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古斯塔夫：卡夫卡谈话录

置身于宁静 2023-03-30 发布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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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卡夫卡，1883年-1924年。出生于犹太家庭，写作过多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长篇小说，3部长篇均未写完，短篇也大多未发表，著有《城堡》、《审判》等长篇代表作。他攻读过法律和艺术史，就职于律师事务所和保险公司。1924年死于肺病。

纯粹 · 小众 · 自由

阅读是砍向我们内心冰封大海的斧头

弗朗茨·卡夫卡口述

古斯塔夫·雅诺施记述

徐迟译

卡夫卡对我说：“您把作家描述成一个脚踏黄土、头顶苍天的高尚伟人。这当然只是小资产阶级观念中的一种寻常想象。这种由隐秘的愿望滋生出的幻想完全是与现实脱节的。事实上，作家总是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更渺小、更软弱。因此，他体会到的艰辛世事也比其他人更深切、更激烈。对作者本人而言，他的歌咏只是一声呼唤。对艺术家来说，艺术是痛苦的，他们通过这种痛苦获得解脱，并借此迎接新的痛苦。他不是个巨人，多少只是一只囚于自身存在之笼内的斑斓小鸟。”

“我是一只非常不像样的鸟，”卡夫卡说，“我是一只寒鸦——一只卡夫卡鸟。泰因霍夫街的卖煤人就养了一只。您见过它吗？”

“我见过。它总是在店前面跑来跑去。”

“是啊，我这位亲戚的情况比我好多了。它的翅膀确实是被剪掉了。可于我而言，这根本是不必要的，因为我的翅膀已经枯萎。所以，我既没有高处，也没有远方。我困惑地在人与人中间蹦来跳去，人们用极不信任的目光打量我。我可是一只危险的鸟，一个小偷，一只寒鸦。但是这只是表象。实际上，发光的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所以，我甚至连熠熠发光的黑羽毛都没有。我像灰烬一般灰。一只渴望消失在石缝间的寒鸦。

来访者敲门的时候，弗朗茨·卡夫卡通常会以一声短促而不太响亮的“请”作为应答，而他部门及办公室的同事总是霸道而阴沉地喊一声“进来！”

“如今，一个正派的、依公务条例而得到高薪的公务员就是刽子手。为什么每个令人尊敬的公务员背后就不能隐藏着一个刽子手呢？”
“可公务员并不杀人啊！”
“谁说的！”卡夫卡用力地把双手拍在桌上，回答道，“他们把活生生的、充满变化的人变成死的、无法变化的注册号码。”

我继续道：“对您来说，他根本是个异类。您看他的时候，就像在看笼子里的一头异兽。”
可此时，卡夫卡博士几乎用恼怒的眼神直视我的眼睛，以一种克制着情绪的粗犷声音轻轻说：“您弄错了。不是特雷默尔，在笼子里的人是我。”
“这就对了。这间办公室——”

卡夫卡博士打断了我：“不止这间办公室。到处都是。”他把紧握的右手放到胸前：“我的心里一直背负着栅栏。”

人类已经重新变回了动物，这可要比做人容易多了。他们安逸地混在人群中，穿过城市中的街道去上班，去饲料槽进食，去玩乐。这是种被圈养的生活，和在办公室里没有两样。没有奇迹，只有使用说明、表格与规章制度。人们畏惧自由与责任，这就是他们宁愿在自己打造的栅栏后面窒息的原因。”

卡夫卡用一种低得古怪的声音对我说：“那是我父亲。他很担心我。爱通常也有暴力的一面。

卡夫卡疲惫地微笑道：“没有……我从未得到过足够的温暖，所以我才会燃烧殆尽——因为寒冷。”

实际上我自己也很堕落无耻，我也为发表这些东西做了不少努力。为了推脱自己的弱点，我把周围环境描述得比实际情况强大许多。这自然是欺骗。我自己也是个法学家。因此我才无法摆脱邪恶。”

