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1期，第222-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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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邹举，1980年生，新闻学博士。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媒介法规与伦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常务理事，江苏省传媒艺术研究会常务理事，南京师范大学“中青年领军人才”。主要从事媒介法规与伦理、互联网治理研究。先后主持和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重点项目等8项。已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中国电视》《江苏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多篇，撰写学术专著《电视内容产业的版权战略》1部，主编《电视深度报道》等教材3部。
［摘 要］秉承古代社会的道德传统，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互联网中产生了由网民交往互动而形成的“礼物循环体系”。这是一种看似不同于纯粹市场模型的经济形态。但在政治经济学视野中，数字礼物被资本用不对等的条件从网民身上剥取、抽离，并转化为高价商品，由此，资本实现了剥削式的原始积累，而网民却丧失了礼物生产者的主体身份。借用礼物的特征，数字资本主义避开了强制性逻辑，把合作形式纳入以利润为导向的商业模式。因此，数字礼物经济的合理性和道德性应该受到质疑。
［关键词］数字经济；数字礼物；政治经济学；道德经济；互联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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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大规模的知识创新、内容生产、数据涌动构建起一个丰富的网络生态环境。过去那种主要依靠有偿订阅来获取服务、访问信息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种以自愿互惠为特征的“礼物循环体系”正通过使用者的上传、点赞、评论、转发等行为被逐渐建构起来。人们在视频网站上传视频，在音乐平台分享音乐，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留言，在知识社区问答互动……这些互利性生产方式形态多样、成本低廉、准入门槛低，既扩大了参与群体的范围，使得“赠礼—受礼—回礼”的交往过程能广泛实现，也因潜藏其中的利他主义倾向，使“礼物经济”脱离了纯粹的商品价值和市场利益驱动而闪耀着“善”的光芒。
技术发展为新形式的经济实践提供了机会。借用哈贝马斯的术语来说，“礼物经济”似乎是一种“生活世界经济”，即一种通过交往互动来协调的经济实践。这与通过金钱和权力进行协调的市场和国家的“系统经济”截然不同，似乎天然具备了“道德经济”的特征。不过，一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系统本身的运作逻辑又会反过来取代交往活动成为社会行为的核心，从而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数字领域的“生活世界经济”一直由资本主义企业稳步操控，他们对“礼物”的借鉴实质上为资本创造了一个攫取利益的无限空间。借用礼物的特征，数字资本主义避开了强制性逻辑，把合作形式纳入以利润为导向的商业模式。本文通过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个人、企业和市场之间的运作关系进行重新思考，进而对内容和数据由个人自发产生而被企业无偿占有这一“互惠性”现象的合理性提出批判，质疑数字商品的“礼物”之名及“礼物经济”的道德性。
一、“数字礼物”的出现
