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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她的故事 文/诗 蒂 我与她本是两股平行道上跑的车，却在沉重的历史摔打下，我与她都误打误撞，成了中学的同窗同桌，后又不约而同去了云南边陲，成了支边支友。我去边疆目的很单纯，就是去讨口饭吃。上世纪60年代末，姐姐哥哥都当了插青，去到一个年收成只有百来十斤稻谷的穷山村，我家的生活从桌上少有荤腥，变成了碗底少见米粒。爸爸周末总是骑着自行车到郊外去买点可入口的东西，妈妈则经常替别人代值夜班，换得几斤粗粮票，即可凭票购买大米以外的五谷杂粮。我去边疆前夕，爸爸已被关进牛棚。我颠簸两小时绿皮火车，到距家百里外的爸爸下放地与他告别。爸爸在日头下砌猪圈，灰头土脸的，可他说出来的话，比他那时的状貌还要不堪：去吧，去吧，总有一口饭吃。我的心像是跌落到冰窖里，完全感受不到头顶的太阳。于是，我冲着那份定量粮去了边疆。那年，我未满18岁，还是未成年。1966年，狂风暴雨袭来，所有的学校都停课关门了，直到1969年暑假结束。该动员安置的知青，即老三届，从初中68级到高中66级，基本上都荡涤干净，城市里只剩下堆积了三届的小学毕业生，开始复课闹革命。她家刚从外地迁来，从啥地方迁来，班上的同学都不晓得。她成了我的同桌。风闻其父是某部委领导，对此她只字不提。干练利索的外貌，近1.70米的身高，已显得鹤立鸡群，加之行事低调，不是张扬，沉稳有余。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就被全班同学称为“老廖”，且没得异议，就连男同学也俯首顺从。我至今不明白，这个“老字号”的发明者是谁。
到边疆了，路途颠簸4天，终于到了县城小火车站。之所以说是小火车站，概因是1米窄轨的铁路，火车时速不能超过30公里。各连队的交通工具，拖拉机或马车已云集火车站，像是开了锅的稀粥，乱作一团。早上四五点钟，天色还未大亮。连长们拿着花名册，凑着灯光扯着喉咙在召集各自的新晋属员。我被一个秋丝瓜模样的干瘪老头点名了，我赶快跑到他面前，站稳立定，等待下文。这时一个体型高大的中年男人跑到我们连长面前嘀咕了几句，连长点头应允，男人离开了。我顺着男人的背影望过去，她被点名了，原来那个男人是三连连长，我所在的连队是六连。我们的车相继离开县城，大约过了半小时，听说是到营部了。六连的车继续沿着红河边前行，三连的车则拐进了一条山路。连长说，快了，还有几分钟就到了。我小声问了一句，三连那边还要走多久。连长说，他们有点远，那边的山深得很。我有些庆幸自己分到了六连，也不免为她担心起来。直到50年后我才揭开谜底。一张当年我们分配的花名册被一位知青复印了，传到了我的手上，我与她的名字是排在一起的，就是他们连长嘀咕的几句话，把她从我们连队要走了。从此，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某些变化。这是后话。几个月后，我与她在县城唯一一家饭店邂逅。她好像是晒黑了，脸上的笑容比在学校时明朗了许多。她当即掏钱为在场的10 个知青每人买了一碗2毛5分钱一份的盖浇饭。当然这是现在的名字，那时候叫什么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每人一只大海碗，尖尖的帽儿头米饭上堆满了混炒的肉菜，很旺实。炒肉以肥肉为主，看上去白花花的一片。还记得那是县城最高档的国营大饭店和最高级的饮食。我们一行女生居多，其中好几位战斗力都不强，吃到最后，碗里的米饭剩下一些，还有几块零星的肥肉。突然，她起身，把几只碗里的剩食刨进一只碗里，然后用筷子挑选出里边的肥肉，小心翼翼地平铺在饭面上。她见我盯着她的动作，对我说：我们连长的婆娘，即妻子在门口的。我跟她一起走到门口。果然看见一位壮硕的中年女人，背着背篼站在角落里。她把碗递给那女人，我补充了一句：吃嘛。女人脸上顿时笑容绽放，很快地扒拉起饭来。待我们回到餐厅，他们连队的几个女生还在兴奋的交流着，谁也没有在意刚才发生的一切。连队吃肉基本上是自给自足。按上级部门的规定，每个连队都有一个专门的养猪班，每年生猪出栏数不得超过19头，每月杀一头，逢一般小节，如元旦、五一杀两头，逢大节，如国庆、春节杀三头。全连队加上娃娃仔仔三百多号人，若杀一头猪，就只能在公家伙房分得一勺似连锅汤一样的炖肉，即猪肉杂碎一锅炖，分量与平时的素菜差不多；杀两头猪时，按人头每人可分一勺炖熟的汤肉，还可分到两块巴掌大小的生肉。这里说“按人头”，特指娃崽们。因为平常天公家伙房的素菜，只有在册职工才有分；杀三头猪过大节，分到手的肉翻番了，家家欢天喜地，人人脸上开花，知青们各连队游串，开启了走人户模式。她与同连队的另外一位女生来过我们连队两次，每次来总不忘给我捎点罐头和糖果，我当然是倾其所有热情款待。我也回访过两次。他们连队给我的印象有些阴森森的。到了营部，若搭不上便车就只有步行进连队，六七里路都是坑坑洼洼的机耕道，两侧的山势陡峭，橡胶林密布，几乎遮住了所有的阳光。就是那条公路，让我想起了一个凄楚的故事。在我还未离开边疆前，就有一位重庆女知青，年方20便成了寡妇。他的丈夫是个成都知青，多才多艺的，生前是营部宣传队的管乐手，平时若不排练就在营部开大铁牛拖拉机，姑娘娇小漂亮。他俩结合，引起很多知青的羡慕，因为那是郎才女貌的绝配。不曾想，结婚不出半年，男子驾拖拉机在去往三连的路上，因天雨路滑，在一个急弯处，车辆侧翻下崖，酿成车毁人亡的惨剧。彼时，姑娘已怀有5个月的身孕，肚子奇大，医院检查说是双胞胎。