成衣间人类的世界是地狱，是臭气熏天的化粪池，是臭虫窝。

工作把渴望从梦中解放出来，而梦通常只会遮蔽人类的双眼，极尽谄媚之能事。”

“人们在谈论遥远之事时总是最好的，因为看得最清楚。《司炉》是回忆一场梦，回忆那或许从未成为现实的东西。卡尔·罗斯曼不是犹太人。我们犹太人生来就是衰老的。”

我与卡夫卡说起了他这位新的崇拜者，可他对我的发言既不感兴趣，也不太理解。相反，卡夫卡的表情透露出，与他谈论他的书让他感到不自在。

梦揭露了隐藏在想象背后的现实。这就是生命的可怕之处——艺术能撼人心魄。

卡夫卡点了点头：“这就对了。所以人们才经常装出快乐的样子。有人在耳朵里塞满了快乐之蜡。比如说我。我假装快乐，是想躲到它的背后。我的笑是一堵水泥墙。”
“用来防御谁？”
“当然是防御我自己了。”
“可墙都是向着外部世界的。”我说，“这是一种向外的防御机制。”
可是，卡夫卡立即非常肯定地反驳了这个观点。
“就是这样！每一种防御已经都是退避与躲藏。因此，对世界的理解永远都是一种内卷式的理解。所以，每一堵水泥墙都只是迟早会崩塌的幻象。因为内部与外部同属一体。彼此割裂时，它们不过是某个我们只能承受，却无法解开的秘密的令人困惑的两种面貌。”

“只通过外部手段求得的伪自由徒有其表，它是一种谬误，一种混乱，它是一片沙漠，除了恐惧与绝望的苦草，没有任何东西能在那儿茁壮生长。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具有真正而持久价值的东西总是来自内心的馈赠。人不是从下至上，而是由内而外地成长。这是一切生命自由的基本条件。这不是人为制造的社会风气，而是一种要不断地去争取的、对自己与世界的态度。这是使人获得自由的条件。”

卡夫卡深吸一口气，接着他说：“没错。其实就是这样的。为了让我们在电光石火间看见世界的闪光，构成我们有意识的生命的火花必须要越过矛盾的鸿沟，从一极跃到另一极。”

“他们从黑暗中来，为的是在黑暗中消失。”

“人世间的所有东西都是被赋予生命的图像。因纽特人在他们将要燃烧的木头上画上一些波浪线。这就是火的魔法图像，然后他们钻动木栓，唤醒火焰的生命。我做的也是相同的事。我想用我的画完成我看到的人物。可我的人物不会燃烧。或许是我用的材料不正确，或许我的铅笔不具有这样的特点，也有可能是我自身根本就不具有必要的特点。”

印象与现实之间的路通常艰辛而遥远，大多数人只是弱小的行者罢了。如果他们像撞墙一般踉跄地撞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必须原谅他们。

千万别！何必呢？他本来就不会把这种警告放在心上——就算他真的会，您也别这么做。他信中的蠢牛迟早会用角将他逼到绝境。人逃不过自己放到世上的妖魔。恶意总会回到它的源头。”

您花在这些白日蜉蝣上的时间太多了。这些现代书籍中的大多数不过是当今世界的浮光掠影，它们转瞬即逝。您应该多读一些老书。比如经典作品，歌德的。古老的作品将它最内在的价值展露在外——永久性，而新鲜事物就等同于瞬时性。它今天看上去很美，明天看起来就很可笑。这就是文学之道。

他向我解释道：“把意料之外的来访视作打扰是种无法掩饰的软弱，是对未知的逃避。一个人躲在所谓的私人空间中，是因为他缺乏应对这个世界的力量。人在自我限制中远离了奇迹。这是撤退。所谓此在，首先是与事物共同存在，这是种对话。人们无法回避。您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找我。”

“坡是病了。他是个可怜人，对这个世界毫无防备。所以，他才逃到杯中物里去。想象对他来说只是一根拐杖。他写了许多阴森恐怖的故事，为的是熟悉世界。这是很自然的事。想象中的狼窝没有现实中那么多。”

