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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史料》(京)2004年01期第49～53页  黄独，可以作中药 其实，《松溪县志》中的“马铃薯”是盛产于亚热带的黄独的别名[2]。华裔美籍历史学家何炳棣通过对地方志的研究，得出结论是马铃薯传入我国的时间不早于17世纪末[3]。北京农业大学王毓瑚教授说：“好象进入十九世纪末才由英、法从印、缅引入”[4]。近年来，更不断有人参与马铃薯最早引进时、地的辨析，涉及的单位有山西高寒作物研究所、西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和四川大学等，《中国农史》和《西北农大学报》提供了讨论园地[2.5—10]。但是，上述论著大多没有想到明清京畿会成为供应薯种的源头。 1、 马铃薯原产南美洲，它的块茎作为食品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上可以称为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恩格斯把马铃薯的出现和使用铁器并重，说：“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种。所谓最后的，是指马铃薯出现为止。”[11]  马铃薯 16世纪，西班牙称雄海上，开辟墨西哥和吕宋乃至中国东南沿海的航线，来自南洋的贸易和朝贡方物，从东南沿海进运河后经天津至京师。在明代，朝贡方物是当时引进外来物品的主渠道，故我国马铃薯多滥觞自京、津。万历年间，晋陵（武进）蒋一葵任北京西城指挥史，他所编的《长安客话》卷二“皇都杂记”称：“土豆绝似吴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此差松甘”，另引会稽（绍兴）徐文长（1521—1593年）诗：“榛实软不及，菰根旨定雌，吴沙落花子，蜀国叶蹲鸱……”[12]。  徐光启晚年位极显赫，他一定看到过和吃到过土豆 万历太监刘若愚（1541—1623年）编有《酌中志》[13]，明末吕毖从中摘录《明宫史》五卷，其中火集“饮食风尚”载：宫中“灯市十六日后斯时所尚珍味（大内进御口，非时物曰珍）……辽东之松子，蓟北之黄花金针，都中之山药、土豆，南都之苔菜，武当之莺嘴笋、黑精、黄精、北山之榛、栗、枣、桃……不可胜数也”[14]。上述的百种“珍味”，仅有山药、土豆产自北京。明代有上林苑嘉蔬署的专业“菜户”供应皇家蔬菜，当时北京紫禁城附近的隙地从东华门至丽春门（南池子）凡里许，皆种瓜蔬，注水负瓮，宛如村舍。 明代上林苑嘉蔬署的皇家菜户在不具备繁育条件下，以其娴熟的技艺筛选繁育出很多品种群。这项工作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为时近百年，为华北提供了薯种源地。这件事在农史上功不可没。徐光启晚年位极显赫，他一定看到过和吃到过土豆，但绝不可能从御菜园得到薯种，更不可能有种植的实践，所以仅能以土豆“味甘美”[15]几个字来表达，而不可能似番薯般先移种沪上，又试植于津南咸水沽，并编出连篇累牍的文章。  清朝取消了明代皇帝供应系统，皇家菜户成为普通农民，土豆也登上了百姓的餐桌。但是，外地的引种是迟后的。乾隆初人口骤增，迫切要求增加粮食的产量，再加上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明确提出永停编审，户口的管理放松，农民有了迁徙的自由，这样才使土豆引种到晋、冀、鲁、豫和关外的广袤地区。 16世纪末，漳州海澄月港开放“洋市”（外贸），由于地近吕宋，是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故是时“漳、泉民贩吕宋者……人口数万计”[16]，“行货转贩，外通各洋，市易诸夷……亦有我压冬之民教其耕艺，治其城舍”[17]。明朝贡贸易政策推动海交和走私。每年西班牙从美洲进口墨洋百万，成为中土的流通货币。漳、泉人趁季风往返，美洲到达吕宋的土特产从多渠道引至东南沿海，番薯、花生、烟草都能落户桑梓。 马铃薯难在亚热带生存，仅能“昙花一现”，不可能纳入闽、浙古方志（注：康熙四十九年福建《松溪县志·食货》中的“马铃薯”为薯蓣科薯蓣属黄独的别名。审视原文“叶依树生”、“味苦甘”，是有苦味的多年生缠绕草本植物，和黄独的性状相符，与茄科茄属马铃薯性状是有差异的。黄独是种清淤祛毒的草药。）。 1625年荷兰一度窃据台湾，与西班牙竟夺海上。或认为大陆的马铃薯来自台湾。