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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一个早上，加拿大的一家养老院发现了一具尸体，当工作人员试图将其挪动时，察觉到他的四肢已经僵硬，很明显他已经死亡好几个小时了。
 后来张国焘意外被捕，在反动军阀的严刑拷打之下将李大钊出卖，所以李大钊被害，张国焘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南昌起义前一晚，张国焘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来到了南昌，试图叫停起义，理由竟然是不信任贺龙对党的忠诚，气得李立三当众斥责张国焘，就连一向脾气好的周恩来也阴沉着脸拂袖而去。 我党创建武装力量之后，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沈泽民等人创建了鄂豫皖苏区，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 随着红四方面军的实力日益壮大，张国焘的权利野心开始显露，经常以肃反的名义排除异己，一大批优秀党员死在了他的枪下。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对张国焘的行为非常不满，多次劝他停止肃反。张国焘非但不听取建议，反而以为徐向前是要和他争夺军权。 由于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遇了重创，红四方面军成为了红军三大主力中实力最强的一支，然而张国焘非但没有想着带领中国革命走向光明，而是权欲熏心，懋功会师后险些让红军走向分裂，这件事也为他后来叛党埋下了伏笔。 红军抵达延安后，掀起了一股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热潮，很多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也受到了冲击。 由于当时中国革命尚未转危为安，毛主席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号召干部们停止对张国焘的批判，并委任他为陕甘宁边区副主席。 张国焘也对自己在长征途中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深刻检讨，大家都以为这件事就此翻篇，但是有一个人的到来却让他彻底与红色革命分道扬镳。 这个人便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他来到延安的目的就是为了传达共产国际的一些指示，号召党中央加紧进行反“托派”斗争。 张国焘和王明其实是一类人，别的本事没有，整人的本事倒是非常在行，在肃反期间，张国焘便领教过王明的手段，所以对王明一直比较忌惮。 除此之外，张国焘当时刚刚犯过错误，在政治上处于低谷。之前在党内的地位，张国焘一直牢牢压制王明，但是今非昔比，万一王明来个落井下石，自己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但是王明又不方便直说自己的想法，本想是先来个敲山震虎，没想到用力过猛，直接把张国焘推到了国民党那边。 王明亲自找到张国焘，批评了他在长征中的行为，并把它定性为“托派在暗中作怪”，张国焘在一旁听的大气不敢喘一声。 见张国焘被这顶帽子吓怕，王明继续添油加醋：“以前四方面军的老部下李特、黄超，经过审查发现都是'托派’，目前已经在新疆被处决了。” 警卫员何福圣晚年时依然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自从王明找张国焘谈话之后，张国焘的脸色憔悴了许多，或许那次谈话过后，他就已经铁了心要脱离党组织了。”  1938年清明节前夕，蒋介石邀请我党干部共同祭拜黄帝陵，张国焘见时机成熟，于是主动提出要代表边区政府前往，实际上他早已和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取得了联系，想要借此机会投奔国民党。 祭拜活动一切顺利，张国焘对随行的人员说：“你们先回延安吧，我去西安办点事，过几天就回去。” 张国焘看着同志们远去的背影，心中窃喜，然后头也不回的钻进了蒋鼎文的轿车，从此便与我党分道扬镳。 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特意安排戴笠保护他的安全，并承诺让他担任要职。戴笠确实保护了张国焘的安全，但是他在国民党内并没有得到重用，据说成为了军统的一员，但处于边缘化职位。 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被我军击败，张国焘也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和大多数非嫡系将领一样，张国焘在台湾也是郁郁不得志，当时他对国民党来说已经没有了任何价值，所以待遇也好不到哪去。 张国焘先是前往了香港生活，每天靠写点稿子谋生。1968年又和家人移居到了加拿大，生活非常拮据。晚年的张国焘体弱多病，由于家人也要为了生计而奔波，不得不把他送进了多伦多一家养老院。  他在养老院逝世之后，他的家人甚至拿不出钱为他支付丧葬费，蒋经国得知这一消息后，赞助了他3500美元，这才让他入土为安。 张国焘可以说是我党历史上官职最大的叛徒，五四运动时期，他也是像毛主席、陈独秀等人一样，心中想的是拯救危亡的中国，但是随着自己的官职越来越高，他逐渐忘记了参加革命的初衷，与其说他是叛徒，倒不如说是被革命队伍淘汰。 中国的革命道路无比艰辛，这对于革命者来说是一种考验，只有心中有坚定的信仰，才能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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