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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建筑别具特色，其民俗风貌有别于同处福建的闽中、闽东地区。信仰和文化更多体现在建筑上的是檐口、正脊上的五色彩塑，以及将儒家学说摘录在墙壁、石柱上的壁刻。彩塑反映的是原住民对于生活的描绘，上面有人物、花鸟走兽；墙壁石柱雕刻的是伦理教育，家族秩序，这是几千年汉文化在建筑上的反映。因为有“慎终追远”这样的人伦观念，“华夏人”这个民族才走到今天，在江、河之间还是黄种人所生活、所占据。对于血脉和文化的认同，成为汉民族特有的传承印记，这源于对故乡和先祖的代代祭祀和追忆。北方在宗法礼教的传承上远不及南方这么重视，这可能因为1950年土改后的变革以及1967年以后的动乱摧毁了北方“世家”观念。当然，北方历来战争和天灾多发，也是削弱传统宗族社会结构根底的原因。而南方所受到的政治冲击影响薄弱，旧有的思维观念根基深厚，许多在北方看不到的传统习俗，在南方却习以为常。如果细究南方这种重祖溯源的传统由来，我想还是和南方多移民历史有关。比如在福建多“闽王”信仰，闽王王审知是唐末河南光州固始人，从兄王潮入闽，后梁开平三年封王，主政闽地二十九年，死后葬在福州北郊莲花山下。五代以来多有祭祀，北宋后升格为政府主导的地方官员亲临致祭。每年立春时节郡守会带着地方乡绅一起到闽王庙取土捏春牛，象征一年耕耘的开始。因为追思王审知开闽劝农耕桑、整饬吏治、轻徭薄赋、发展文化的功绩，福建人将王审知奉为神祗一般，在乡间地头都能见到民众修建的闽王祠，并尊其为八闽人祖。这只是南方对于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传统礼教的一种直观表达方式。今天闽地各种姓氏中以陈、林、黄、张、吴、李、郑、王、刘、苏为十大姓，其中陈、林二姓占了闽地五分之一人口。历史上大家族总是以“堂号”作传承标志，“堂号”也具有牢记祖宗发源之地、缅怀祖先功德，训诫子孙行为、继承先烈遗谟之意。比如陈姓“颍川衍派”堂号，源自河南颍州；蔡氏的“济阳堂”出自河南兰考一带的济阳郡；郑姓的“荥阳堂”来自古郑国，国灭以后以故地荥阳为种姓发源地等。这是以家族的历史郡望渊源来论说，还有以警戒训勉子孙为立号的，比如韩姓的“昼锦堂”取项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以此告戒后人，夸耀名誉地位，是一种令人菲薄的陋行，而应当把功业荣华作为人生的目标和自励。立堂号，不仅具有了家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也是一种民系间即区别又集体认同的方式。这一切作为，都因为中国人重“根”的原因，孟子说无父无君者为禽兽也，没有血脉、国家认同的无异于禽兽。“人”生于天地之间，最大的思虑莫过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终将去哪里？这种思虑转化为哲学的话，就是站立在当世，通达上溯古今、下达未来的人类变化。钱穆说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唯物论的哲学是科学的倡导与宣传。我认为只有唯心的思考才是真正的哲学，只有这样的思索历程，才诞生了像“清明节”“重阳节”“中秋节”这样的华夏民粹。清明前几日去闽南泉州，春雨霏霏，草色换青，花开新妍，又进入了一年中南方潮湿的雨季。行走在泉州街头，不时有红砖燕脊的大厝在路边出现。但凡保留至今的这些大房子，多是民间的祠堂建筑。泉州也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早已经被混凝土的塔楼填充了城市各个角落，但可贵的是在一些标志性的建筑上，我依然能看到传统的地域元素在上面出现。