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在研究古毛利文明时发现，“礼物”是构建交换和契约的重要途径，赠礼、受礼和回礼构成了一个互惠互利的“循环之流”。在此过程中，初始的赠礼和附加于其上的权威者的意志都被逐级传递下去，并在赠与受赠的过程中产生新的价值和意涵，作用于更多的受赠人，受赠人也会以某种蕴含荣誉和满足的方式回馈赠与人。在莫斯的观念里，赠礼、受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礼物的交换总能被期待，信用、荣誉等观念也随之而起。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也在其名著《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中，通过对人类经济史的考察指出，市场经济从来就并不是源自所谓的“自发秩序”，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从社会关系当中脱嵌出来，基于互惠的礼物模式便是后者的一种重要类型。现代社会下，人们呼唤经典礼物范式的回归，因为古代社会的礼物交换是一种与社会道德相关的“总体呈献体系”，它强调经济行为的非功利，人们倡导重拾所谓“道德经济”的荣光，以此来解决现代化语境下人与社会分裂的危机。
其实，“礼物”并不是前现代社会的边缘现象，而是当代社会一直活跃的因素，相关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慈善捐赠、志愿服务、免费试用的商品、免费的报纸以及林林总总的交叉补贴现象。礼物交换并不是简单的财产转移，其本身是一种社会互动，它所内含的精神奖励是促进社会整合的重要纽带。虽然这种奖励通常是模糊的、偶然的、非期待的和非契约式的，但是它总能激发人们对于喜爱、感恩、同情、公平、归属感等“交往理性”价值的深切体验。无论参与者的个人动机如何，持续的礼物交换对于整体性社会认同和社会福利的增加都是有正面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埃尔德·瓦斯（Elder-Vass）指出，主流经济学存在严重缺陷，他们认为经济只是一个纯粹的市场体系，而忽略了其他广泛多样的经济形态。事实上“大部分经济形态根本不遵循市场模型”，礼物经济便是典型的代表，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礼物互动促成了一种“结构化的友谊”。
就互联网而言，尽管是为军事需要而发明的，但是它在最初就具有了礼物经济的基因，因为它的基本架构是为了人们便捷地在网络上共享代码和文件。到了数字化时代，礼物逻辑所倡导的慷慨、自由与互惠更是根植于其中。硅谷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便源于20世纪60年代旧金山湾区反文化运动和80年代自由软件运动的黑客伦理。这些运动要求限制代码的所有权，倡导自由共享的精神，并期望通过一代又一代“电子新人”的努力使其制度化。代码因此可以像空气一样自由传播，方便人们对它的使用、分发和修改。就像在莫斯所描述的氏族社会一样，即使代码的发明者没有从中挣钱，他们也会以声誉、乐趣或友谊的形式收回“礼物”。在此过程中，网络中的礼物不是提供给个人，而是由集体共享，并且它们蕴含了一种“弥合差异、共同创新、共建社区”的政治愿景和道德期待。
20世纪90年代，大量风险投资涌入硅谷，投资者不得不考虑这种礼物文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进步自由主义”政治。自由软件运动开创了新的法律标准（如GNU通用公共许可证），既促进了软件的共享，同时也允许其拥有商业盈利模式。人们采用“开源”这个更友好的术语来代替“自由软件”，并普遍接受了“商品可以和礼物共存”的观点。如今，包括微软、谷歌和脸书在内的主流公司也都依赖于这种分布式的代码开发，开源已经由“反主流文化”转变为“当权派”。学术界也为“开放式创新”的战略欢呼，认为从企业外部获取知识和创新资源将成为一条成功的新途径，同时这也将打破知识垄断形成的道德困境。
随着Web2.0和社交媒体的发展，用户也被纳入礼物循环之中了，最初企业与技术开发人员之间的二元关系拓展成了三方体系。该体系不仅可以持续捕获以用户为主导的技术创新和产品改进，还创造出新的价值形式，诸如用户群的快速增长，发帖、评分、点赞等用户生成的内容，大规模的内容协同生产，以及基于跨站点、跨应用跟踪而产生的数据，等等。在维基百科、脸书、推特以及谷歌的诸多项目（如搜索、地图、图书馆、云盘、翻译等）中，一方面互联网平台把自己作为免费礼物奉献给普通用户，快速聚集人气并形成了庞大的用户群，用户则回馈以可观的流量和数据；另一方面，礼物作为一种文化，成了一种有效的协调工具，它把网民大量的自由时间积累形成“认知盈余”，产生了惊人的生产力，创造出巨大的社会价值。至此，以互联网企业的馈赠为起点，出现了三种不同形态的“数字礼物”，即用户把自身作为回馈的礼物、用户群体之间互动生产而形成的内容礼物、用户生产过程中同时产生的数据礼物。与锱铢必较的市场交换相比，企业和用户“不计回报”的互赠行为不仅产生了可观的生产力，而且造成了一种莫斯所说的“共同体内部人与人相互'混融’的想象”。
二、“礼物”馈赠及其经济模式形成的原因
（一）互联网企业构建礼物经济的激励动因