“没有。其实我对他写的东西了解甚少。但我知道他的逃跑路线，他的幻境。作家写的内容始终都是相同的。比如在这本书中就能看出来。”

卡夫卡道，“梦里总有无数未经加工的日常经验。”

人只能扔掉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所以，自杀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夸张到荒谬的利己主义，一种妄称自己拥有了上帝力量的利己主义，然而在现实中根本没有什么上帝之力，因为这里实际上连力量都没有。自杀者只是因为无能而自杀。他已经没有做任何事的能力了。他因而失去了一切。

艺术是全身心的事件。所以，艺术从根本上来说是悲剧。

创作是凝聚，是精粹。文学则是溶解，是减轻无意识生活痛苦的享乐品，是麻醉剂。”
“那创作呢？”
“正相反。创作使人觉醒。”
“所以，创作倾向于宗教。”
“我不会这么说，但是它肯定倾向于祈祷。”

艺术和祈祷一样，就像一只伸向黑暗的手，它想要抓住一些恩典，从而让自己变为一只给予的手。

卡夫卡对这座城市中的各种建筑的全面了解经常让我惊叹。他不仅熟悉宫殿与教堂，连老城中最隐蔽的穿堂房屋都了然于胸。即便是许多房子的老门牌不再挂在入口上方，而是已经被送进波里奇区的市立博物馆，他都知道它们旧时的名字。卡夫卡博士从老房子的围墙里读出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他带着我穿过曲折的小巷，进入布拉格老城漏斗状的、被他称作“溅光钵”的小庭院，与我一起穿过老查理大桥附近的一条巴洛克式走廊，走过一间拥有文艺复兴时期圆形拱廊、面积极其狭小的院子，穿过一条黑暗的管状隧道，来到一家坐落于小院子里的狭小客栈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被恐惧的污泥粘在廉价的基本原则那张摇摇晃晃的椅子上。这就是人生的全部实践。

比如说我，坐在办公室里，翻阅着卷宗，试图把我对整个工人意外保险机构的厌恶藏在一个严肃的表情后面。然后您来了。我们无话不谈，穿过喧闹的街道，走进寂静的雅各布教堂，看着被砍掉的手臂，谈论时代的道德痉挛。然后我走进我父母的店铺，吃点东西，给几个欠钱不还的债务人写几封客气的催债信。无事发生。世间祥和。我们和教堂里的木雕一样僵硬。只是没有祭坛罢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邪恶的时代——从没有任何事物是名副其实的这一点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人们使用国际主义这个词，以它指代人道，也就是一种道德价值，而国际主义这个词主要是用来描述地理概念的。概念被推来搡去，像被挖空果肉的空荡荡的坚果壳。比如，在如今这个人们的根早已被拔出泥土的时刻，人们却谈论故乡。

正因如此，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一切都在摇摆。我们生活在深陷于谎言与幻象的沼泽中，那里诞生了不少残酷无情的怪物，它们对着记者的镜头友善地微笑，实际上，它们却已在不知不觉中践踏了千千万万的人类，就像践踏恼人的虫子那样。

一切都在虚假的旗帜下航行，没有一个字符合事实。比如说，我现在要回家了。但只是看起来如此而已。实际上，我是在进入一个专门为我而设的监狱，更艰酷的是，它看起来与一间极为普通的中产阶级公寓无异，除了我，没人能认出它是监狱。因此，任何越狱的企图都消失了。如果没有可见的枷锁，人是无法从中挣脱而出的。所以，囚禁是一种被组织得极为稀松平常且不过分舒适的日常生活。

您说得对。只有出生的才有生命。其他一切都是虚妄：文学没有存在的权利。

可语言只授予生者一段不定的时刻。我们只能使用它。实际上，语言属于死者与未出生者。

人很难应付自我。想要与必须克服的阶段画下清晰分界线的渴望不断引发言过其实的概念，从而一再产生全新的假象。然而，这正是渴求真理最显眼的表达。人只能在悲剧的黑暗镜像中找到自己，可在那儿，一切都已经完结了。

