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爱军     

“我是湖南长沙人，家中兄弟姐妹6人，我是老四。二哥叫彭中荣，是衡阳抗战时第10军预10师29团迫击炮连连长。抗战期间，我在湘乡读书，是学校的文艺积极分子……”

这是一个抗战老兵的自述，他亲身经历了1944年异常残酷惨烈的衡阳保卫战。或许很多人不了解这次会战的规模，这场会战，是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上交战时间最长、双方伤亡最多的城市攻防战，有人将其称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隔多年，回忆这段经历，这位老兵仍然记忆犹新，如在目前。

这名老兵叫彭中志，1924年出生，湖南长沙人，抗战爆发时就读于娄底文艺中学。1944年4月投奔胞兄彭中荣，成为第10军预10师29团宣传队的校尉军官，参加了衡阳保卫战。1945年考取警官学校。1949年6月，在我长沙市工委沈立人的领导下，参加了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公安、教育、工厂等单位工作。2012年8月辞世。

老人回忆，他最初是在长沙念书，后来日军打到武汉、长沙，学校就迁移到了湘乡。学校是曾国藩时期留下来的，房子几十间，高中、初中都有。一个佩云堂，一个云贵堂，一个诗圣堂，三个堂，他在云贵堂读初中，在佩云堂读高中。

彭中志就读的学校是特长生学校，他的歌舞、书法、画画都比较好，是文艺积极分子。1944年长沙失守后，学校解散，如果他选择回家，或者到父亲执掌的江华锡矿局去，就不会有后来的生死经历。但他还是选择去了衡山哥哥所在的部队。哥哥来接他的时候，兄弟俩都感觉有点儿“风萧萧兮易水寒”般的悲壮。好在大家都很喜欢他，就让他留在部队，做了文体干事。

衡阳会战前，团部给他分派的任务是到街上刷标语，鼓舞市民斗志。写字的大笔像扫帚一样，完全用手控制。用白石灰调成粉，把墙壁刷白，在墙上写“厉兵秣马，驱逐日寇”等抗日口号。

不久，部队接到了保卫衡阳的命令。哥哥带领的迫击炮连驻扎在两路口，这里靠近衡阳火车西站。为了保护民众安全，战斗开始前，第10军军长方先觉下令疏散百姓。市里安排专列，从火车西站发往桂林。但由于人多车少，场面非常混乱，为了逃命，敞篷车上的人挤得满满的，针扎不进，水泼不进。最后3天的疏散场面更是惨不忍睹，就连火车车轮的钢板，都有人用绳子捆绑住腿逃命，

没有人知道还有什么方式可以逃离将至的大战。有文化的彭中志也专门跑到南岳庙去烧了香，许了个愿。

【衡阳会战前，当局用铁路将居民撤往桂林，事后将铁路全部拆毁】

6月23日，迫击炮连从衡山转到衡阳，打响了衡阳保卫战的第一枪。这一战，一直打到了8月7日早上8点。其实在这个时候，彭中志还有一个人生抉择的机会。因为他没有摸过枪，是一名文艺干事，战斗打响以后可以疏散，部队说他可以选择回家。然而，和两个月前学校解散后的选择一样，他还是决定和哥哥在一起。

当时，他们负责守环城南路附近的炮兵阵地。惊天动地的衡阳保卫战开始了，日寇发动了猛烈的攻势，彭中志听到各种枪炮响个不停，但他没有实战经验，分辨不出是什么枪、什么炮，但肉眼就能看到日军拼命想从外围攻进来，飞机也犁地一样进行地毯似的轰炸。

每遇敌机轰炸，他们就躲进防空洞、掩蔽部，有时候来不及或没地方躲，看见飞机俯冲，就干脆趴在地上装死。有一次，一颗炸弹的爆炸点离他只有20米左右，所幸没有炸到他。还有一次，炸弹丢到他附近，只听“嗵”一声，一颗小腿粗的大家伙一头砸在地上，老天有眼，没有马上爆炸，他就地一滚，刚好滑到一个弹坑里，地上顿时炸了一个四五米深的坑，溅起的泥土几乎把他埋掉了。

彭中志回忆说：“爬出来一看，我还笑了，身上到处是皮肉伤，有几十处，都是被石子、炮弹碎片划伤的。当时顾不上流眼泪，总觉得炮弹没打在身上就很幸运了。”