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礼物经济的形成有着特定的经济学理由，有助于解决三个关键的市场秩序问题。经济学的考量虽然是“主观自利，客观利他”的，但为道德重回经济领域提供了可能。
首先，礼物的馈赠可以减轻企业的竞争与合规压力。21世纪以来，许多互联网公司在初创之时便面临资金匮乏的问题，他们所拥有的最为宝贵的财富便是用户资源。初创公司通过主动发放免费礼物，培养用户黏性，降低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与此同时，礼物的免费性还可以帮助公司规避来自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方面的合规压力，从而获得更加稳定的市场环境。
其次，礼物发放可以解决企业的产品稀缺性问题。在用户、商家、平台这个多边市场中，任意一方都可以将自己作为免费的被抵押品或是礼物提供给另一方。这种基于礼物的交易实际上为互联网公司提供了包括基础设施以及用户注意力、内容、数据在内的一系列可供交换的物品，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资源的稀缺问题。同时，数字资源具有可复制性和非竞争性，意味着它可以同时被多个主体使用而本身并不产生损耗。相反，数字消费的人越多，产生的内容和数据越多，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和规模效应。
最后，礼物的馈赠可以在循环中得到完善。与直接的现货交易一完成就结束不同，礼物交换是一种非货币性的交换，它以普适的互惠性、一定的不透明性使用户长久地沉浸在难以厘清的更新周期中，从而保持了用户的稳定性与忠诚度，实现了礼物循环的进一步固化和制度化。
（二）普通用户参与礼物经济的价值体认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除了在互通有无的过程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礼物循环体系更多地体现了“交往理性”的魅力。
首先，数字技术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调动了人们从事礼物生产和交换的热情。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对于数字生产资料的控制，并且可以自由地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手段来进行用途各异的数字生产。在礼物交流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数字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相当程度的自由性和民主性，甚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界限已在某种意义上被打破了，后者在工业时代长期被压制的创造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
其次，礼物文化唤起了人们关于共享、互惠的内心承诺。如前所述，数字世界的礼物文化发源于互联网初创时期的黑客精神，“开放”“共享”等美好价值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直指引着互联网企业的实践和商业模式的建立。对于网民来说，这些由技术社群或互联网公司发布的词汇虽然模糊，但令人愉悦：“开放”让人产生自由、透明、未知的空间想象；“分享”则指向一种普遍互惠、“有机团结”的社区关系。同时，也容易让人体认到，这些词汇中蕴含的权利与义务、得到与给予是并存的，并且其逻辑不是双边的，而是整体的。没有个人的给予与付出，就没有社区的长久存续；没有个体的自我创造和引人关注，就没有网络的整体繁荣和集体欢乐。
最后，网络平台为人们提供了互相认可的理想舞台，并使这种认可在我们的社会中可见。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往往会提供诸如点赞、转发、打赏、表情包等简单而有趣的工具，以巧妙地建构起相互赠送的礼仪。在这个过程中，社交媒体会极力避免负面关系的出现，比如微信朋友圈并不存在“不喜欢”的按钮（似乎也没有其他社交媒体打算引入它）。在这种精心设计的礼尚往来的友好环境中，人们积极礼貌地频繁互动，关系也愈加亲密和持久。不仅如此，哪怕在负面性的社会议题中，人们也能通过道德情感的倾泻式表达建立起彼此的认同、支持和感召。比如在某些具体案例中，网民在社交媒体转发与评论关于“人贩子是否应该判死刑”的议题，能迅速集结起广泛的情感支援，展现出“结构化友谊”的强大力量。
三、无酬“礼物”的商品化