卡夫卡却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温柔笑容摇了摇头，否定道：“怎么会！死亡完全是属于人类的事件。因此，所有人都会消逝。但是，猴子会一直在整个人类族群中生存下去。自我不过是由过去搭建的笼子，周围是永恒不变的未来之梦。”

“一个人不理解别人的时候，他并不可笑，反而是被孤立、被抛弃的，是可怜的。”

人只能极力忍耐，无言地将所有、所有涌上来具有腐蚀性的胆汁黏液吞下去。这就是人为了不对自己与他人感到羞耻所必须做的一切。”

我觉得现在这已经没什么意义了。现在的问题不在于祖先，而在于后人。

我至今还记忆犹新，等他走后，我带着悲哀失望的声调问道：“您真的觉得他是个作家？”

卡夫卡的眼中闪烁着小小的绿色火花。他莞尔道：“是的，字面意思 [22]。他是个密闭者，一个密不透风的人。”

一堆陈旧的词语与想法组成的废话。这些东西比厚重的板甲还结实。人躲在它的背后，好让自己不受到时代的变化影响。所以，空话才是最坚实的恶之堡垒。是一切热情与愚蠢最为恒定的防腐剂。

上帝、生命、真理——这只是同一事实的不同名字。

小卡雷尔·本达，并不是被货车碾碎的，而是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经被周围的无情撕得粉碎。

直到所有得到馈赠的希望都消失，陷入绝望的时候，小伙子们才冒险去跳车。我现在仿佛就能看到他们，是绝望将他们逼到了车轮下。

一个人不能激怒他人。我们生活在如此一个恶魔当道的时代，几乎只有在最隐秘的情况下才能行善，主持正义——仿佛那是在违法乱纪似的。战争与革命没有消失。正相反！我们感情的冷漠助长了它们的热浪。

从整体上来看，该剧场的财政与人事关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整体，剧场却没有与之相称的庞大受众群。它是一座没有地基的金字塔。演员听命于导演，导演受剧院管理层领导，最后又受制于剧院协会。作为一条链子，却没有最后将一切整合起来的链环。

他的剧作《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中的儿子就是个满口胡话的青年人，他吹嘘自己把父亲打死了。可就在此时，老爷子的出现让这个要征服父亲权威的年轻人无所适从。”

长者是青年的未来，他们迟早会变老的，那为什么还要斗争呢？为了更快速地变老，更迅速地去世？”

不只是布拉格，这个世界都充满了悲剧性。技术的铁拳击碎了所有的防护墙。这不是表现主义，这是赤裸裸的日常生活。我们像被驱往刑场的囚犯般追逐真理。”

是的，我们是秩序与和平的破坏者。这就是我们的原罪。我们把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的不只是芸芸众生那样生死轮回，我们还想把每一个作为个体的生命尽可能快乐而长久地保存下来。这种叛乱反而令我们丧失了生命。

否认原罪，就是否认上帝与人类。或许，人类的自由正是由必死性赋予的。可谁又知道呢？

我们超人一等的贪婪与虚荣，我们权力意志的狂妄。我们为了没有真正价值的价值缠斗，最后却漫不经心地毁掉了与我们个人生存紧密相连的东西。这是种将我们拖入泥淖，谋害我们的迷惘。

在现实中，舞台根本就不暗，它充满了白日的光辉。这就是人们闭上眼，视而不见的原因。

弗朗茨·卡夫卡说，“许多所谓的学者就是把作家的世界移植到其他的学术层面上，并且成功地获得了声名与影响力。”

我们身上还留着昏暗的角落、神秘的走廊、盲窗、肮脏的院子、人潮拥挤的酒馆与上了锁的旅馆。我们穿过新建城市的宽阔街道，可我们的步伐与目光都游移不定。我们的内心还在颤抖，仿佛还停留在苦难的老街上。我们的心对已实施的建筑清整计划一无所知。我们内心肮脏的犹太老城比身边这座洁净的新城真实得多。我们清醒地穿过一个梦，而我们本身也只是过去时光的幽灵。

