于万年义善佛寺。天宝三载岁次甲申二月乙丑朔八日壬申，迁葬于本县义善乡少陵原之茔，从先人礼也。呜呼！元公遗训无铭志，唯纪年位而已。嗣子宰膺衮等，聿遵先旨，不敢加焉。
全文包含三部分内容：一是志主韦銮的家世；二是其仕宦经历及死亡年月；三是丧葬经过。之所以名曰“墓纪石”，殆寓无铭而仅志生平于石之意。考诸史传，韦銮之名见于《新唐书》卷七四上《宰相世系表四上》，所载与志略同，而谓其独子乃中唐著名诗人韦应物。韦应物诗坛翘楚，官至三品，在两《唐书》却没有传记，因而十多年前发现的韦应物夫妇、父子等墓志才引起很大反响，而其父的墓志亦必将深化我们对唐代文学、历史乃至文化艺术的认识和理解。 京兆韦氏为唐代著名士族，所以韦銮出仕并不困难，不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没有记录其官职，而志文则称他“起家”授江州司兵参军，后迁宣城司法参军。史载开元、天宝时期的江州是所谓“中”州；而“宣城”即“宣城郡”，亦即宣州，至少为“上”甚至“紧”。不过，《唐会要》卷七十《量户口定州县等第例》所引开元十八年三月十七日敕又说：“其六雄十望州三辅等，及别敕同上州都督，及畿内州并同上州。”可见紧州的职官设置与上州实无差别。又据《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四下》，唐代上州有司法、司兵参军各一人，从七品下；中州亦各一人，正八品下；下州无司兵而有司法，从八品下。准此，则江州司兵参军为正八品下，“宣城”司法参军为从七品下。又，《旧唐书·地理志三》云：“宣州……天宝元年，改为宣城郡……乾元元年，复为宣州。”可知韦銮去世时的身份是宣州司法参军，而非“宣城司法参军”，但下葬时（天宝三载）宣州既已改称宣城郡，故称之为“宣城司法参军”亦无不可。 志文未提韦銮出身科第，说明他是门荫出仕。《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称：“凡用荫，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从八品上；从五品及国公子，从八品下。”即五品官方可荫子。韦銮之父亲韦令仪的官位，志称“梁州都督”，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四上》载为宗正少卿，《元和姓纂》卷二记为司门郎中、梁州都督，与志皆有同异。以官品言之，司门郎中隶刑部，从五品上；宗正少卿为宗正寺贰职，从四品上；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文散官；梁州都督品级不详，但至少是从三品。至于志中提到的“扶阳肃公”，殆即扶阳郡公，系正二品爵。既然江州司兵参军为正八品下，韦銮初登仕途之时，韦令仪应当正在从四品宗正少卿任上。 开元廿八年（740）七月三日，韦銮“终于郡之官舍”即“宣城司法参军”任上，享年五十一岁。这可以提供两点信息：其一，韦銮的生年为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其二，韦銮是在开元二十几年以后才到宣州任职的，当时他已年逾四十。以不惑之年，却只能循资迁转，提升两阶，实在难称平顺。之所以如此，很可能与时局有关。当时掌控朝政的是李林甫，李林甫精通律例，又专权嫉贤，故《旧唐书》卷一〇六本传说：“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尝以爱憎见於容色。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所以秉钧二十年，朝野侧目，惮其威权。”史载他于开元二十二年五月拜相，至天宝十一载（752）十月卒于位，凡逾十九年，故称“二十年”。韦銮复出既逢此际，受此政策影响难于迁转自不意外。 此外，志中“辞满艰疚，辍仕累年”“从常调”诸辞对厘清韦銮的经历也很重要。依次言之，“辞满艰疚”当分读，“辞满”指官吏任期届满，自求解退，如李颀《赠别穆元林》之“贰职久辞满，藏名三十年。丹墀策频献，白首官不迁”；“艰疚”谓丧亲之痛，如苏轼《与冯祖仁书一》所称“某慰疏言：伏承艰疚，退居久矣，日月逾迈，衰痛理极”。“辍仕”即“不仕”，“累年”指多年，如韩愈《送陈密序》之“密来太学，举明经者累年，不获其选，是弗利于是科也”。而所谓“从常调”，即按常规铨选官吏，如高适《宋中遇刘书记有别》称“几载困常调，一朝时运催”，可见“常调”系官员迁转的最基本标准，也就是资历。体味文意，韦銮江州之任届满时，恰逢亲人死亡，不得不居丧“累年”，然后才再次入仕。至于死者究竟是父亲还是母亲，志文没有透露，文献亦无可稽考，姑存疑焉。 因守孝而去官家居，是古代官员时常需要面对的情况。据《新唐书》卷二十《礼乐志十》“王公以下三月而葬，葬而虞，三虞而卒哭。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祭”之说，唐代官员守制最长二十七个月，如果“辍仕累年”就是二十七个月或稍久一些，韦銮的复出应该不需要“亲友敦勉”。