互联网礼物经济具有双重性特征，它破坏并同时支持信息资本主义。与以往的商品交换经济不同，参与者自愿进行无酬性的生产，民主、共享、互惠以及非竞争性财产是礼物经济自有的一套激励逻辑。因此，它摆脱了传统“严格主义”（rigorism）道德的约束，并作为一个独立体系获得了伦理上的正当性。然而，数字礼物的充裕性和无价性是相对的，一旦被资本掌控，其使用价值的判定标准便很容易由满足个人或社会需求的能力转变至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无酬礼物的价值最终通过莫斯可所说的“商品化”方式被资本家攫取，而且越多的礼物意味着越广阔的市场和越多的商业利润。
（一）“用户礼物”的商品化
达拉斯·斯麦兹认为，在信息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时间都是劳动时间。受众不仅仅在消磨时光，他们还在工作和创造价值。这种价值，最终是通过购买商品时付出的广告附加费来实现的。斯麦兹的观点主要针对广播电视时代的语境，但在互联网之中也是极具启发性的。在数字礼物经济中，互联网企业与用户群体之间呈现为一种互为礼物的关系，前者通过免费的内容或服务吸引用户的参与，后者则把自身作为礼物回馈出去。用户上传、共享、互动、转发等行为被折算成点击率、阅读率、点赞率等流量数据，继而被转卖给广告商，从而使自己成为付出无酬劳动的“编外员工”。
在一系列的礼物馈赠活动中，有一类我们可以称之为商业性馈赠或诱导性馈赠，赠予的礼物用于诱导后续交易，为原始捐赠者创造利润。比如，Zynga之类的社交游戏公司可以让用户免费参与游戏，但后续则通过各种机会向用户推荐有偿的进程加速器或虚拟物品；搜索服务为用户提供免费的搜索结果，但同时会在同一页面展示广告，使用户长期沉浸在具有商品逻辑的广告时间之中；社交网站的公众号可以根据用户阅读量计算其广告价值；商家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营销，可以把点赞数换算成消费优惠券；等等。美国学者艾格（Agger）曾提出“iTime”的概念，认为“移动通信技术将劳动的时间延伸到私人时间当中，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成为可移动的'工作’场所，使用者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劳动”。人们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媒体和广告营造的拟态环境和消费社会中，如同流连在五光十色的游乐场里，却不知早已踏入资本设计的剩余价值攫取圈套中。而个性化、针对性的广告不仅使得用户的感知力变得钝化，心甘情愿地成为广告目标，甚至他们还通过点赞和分享来支持、强化广告。
（二）“内容礼物”的商品化
在互联网技术的驱动下，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生产模式的刻板和过剩成了过去式，以弹性雇佣制度为基础的信息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模式催生了新型的礼物循环体系。依托于网络平台，“信息资本主义将核心技术与专用资产去组织化、去边界化，在差异化与多样化的整体社会范围内寻求跨专业、跨组织的个体动员与创意吸纳，并将数字劳动游戏化、娱乐化与个人化，不断迎合网民对参与感、社区感、游戏暴力的本能追求”。娱乐、轻松、兴奋、忠诚和消费欲望的驱使带来了万众狂欢式的信息生产、知识搬运和内容创新，人们互恩互惠式的彼此激发使得“礼物池”的容量达到空前充裕的程度。凯文·凯利对此很直白地表示：“数字时代知识和信息生产的关键词是'充裕’，而非'稀缺’。我们要接受这种划时代的社会生产模式，就不应该在稀缺中求生存。那么互联网注定要发挥'潜能工厂’的作用，充分利用众人才能，获得更多的财富。”
更多财富的实现，便是要求互联网企业将用户生产的海量内容礼物商品化，其主要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免费创造的内容不断吸引新的用户加入，从而创造更多的广告机会；另一种方式是用户创造并出售版权给网络平台，常见于在线旅游服务代理商（Online Travel Agency，OTA），用户提供游记给OTA，有助于OTA推广其旅游产品。充裕的内容作为一种商品形态依旧是稀缺的，因此一些平台还会采取措施进一步激励用户进行内容生产，比如依据流量和用户进行分成。由此，用户成了网络中既仰赖又免费付出的劳动者，内容礼物自由地互赠并被争议性地结构于资本的商业实践之中，而资本只是去“疏导”和转化这种集体性的互赠。
（三）“数据礼物”的商品化