您拥有其他人已经丧失的未来的可能性。其他人离您如此之近，让您不得不极为仔细地观察自己，才不至于感觉迷失。我对您当然要比对克劳斯更友好。我与您谈话，就是在与我的过去谈话。此时我必须友善。另外，您比克劳斯年轻，您需要更多的理解与关爱。

卡夫卡曾说过：“叔本华是个语言艺术家，他的思想发源于此。单单因为他的语言，我们就应该阅读他的作品。”

巧合只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在我们有限的认知中。它反映了我们知识的局限性。与巧合的斗争永远是与我们自己的斗争，这场仗我们永远都无法取胜。

至于卡夫卡，作者称他是一只以苦根为食的特殊的鸟。

这两张来自对立政治阵营的传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的收件人同样极不真实。国家与工人阶级只是抽象的概括，教条的概念，虚无缥缈的现象，只有通过语言的操弄才能让人理解。这两个概念只有在语言的创造中才是真实的。它们的生命立足于言辞，立足于言辞的内在世界，而不在人类的外部世界中。只有具体、真实的人，那些上帝安排在我们面前，直接对我们产生影响的邻人才是真实的。”

对于作家而言，笔不是工具，而是器官。

卡夫卡说：“没有不血腥的童话。每一个童话都是源自鲜血与恐怖的深处。这就是所有童话的亲缘。它们只不过表面上不同。北方的童话不像非洲黑人童话那样充满了幻想中的动物，但它们的内核，那种渴望的深度是一样的。”

战争把美洲带来欧洲，各大洲相互碰撞。人类的声音随着一道火花瞬间绕着地球转了一圈。我们不再生活在只有人类的空间里，而生活在一颗被亿万个大大小小的世界所环绕的迷失的小行星上。宇宙像一张巨口般张开，在它的食管中，我们每天丧失的个人行动自由越来越多。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连走出自己的院子都需要特别的通行证了。世界正在变成一个隔离区。

但凡我因什么而痴醉，我的心头总会涌上一股死一般的疲惫与空虚。或许是我缺乏想象力。事物离我越来越远，只剩下灰色、荒凉的斗室。”

写下的文字照亮了这个世界，却让书写者消失在黑暗中。

在现实中，我其实只靠这样的无序方才成活，方才骗得最后一丁点的个人自由。

尽管世事烦嚣，每个人却都沉默而孤立。对世界与自我的评价交织在一起，却无法再正确地发挥作用。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被摧毁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被扰乱的世界里。一切都像是易碎帆船上的索具那样，发出叮当或是吱嘎的声响。您与您哥哥看到的潦倒，只是一种更深沉的痛苦的表面现象。”

工厂只是增加盈利的机构。我们所有人在其中扮演的不过是从属的角色。最重要的是金钱与机器，人类不过是让资本倍增的古老工具，是历史的遗留物，其匮乏的科学能力很快就会被思维流畅的机器所替代。”

犹太人对家园的渴望不是一种咄咄逼人、愤怒地夺取他人居所的民族主义，从基本上说，它无论在世界中，还是在其核心内都无家可归。因为这种民族主义，再从基本上说，也没有使世界不再荒凉的能力。”

“摩西不是个首领，”他说，“他是个法官，一个严厉的法官。毕竟只有严苛而无情的审判才能领导人类。”

疾病根本不是恶意，而是一种警示，一种对生命的帮助。

发明比寻找容易。以独具一格的、尽可能广泛的多样性描绘现实或许是最困难的事情。各种日常的面孔从每个人身边经过，像一支神秘的昆虫大军。我们所有的城市与工厂都是由这样的迷途孩童创造的，他们通过屈服找到自由。

这不是一座城市。这是时间之洋满是罅隙的底部，堆满了焚尽的梦想与激情的碎石，我们穿行其间，就好像戴着潜水钟罩行走那样。这里固然有趣，可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将无法呼吸。大家必须像潜水员那样往上游，不然血液就会把肺冲破。

