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老底子每天呈送精彩文章一组 打开尘封的记忆，寻觅往昔的岁月
叙上海老底子事 忆上海老底子人 诉上海老底子情 本文摘自： 《拉铁门：民国上海京剧生产体制研究》
老上海的上层社会 是戏院大宗收入的来源苗 露 到上海娱乐市场中享受一番，毕竟属于日常生活中较高层次的需求。一般而言，只有在日常生活不受影响的情况下，才有余裕进行娱乐消费。而且到戏院看戏，实际支出远远不止票价。以1元的戏院票价为例，进入剧场后，还需面对案目、茶房的骚扰。果碟有增收至1元5角或2元者，若为高脚大盆，则3、4元不等＂1.海上漱石生；《上海戏园变迁志》，周华斌、助聪群编仲国剧场史论》（下）第556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以最低价1元5角计算，要想顺利看完演出，已经花费2元4角。一般夜戏散场要等到晚12点后，若是完整看完演出，还需考虑返程的交通费用。根据上海市民的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情况，可将上海社会的结构分为三层：上层社会，由官僚、绅士、资产阶级构成；中层社会，由职员、专业人员、知识分子及自由职业者构成；而下层社会辄以工人、苦力构成。2.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这里借鉴了该书第二章的分层方法，按照这种分层，可以简单分析每个阶层的收入状况，以此来分析戏院消费的情况。
属于上层社会的官僚、绅士和资产阶级，其经济实力是相当雄厚的。对于上层社会的人来说，娱乐享受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时间问题。无论物价涨跌，生活成本如何变换，对于上层社会的人来说，娱乐消费也并不构成压力。军阀就是其中典型。无论何时何地，均有相当的实力来组织盛大的堂会专享京剧。堂会是古典时代的主要演出形式，商品时代的演出形式多样，但堂会被保留下来，且仍旧限于上流社会。1928年《戏剧月刊》记载了一则称霸山东的军阀张宗昌为庆祝双十节所办堂会的评论，称其＂甘辞重币，遍招北平名伶，至鲁署演剧三日，耗赀凡千余万。＂3.《追纪丙寅国庆所见之梅剧》，《戏剧月刊》第一卷第６期，《俗文学丛刊》第八册第71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俗文学丛刊编辑小组，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国九十年。可称奢侈至极。
上海的情况也是如此。1926年，＂闻有达官以六秩初度，演剧宴客，而耗一万二千金。剧价为银币六千圆，费至巨万，乃一昼夜耳。＂4.徐讯《康居汇函笔记》第132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这些高级官僚通常都以这种堂会的形式来消费京剧。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演出，还未打炮，便被时任北京交通银行行长的杨荫孙约至其婚庆堂会上演出。为了弥补丹桂第一台老板许少卿的损失，承诺＂让上海当时有经济力量的工商界中的朋友，和当时看客里的所谓＇公馆派＇的一部分人联合包上一个星期的场子，保证他不会亏本。＂5.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128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底气之足，令人膛目。1931年6月9日——11日，杜月笙浦东高桥宗祠落成，举办堂会三天。＂汇集南北名伶，＂＂宾客日数万计，高桥道上，冠盖如云＂。记者称此次堂会＂不特可称空前，即谓为绝后，亦无不可＂。6.《杜祠堂会写真》，申1931-6-16（17）。上层社会可说是京剧消费的大户。
民国堂会的演出也分班底和名角，需要分别聘请。聘请名角时，需要和名角的＂头儿＂联系，7.《大新舞台之京角》，罗1927-6-18（62）。以便讲价。名角在戏院的包银收入一般按月计算，而堂会演出一般按天计算，折合下来，比在戏院收入只多不少。1930年，杜月笙举办堂会，周信芳演出两天，杜月笙送车马费400元。8.《杜府堂会的两阔》，罗1930-2-26（379）。1926年，上海某达官六十大寿，举办堂会共耗资12000元，＂剧价＂共6000元，只演一昼夜，参与演出的有梅兰芳、程现秋、朱素云、余叔岩、杨小楼、陈德霖、李寿山、王长林等人，9.徐邱《康居汇函笔记》第131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若此＂剧价＂是指包银所费，那么按照上述8人平均分配的话，每人也能拿到将近800元。按照另一份材料的说法，300—500元是民国时期较为常见的堂会费用。畸高者可达到3000元。10.《堂会之包银》，《实业半月刊》1936（23）。聘请班底时，堂会举办者和戏院经理直接联系。11.我并未见到堂会举办者和戏院经理接洽的直接证明材料，是通过间接事件推测而来的。＂或写全班，或讲班底＂。12.《禁止妇女观剧》，《京戏杂志》1936-6-15（7）。
1923年3月，邑绅陆乾刚六十大寿，聘请春华舞台班底演出堂会。13.《陆宅之公之堂会志》，申1923-3-29（18）。1924年4月，工部局职员徐耀样为其长子举办婚礼，聘请天蟾舞台、共舞台、丹桂第一台、翔舞台部分艺员演出堂会。14.《纪徐宅堂会之第一日》，申1924-4-9（22）。1926年5月，共舞台被邀至杭州举巧堂会演出，共舞台日常营业暂停。15.《共舞台将赴杭堂会》，申1926-5-11（17）。1929年６月，大新舞台班底、共舞台班底被聘至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家举行堂会各演一日。16.《开洛公司播送虞宅堂会戏节目》，申1926-6-26（2）。1929年4月闭行某人举办堂会，聘请大舞台全班，大舞台当日暂停营业。17.《尚小云病喉后的大舞台》，罗1929-4-23（279）。
可以这么说，上层社会的堂会演出是游离于京剧市场之外的营业性演出。虽然能够给演员和戏院带来不菲的收入，但却影响了戏院的正常营业。中下层的观众因此失去部分观赏机会。上层社会的观众当然不只以堂会的形式消费娱乐，这些人还会走进戏院，毕竟到戏院看戏是一种更为便捷的观赏方式。走入戏院的上层观众在数量上可能并不算多，但其消费水平却绝对是戏院经营的大宗。戏院的花楼票价最高，常常是上层社会的观众去处。＂戏院中的三层包厢，定价很便宜，向为一般下层民众观看之地，至于大人、先生、要人、闻人大都不屑到这种包厢里去听戏。＂18.郁慕侠：《上海鱗爪》第186页，上海书店，1998年。富人看戏，往往呼朋引伴，为应酬交际而设。因此不会只包一个花楼，而是连包几个。案目招待之勤，老板关照之细，都是冲着这些人异常阔绰的消费能力去的。京剧市场稳定时，这些人给戏院带来不少收入，一旦戒严或社会动荡，首先警惕起来的就是送些上层社会的观众，所有人总结道：
19.《舞台营业概论》，罗1929-12-8（354）。 戏院在特殊时期一旦流失了上层社会的观众，就只能以降价策略，专口取悦中下层社会的观众了。（图十二） 来源：“天蟾京戏”公众号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