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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昊鸥（1983年9月18日—），作家、、文学博士，高校教师 有一天女儿突然问我：“我听别人说，文科学的东西是'无用之用’。你是学文科的，你知道什么是'无用之用’吗？” 我说：“我知道。这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说法，但我认为它似是而非，就是听起来好听，实际上莫名其妙。”至于为什么似是而非和莫名其妙，女儿还在读小学，这里面有她现在能听懂的道理和暂时听不懂的道理，我就先拣她听得懂的来告诉她。 人类所有的知识与技艺，不分文理工商医，不论古今中外，真正有份量的知识，无一例外都是奔着有用去的。以早期的文科知识为例，仓颉造字（实际上是上古时代的中国人在漫长的生产实践中摸索发明汉字），为的是突破原始的信息传递方式。所谓“天雨粟，鬼夜哭”，指的是上古人类由于文字的发明，而极大促进了生产能力，同时由于知识的迅速积累而不断破除面对未知世界的恐惧。 又比如说中国先秦时代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每一部都是在周王朝实用性极强的高文大册，没有一部是无用摆设，或者是供闲谈的谈资。《诗经》既是周朝贵族子弟的文化教材，又是道德教材，还是外交辞令语料库，更是一部凝聚文明共识的歌词集，兴观群怨，同此悲欣。《尚书》是上古时期到春秋时期君王或者重要政治人物的讲话稿合集。《礼经》（汉初指《仪礼》）记录周朝礼仪制度和行为规范。《周易》是占卜结果记录。《春秋》是鲁国国家编年史。可以说在先秦时代，真正善学者学五经，学的就是政治术。我教女儿《论语》的时候告诉过她，孔夫子用《诗经》里的诗句来启发子贡和子夏，并不是为了培养他们在言辞上附庸风雅，而是为了培养平民政治家的基础政治素养。后来果然把子贡培养成了存鲁乱齐的纵横家，把子夏培养成了西河教授、魏文侯的帝王师。
我们今天普遍认为代表着娱情审美的传统文学也是这样，从实践中来，奔着有用去。唐代的诗歌发达，是因为唐代科举考试里面进士科出身最容易做官，而考进士必考诗赋。宋代的论体文发达，因为科举考试下半场考策论。甚至连唐代小说唐传奇的兴起，也是直接源于科举考试的行卷之风，简单来说就是考生在考试之前写小说给考官看，展示文采，博个印象分。而到了明清两朝，诗文总体就很萎靡，因为科举考试改成了考八股文，诗、论都不考，所以无论是明代的各种文学复古思潮如何热闹哄哄，还是清代生拉硬扯出个声势浩大的桐城派古文，明清两朝的传统诗文比起唐宋就是拿不出手。搞到当代人写古代文学史写到明清部分的时候，都只能绕着道花大篇幅去介绍小说和戏剧。 在我熟悉的文学艺术领域，真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称之为无用，同时又能够合理存在的东西，大概只有两种。第一种是为富贵者彰显身份的奢侈品，比如我带女儿去宝鸡青铜博物院里看到的许多青铜重器，或者司马相如、班固、左思的赋文，或者法国凡尔赛宫镜厅里各种金碧辉煌装饰和壁画。再或者，韩愈收钱帮人写的墓志、唐寅“闲来写就青山卖”的字画，也是一种降调的奢侈品。这些东西你说它有什么用，它还真就没什么实际用处。没有实际用处和技艺精熟两者之间不矛盾，人有权利喜欢精致而无用的东西。我爱把玩《昭明文选》，爱写古诗文和毛笔字，我也不排斥鬻文鬻字，但我对帮闲这件事有很清醒的认识，从不敢沾沾自喜。 以上就是我女儿目前大概能听懂的部分。后面她暂时听不懂的，我把它先写下来，以后再慢慢跟她讲。 还有一种“无用”是真正有分量的东西，那就是某些天才的创造领先于时代，暂时看起来没什么用。比如汉代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写《史记》。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学问是经学，最流行的著作种类是经传，就是给经典文献做注释，以及借题发挥。这些流行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在当时都是有用的，说白了，就是削足适履地给大一统王朝做文化上的背书。而司马家的两父子写书，内容上是六经注我，前代的典籍全部揉到一锅来写；思想上是个杂家，所谓“先黄老而后六经”；形式上走的还是杂家子书《吕氏春秋》的路子。这样的著作在当时就没什么用，他们两父子也没图它在当时有什么用，写完了就“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其中也有避祸的因素）。但是司马父子自己心里很清楚它实际上有什么用，那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说我们写这个书不是给一朝一代做背书，是要给整个人类文明做总结、找规律，最后像周公作《易》、孔子整理六经一样，以著作为功业垂范后世。这番雄心壮志在《太史公自序》的一开头就说得很清楚。 当然我不是说非得要像司马父子那样憋着一口气写出皇皇巨著才叫有份量。很多时候憋气憋红了脸，也未必就能搞出有分量的东西；反过来说，不憋气也能搞出分量来。憋气憋出毛病的例子，明代有个人叫做柯维骐，因为仰慕司马迁，居然拿刀子自残，最后也没搞出什么名堂来。不憋气，放轻松搞出名堂的例子，像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早年在大学里学哲学，学得没盐没味，转头跑去南美搞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乐乐呵呵就写出了《忧郁的热带》。