战争打得很激烈，不知道过了几十个晚上，跟火花放电一样，“哒哒哒”的机关枪响个不停，不分白天黑夜地打。每日扎扎的飞机声与隆隆的炮声，上下呼应，震得天塌地陷。哥哥彭中荣的迫击炮连共有6门82迫击炮，一个月里发射炮弹4000多发，打死打伤许多敌人，敌68师团长佐久间也被他们的迫击炮打成重伤。6门火炮的炮管天天打红，官兵就把麻袋浸湿，包在炮管上降温。敌人的山炮野战炮比他们多几倍，经常打得他们抬不起头来，彭中荣就想办法打“溜炮”，打一炮，换个位置，人跑到掩体里躲一炮，减少伤亡。

敌人集团式冲锋时，他们的火力就明显不够了，有时候打不了子弹，丢不了手榴弹，因为日军没到近前。阻击的战士只能是瞄准了打，没瞄准就不打。

坚守了一个多月，他们已经不知道日历的时间了，只看到身边能打仗的人越来越少。为了鼓舞士气，也为了最后的坚守，彭中志所在的29团开始组织敢死队，副团长刘正平命令伤病员也要一起上阵地，由于所剩人员不多，只好把副官、传令兵、军需兵、炊事员、担架兵都被编了进来。彭中志虽为文艺干事，在此严重时刻也不可能再受照顾，便主动跟随哥哥彭中荣一起上阵杀敌。

有的伤病员说，自己只有一条腿，伤还没好，不能冲锋。敢死队长、副团长说，那你就死守阵地，少一条腿有什么关系？有新兵说，我一直递炮弹，还不会打枪。副团长答，3分钟就学会了。这样一来，大家都不说话了，均服从命令。

【衡阳城中的守军。这些衣衫不整的战士，视死如归，给敌人七倍于己的伤亡】

当时正是盛夏，天气炎热，苍蝇蚊虫叮咬，尸体没几天就爬满了蛆虫。来不及处理的尸体，被饿急的野狗抢着吃。很多人得了红白痢疾，彭中志和哥哥也不例外，一直拉了十几天，人都瘦得不成样子。炮弹、炸弹也用完了，每个战士面前只剩下五六颗手榴弹，可以说是弹尽粮绝。

危急时刻，日军还趁机火上浇油，向城里投放毒气弹。那味道很刺鼻，喉咙像被人掐住一样，人也没了力气。幸亏飞机赶紧增援，向阵地空投防毒面具。团长给了彭中志一个，但他没经验，直接就戴在脸上，结果毒气还是进到喉咙里，摘下来才知道，盖子没有打开。后来还是别人帮他揭开网罩，才躲过了毒气弹的袭击。

【日军在衡阳施放毒气】

敌人毒气攻击失败，又改变方式，施行火攻，以飞机投掷大批燃烧弹。燃烧弹落下，大火熊熊，万丈红光，衡阳全城化为火海，房屋坍塌、生灵涂炭，极尽人间惨状。

在极度紧张的形势下，孙参谋长东奔西跑，指示着救火，但顾此失彼，火势依然迅速蔓延。战斗间隙，迫击炮连都在中行门前站着，远远地看着输送部队与炮兵的马匹纷纷向未发火的地方转移。地面上乱成一团，声音嘈杂，闹得听不见天空的敌机。忽然又有敌炮弹飞来，正落在他们面前，幸未爆炸。突然，日军又投来了一个燃烧弹，假如是爆炸弹，他们早已成为肉酱，皇天有眼，他们赶快跑入防空洞。

谁都知道，敌人投燃烧弹，是想用大火来毁灭中国守军的人员和粮弹。本来，衡阳守军事先准备了一种防火对策，就是使用隔火手段，每隔一幢屋，就拆除一部分，使屋与屋脱节，使火势不能连续扩大，易于扑救，而且建筑物尚能幸存一部分，利于防守隐蔽。但是城内的消防队早已随着市政机构撤退了，而战斗兵员各有任务，不能抽调，又无救火工具，且不忍自毁民房，因此计划预案无法实施。所幸弹药原已置于防空洞内，尚无顾虑。而安置粮秣则为权宜之计，指挥部严令各部抢运置于空地或马路中间物资，并掘挖临时地沟，尽量窖藏，纵中敌弹，损失亦是有限。但随着火势的蔓延，无法扑救，因此，在一定区域内，只能将东西不断搬移，一夜之间搬了四五次。

【战场上堆积如山的炮弹壳】

战场上，彭中志和哥哥相依为命，就像哥哥说的，没有我就没有你，没有你也没有我。在一次激战中，炸弹的气浪将他们两个人从马路上直掀到附近的防空洞口边。那个防空洞建在一幢三层楼高的房子下面，炸弹将房子震垮了，碗口粗的柱子都倒了下来。他和哥哥被埋在土堆中，过了好长时间才被人扒出来。出来后，两个人异口同声地问对方怎么样了，发现都没有伤到骨头，也没有吐血，只是擦伤了皮，可谓不幸中的大幸。