明末清初大陆和台湾断航，仅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从爪哇海上经穗抵津达京，企图建立商贸关系，清廷以进贡方物对待；继于1663—1792年又五次来华，船上马铃薯常流入途经沿海城市。“爪哇薯”之名源于此。1840年后，各国传教士的足迹深入我国穷乡僻壤、高寒山区，常带来薯种，但决不能成为主流。 2、 马铃薯引至中土的另一渠道为通过印、缅移植滇省，称洋（阳）芋，较东南沿海和北京约迟一百年。滇、川、黔的洋（阳）芋后来传播到西北和西南的辽阔地区。 马铃薯引种各地后就很快融入本地的风土，因时、因地而异，形成很多别名，常造成混淆，甚至在一个区域的推广过程中也能产生不少的俗称。康熙二十年（1682年）编成的《畿辅通志》“物产志”：“土芋（注：《本草纲目》卷二十七“菜”之二：“土芋释名：土卵、黄独，蔓生”。“土芋”在书中明白显示就是蔓生的黄独。况李时珍编书之时，马铃薯尚未引至中土。），一名土豆（注：黄独（Dioscorea bulbifera L）的别名还有土豆、土芋等，故使人易认为北方古方志所记的土豆皆黄独。 北方气候不产亚热带的黄独，不可能和马铃薯（土豆，Solanum tuberosum L）相混淆。明确此点，就能够相信明清北方文献中的土豆皆非黄独，而确实都是马铃薯。 南方农大杨宝霖先生认为《长安客话》中的土豆非马铃薯而是黄独（《古今农业》，1991年1月），乃考证之疏。），蒸食之味如番薯”。同时，京师的《宛平县志》（注：明代宛平辖区在北京西，从正阳门棋盘衔以西直到西山。京师中、北、南部属大兴。畿辅指京师周边地带，有天津，甚至几乎包括今河北平原。）（1685年）卷三“物产蔬类：地豆”。雍正《直隶深州志》（1732年）卷二“物产蔬类：地豆又名'土生’”。 乾隆二十年《丰润县志》“物产蔬类”：“土芋俗呼土豆”。马铃薯在万历末不可能引种津沽，在《农政全书》卷二十七“树艺：附香芋（形如土豆，味甘美）；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黄独……”[15]中的“香芋”，很可能即今称的土豆，因徐光启是上海人，南人惯称黄独为土豆，从而把京津地区称的土豆改称为香芋，所以乾隆四年《天津府志》卷五记“蔬类：芋又一种小者，名香芋，俗名土豆。”乾隆七年《威海卫志》卷四载“物产蔬类：近有种香芋者……”，因引种自津门，也称马铃薯为香芋。可见，海河中下游甚至山东某些地方古地方志的蔬菜中的土芋、土豆、土生及香芋都是指马铃薯。薯蓣科山药（Dioscorea Batatas），叶掖生的珠芽称山药豆，马铃薯形味酷似山药豆，故清代北京平民多称土豆为山药豆。 迨道光初马铃薯引种到晋北、中，又有了很多新的名称。如道光十年《大同县志》卷八“风土物产，佐食者蔬；白薯，其大如拳，俗名曰'子山药’”；因系舶来品，祁隽藻在同时的农书《马首（寿阳）农言》（1836年）中还称洋山药；之后还出现山药蛋之名。这些称呼显然从北京的山药豆衍生而来，从而可以看出山西马铃薯（山药蛋）是引种自京畿。和山西马铃薯引种自京畿而称山药蛋一样，陕、甘、青、宁引种自滇、川、黔、鄂、湘皆称为阳（洋、杨）芋。 20世纪初，洋芋已融入当地的风土，如西北的谚语：“甘肃有三宝，洋芋、沙锅、大皮袄”。当然，名称的区域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如道光陕西《石泉县志》卷一“地理志”载“'爪哇薯’俗称洋芋，全境皆产，山内尤多”，在阳（洋）芋的方言区出现“爪哇薯”，反映出马铃薯的引种不仅是靠主渠道。又如何南邻鄂、陕等区域称阳芋，北部傍河多称土豆，还有地区称洋芋，正说明引种过程常是多源与反复的。在我国，从马铃薯的各种不同方言别称，如香（洋）芋、土豆（芋）、山药蛋（豆）、地蛋（豆）、爪哇薯、洋薯，等等，可以发现它在我国大地上传播的途径与名称趋同过程。土豆这个北京方言，经过三百年的积淀，才成为正名，并衍生出山药蛋这个视为大众通俗象征的名称，它们的蕴涵是深厚的。  香（洋）芋、土豆（芋）、山药蛋（豆）、地蛋（豆）、爪哇薯、洋薯是一家 3、 当代英国农学家霍克斯（P.H.Hawkes）在其《马铃薯的改良科学基础》中说马铃薯约17世纪末由英国教士传入印度，引至中国还稍早些[18]。 马铃薯于1553年首先至西班牙，1563—1565年引到英格兰、爱尔兰，很长阶段都作为牲畜的饲料和奇花异草观赏，法国大革命前夕，皇室用薯花作饰品而不敢食用。日本的土豆是荷兰人于1598年带至长崎港。从我们上文讨论内容可以确定，我国土豆的引种时间决不会迟于日本甚至欧洲的一些国家。 