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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汉魏之际的历史风云人物，曹操的人格精神结构相当复杂，很难用一个恰当的词汇做出定评。 曹操在世之时即有对其各种褒贬不同的评论，历史上更是有多种说法。 具体来说，我们认为，曹操最突出的人格精神特征可以概括为六个层面：仁者之心、霸者之气、权者之术、智者之识、杂家之学和诗家之才。  以往对曹操的讨论，很少肯定曹操是有仁心的，似乎曹操天生即谲诈阴毒。但早年的曹操，仁者之心的表现十分突出。 曹操生逢汉末乱世，曹操并非无动于衷，如果无视曹操的仁者之心，就无法解释曹操那些力透纸背、慷慨悲凉、充满悲悯情怀的被锺惺《诗归》誉为“汉末实录”的诗歌创作的心理基础。 初平元年，一场义举演变为军阀之间的混战厮杀。曹操经历了这场闹剧，他的诗歌就是记录了这场政变的影响，字里行间透射出曹操对“贼臣”的愤慨和对现实之举的无奈与哀痛。 在这首诗中，作为军事统帅的曹操没有去昂扬奋发地激励士气、耀武扬威，而是对极度艰难严寒的行军环境进行铺陈渲染，表达了他“念及征夫劳苦”的“悯劳恤下之意”和悠悠哀伤之心。这些诗作没有丝毫的矫情与伪饰。  尤其是《苦寒行》的写作，对一个称霸一方的军事统帅而言，确实有点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的背后恰体现了曹操的仁者情怀，是曹操此时此境真实的心理情绪表达。 在曹操的行政公文中，也不时看到他的仁者情怀。建安十一年（206），在西征高幹攻下并州之后，针对山西境内百姓“寒食”的旧风俗，他下达《明罚令》，指出“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 尽管移易风俗采用了强制的行政手段，但出发点则是为了保护老弱幼童，曹操的措施恰恰反映了他的人道精神。这也是曹操身上的仁者之心、仁者情怀。 自古以来评论曹操者皆认为曹操有霸气。《三国志》作者陈寿认为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乃“超世之杰”；宋人敖陶孙说曹操“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明代谭元春认为曹操身上不但有“菩萨气”，更突出的还是“霸气”，其霸气，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心胸气势之霸。与同时代的风云人物如袁绍、刘备、孙权等相比，曹操在心胸格局上要远远超过他们。这种霸气在他的诗作中有鲜明体现。  如《观沧海》形象地描写了浩渺沧海的壮阔景象，给人以吞吐宇宙的壮美气势。沧海意象不仅仅是自然景观的生动描绘，也是曹操宏博胸襟的形象自喻，最能体现曹操的心胸格局。 二是理想目标之霸。 在政治理想上，曹操是个具有远大政治抱负、宏志远图之人，他渴望建立一个“吏不呼门。如此袒露自己的心迹，在军阀混战、私心暴露、野心膨胀、草菅人命、民不聊生的东汉末年，是需要极大政治勇气的。 曹操也是一个非常自信甚至自负的人，他不仅对人生充满自信，而且也常常以古代圣人周公自况给人一种天命在我、舍我其谁的霸气。 在行政处事上，曹操是一个典型的铁腕人物，决不容许他人忤逆自己。赤壁之战失败后，曹操深知完成统一已经无望，于是政治策略由对外征伐转向内政整饬，着手自身威权的巩固。 建安十五年，当有人称曹操有“不逊之志”，希望他将“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时，曹操写了《让县自明本志令》，对此议论进行回应。在此文中，曹操虽不乏谦逊之辞，但真正表露的则是强硬之态。  曹操最为后人诟病且几乎成为其人格精神符号表征的无疑是他的权者之术。曹操确实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人。曹操因厌恶叔叔在父亲面前告自己的状，就故意设计欺骗父亲，愚弄陷害叔叔。这说明曹操少时即机警善于权术。 因军中缺粮，曹操先同意主事者以小斛的建议，后因士兵哗众，曹操就将责任推给主事者，还以盗官粮罪名处死主事者以此来稳定军心，这更是典型的欺诈权术。《曹瞒传》称曹操的这些行事风格是“酷虐变诈”，概括相当准确。 除此之外，《世说新语·假谲》中也记载有许多曹操生活中玩弄权术欺诈的故事这些故事都给人一种突出的印象，就是曹操是个极其善于玩弄权术的专家，谲诈成性。 时人对曹操诟病最多的也是这些伎俩；《三国演义》无限夸大的也正是曹操人格精神的这一层面。 不可否认，这的确是曹操为人行事和人格精神中最富有特征的个性表现。如果结合曹操的生活时代设身处地地去想，少年曹操的顽劣淘气姑且不论，他后来的玩弄权术也是事出有因的。  在那个他不杀别人、别人即可能置他于死地的极限生存情境下，曹操玩弄权术欺诈说到底则是一种极端的自保方式，只是历史对他的行为记述比较显豁罢了。 而且，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又可发现，记载曹操玩弄欺诈权术且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故事，主要出自吴人的《曹瞒传》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假谲》。这就颇值得玩味和深思了。 吴人所著《曹瞒传》很可能出于时代政治的考虑和需要，故自觉对曹操的为人性格进行丑化，里面不免有污黑曹操的成分。 而《世说新语》的编纂已是时过境迁之后，编纂者如此突出和津津乐道曹操这些权术谲诈故事，其背后又是何种心态呢？ 