闽南建筑的一大特征就是红砖砌墙、红瓦覆顶，而所使用的红砖中间必然有一道倾斜的黑线，红砖上的黑线是以往烧砖工艺中炭火的熏烤所留。今天的制砖虽然再也没有黑线产生的必要，但在仿制时刻意保留了这种样式，建筑墙壁依然是红砖黑线斜叠着形成一种特殊的纹理图案。于是，红砖就成了闽南人对于经历的过去岁月集体的回忆。老建筑上的红砖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呈现一种内透出的润红，经过雨水阳光的洗礼，这种颜色会变的分外清亮，这却是今天的红砖烧制工艺做不到的了。  在祠堂里模仿农事活动，“犁春牛”代表着寄希望与未来的五谷丰登，风调雨顺。
泉州晋江的宗祠之多，可称为闽南一大特色。在晋江的五店市街区，我看到了成片由政府统一规划营造的宗祠区域。庄氏、黄氏、蔡氏的宗祠分堂号一座座并排陈列。大清早就打开了门，等待前来参与祭祖的人们。我试着走入一间庄氏宗祠分堂号，带着天井的院落，浅灰的天光将内庭洗亮。室内焚着淡淡的檀香，香案上陈着水果香烛，台面上正中主位供着开基祖神位，一层层祖辈的牌位分“左昭”“右穆”排列。后墙额枋上悬挂着金字的匾额，上书“进士”“会元”一类科举时代祖先的功业。有的宗祠内描金雕饰，异常繁复，显出家族人口衍生，瓜瓞绵绵的境况。“人”是宗祠内核心的要素，后代众多说明祖宗隆德彪炳、阴功可达千古。家族的祠庙大，说明子孙中显贵巨富者多有资金用作修缮。于是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在宗祠文化中都得到了极大的彰显。子孙和祖先在这里也就没有了轩轾之别。中国人祭祖并不是祈求先人的赐福保佑，每个清明去祭祀的人都知道，倘若每个人的祖先都能庇佑后代，这个世界岂不乱了套？传统中，中国人寻求精神的慰藉会去找宗教来解决，而对于祖先的祭祀，更多地却是出于对逝去的人一种遥思，并以“事死如事生”的恭敬态度教育自己的子女。这也是一种“身体力行”，希望子孙以后也会这样对待自己。也或者祖宗中曾有显官名宦之人，高供起来借以彰显家族的来历不凡，抬升自己的价值，这叫作“血脉传世”，也是“摆谱”文化的延伸，这是中国人的狡黠心态。其实祖宗能给后代留下的只有美德是可以被怀念和追思，美德为“根”，一切物质都是烟云。这让我想起清明前在福州一处很大的楼盘上看到的巨幅广告——“留给子孙千万，不如留给后代一座旺铺”，这是一个扭曲的社会观下变异的价值认知。先辈所留，儿孙所忆，旺铺败坏了还能记得祖宗吗？这个社会尤其需要还“清明”以本来意义。
清明这一日，我路过福州西禅寺后墙，寺内的灵骨塔建在这里。从侧门进去，院子里人山人海，香烛、纸钱、鞭炮、果菜、冥纸、叩拜的人、飘扬的灰密织在一起。寺僧出售着六个小碟子盛着的菜肴盘，棚子外围满了采购者，仿若集市。多数中国人认为人死了并不是灵魂全无，只是去了另一个地方，在那里依然有管辖者与被管辖者，还是要生活和娱乐，还是要购物和消费，虽然分属阴阳，只是换了一个空间而已。这种自古以来的信念绝不同于古埃及人视死亡为永恒，也不同于崇尚“自然界是为人类服务而存在”的现实主义享乐思想的罗马贵族。灵骨塔内一间间屋子，放满了高柜，一个个骨灰坛并排存放着。如果这些灵魂有识，在这咫尺之地，宛然如生时一般在享受着人间的烟火。孔子说：“丧，与其易也，宁戚”——祭奠祖先与其礼仪周全、物品众多，还不如内心深深追思更有意义。“死后元知万事空”，将祖先的恩德深深铭记在心，这是最好的“内心清明”。还有一少部分中国人，心持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的主观主义思想，认为自身与万物本为一体，哪里还有灵魂灭与不灭？这是一种洒脱的人生态度，更愿意被人记住“事功”“思想”，而不去恋栈生时、死时的悲欢哀荣。清明时祭奠他们，一缕清香、一句心念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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