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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有关中国的游记中，最著名的是《马可.波罗游记》。这部书在当时的欧洲是除《圣经》外流传最广的书籍，它引起了西方对中国的高度关注，助推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马可.波罗也因此被成为“中西友好使者第一人”。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3），生于意大利的威尼斯，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到中国经商。他们于1271年从威尼斯出发，四年后到达北京。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17年，于1292年回国，后因参加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战争，不幸被俘，在狱中认识了比萨的作家鲁斯蒂谦。因为马可.波罗是个文盲，不识字，经他口述，鲁斯蒂谦记录，把他在中国的经历整理成书，取名《百万》，或称《东方见闻录》或《寰宇记》，后来马可.波罗把书名改成《马可.波罗游记》。因为当时中国的印刷术还没有传到欧洲，所以该书被大量抄录为欧洲各国语言，共有135多种，迅速风靡欧洲，成为家喻户晓的著作。1477年第一个德文译本出版后，又陆续被翻译成世界各国语言出版。《马可.波罗游记》共分四卷，第一卷是马可.波罗一行来到中国时的沿途见闻，第二卷讲了元朝初年的政治事件和忽必烈的宫廷生活以及北京、西安、南京、扬州、苏州、泉州等城市的情况，第三卷介绍了中国周边如越南、印尼、印度等国家以及非洲东部地区的情况，第四卷讲述了成吉思汗之后的蒙古各汗国之间的战争和俄罗斯的情况。全书共229章，涉及的城市和国家有100多个，内容包括山川、地形、生物、气候、矿产、工商、贸易、船舶、宗教、风俗、政治、军事、司法等多个方面。以第二卷的比重最大，主要叙述了中国各个城市的情况，详细描述了中国丰富的物产、繁华的城市、华丽的建筑，尤其是对苏州、杭州两个城市的描述最为详细，并将杭州称为“天城”，把苏州称为“地城”。因为该书是第一本将中国全面介绍给欧洲的书，并将中国描写成地大物博、遍地黄金的国度，引起了欧洲上层贵族对中国的强烈兴趣，直接导致了哥伦布出海寻找中国所在。但是，20世纪末，世界各国的一些学者对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来过中国产生了怀疑。1999年，由全世界10名探险队员和22名专家共同组成的考察队重走马可.波罗之路，最终认为这条线路是行不通的。他们怀疑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主要理由是：该书第一章写他从威尼斯到北京的经过，却看不到一点战争的痕迹，仿佛游走在一个完整、和平的统一帝国里；书中还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记载，比如说当时的太子是忽必烈的儿子（实际是孙子），中国有9各省（其实是11个省），元朝第一次征战日本时出现的“神风”事件（实际是第二次征战），其战船桅杆是五根（近年出土的沉船桅杆是三根），成吉思汗是中箭身亡（其实是病逝），他说中国到处是石头铺路（其实只有皇家宫殿才是，其余主要是土路），他自称“襄阳献炮”的主人公是他（但根据《元史》记载并非如此），他说离开中国的契机是护送远嫁伊尔汗国的阔阔真公主（可根据《永乐大典》的残片记载，护送公主的外国人是三位波斯使者）；而且蒙古的任何历史书中都没有提到过马可.波罗这个人；据马可.波罗自称，他曾经担任过扬州知府，但查遍扬州的地方志和官书，都没有相关记载；作为扬州知府，在写到扬州时，却只提到扬州生产马鞍；在描写泉州时，竟然没有提到泉州城内赫赫有名的三座大教堂；马可.波罗自称他是忽必烈的“左膀右臂”，帮助忽必烈处理过内政外交的许多事物，但马可.波罗本身是文盲，不会写字，他的临终遗嘱也是按的手印；书中经他口述的所有中国地名都是按照波斯或突厥语的发音，没有一个蒙古和汉语发音；书中虽然提到了纸、纸币、煤、瓷器等，但没有提到茶叶、筷子、汉字、毛笔、长城、裹足等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符号”……关注此事的1万多名网友也通过投票表达了他们的判断，其中65%的“马可.波罗铁粉”否认了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真实性。其实，怀疑马可.波罗东方见闻真实性的，早在马可.波罗生前就大有人在。一些贵族子弟历来认为，世界文明之最在欧洲，欧洲文明之最在威尼斯。这位“马可百万先生”却把中国的科学文化讲得那么先进发达，把元大都北京、杭州等城市讲得像天堂一样，一定是他胡说八道。甚至在马可.波罗病危想立一份遗嘱时，一些亲戚唯恐他在书中说了谎话，为了“解救他的灵魂”，都站在床边，苦苦央求他否认这本书的真实性，至少也得承认书中有部分不实之词，但马可.波罗摇了摇头，襟怀坦白地说：“我不但没有言过其实，许多事情甚至还没说到一半，像中国的长城、中国的印刷术、中国的书画艺术，书中都没详细介绍。要是我把这些一般人所不容易理解的内容全都写上，恐怕人们不仅不信，反而会怀疑全书不真实呢！”为马可.波罗做临终忏悔的神父，举着十字架，劝他忏悔《东方见闻录》是撒谎，否则死后灵魂进不了天堂，反会堕入地狱。马可.波罗却坚定地对神父说：“神父，感谢您的忠告。