人们真是自信满满，精神焕发。他们统治了街道，就以为自己统治了全世界。实际上他们弄错了。他们的背后站着秘书、公务员、职业政治家——全都是些为自己铺设掌权之路的当代苏丹。

洪水越蔓延，水就越浅、越浑浊。革命蒸发后，剩下的只有新官僚主义的淤泥。办公室的文书是饱受折磨的人类的镣铐。

谎言是一门艺术，它与其他艺术一样，需要人耗尽全部力量。说谎者必须全情投入，自己先相信这个谎言，这样才能用它说服其他人。谎言需要激情的火焰。可这么一来，它揭露的东西比隐藏的东西还多。我承受不了。所以我只有一个藏身之处——真实

语言是我们内心无法摧毁之物的外衣，它将比我们存活得更长久。

我非常喜爱那双老旧的棕色漆皮手套。它的触感总让我的背后发出一阵充满快感的战栗。

是人类将与世界的合作及共同责任抛之脑后。战争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瓦解了所有现存的确定性与惯例。动物性的、物理性的东西四处蔓生，扼死了一切精神性的东西。就像癌肿。人的生命不再以年、月、日、小时计，而以瞬间计。哪怕在这几个瞬间，人都不算是活着。人只是有意识，只是存在。

这是因为死亡将近。”我说。
“是因为对死亡的认识与恐惧。”

普鲁士式的正步走与女孩们的舞蹈目的相同，两者都压制个性。士兵与女孩都不再是自由的个体，而被捆绑在一起，成了群体中的一员，他们得按照一个自己浑然不知的命令行动。所以，他们是所有指挥官的理想。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重塑，一声令下就已足够。士兵与姑娘们像木偶般行进。这让最微不足道的指挥者也变得伟大。

“国际联盟是个将战争本地化的组织。战争还在继续，只不过换了其他的作战手段。兵师被商人的银行取代。工业的战争潜力被金融的战斗力取代。国际联盟并非各国人民的联盟，而是各大利益集团的中转站。”

萨德侯爵只能通过别人的痛苦获得生活的快慰，正如富人的奢侈由穷人的困窘来支付。

卡夫卡抿了抿嘴，说：“怎么会！历史比这些老照片可笑得多，因为历史大多由官方行动组成。”

侦探小说总在揭示隐藏在非凡事件后的秘密。然而生活中却正相反，秘密不会鬼鬼祟祟地藏在后面。正相反！它完全暴露在我们面前！这再自然不过，所以我们才看不见它。日常是最伟大的强盗小说。每一秒，我们都漫不经心地经过成千上万的尸体与罪恶。这是我们每日的例行事务。尽管我们早已习以为常，可如果还有什么能让我们惊喜，那我们将拥有美妙的镇静剂——侦探小说。它把存在的每一个秘密都描绘成应受惩罚的例外现象。所以，侦探小说不是不入流的文章。用易卜生的话来说，它是社会的支柱，是冷酷的败德身上那件浆洗过的白衬衫，却总被自诩为资产阶级的教化

峰顶互相遥望。躲在它们阴影之下的洼地与小山谷虽然平时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但对彼此却一无所知。

“博士先生，您不觉得奇怪吗，怎么所有候选人都长着一副贪婪的市侩嘴脸？”
“不觉得，”卡夫卡冷漠地回答道，一边把宣传册扫入废纸篓，“毕竟他们都是阶级斗争的胜利者。”

所有相信改革的人都是这样。他们看不见，只有世界中的某物消亡，某物诞生时，世间的景象才会发生变化。某物沉落，某物升起，改变了万花筒中玻璃碎片的组合。只有很小的孩子才会觉得是他们改造了这个玩具。”

语言是家乡厚重的呼吸，我却是个严重的哮喘病人，因为我既不会说捷克语，也不会说希伯来语。两者我都在学习。但这仿佛在追逐一个梦。人怎么能从外部找寻本应生长在内部的东西呢？