后来，哥哥还是负了伤。那是7月12日，日军的子弹打中了哥哥，穿左胸而过，打了个对穿孔。彭中志当时就在附近，一看被子弹打穿的洞好大，肉都翻出来了。马上和传令兵一起，将哥哥抬到城里的兵站医院进行救治。医院里到处都是伤兵，但缺医少药，场面已惨不忍睹。有的重伤员伤口长蛆，剧痛难忍，乃至投江自尽。

哥哥彭中荣也是满身是血，痛苦万分。在陆军野战医院简单治疗后，哥哥被转移到环城路附近的火车南站一个民房里养伤。那时候哥哥动都动不了，只能靠弟弟给换药。好在伤口没有发炎。当时没有麻药，每次把白纱布塞到伤口洞里，再扯出来，哥哥都痛得死去活来。用过的细带也不能扔，洗了晒干再用。

城里已成一片废墟，支援抗战的衡阳民众在付出重大牺牲后全部撤离。吃的也找不到了，哥哥还要养伤，彭中志就到处去弄吃的东西。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柴火也找不到，只能挖红薯，扯空心菜吃。为了找吃的，他到处跑，后来找到一个酱园，酱园的老板逃难去了，酱园里的腐乳和萝卜已经生蛆或长霉，但对饥不择食的彭中志来说，这已经是天底下最美的食物了。

8月8日，是彭中志铭刻终生的日子。这一天，在弹尽粮绝且无法突围的情况下，第10军军长方先觉为保存全体官兵和数千伤员的生命，决定与日军停战，所有官兵全部成为俘虏。

【攻入衡阳的日军】

被俘的官兵被关押在衡阳市府、忠爱社、社会服务处三地。第10军牺牲了1.6万余人，孤军奋战47天，共打死日军约2万人，伤近6万人。哥哥所在的迫击炮连126人，只剩下了11人，惨烈程度可见一斑。

被俘后，在日军的看守下，彭中志等战俘被迫去当挑夫，给占领军挑军需物资。哥哥伤势尚未完全痊愈，直不起腰，也不得幸免，只得手脚并用，爬了一整夜才爬到演坡桥。

晚上，他们被关在同一间房子里，彭中志在楼上，哥哥在楼下。等日军睡熟以后，哥哥挪动楼梯把弟弟从楼上接下来，悄悄地偷到两套日军军装，化装逃了出来。还好，由于地理位置熟悉，他们走衡山，经过南岳后山练兵场，然后到红东庙。又走了3天到了一个关帝庙。

哥哥的伤没有好利索，走不动，彭中志就拖着他，用草绳子把他绑在担架上，让睡在担架上。路上遇到日军汽车开过来，他们就匍匐在地上，等汽车开过去。但因为他们穿着日军军服，每到一个村子，老百姓远远发现，都以为是日军来了，吓得四散奔逃，想找个人帮忙也找不到。

后来，终于碰到一个没跑的老人，他们说是第10军逃出来的士兵，老人听着他的湖南口音，又看着他穿的鬼子衣服，不敢相信，于是，又去找来两个年轻人，端着不知从哪搞到的汉阳造步枪，审讯式的盘问好久才相信他们。

陆续回来的村里人给他们换衣服，招待他们吃饭喝水，乡里还发给他们每人10块光洋作慰问金，并派了3位老乡，找个轿子一乡一乡、一保一保，接力式的把哥哥送到道县。

道县县长唐鸿烈又发给他们40块光洋，用轿子送他们到江华。六七天后，他们终于找到了27集团军司令部，报告了第10军的作战和被俘情况。

之后，他们留在莫凤山养伤。哥哥彭中荣伤好后，经广西徒步到云南曲靖追随方先觉军长，成为619团战炮连长。彭中志留在当地，成为战时工作团(文工团)的工作人员。

第二年（1945年）日军投降后，彭中志考取了警官学校，由于时值内战，学校不断迁址，从南京到广州、再到重庆，直到1949年5月才毕业，分配回湖南工作。此时，北方已基本解放，南下大军也过江。不久，经沈立人介绍，他参加了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公安、教育、工厂等单位工作，直至退休，再也没离开过湖南。

解放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彭中志从不主动提起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直到八十年代，他也不愿意回忆那段血战日寇的历史，每说一次就会哭一次，对他来说，每一次回忆都如同再一次揭开已抚平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