大数据成了今天信息资本主义最为珍贵的东西，它有效支配着消费、借贷、交通物流、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也因此成了各大互联网企业不择手段争相挖掘的“数据富矿”。伴随着用户的社交、娱乐和内容生产，其偶发行为将产生源源不断的数据流，资本流程改变了一系列离散的数据观测方式，它们借助泰勒主义模型形成一个多维流程的数据点链接算法，据此自动化地捕捉、量化环境和个人。移动、智能设备的日常使用更是将公民转化为一系列离散现象的潜在传感器。谷歌公司前执行主席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和谷歌智库创始人贾里德·科恩（Jared Cohen）曾声称：“用户生产内容中蕴含的大数据是一份天赐的礼物，能让政府和企业根据民众和用户的需求来更好地做出反应，并且随着预测分析领域的发展，还能预先判断他们的需求。”在他们的视野中，“数据礼物”的受赠方直接变成了网民之外的第三人，企业守着数据的富矿开启了商品化开发的进程。
当动态的数据从用户身上采集、剥离、应用、出售，个人用户便不再具有对这些原始数据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其拥有者变更为提供服务的各大互联网企业。在此基础上数据的持续更新和挖掘，能为网络平台提供更多基于市场动态的、与时俱进的参数，服务于新的数字产品的开发和生产，而这又促使互联网企业掌握了更大的竞争优势。当平台管理的技术团队及团队使用的生产资料等都掌握在互联网公司手中，资本便掌握了对数据剩余价值的独占。基于互利主义逻辑的“数据礼物”因此拥有了极强的排他性商品价值，并且是把自己的生产者排除在外。
四、“礼物”生产者主体地位的丧失
数字礼物经济常常被描述为这样一种温馨浪漫的场景：注册“免费”的服务、响应“朋友”的邀请、“共享”彼此的内容，用户作为礼物的主要生产者乐在其间。然而，数字礼物一旦被生产出来，其经济利益便被资本以商品化手段加以俘获和剥夺。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发现在礼物隐喻的温柔面纱下暗含着一个客观真相，揭示了一个新兴数字时代的后工业资本主义模式：礼物生产者的精神利益亦被剥夺，经典的洛克式劳动者主体地位（man as maker）丧失殆尽，一种显为失当的主客体关系浮出水面。
（一）礼物控制权的悄然转移
在互联网行业中，最终用户许可协议（EULA）是私有化和控制用户生产内容和个人数据使用权限最常见的方式，也是应用开发商和企业主张“内容礼物”和“数据礼物”相应权益的主要法律手段。在多数互联网平台中，一旦用户签订这些默认的许可协议，他们就从法律意义上被剥夺了自由控制个人数据的权利，同时他们对自己产生的内容也失去了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力（例如脸书、推特、Instagram等社交媒体虽然承认用户对内容的权利，但平台同时自我保留了广泛的免费许可权以重复使用、修改或从中获利）。内容和数据作为互联网用户在数字实践中的亲身创造物，也作为数字礼物形态中最重要的类型，其控制权和收益权的处理理当特别慎重而明确，但事实上用户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着两个方面的不透明。
首先，是程序上的不透明。最终用户许可协议通常细琐复杂、篇幅冗长，并不符合受众的网络文本阅读习惯，因而很少被用户阅读。即使人们阅读了，如果选择不许可，则完全无法正常使用相关功能。因此，建立在个人信息自决理论基础上的“知情同意”原则其实形同虚设。
其次，是语境上的不透明。就“内容礼物”而言，用户的日常创作成果往往属于即兴而为、缺少雕琢的“小本生意”，单一内容产生的利益并不明显；就“数据礼物”而言，用户产生的单点数据几乎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当这个数据与该用户过去的诸多数据以及来自其他用户的数据链接、聚合，才能抽丝剥茧呈现出一个庞杂的关系网络和总体的趋势走向。用户签订的许可协议属于事前协议，其自身被疏远、排除在最终的商品形态之外，脱离了具体语境，故而丝毫不会感受到自己权利的损失。于是，礼物控制权的转移便在这样一种“无感伤害”的语境中悄然发生了。
（二）礼物对主体的监控和围困
在数字礼物经济中，用户具有主客体的双重身份，他既是内容、数据礼物生产的主体，同时也是以自身对互联网企业的免费服务予以回赠的礼物。用户产生内容和数据，再以更多的内容吸引用户，更多的数据监控、锁定用户，这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礼物循环体系。而在其中，用户作为主客体的两重身份纠结在一起并时常产生冲突。
监控是大数据和算法合力之下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互联网平台作为数据的实际拥有者，通过持续性地分析用户的喜好、行为和社交关系将其分成不同等级和类型，一方面通过个性化推介、场景化响应引导用户不断造访，另一方面给他们贴上不同的标签并将其销售给广告商。个人数据的不断产生、搜集、聚合使得用户成了算法操控的“靶目标”，他们被精巧地归入到不断细分的市场体系中，并且很难再从这个不透明的底层分析、预测机制里挣脱出来。最终，曾经作为礼物赠送出去的数据成了追踪自己主人的利器。