捷克人本身也只是强者生存空间中的一块小小斑晶。早已有人三番五次地想要扼死它的灵魂。这门语言与这个民族早该消失。可人无法用暴力消除任何从地球尘埃中创造出来的东西。世界万物原始的种子永远不会消失。尘埃是永恒的

安静地敬畏不熟悉的事物，有序地吸收一切可认识的事物。最大与最小的东西一定相去不远，一样富有价值。”

我所有的朋友都拥有美丽的眼睛。在我生活的昏暗地牢中，他们眼中的光芒是唯一的亮光。可那也只是一种人造光。

摄影将人的目光固定在表面。它通常会令浮光掠影般在事物表面透出微光的隐藏特征变得模糊不清。仅靠最敏锐的镜头捕捉不到这种特征，人必须亲自用感觉去摸索。难道您相信，所有消逝的时代中数不清的作家、艺术家、学者，以及其他魔术师满怀急迫的渴求与希望，所面对的一再退却、深不可测的现实，现在只需通过按下廉价机器上的一个按钮，便可以顺利出现在我们面前？我表示怀疑。这台自动照相机不是多重的人眼，而是简化得无以复加的苍蝇复眼。

卡夫卡指着画册说：“这是画下来的文学。”

他用因内心的抵触而压低的声音道：“我的行为在您眼里或许有些别扭。可我也是情不自禁，我害怕一切假象。'似乎’永远是种邪恶的绞索，您走到何处都能发现它。没有比颠倒一切活动的表象更令人厌烦的东西。”

“您应该放弃这里的工作。”为了缓解我与他之间紧张的气氛，我轻声道。
卡夫卡点了点头。
“我确实该这么做。我本想躲在办公室的写字台后面，可它却让我更加虚弱。它成了——”卡夫卡用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苦笑容望着我，“一座盲人电影院。”

胖男人在特定体系的框架下支配穷人，但他不是制度本身，他甚至无法主宰自己。相反，胖男人也戴着图上没有画出来的镣铐。这幅图并不完整。因此它并不是一幅好画。资本主义是一个由内到外、由外到内，由上到下、由下到上的依附体系。一切都具有依附性，一切都受约束。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与灵魂的状态。

我们犹太人不是画家。我们无法静止地绘画。我们看到的东西永远在流动、移动与变化。我们是叙述者。

真理永远是一道深渊。就好像在游泳学校那样，人要敢于从日常经验摇晃而狭隘的跳板上跳下来，沉入底部，然后再次浮现在比先前光明数倍的事物表面，笑着换气。

畏惧者不可进入森林。可我们都在森林中。每个人的森林都不同，所在的位置也不同。只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每个人的缺陷。大家都必须从缺陷出发。

“实际上。所有军队只有一句座右铭：'前进！为了所有坐在我们身后的收银台与办公桌前面的人！’现代军队不以人类的真正理想为目标，早已偷偷地背叛了所有人性。”

“可惜的是，”卡夫卡说，“我参与的是最令人筋疲力尽，几乎最无望的起义。”
“抵抗谁？”
“我自己。”卡夫卡半闭着眼睛，把身子靠在扶手椅上，“抵抗我自己的局限性与惰性。根本来说，是抵抗这张办公桌和这把椅子。”

弗朗茨·卡夫卡说，“形式不是为了表达内容，而只是它的驱动力，是通往内容的大门与通道。如果形式发挥了功效，那隐藏的背景也会展开。”

物质必须经过精神的加工才能升华为永恒的艺术。“物质必须由精神加工，这是什么？这就是经历，无非是体验者的经历与反思。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没错。许多人现在才开始弥补他们的青春。他们刚刚从强盗游戏与印第安人游戏中毕业，他们当然没有拿着弓与箭在市立公园的小路上跑来跑去。不！他们坐在电影院里看冒险电影。仅此而已。昏暗的电影院是他们逝去青春的魔幻时刻。