所以这后一种“无用”而实际有用的东西，关键不在于姿态上憋不憋气，而实际上在于有没有足够的自信力和见识力。虽然与世相违，但是自己心里很有信心、很清楚明白它到底有什么用，这是很吃天分的事情，根本伪装不出来。 而今天很多文科知识分子热衷于标榜的“无用之用”，跟我以上提到的几种情况都不沾边，既不是仓颉造字，也不是富贵帮闲，更不是名山事业，而是一种逃避意义追问的遁词，如同孔乙己嘴里的“之乎者也”，让人听得“一些不懂了”。这也就是我对女儿说的似是而非和莫名其妙。 以我自己从事的，也是最熟悉的文学专业为例，文学专业人士最喜谈“无用之用”。二十多年前我刚进大学的时候，听一位诗歌研究专家讲当代诗歌，各种理论、术语讲得云山雾罩，越听越迷糊。其中重点讲到一位被写进教材的当代诗人恰好是我父亲的同学，有一年我去成都拜访他，把我在课堂上听不懂的疑惑讲给他听。这位伯父哈哈大笑了一通，说：“莫听他们鬼扯，我从来不看这些研究。”后来我还认识了许多小说作家和影视编剧，还有一些非常难能可贵的古诗文作手，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我发现文学创作者对学院派的理论研究态度几乎是一边倒，就是根本不看。我自己的日常写作，无论是古诗文写作还是白话文写作，对当下文学研究成果的参考也非常少，说实在的就是用不上。而理论研究者对这样的状况习以为常——你们写你们的，我们研究我们的。 我曾经多次在各种场合下向业内有份量的理论专家们提出过我的疑问：如果文学理论和写作实践之间不发生关联，或者很少发生关联，那么理论研究的意义何在？简单来说，就是有什么用？根据我多年来收集到的答案，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研究本身就是意义，不需要和写作发生联系。这是我认为最无稽的答案。 2、文学系的传统就是搞理论研究，不是写作实践。每次我听到这样的答案，我就会继续追问：那么为什么音乐系、美术系、体育系是以各项技术实践为教、研核心，而文学系只能搞闭门造车的理论研究？为什么我们不改名叫做文学理论系呢？我的追问总会让气氛变得很尴尬。其实文学系的传统是纯理论研究这个说法本身就站不住脚，文学系真正的优良传统恰恰是理论与创作紧密结合。比如当年鲁迅文学艺术院里的茅盾、艾青、何其芳、周立波等人，一边写作，一边研究怎样写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焦菊隐先生的戏剧研究、中山大学中文系詹安泰先生的诗词研究，都是紧扣着促进创作实践来进行理论建设。文学系不把理论联系创作实践这个最宝贵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反而避之不及，只能说是买椟还珠，缘木求鱼。 3、人文学科的研究代表着人文精神。这个说法也没什么道理。不是说一个人从事文科知识研究，或者文科知识储备丰富，他就有资格代表着人文精神。《儒林外史》和《围城》里面写到的很多人物传统学问都很好，未见得就有多少人文精神。反过来说，今天在中国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人，哪怕不从事文科知识研究，基础的人文精神大多都是打进了骨子里的。多知道些新名词、新说法，不见得在道义上就长进了多少。 4、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建设学术共同体。至于建设这个学术共同体来干什么用，好像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钱锺书先生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今天国内文学研究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参与者数以千计，成果汗牛充栋，是不是全部加起来就超过了钱锺书先生一个人的理论高度和深广度？这个问号不是那么轻易可以打消的。 早些年我问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还比较多样，近些年来问这个问题，回答基本上就被“无用之用”一言以蔽之了。“无用”我完全理解，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无用”，但所谓“之用”却从未找到一个让我心服的答案。
我还见过很多人讲到“无用之用”的时候，喜欢举《庄子·逍遥游》结尾樗（ chū）树的例子。大概意思就是说有一棵叫做“樗”的树，长得歪瓜裂枣的，没法拿来做木材，反而得以保全性命，逍遥终老。他们喜欢举这个例子来说明“无用”才是好，其实是读书读半截，没搞清楚庄子真正的意思。庄子所处的时代是先秦战国时期，那是长达一两百年的多国大乱战时代，也是一个上下阶层流动性极强的时代，是收益和风险成正比的时代。有极少数人凭借个人才智身登青云，惹人羡慕，最成功的例子就是阴阳家驺衍。还有少数的人能够视富贵为浮云，见机而退，比如乐毅、鲁仲连。但绝大多数参与权力游戏的人在时代的巨浪中上下沉浮，不由自主，比如开局大好但最后不得善终的白起、李斯、苏秦、商鞅、韩非……像庄子这样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在这样的时代主动放弃争名逐利，转而去追求全身养命和精神上的逍遥自在，这是一种乱世之中的逆势之“用”，背后潜藏着抵御世俗诱惑的大智大勇。 我们今天身处的全球时代也有动荡，但是总体的时代风气是鼓励创造来促进发展，通过各行各业的发展来消弭争端、追求美好，跟庄子所处的零和博弈时代有着天渊之别。我们今天学庄子，不去学他“其学无所不窥”的渊博，不去践行“九万里风斯在下”的顺势而为，偏偏跑去学他的百事不管。这就像我之前讲到的柯维骐学司马迁，没学到学究天人、通变古今，偏偏跑去搞自残，这是典型的东施效颦。更何况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絜系履而过魏王”，那是真正做到了安贫乐道，粪土王侯。今人一边拿着国家的工资，一边标榜樗栎之“无用”，这就不免让我想起宋代周敦颐在《爱莲说》里讲到的“濯清涟而妖”。 我一直认为孩子年纪越小，越要教给她正向的价值观念，这是她一生的精神根基。这样即便她长大了接触到那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心里也有足够的定力去做判断。鲁迅留给儿子的话里面专门叮嘱了一条“不可去做空头的文学家或美术家”。做有用的事，做有用的人，这样中通外直的观念在教育上永远不会错。我得坦白地承认，这件事不仅和对孩子的教育有关，也与我自己的坚持有关。孔夫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可见有用与无用，关键不在于文科不文科，不过事在人为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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