围困则是指互联网平台通过内容供给、场景设置增加用户黏性，让其形成高度社交依赖，从而不断延长劳动时间，攫取更多剩余价值。不仅如此，平台还能以一种柔和、隐蔽的方式“强制”用户链接到关系网络中，因为他们所有的朋友和亲人都在那里，他们无法轻易地转身离去。可见，造成“围困效应”的基本工具并非其他，而是作为礼物的用户群体自身和他们所创造的注意力、内容、情感和数据，它们让使用者不自觉地沉浸于网络世界用符号、消费、点赞创造出的欢愉世界的虚假幻象中。
被围困于网络世界中的人易于进一步沉迷、上瘾，他们把碎片化时间甚至大部分的社会生活时间都耗费在网络平台上。久而久之，容易生成关于社会的虚假意识，陷入数据和算法制造的“信息茧房”，从而丧失感知和联结真实世界的能力。与此同时，这些人乐于把一切信息甚至个人隐私都放到网络上（尤其是照片和视频），他们对潜在的伤害毫不敏感，放弃隐私之时甚至是心甘情愿、兴高采烈的。互联网平台通过点赞、评论、转发、关注等社交功能的技术供给，从底层为用户的信息生产、社会网络的建立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它们把“分享”“互惠”等利他性道德义务进行了技术转换，赋予自身以社区、共同体、永恒性这样的超越性价值，增强了对大众“礼物供给”的承诺。
五、结语
莫斯提出“礼物理论”时正值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他尖锐地指出：“是我们西方社会在不久以前使人变成了'经济动物’……在过去的无尽岁月中人们都未曾是这样的人。人成为机器，成为复杂的计算机器，实在只是不久以前的事。”礼物文化在互联网蓬勃的知识创造中迎来了自己的重新回归，但是却未曾改变人类向着“经济动物”的方向不断演进的事实。
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正是由于商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倡导免费的商业模式，才加快了代码世界的演进，促进了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过渡到大数据时代，商业资本控制的意愿和力量也从未改变。代表了人的自由创造性、生命丰富性、交往友好性的社交媒体、游戏平台、线上社区，被资本利用隐私规则以及大数据、云存储、算法技术改造成全新的“礼物经济”形态。但人们在网络中的免费劳动、个人数据并非为个人所有，而成为资本牟利之源泉。礼物脱离了劳动者的掌控，反而成了控制劳动者的物质力量。在看似欢愉的礼物世界里，资本从一开始就未曾离场，反而操控愈深。
礼物经济现已成为互联网上普遍存在的现象，数字经济的相当一部分都与礼物纠缠在一起。互联网企业创造了鼓励互惠而非实在拥有的新型生产资料控制方式，它们并非传统的生产制造商，也不同于消费者的服务提供者，是通过为人们提供自愿交往的机会而重塑价值的生产过程，并几乎从中获取了价值的全部。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正在于通过揭示礼物经济中这种“过程性”“结构性”的权力关系，避免使其成为“道德经济”的浪漫化想象。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只能完全执着于现实批判而排斥理想主义。按照卡尔·波兰尼的观点，市场不应该控制人类社会，而应该为社会所控制。礼物经济作为经济与社会的杂合体依然有其独特的道德价值，毕竟数字技术已经打开了“生活世界经济”的一些新类型的大门，并且在其运行过程中创造了新的可能来回应人们缔造社会团结的崇高愿景。当然，我们同时需要警惕的是“礼物”隐喻沦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支配策略”，防范后者对用户经济权益和主体性地位的剥夺。政府和社会应通过公平而有效的分享、共享机制，充分利用礼物经济创造的巨大经济效益，并回馈给所有对礼物经济有贡献的社会成员。这里所强调的“回馈”不是指用户之间互赠行为，而是来自资本主义的互联网企业。总之，相对于关注礼物经济是否可以判定为“道德经济”，如何实现“经济的道德”才是更值得关心的问题。
附 本 文 题 录
1. 邹举：《道德与操控：数字时代“礼物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思考》，《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1期。
2. 邹举.道德与操控:数字时代'礼物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思考[J].社会科学辑刊,2023(01):222-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