对此，笔者在讨论《世说新语》的故事采录和编撰心态时曾进行过细致辨析，此不赘述。当然，具体到曹操的玩弄权术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曹操毕竟是一个军事家，他一生戎马倥偬，作为一个军事统帅，凡排兵布阵、用兵行事，必然有谋略权术在。 但曹操的权术又往往与他的兵家“明略”浑融交织在一起，阴谋阳谋并用，彼此难分。所以，认知曹操的权术既不可无视其谲诈性格无限度地进行美化。曹操对时世的发展有非常清醒的理性认知和判断，他的许多治世行事策略都建立在他智者之识的基础上。 如，他深知“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如此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他首先倡导大力“屯田”，设置屯田都尉，以解决大军乏粮之忧。 他深知“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这样的用人制度，使其麾下集聚了众多才智武力之士，为日后曹氏的窃鼎取国储备了大批人才。 可以说，曹操的智者之识体现在他行政、治军、经济、法制、人事、文化政策的方方面面。正是曹操的这些明识之智，使他能够对现实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始终保持清醒理性的认知，也是他能够在军阀混战中冲出重围取得胜利的重要凭借。  曹操具有人人皆知的篡汉之心，但他最终没有躬身实施，恐怕也与他对现实处境的理性认识有一定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身无尺寸之地的曹操能够从群雄争霸的汉末混乱政局中突围出来，并最终登峰造极于一时，与曹操本人的智者之识是分不开的。 对此，《三国志》作者陈寿还是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评论，要之，曹操是三国时期一个头脑极清醒、认知极理性、富有智慧和远见卓识、又能够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在汉末争霸的群雄中，曹操的文化素养是最高的。曹操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文化素养，与他喜欢博览群书的文化性格有很大关系。 曹丕《典论·自叙》描述曹操的读书生活时说：“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汉末群雄中不乏爱读书的人。 但能够达到曹操如此高的文化修养程度的则不多。曹操对先代典籍相当熟悉，史实掌故，信手拈来，化为己用。据张振龙先生统计，曹操的阅读面相当广泛。  这从曹操的思想表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其中既有儒家的仁政理想，也有墨家的兼爱思想；既有道家的小国寡民情怀，也有法家的礼法刑政意识；既有农家的重农观念，也有兵家的强兵理念。 徐公持先生《魏晋文学史》即指出，曹操思想表现出鲜明的“杂家本色，儒、法、道、墨、刑名、兵、农诸家主张，应有尽有”，他描绘的“太平盛世的蓝图”，“颇具理想主义色彩”。 曹操是个多才多艺之人，草书、音乐、围棋等才艺无所不能，但他最为后人称道的自然是他的诗家之才。 曹操现存诗歌尽管只有20余首，但在形式体制上均富有创新意义。从体制看，曹操诗歌创作基本沿袭汉代以来的乐府旧题，但在创作时曹操却敢于进行大胆的革新。 他的四言诗是继《诗经》之后文学史上又一次大放光彩的创作，对魏晋四言诗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推动作用。 汉魏之际是文人五言诗创作刚刚起步的阶段，而曹操对五言形式却能够纯熟驾驭，以情运文，情自我出，辞以写心，语言朴质，气象苍然，慷慨悲凉，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审美风格。  这充分体现了曹操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才情天分，是他诗家之才的鲜明表征。 需要说明的是，曹操上述六大人格精神特征并不是齐力并发、齐头并进、恒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生活情境和政治军事处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在不同阶段、不同场合、不同行事过程中，他的某一方面的人格精神会因现实的需要被唤醒而显得特别突出，而其他方面的人格精神则会自觉不自觉地被遮蔽和埋没。 如曹操生活的前期与后期、军事生涯与日常生活、行政处世与饮酒赋诗等不同处境下，他的人格精神表现的隐显就不同，有时豪放爽朗，有时假谲诡诈，有时真情表露，有时虚张声势，有时多种精神杂糅迸发。 因此，认知曹操，既不能将其某一人格精神特征无限度地夸大固化，也不能仅据某一具体实例而过度诠释，应该结合时代情势进行系统观照，条分缕析。  参考书籍 ①沈德潜：《古诗源》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6页。 ②徐公持：《魏晋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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