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考农学家游修龄的《说不清的花生问题》以及《农作物异名同物和同物异名的思考》： 20世纪是中国考古学从无到有、蒸蒸日上的一门学科，考古出土的遗物中时常有农作物的炭化种子之类，需要鉴定，出土谷物的鉴定是个从无到有，从粗放到严密的过程。 1950年代初，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一批种子，经前浙江农学院园艺和种子教研组的鉴定，初步认为可能是蚕豆、芝麻、花生的种子。但发掘报告正式发表时，以肯定的语气说是蚕豆、芝麻和花生的种子。一时间报纸争相报道，引起巨大轰动，尽管当时即曾有植物学家如胡先驌等撰文表示质疑，接着江西又有发现新石器时代花生的报道，时间比良渚还早。  于是蚕豆、花生原产中国，不是由美洲传入的信息不翼而飞，而且被編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和研究》（1984），成为权威的定论。 农学家游修龄在1992年时曽偕日本学者再次参观浙江博物馆的出土标本，都觉得不是蚕豆、芝麻、花生的种子，其中的芝麻，其实是甜瓜的种子，后来在江、浙良渚文化遗址中反复出现。尽管否定这些鉴定的文章陆续发表，但是到2000年出版的《中国人发现美洲》，却引用这些不实的资料，说“在距今四五千年前良渚文化钱山漾、水田畈遗址，与水稻一起还同时发现了许多植物种子，已辨明的有花生、芝麻、蚕豆…，据认为花生原产地在美洲，…如果没有中国人作为媒介，它们是不可能轻易而远渡大洋的。”  作者引用的文献正是上述《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美国地理学家卡尔· 约尼逊教授对美洲作物在哥伦布来到美洲之前即已传入亚洲很感兴趣，专门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当他看到中国发现新石器时代即已有花生的报道，非常兴奋，亲自到浙江博物馆和江西博物馆参观访问，他对浙江的所谓花生标本残缺，不能肯定，却对江西已有万年历史的完整花生粒深信不疑，据此，他认为花生是新石器时期即已从南美洲传入中国，至于是什么人？怎样传入？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是地理学家，对于作物起源的知识显然很贫乏，农学家游修龄和他展开热烈的争鸣，未能说服他的观点。 后来江西声明该花生标本不是花生，是鉴定失误，不知道他是否知道了。 有趣的是，同样的花生误断，一种认为是中国人把花生带往南美洲，一种认为是早在新石器时代，距今万年已由南美洲传入中国。而实际则是鉴定的失误，两者都成了无的放矢。  对考古出土作物遗存的鉴定失实的报道，并非只有蚕豆、花生和芝麻。还有四川报道的汉代墓葬中出土了蕃茄种子，和南北朝时期墓葬出土的陶器內壁玉米籽粒印痕，都被作为中国自己早已种植蕃茄和玉米的证据。还有河南出土的高粱籽粒是否属实等，不一一例举，一再揭示了学科隔阂的导致的尴尬。 中国考古在农作物种子鉴定方面发生的乌龙特别多，比方传的沸沸扬扬的的汉阳陵的花生至今没有见到正式的鉴定报告和研究论文出来。 最近的消息： 国际花生基因组计划(International Peanut Genome Initiative, IPGI)——由多国作物遗传学家参与的国际团队，于2014年4月2日宣布，历经数年努力后成功完成了世界上首个花生全基因组测序。  国际花生基因组计划汇集了来自美国、中国、巴西、印度和以色列的科学家，他们分析了花生的基因组序列，描绘了栽培花生和野生花生的遗传和表型变异，并开发了花生育种的基因组工具。初始序列是由华大基因完成，组装是在华大基因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完成。该项目是由花生基金和MARS Inc.以及三家中国研究机构(河南省农科院、中国农科院和山东农科院)资助。中国是国际花生基因组测序计划的重要参与方，此次参与该项目的中国合作单位还有中国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1.2014年4月，国际花生基因组计划（International Peanut Genome Initiative, IPGI）对花生基因组完成了全测序，现在我们认识的栽培花生是由两种植物杂交而来：一种是蔓花生（学名Arachis duranensis），一种是塔里哈花生（Arachis ipaensis），原产于玻利维亚、巴拉圭到阿根廷北部一带。两种植物在约4000年到6000年前的阿根廷北部自然杂交，杂交后形成了栽培花生的祖先。  这些图我也看不懂就不写什么说明了 2.汉阳陵发现的作物种籽，一开始照片公布之后有美国专家根据照片辨认说其中有玉米，后来进一步研究的时候否定了玉米，但是发现了疑似20多粒花生。由于是孤证，看了一些其他学者的论文引用，基本停留在“可能有”的观点上。 3.根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花生原产于南美无疑。 汉阳陵出土的花生发现于丛葬坑，假定为真，有如下几种可能： （1）后世花生种籽混入汉代墓葬地层，这在考古发现中常有发生，比如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小麦种籽就是后世混入。 （2）汉代中国曾经和美洲有过间接联系，带来了花生种子，但是没有大范围推广。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