马铃薯引入欧、亚洲后，在我国首先作为食品，比英法等国进入餐桌早一百多年（注：到19世纪，爱尔兰才把马铃薯作为主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影响有很多阐述：“爱尔兰在1846年饥谨，牺牲了一百万以上的人命，但被牺牲的都是穷鬼……”（《资本论》1卷）；“1847年马铃薯受害的缘故，爱尔兰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了一百万专吃或差不多专吃马铃薯的人，有二百万人逃亡海外……”（恩格斯《从猿到人》））。 明清时期，马铃薯不仅是皇家的珍味，家庭盛馔，甚至枝叶都能作成小菜（注：吴其浚（1789—1847年）道光初编成的《植物名实图考》（1848年刊印）卷六“阳芋”：“边疆之地滇、黔有之，山西种之为田。叶味如豌豆苗，按酒侑食，清滑隽永”。吴于道光初宦居云南，编有《云南矿场工器图略》6册，滇地风物均为目睹。他最早把异地的阳芋和山药蛋对比，认为同物异名，并言及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马铃薯在明万历间传入中土，从东南沿海至北京。当时仅能提供皇室、显贵盛馔。清初虽进入百姓餐桌，也仅局限京畿城市。到乾隆间，人口成倍骤增，迫切垦荒增粮，外来高产作物承担重要角色，尤其马铃薯特别适于高寒山区生长。马铃薯从乾隆三十年后开始引入西南、西北山区，尤其陕南高原（秦巴山地），四方来垦者百万，种植作物以洋芋、玉米为主（注：清乾隆末年四方移民入陕南开垦。 乾隆四十九年毕沅《复奏民生吏治疏》：“汉中、兴安、商州各府、州、县……迩年楚、蜀、陇、豫无籍贫民，扶老携幼前来开垦者甚众”。又毕沅《兴安升府奏疏》：“自乾隆卅八年以后，因川、楚有欠收处所，穷民就日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有携家至此者……。近年四川、湖广陆续前来开垦荒田，久而益众，处处俱成村落……”（乾隆四十五年《兴安府志》卷二十五“艺文志”）。 乾隆三十年前，本处秋收，以粟、谷为大宗，十年以后，则杂以包谷、洋芋，至乾隆末，则已遍山满谷。马铃薯19世纪初传于新疆哈密，因引种自甘、青，皆名为阳芋。马铃薯在中土推广是引种驯化严格选择的结果。）。严如煜任汉中知县、知府20余年，他的《三省边防备略·民食篇》虽为道光二年刊刻，但追叙了嘉庆间（1796—1820年）该地区农垦过程。如说：“洋芋花紫、叶圆，根下生芋，根长如线，累累结实数十、十数颗。色紫，如指、拳，如小杯，味甘而淡。山沟地一块，挖芋常数十石……洋芋切片堪以久贮，磨粉和荞麦均可作饼、馍”。旷土尽辟之下，马铃薯落户高寒，适得其所（注：高寒地区温差大、日照足，有利马铃薯贮藏养分、胀大薯块。），并成种源区（高山具备较强的引种驯化优势。 19世纪川、黔高山常作为种源地。如《太平县志》卷三“物产：洋芋性宜高山，耐寒，贮久，种类不一，有红、白、乌、蓝、紫、麻各色。近年复有枝干类葵者，名葵芋。一亩可收数十石，山民倚以为粮，较稻谷相需尤极。”又如晋北优良品种“大白蛋”，亩收4千斤。）。 在当时“广济民食”的农业政策指引下，马铃薯的欣欣向荣，在增产粮食上，确实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注：“山药有黄、白、紫数种，三四月下种，八月收，每亩多至二千余斤，边地贫民赖此为养命之源”（民国山西《马邑县志》卷一“谷之属”）。川、黔高寒地区“专以洋芋为粮，粒米不得入口”（光绪四川《太平县志》卷二“风俗”）。“武隆多高山，产洋芋，贫民资以食焉”（同治《涪州志》卷一“物产”）。 光绪十五年（1889年）川、黔夏雨成灾，“洋芋腐败，不可食，四乡饿殍甚众。”马铃薯在我国局部地区常作为口粮之半。迨20世纪初，冀北张家口一带仍作为三餐，并掺之面、粟；川、黔高山贫民难粒米入口，仅赖洋芋充饥。），当代一些学者称之为中国粮食生产史上的一次革命。随着马铃薯的传播，因地尽而山，亦造成了对占国土近半的山地、高原的掠夺性的开发。 【参考文献】 [1]万国鼎．五谷史话[M]．北京：中华书局，1962.30—60. [4]王毓瑚.中国自古以来的重要农作物（三）[J].农业考古，1982，（1）：45. [1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马克思恩格斯文选[C].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5.309—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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