男方父母从成都赶到，丧子之痛令他们痛不欲生，而年轻媳妇的大肚子，似乎给了他们一线希望，二老双双跪地，恳请姑娘留下遗腹子。20岁的媳妇挥刀斩马谡，硬是拒绝了一对白发人的哀求，同时也拒绝了她与亡夫的孩子得以见天日。据说，女子很快改嫁到另一个县城，知青大返城时她也回到了重庆。20岁的年龄既无阅历又无钱财，还没得丁点立身技能，要在生死线上挣扎，前路茫茫，孤苦面对未来漫长的人生路，她的眼光只能看到鼻尖下的部分。我们都是旁观者，不能对她的选择评头论足。但愿她不为当年的选择而后悔。她已是连队不穿军装的指导员。每次因我的到来，都有七八个知青云集，大家一起动手做饭，出力出物，菜品丰盛，其乐融融。其中有个男生，也是我的校友，给人眼睛一亮的感觉，个子高大，容貌端正，谈吐得体，后来得知，其父是市委的一名公务员。一个时代终结后，终于等来了国家的拨乱反正，我有幸考上锦城一所大学，得知她也调到省城某部委工作，与我居住在同一城市。一个初夏的周末，我按图索骥到她家登门拜访。走进一个清幽的小院，一栋二层楼房掩映在绿树和一些藤蔓植物中。一张熟悉的面孔替我开了院门，竟是那位高大帅气的校友。我对眼前的一切还来不及消化，就已随他的脚步进到屋内。她起身迎接，哦，已是一位准妈妈，挺起的孕肚把她的形体撑得很大。那次会面交谈甚欢，都是我离开边疆后他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而关于眼前的现状，明面上的，我看到了一些：他俩是夫妻，都在省城工作，她临产在即。再详尽更深入的，他们不说，我不便问。而我，则是半透明状：学生，单身。我们再次相逢是在纪念支边50周年的集会上。他们迟到了。我在会场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出现。还是那个短发干练的形象，我与她相拥在一起，细细打量，她的脸庞好像比以前丰满了一些，但又不是那种自然的长胖，总感觉有点别扭。后来我才明白那是服用某类药物所致。我突然觉得，我握着她的手有些异样。我低头一看，她的双手已有些扭曲挛缩，成了麻花状。“类风湿”，我脑海里一下蹦出了这个名词，眼眶里顿时滚下了泪珠。她拍拍我的后背说，唉，快10年了。那年我出差在外，突然感到一身疼痛，像是患了重感冒。我打电话给我堂兄，他是医生。他说，你遭了，得了类风湿。这种病，女性一般是在60岁以前有感染风险。我当年58岁，没能迈过这个坎。她情绪平稳，语速不紧不慢，像是在述说一件与己无关的平常事。在以后的几天中，我们都有零散的聚会，从只言片语中，我逐渐填补起一些信息盲点。当年，她到三连后，被分配到最远的树位，与做小火车才能抵达的10营仅一山之隔。凌晨顶着头灯，走半小时崎岖小路，进山割胶；收胶后担着两桶胶水，又走半小时山路，近中午12点赶往连队收胶站，上缴胶水。下午，一般都是在各自的树位上做植保工作。割胶工都是一人一树位，一个树位几乎就是一座山，从割胶、收胶水，到除草施肥、植保管理，都是一人包干，那劳动强度之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割胶工每月定量粮食比其他工种高出5-10斤，那可不是白吃的。让她遭如此大苦，是他们连长所为，还是？彼时她毕竟还是小姑娘，本可以挣脱的。这是为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我深信，多年被泡在露水和汗水里，就为她日后的疾病埋下了祸根。她先生当年也考上了大学，尽管是大专，但也是名正言顺的科班。在人才青黄不接的当时，他本可做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他选择了弃文经商，以后的头衔是总经理加董事长。我们再次相逢，认真地看着彼此，并不透明，似乎又都心知肚明。餐桌上看似不经意的摆谈，我得知了她退休前是一名正厅级干部。她突然对我说了一句，我当时好傻哟，怎么没想到去考大学。人生中最清晰的脚印总会投下自我的着力点，而其中的某些着力点早就决定了你的人生主题。生活之水潮起潮落，待它处于低谷时，就会裸露出许多东西。其实，作为任何一种“人”的存在，只要尽了最大的努力，其生命的价值就会释放出最美丽的精彩。 作者简介：诗蒂，本名张诗蒂，1970年代曾在云南当知青，198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著有多部专著，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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