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除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神权。儒家学说的习惯传统势力在朝野都仅仅是一种习惯势力，并非一种神权。 佛教据说在汉明帝时进入中国。天主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在唐朝进入中国，道教兴于汉代，有些朝代将它奉为国教，但与其它国家具有神权的“国教”不能同日而语。因此，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信奉的对象，它的历史情况，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才能得到“实事求是”的答案。 在清朝末年，半封建半的旧中国，民不聊生，各个教派在这一段时间里，得到了它们想得到的群众。我认为，这一段历史时期里，进入各教派的历史人物分类如下： (1)官场失势者。 (2)商场失利者。 (3)考场失题者。 (4)情场失恋者。 (5)其它方面失意者。 (6)借宗教谋生者。 (7)政治上带有某种目的。于宗教内渗透者。 (8)还有极少数纯为学术而研究者。 (9)布施、求福、荐亡而进入者。 上述几种进入宗教者，他们又互相影响，彼此联系，似乎有个共同目标及共同信仰，从而对宗教界起了推动作用，同时也孕育了不少人才，也有不少人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东西。还有不少人，也就这样消沉下去。宗教界的历史及历史人物就这样形成。简单片面地用单一褒贬的手笔，对他们下结论，是不妥的。 中国的宗教在近百年来，蒙上了一层消极色彩。也许有人认为，或者有些宗教内部人也这么认为：宗教是超阶级，超政治，超现实，超乎一切的一种领域或者是境界。但事实并非如此。
民国元年至民国三年，袁世凯笼络前清遗老，拟将“孔教”奉为国教，以习惯传统势力——“儒家学说”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尚未成事实之际，广东天主教总主教出资二万元在京活动，为八指头陀寄禅禅师成立了中国佛教会，寄禅任第一会长。寄禅，湖南人，仪表非凡，有诗僧之名。当时他从湖南到北京，因“洞庭波送一僧来”的名句而轰动诗坛。 天主教江西总主教，亦捐资二万元为张天师成立道教会。从而打乱了以孔教为国教的既定方针，当时各地纷纷成立佛教会，但多半不在寺院之中。袁世凯倒台后，各地佛教会相继改为居士林，或者称功德林，汉口叫佛教正信会，还有些地方称佛经流通处。后来统一称之为“居士道场”。 举例说明，北京居士林第一任林长吴佩孚；天津功德林林长孙传芳；沙市居士林林长胡子笏(前清癸卯举人)，湖南省省长，沙市人；汉口正信会名誉会会长邓振玑(癸卯举人)，湖北省政务厅长，代理省长。等等。这些人皆是我所说的第一种人。 与此同时，由于当时的政局不稳，金融界、商界亦受波动，各地名誉林长收罗了这类人。
举例说明：汉口正信会名誉林长王申甫，汉口商会会长，颇有财势，但此时已经面临商界困境；沙市居士林名誉林长邓哓缘(作者之父)，百万富翁，当时经济上也是每况愈下。其它各城市的居士林的主要人物皆大同小异。这是我说的第二种人。 怀有某种政治目的而渗透者(第七种人)，在佛教里也有，但不是很多的。第八种人，近百年来就更少些，据我所知，根造、密显两位汉族喇嘛应归于这一类。汉族人入藏求学者大虚大师门人法尊格西喇嘛等人，也属于第八种人。特别是法尊格西喇嘛，虽然对藏密气功未曾传人，但在翻译藏文经典工作上，付出了毕生精力，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国从唐以来，宗教界各教派的首要人物都在京都、省会、府县所在地活动。