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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全面占领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在1932年成立听命于日本的伪满洲国。伪满洲国与蒙古国为邻，并分别有日本及苏联的驻军。双方在不少的地段存在边境纠纷。1935年起，日本关东军驻海拉尔的部队以及兴安骑兵部队，便以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为借口，不断在中蒙边界地带进行挑衅，以试探苏联和蒙古的军事实力，进而实现蓄谋已久的“北进计划”。1939年5月4日至9月16日，在新巴尔虎左旗境内诺门罕地区及蒙古国哈拉哈河中下游两岸，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满”蒙边境战争，即日本、伪满洲国与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事件。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39年，中东铁路齐满段发生了1起反满抗日事件，被捕入狱的爱国人士中有2人家住扎兰屯，名叫张钧、赵玉书。 张钧、赵玉书在中东铁路扎兰屯火车站做脚行（主要是装卸货物），管理十几名搬运工，大伙儿都叫他俩大头和二头。张钧和赵玉书对日本侵略中国极其愤慨，他们就为反满抗日组织抄送日本军用列车车号和日本军列到、离扎兰屯车站的时间。因叛徒和汉奸告密，1939年（伪康德六年）的一天，脚行工人正在装卸货物，日本宪兵队忽然把张钧、赵玉书抓走，并同时抄家。抓捕2人的同时还在中东铁路满洲里和海拉尔车站抓捕了5名苏联人，其中2人1个名字叫雅克班科，1个名字叫布鲁辛斯基。又在牙克石和博克图车站分别抓捕了8名中国铁路工人（其中一人姓刘），同案共计15人。此事件当时在中东铁路引起轰动。这15人被集中押送到齐齐哈尔日本陆军第一监狱受审，定罪为反满抗日集团和反满抗日分子、国事犯（政治犯）。定罪后次日早晨，日本宪兵队便将15人全部押送到刑场，刑场已事先挖好了15个坑，强迫5名苏联人跪在中间5个坑，左右各5名中国人跪在两侧。但是枪响后只有5名苏联人被打死了，10名中国人又被押回齐齐哈尔日本陆军第一监狱，并立即宣判：张钧、赵玉书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8人分别被判处3～10年不等有期徒刑。后来张钧、赵玉书被遣送至奉天本溪湖监狱服刑。据赵玉书的女儿赵文馨回忆：“1942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家里收到从奉天本溪湖发来的一封电报，说赵玉书生命垂危。我爷爷火速赶到本溪湖监狱，看到我养父赵玉书是被两个日本看守抬出来的，我养父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奄奄一息。见到亲人的养父眼中流出泪水，张嘴要说什么，却说不出话来。灭绝人性的日本看守把我养父抬起就跑，后来听说把我养父扔进万人坑活埋了！爷爷回来后告诉我们事情经过，全家哭成一团。爷爷不久就因为经受不了这生离死别的沉重打击离开了人世”。张钧被捕后，他的妻子、儿子、儿媳都相继去世，只留下一个5岁的孙子，是脚行工友和邻居帮着照看的。张钧在服刑期间被日本狱警打瞎了一只眼睛，出狱后和孙子相依为命。 半个多世纪的光阴流逝，无法挥去中国人民饱受侵华日军蹂躏的痛苦记忆。2015年夏，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尘封69载的侵华日军新罪证《坦白书》在齐齐哈尔市档案馆被发现。透过这总共171页的10名战犯亲手写下的《坦白书》和当年齐齐哈尔地方法院的审讯笔录，侵略者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历历在目。此卷是当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齐齐哈尔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文件，形成时间是1946年7月～11月。此卷宗是当年审讯日本战犯时的文书，其中包括10名日本战犯亲笔写下的21份《坦白书》，坦白者分别是齐齐哈尔日本领事馆间谍兼勤劳奉公队队长本田早苗、伪齐齐哈尔高等法院次长久保田荣祐、伪地方法院次长高岛一郎、伪地方法院翻译官大烟清武、伪齐齐哈尔地方检察厅首席书记官突户稔、伪高等检察厅书记官若松勋等10人，这10名战犯基本上都在当时的伪司法机关担任重要职务。 档案馆工作人员对10名战犯的《坦白书》进行了初步翻译整理。战犯之一的高岛一郎在《坦白书》中交代，仅其在任伪齐齐哈尔地方法院次长期间，经他亲自参与并策划的血案就有“特搜班事件”、“满铁职员诈欺事件”，此外，还参与了“思想犯”事件的审判，残酷镇压无辜抗日爱国志士和中国民众。 据战犯久保田荣祐坦白称，他在任伪齐齐哈尔高等法院次长的12年间，忠实地执行了日本军国主义高压而残忍的刑事政策，亲手判处了反满抗日人士田绍文、阎幼文、孙振洪等人的死刑，另经他手判处10年以上徒刑的有48人，无期徒刑的有5人。他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1946年11月，在嫩江高等法院发布的第七号、第二十四号布告中，以确凿的证据和铁的罪行事实判处了本田早苗等10名战争罪犯死刑。 同样是在齐齐哈尔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还有很多，虽然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宽大，但内心深深的忏悔仍令其一生难安。 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设于1931年11月，是侵占齐齐哈尔日军镇压中国人民反满抗日活动和执行军法的特种部队。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辖齐齐哈尔、嫩江、海拉尔宪兵分队、博克图、满洲里、免渡河宪兵分遣队，扎兰屯、富拉尔基、昂昂溪宪兵派遣队。在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的管辖区域内，有日本侵略军重点建设的齐齐哈尔、昂昂溪、白城子3个军事基地，而齐齐哈尔又是3个要点的指挥中心。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军事设施，搜集军事情报，侦缉苏联情报人员、围剿东北抗日联军，镇压一切反满抗日活动。为了效忠天皇，维护其实现称霸亚洲的野心，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以极其野蛮的手段残害和屠杀中国军民。 土屋芳雄从1931年应征日本宪兵队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的长达15年期间，在齐齐哈尔宪兵队历任上等兵、伍长、军曹、特高班长、少尉副官等职，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是1名日本侵华战争罪犯。日本投降后，他被苏联红军俘虏。1950年以后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获得宽大释放，回到日本。后来为中日友好做了大量工作，他撰写《我的忏悔——宪兵少尉土屋芳雄的个人史》一书，由日本“日中出版社”出版。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侵华战争中，我直接和间接地杀害的中国人有329名，逮捕、严刑拷问后投入监狱的中国人多达1917人。这样的大罪是无法补偿的。” 1939年5月，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和阿尔山宪兵分队共同逮捕了21名“诺门罕”事件的可疑谍报者，杀害1人，其余被判处徒刑。也许涉案者中就包括张钧、赵玉书。 日伪当局对抓捕的爱国抗日人士进行残酷刑讯，据土屋芳雄交代：曾采用灌凉水、上大挂、棒打、烙铁烫等酷刑残害被捕者，有的被当场迫害致死。 日伪经过刑讯逼供和初审后，将主犯解往奉天（今沈阳）陆军监狱，进行所谓复审，给爱国者扣上了“反满抗日”、“叛国犯”、“国事犯”等莫须有的罪名，强行进行了非法判决，除在刑讯中被折磨致死者外，共有38人被判处死刑，140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91～92页表） 从1931年11月日本侵略者踏上我国东北黑土地，到1945年8月15日本政府宣布投降，这里的人民度过了最黑暗、最悲惨的14年。期间，无数抗日爱国志士惨死在侵略者的屠刀下。今天，回顾那段苦难历史，仍是无法终结的伤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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