我记得《新约·马可福音》第四章有耶稣说的一段话：'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飞鸟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发苗虽快，太阳出来一晒，也就枯萎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被荆棘遮住，再也不能结实；只有落在好土里的，才能茁壮成长，开花结果，得到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收获……”。因此，笔者认为，像马可.波罗这样的基督教信徒，在临终之际，居然不怕灵魂进不了天堂，坚持说自己的书中没有谎言，应该说明该书的绝大部分记载确实是实录。至于书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如当时的太子是忽必烈的孙子而不是儿子、中国有11个省而不是9个省、元朝征战日本时出现的“神风”事件时第二次而不是第一次、桅杆是三根而不是五根、忽必烈是病逝而不是中箭身亡等，应该是他根据传闻而不是亲历导致的。他虽然不识字，并不代表他不能就内政外交等事物发表意见。书中地名没有蒙古或汉语发音，只能说是记录者鲁斯蒂谦只懂波斯或突厥语而已。考察队认为，马可.波罗所走的路线行不通，可能是根据现在的情况，并不能代表当时的路况。其余没有讲到的一些事情，可能确实是出于马可.波罗记忆种的遗漏或担心欧洲人不能理解而省略。中国用石头铺路也绝不限于皇家宫殿，包括一些官府或富豪应该也可以用石头铺路。护送公主的使者名单中没有他，也仅是根据《永乐大典》的残片判断，未必全面。而“襄阳献炮”的主人公不是他，或许是因为他不是主要献炮人，因而《元史》没有记载。他没有当过扬州知府可能属实，但可能当过级别低得多的小官吏，这对于不太明白中国官制详情的外国人来说，也属正常。另外，从他回乡后改写了一首中国唐朝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诗句为“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大改鬓毛衰；破衣相见不相识，差点把我当贼来！”也说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而且对中国文化有很细致、深入的了解。更需要注意的是，《马可.波罗游记》的作者并非马可.波罗本人，他只是一个口述者，而该书最终出版的定本也并非由他本人审定，因为他不识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书的实际笔录者鲁斯蒂谦是一个有名的小说家，为了尽量多卖书，他在书中大量加入了他自己的创作，包括取材于他的小说中的“整段整段的描写”。因此，我们无法判断书中的哪些内容是马可.波罗说的，哪些是鲁斯蒂谦加工的，书中的错误究竟出自谁。而书中大量的准确信息更证明了马可.波罗本人的叙述是真实的，因为鲁斯蒂谦从未到过中国。而且，无论是柯立夫的著作还是后来杨志玖的《元史三论》都有力地证明了马可.波罗在忽必烈在位时确实身在蒙古汗国。最近，笔者又读了瑞士汉学家傅汉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税收的新证据》（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党宝海、马晓林、周思成合译）一书，更加佐证了笔者的判断。傅思成在书中说，马可·波罗关于元代中国（1271-1368）货币、食盐、税收的记述都与汉文资料中讲述的内容极为契合。这些包括《元史》在内的资料，都是在这位威尼斯商人离开中国或他死后很久才编纂完成的。元代的货币只是在我们自身所处时代的最近几十年才北发现。在马可·波罗之后几百年，由于中国、日本、西方史学家的近代研究，与《寰宇记》的记述高度一致。在蒙古治下的中华帝国，纸币绝不是在不同地区以相同的程度流通。在一些地区，如今天的云南和四川南部，金、银、贝币、盐币是主导性的货币。在我们现今已知的西方、波斯、阿拉伯的著作家中，没有其他人像这位威尼斯人一样精确、可靠、全面。换言之，有更多情况表明，这位威尼斯人的确到过大汗的帝国。此外，傅汉思认为，马可·波罗的书不是“扶手椅指南”（指本人未到过其地，仅根据传闻所写）。因为他的书中记载奇闻异事很少，多为经济和贸易方面的记述，并由1100个具体数据。他的口述有原始的笔记和备忘录作基础，其书虽经鲁斯蒂谦记录，但受其影响有限，一些夸张的地方多系传闻。他通晓几种语言和四种文字，故用波斯语记录地名亦在情理之中。他只对蒙古人感兴趣，故对汉人的文化及西方人无法理解的事情有所遗漏十分正常。至于未提到缠足、鹭鸶捕鱼、筷子等“中国符号”不足为怪。长城包砖始于明代，以前只是土垒，没有那么著名。但他对开采石棉（火蜥蜴）、纺织、瓷器、动植物、蔗糖、季风等描述是其他西方游记没有的。他任扬州知府、参加襄阳战役、担任送嫁阔阔真公主使者等事虽有夸张的成分（有可能出于鲁斯蒂谦或后世各种抄本制作者的吹嘘和增饰），但其提供的有关细节却是有来历的。从他带回威尼斯的珍宝清单中有金牌、银腰带和麝香等，说明他可能担任过忽必烈的贴身侍卫，执行过一些忽必烈委派的任务。他的叔叔玛窦在临终忏悔时也说，马可·波罗的书所记载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可以作为旁证，说明马可·波罗一家三人确实到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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