也就是说，韦銮担任江州“司兵参军”、宣州“司法参军”的间隔时间不大可能是法律规定的三年。退一步讲，如果江州“司兵参军”、宣州“司法参军”的间隔时间就是三年，那么韦銮出仕很可能要晚到四十岁以后。而据韦应物《燕李录事》所称“与君十五侍皇闱，晓拂炉烟上赤墀”，世家子弟不足弱冠即可藉门资获得出身，可见韦銮入仕不应晚到不惑之年。只是这样一来，所谓“辍仕累年”的时间必然要远远超过二十七个月。就此而言，韦銮仕途之不济不显，除李林甫专权嫉贤的时代大背景之外，很可能与其闲居太久，缺乏拿得出手的政绩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辍仕”期间做了些什么呢？晚唐张彦远（八一五—九○七）《历代名画记》、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及北宋《宣和画谱》的记载，或许能为我们解开这一疑问。《历代名画记》卷十称：“韦鉴，工龙马，妙得精气。”接着又说： 鉴弟銮，工山水松石，虽有其名，未免古拙。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能品上》云： 韦銮，官至少监，善图花鸟、山水，俱得其深旨，可谓边銮之亚。韦鉴次之。其画并居能品。 《宣和画谱》卷十三“畜兽”门亦于“韦鉴”条内附载： 弟銮工山水松石，銮之子堰亦画马、松石名于时，鉴实鼻祖。 韦鉴，即《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韦令仪长子；而韦堰，亦作韦 鉴子 《宣和画谱》卷十三说： 韦偃，父銮善画山水松石，时名虽己籍籍，而未免堕于古拙之习。偃虽家学，而笔力遒健，风格高举，烟霞风云之变，与夫轮囷离奇之状，过父远甚。然世唯知偃善画马，盖杜子美尝有题偃画马歌，所谓“戏拈秃笔扫骅骝，倏见骐 无论韦偃的父亲是谁，韦家至少有两代擅长绘画是毫无问题的。又，《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两京寺观画壁》称慈恩寺“院内东廊从北第一房间南壁，韦銮画松树”，这是韦銮见于著录的唯一作品，而今亦无由得见。考慈恩寺即唐代著名寺院大慈恩寺，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谓在西京（长安）“晋昌坊”之东半，玄奘曾驻锡于此译经，而且寺内有吴道子的菩萨像以及郑虔、毕宏、王维等人的白画。能与这些名家并列共存，足见韦銮画名之盛。同时，这也透露出韦銮的作品多系寺院壁画，保存不易，到北宋时已丧亡殆尽，徒存画名于《宣和画谱》而已。就此而言，所谓宣州盛产文房四宝，韦銮“在这样的环境里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当在情理之中”之说，其实并不确切，因为早在到宣州赴任之前，他就已经享有画名并在长安大事挥洒了。至于时间，虽然可以早到出仕之前的青年时期，但主要还应该是在“辍仕”后的闲居期间。 既然葬礼由“嗣子宰膺衮”负责，似乎是在说韦銮有三个儿子。《韦应物墓志》称“君司法之第三子也”，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嗣子”一般是有继承权的嫡长子，可见“宰膺衮”实乃一人，即名“宰”而字“膺衮”。“膺”之本义为“胸”，引申而有“接受，承当”义，“衮”之本义为“古代君王的的礼服”，二者相合，寓“为官做宰”之意，正合“字以表德”之旨。另一方面，“膺”“应”又可通用，可证“膺衮”“应物”是一代人。至于韦应物为何没有参与父亲的丧事，年龄或嫡庶差异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 书法方面，该志亦颇有特点。大体说来，约有以下数端：其一，总体风格冲融和雅，既有晋人风度，又存褚体仪态，合乎唐代既尊王又能将其逐渐规范化的书法风气。其二，个别点画，特别是折笔竖画，已趋肥健，却能潜锋暗过，透露颜书意致，显示出书坛风气正在肥、瘦兴替之中。其三，线条镌刻有巧、拙互见之意，尤以最末两行富蕴拙趣，与前十四行似非出一人之手。限于材料，目前尚难以确定书丹人，但以韦氏阀阅之高、文艺之盛，想必不会苟且为之。若能继续挖掘，当能细化我们对盛唐书法变迁与家族文化之间关系的考察。
原载《书法》杂志2023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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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偃，盛唐画家，与杜甫有交游。关于韦堰，《历代名画记》卷十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