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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科学家越来越多地将兵棋推演融入他们的研究。通过开展兵棋推演或利用存档的兵棋推演资料，研究人员可以对罕见的事件或难以观察到证据的主题进行研究。然而，学者们对于如何将这种新颖的方法论应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却缺乏指导。2022年4月，麻省理工学院、布朗大学、斯坦福大学联合发表《兵棋推演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论文，评估了政治科学家如何将兵棋推演作为一种学术探究的方法，并着手建立国际关系中兵棋推演的研究议程。 兵棋推演能让参与者产生身临其境的体验。相较于其他方法，兵棋推演更擅于构建一种沉浸式的环境，让参与者暂时“忘掉”自己的身份，全身心地投入到“对阵员”的角色中来。对于推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参与者能够真正站在决策者的视角进行思考和判断，充分展示了他们过去或将来在现实中面对类似场景的反应。兵棋推演的参与者可能会比沉浸程度较低的研究对象更好地理解场景，更关心其结果，因此，他们可能会对给定的情景做出更深思熟虑的反应。总的来说，兵棋推演要求参与者扮演决策者的角色，并回答我会做什么，而不是我会支持别人做什么。 专业的参与者可以带来更具有效性的研究样本。研究样本的选择上，国际关系学者越来越多地转向更大的便利样本进行实证研究，例如学生或在线调查。尽管这样的样本选取有着大样本、可重复等优势，但如果受试者不代表实际决策者，便利样本产生的关于政府决策的见解往往缺乏深度，甚至可能有效性欠佳。相比之下，兵棋推演参与者的选择标准基于参与者的知识和经验，换句话说，他们更为专业。因此兵棋推演能够为研究产生高度有效的样本，同时参与者本身的知识与经验也能为研究人员带来不一样的见解和思路。
图1 使用兵棋推演作为研究工具 兵棋推演所展现的群体互动更能代表真实的决策环境。目前大多数调查手段往往是从个人处收集答案，而兵棋推演则提供了一种收集群体互动决策的方法。兵棋推演中，对阵员团队内部及团队之间的互动决定了决策的结果，这一点弥足可贵，因为现实世界的外交政策决策很少是由个人做出的。事实上，情绪、地位、经验、性别、沟通能力、风险偏好等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兵棋推演过程中的群体决策，这使得研究人员有机会探索这些因素对于外交政策的影响。 兵棋推演更能模拟现实决策的权衡。兵棋推演要求对阵员基于态势做出决策或调整策略，并权衡可能带来的后果。对立的双方对阵员实际上是在经历一种“感觉对方可能会接受什么或拒绝什么的过程”，这种决策逻辑类似于囚徒困境博弈中双方的“内心独白”，能够充分揭示人类如何解释自己和他人的行为。除此之外，兵棋推演的胜负机制塑造了对阵员的行为反应，这使得研究人员能够观察对阵员为获胜而做出的权衡、选择和风险判断，有助于探索国际关系理论的微观基础。 该论文提出了设计用于研究国际关系的兵棋推演的最佳实践方案，旨在帮助学者运用兵棋推演方法研究国际关系。该论文概述了兵棋推演设计过程中，如何在生态有效性、内部有效性和可行性之间进行权衡。 兵棋推演的类型和迭代次数。设计兵棋推演首先应当确定所研究的问题更适合通过观察得到结论，还是更适合通过实验得到结论。如果通过观察能更好地得到结论，那么应设计观察型兵棋推演——既不干涉对阵员行为，也不调控推演想定；如果更适合通过实验得到结论，那么应设计实验型兵棋推演——能够对兵棋推演中任何感兴趣的因素进行调控，从而研究特定变量对于决策的影响。通常，实验型兵棋推演相比观察型兵棋推演需要进行更多的迭代，以观测结果趋势并排除偶然因素。 对阵员的选择。无论哪一种兵棋推演，对阵员的选择都是至关重要的。需要明确两个问题：第一，所研究的是政治实体的决策问题，还是人类的决策问题？第二，对阵员应当代表怎样的角色？ 如果研究的是政治实体的决策问题，那么最理想的情况应该是让现实中的决策者在兵棋推演中扮演他们自己的角色。然而，考虑到高级官员往往时间紧张，这类兵棋推演往往要依靠代理人进行——例如前政策制定者或较低级别的官员。需要注意的是，研究人员需要确保对阵员的选取不会影响结果的有效性，例如一个主要由几十年前的政策制定者组成的对阵员团队，其决策逻辑和行为可能与当今的政策制定者不同。 如果研究的是人类的决策问题，例如不同的信号和威胁下的大众行为，那么也许可以更多的选择非专业人员作为对阵员，理想情况下，选择的对阵员应该尽可能能够代表目标人群。另外，研究人员不应过分追求专业的对阵员，反而要观察专业对阵员与非专业对阵员行为特征的不同，并研究这些不同会对兵棋推演产生哪些具体的影响。 需要注意，兵棋推演中代表外国决策者的对阵员，应当对他们所代表的国家或行为体有充分的了解。理想情况下，选择的“外国”对阵员最好真的来自于那个国家，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研究人员可以为扮演外国角色的非地区专家提 供详细的准备材料，甚至详细说明外国角色可能遵循的合理策略或原则。当然，这些“外国”对阵员并非预言家，他们的任务只是提供接近真实的对抗环境而不是预测。