人年纪越大，他的视野也就越宽广，生活的可能性却越变越小。最后只剩下只此一次的仰视与呼吸。在那个瞬间，人或许看透了自己的一生——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如果人失去了自己，又怎么能找到他人？他人——这就是世界的壮阔深邃——只在寂静中展现自我。他们冷静下来，也只是为了举起食指斥责：'你，你！’”

“有信仰者无法定义信仰，而无信仰者的定义为它笼上不仁的阴影。因此，信者不能说，不信者不应说。其实，先知们说的只是信仰的支点，从不单独说信仰。”

弗朗茨·卡夫卡说：“上帝只有本人才能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与上帝，有自己的辩护人与法官。祭司与礼拜只是灵魂疲乏无力的经验使用的拐杖。”

真理是每个人生活所需，却无法从任何人那儿得到或买到的东西。每个人的真理必须总是由自己的内心产生，不然他就会走向灭亡。没有真理的生活难以为继。真理或许就是生活本身。

我以最快的速度送出每一份文件。然而对我来说，工作还没有完成。我的思绪依然跟着这些文件，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从一张办公桌到另一张办公桌，从一双双手到最终的收件人。我的想象力不断突破办公室的四壁。可这并无法拓宽我的视野。相反，我的视野萎缩了，我也跟着萎缩了。”他苦笑着继续说道：“我是一堆废物，甚至还不如废物！我还没办法被压在轮下，我只是被压在一颗小小的齿轮下，在工人意外保险机构黏糊糊的职员蜂巢里，我什么都不是。

弗朗茨·卡夫卡说：“这其实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家庭社区。为了得到救赎，人们自愿限制自我，放弃最高、最真实的所有物——自己的肉身。他想通过外界的连接获得内心的自由。这就是服从法律的意义。”
“可不懂法律的人如何获得自由？”
“法律会通过殴打宣告自身的存在。不懂法律的人会被拖着打，打到他理解为止。”
“所以您的意思是，每个人迟早都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不是认识自由，而是把自由作为目的。认识只是道路……”
“实现目标的道路？那生命岂不只是一个任务，一种使命？”
卡夫卡做了个无奈的手势。
“就是这样。人无法看清自己的全貌。他在黑暗中。”

“在沼泽中被淹到脖子时，产生这种愿望也不足为奇。”卡夫卡说话时没有看着我的父亲，“我们生活在人口膨胀的年代。人们用消灭平民赚钱，因为他们比士兵与大炮便宜。”

《圣经》中的人民是通过法则集合起来的个人。可今天的群众拒绝任何集合。他们因为内心的无序而乱成一盘散沙。这就是他们无休无止地发起各种运动的驱动力。群众疾行、奔跑、迈着大步穿过时间。他们要去哪儿？他们从哪儿来？没有人知道。他们走得越远，就越无法抵达目的地。他们徒劳地用尽力量。他们以为自己在行走，可他们只是在原地踏步中堕入虚空。仅此而已。人就是如此失去了家园。”

我有些不耐烦。
“如果您不相信会康复，为什么还要去疗养院呢？”
卡夫卡弯下身子倚在桌面上。
“每一个被告都尽力推迟判决。”

卡夫卡说：“浪荡子这个词总令我想到荒漠，想到迷失。浪荡子在荒漠迷失了方向。”

对立法者来说，人不过是罪犯与懦夫，只能通过暴力威胁与恐惧来引导。可这不仅是错误的，更是目光短浅，因此，这对于立法者本身来说也非常危险。”
“为什么立法者很危险？”
“因为人们的内心已经远离他们。出于对人类的蔑视，立法者并未创造秩序，反而或多或少地制造出了一种明显的无政府主义。”
“我不是很理解。”
“很简单，”卡夫卡博士说着把身子舒服地靠在椅背上，“随着世界逐步机械化，越来越多个体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可每个群体的特征都取决于其最小组成部分的结构与内部运动。这也适用于形成群体的人。因此，想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必须信任每一个人。我们必须给予他们自信与希望，并借此给予他们真正的自由。只有这样，在工作与生活中，我们才不会觉得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法律机器是令人屈辱的家禽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