他们不但未超出现实，超出政治，相反联系得很紧。 因此，袁世凯时代，建都北京，班禅第九世大师及诺那大师、白普仁尊者(蒙族黄教)、勒喇嘛、玛迦活佛(蒙族)等人，皆在北京、天津活动。北洋军阀倒台后，蒋介石建都南京，章嘉活佛(蒙族黄教)长住南京，并设办事处。班禅第九及诺那活佛亦常往南京。当时进藏者必经成都，进京者必在武汉停留。武汉自然是一个重要城市，太虚大师的中国佛学院即设在武昌黄土坡。汉藏教理院即设在成都。 藏密汉传，民国三年进入，民国九年至十九年大兴，民国二十九年逐渐衰微。此时日本侵华，世界大战前夕，面临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状况。汉族地区以印光法师为首的净土宗大兴。藏密此时，除办息灾法会外，对圆满次第法传授虽全，受者极少。至于传插草的“颇瓦法”，亦相机说法应运而生而已。在康藏地区此法并非无上乘大法。 当时对藏密汉传从有信仰而支持蒙藏喇嘛进入汉地传法者有戴季陶黎公馆、袁公馆、四川的刘湘、刘文辉、邓锡侯、南京的李公烈、湖北的胡子笏、汤芗铭、邓振玑、杜汉山、邓继荃、韩大载、王理成、王铁公(徐厚富岳曾祖)、王新基、王圣观、陈元伯、陈杏伯、陈济博、陈雪涛、皮剑农、余锦洲。 湖南长沙张伯烈(妙定)、沙市海关第一个华人税务师，此人应列于我分类的第八种人，从英文版两位英美籍喇嘛所译的藏文本为汉文，皆由沙市文达书局印行。此类单行本积可盈尺，现在沙市已片纸难求，而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情报中心刘琢玉所长处善好的收藏着。贡嗄活佛曾于民国二十七年左右在沙市住过半年之久，即在张妙定家中(税务师公馆)食宿，于沙市居士林传法。当时我已进入中学，因我父亲(邓晓缘)的关系，每天皆可见到贡嗄活佛，但语言不通。
下面谨将我所见到的藏密汉传已译成汉文的法本，分别详述于下： 《莲花生大士应化事略》诺那口授，王理成、韩大载汉文记录； 《二十一度母》生起次第法本及《诺那开示录》，南京李公烈等人整理； 根桑活佛在湖南长沙所传《大圆满心髓》四册； 班禅九世大师所传时轮金刚法会专辑及其法本； 《佛像相》；《九节佛风》法本； 《大威德》生圆两种次第法本； 白普仁尊者所传，金光明法专辑及法本； 《九节佛风》，《绿度母》法本； 法尊格西喇嘛所译《菩提道次第论》、《密宗道次第论》共五大册； 超一金刚上师(成都人)所译《四臂观音》生起次第法本； 《大白伞经》、藏文的《心经》皆在沙市印行； 邓振玑、邓继荃父子合译藏文为汉文的《妙吉祥经》； 张伯烈(妙定)所译《涅槃道大手印》、《中阴救度密法》法本； 张妙定与满空、韩大载、王理成等人先后合作所译《祝拔宗大手印》、《恒河大手印》《仰的》(《大乘要道密集》上称为雅谛)、《二十一度母》生起次第法本； 《大白伞盖》、《金刚亥母》、《红观音》《喜金刚》《九节佛风》、《金刚诵》、《稚摩三击》、《大圆胜慧》等法本； 韩大载记录，贡嗄活沸口授《四部见宗》、《决择见》、《十六品》(初译、二译、三译)法本； 邓继荃等人复印《大乘要道密集》(元代本)四册； 根造法师翻译的《大圆满前导》生起次第、圆满次第、文字部与口授部。 上述我曾读过并收藏过这些汉传资料，但单凭这些文字资料未掌握其中口诀，即难以起修。“仰的”虽然是口授中的文字记载，但不经讲授亦不能理解。 西藏密宗特别强调次第法，即藏密汉传在那样的历史时期里，短短不到三十年，那些历史人物也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在国外英、美、日尚流传许多圆满次第法(气功真如)，香港地区所传的多半是生起次第法。藏密气功的“祖庭与宝库”仍然完整地留在中国。 （邓述祜讲述/徐厚富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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