在数据分析环节，这些对阵员选择的困难需要充分地纳入考虑。 关于对阵员数量的设定，需要考虑所研究问题是侧重于群体决策还是个人决策，简单来讲，就是要确定哪些角色需要对阵员来“扮演”。例如，一个研究指挥系统运作的兵棋推演，所有指挥系统中的关键角色都需要安排相应的对阵员来扮演，从而观察指挥系统内部的互动情况；而一个研究如何应对核攻击的兵棋推演则需要对阵员身兼多个国家部门的角色，从而以国家为单位研究核攻击应对策略。 此外兵棋推演的设计也会影响对阵员数量，例如涉及多重调控的兵棋推演相比不太复杂的兵棋推演需要更多的对阵员；涉及多方博弈的兵棋推演相比双方博弈的兵棋推演需要更多对阵员。关于理想的对阵员数量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但一定要有数量足够的对阵员来支持互动。 规则：回合数、参与方、裁决。回合数的确定需要明确所研究的问题是聚焦一次性决策(例如是否选择报复)还是多次决策(例如旷日持久的危机)。多回合可以引入有形的结果来增强真实性，但也可能导致难以控制特定推演变量，从而不利于多次迭代。 参与方数量的确定需要明确所研究的决策问题是否需要根据对方的动态反应进行调整。如果不需要一个动态对抗的对手，例如研究对恐怖袭击的即时反应，那么1个参与方足矣；如果研究的问题需要根据对方的反应做出相应决策，那么可能需要2个或多个参与方。双方或多方的兵棋推演能够充分探索多方互动，然而相应的也不利于对特定推演变量的控制。 多回合的兵棋推演大都需要裁决，裁决的结果会作为后续回合的初始条件，影响推演的进行。然而，裁决可能会影响多次迭代间进行比较的有效性——推演初始变量的变化可能导致裁决走向完全不同的结果，并且随着推演的进行产生“蝴蝶效应”。使用标准化的随机裁决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但会削弱兵棋推演的真实性。
图2 兵棋中的裁决 还有一种自由式裁决，允许专家根据知识和经验判定结果，这种方式能够将玩家参与度最大化，同时在真实度上也有相当大的优势。然而这种方式的弊端也很明显：裁决主观性较重，对裁判员有极高的要求，同时不利于多次迭代间进行对比。 想定设计。与调查和实验室实验一样，想定的设计相当于实验方案，必须在可控性和真实性之间寻找平衡，这样才能设计出一个既便于推演进行，又能对现实进行有效参照的想定。这就要求设计者在抽象与细节之间权衡。 一个关键的抉择是在想定设计中使用真实的国家还是架空国家。使用真实国家提高了真实性，能创建更真实的场景，但可能导致高级官员因担心泄密从而避免参加推演，也可能导致参与者带着刻板偏见进入推演。使用架空国家能避免上述问题，但对于推论的有效性需要进行论证。 数据收集分析：捕捉动机、互动和决策。研究人员必须设计推演相关数据的收集分析方法。兵棋推演一般会产生两类数据：结果和推演纪要。结果记录了对阵员在推演过程中做出的决策，通常包括回合行动、响应等；推演纪要则记录了对阵员做出决策的过程，是一种更微观的数据，通常包括想法如何被提出、对阵员如何作出反应，以及团队如何作出决定的。结果和推演纪要相结合，可以解释兵棋推演中的现象如何发生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理想情况下应当逐字逐句记录对阵员的互动和决定。在线上兵棋推演这很容易实现，可以将对阵员的每一个行动及互相之间的聊天信息记录下来。而线下则需要进行录音录像，从而记录对阵员的语气和肢体语言，但这在军事演习当中可能因为保密原因不被允许，因此有些情况需要研究人员进行手写记录。 数据记录应尽可能避免遗漏以及霍桑效应(被观察者因为受到观察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可以采用多名记录员共同记录的方式，并尽可能让记录员不引起注意。此外还可以要求对阵员提交记录决策依据的表格，以及推演结束后对对阵员进行采访调查，了解他们决策的深层次原因。 使用归档的推演数据进行分析时，需要理解推演与政治决策之间的关系，比如推演的信息是否影响到了当时的政治决策，或是推演是否受到当时历史背景的影响。必须确保档案中的推演数据有助于所研究的问题，即便这个推演主题与所研究的问题相类似，也仍然需要仔细甄别。 此外，与收集自行设计的兵棋推演数据相同，研究者同样需要认识到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偏见，并加以过滤或修正。最后，研究者还需要仔细确认数据的解密情况。 该论文认为，对于大国博弈背景下高度复杂的国际关系，兵棋推演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特别是使用兵棋推演探索决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机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工具，兵棋推演有潜力更好地模拟现实世界决策的混沌性，并产生比其他常用方法更深刻的关于人类决策的见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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