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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黄埔军校一期开班，于右任推荐了11名陕西青年前来报到，阎揆要就是其中的一员。与老乡关麟征、杜聿明等人不同，他后来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阎揆要长年从事兵运、参谋工作，为人极为低调。名气与同为黄埔一期的共产党员徐向前、陈赓等人相差甚远。 但是作为黄埔高材生，阎揆要的光芒依然熠熠生辉。他担任过第一野战军参谋长，配合彭德怀攻城拔寨，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叶剑英赞为“参谋工作的楷模”！ 1955年，阎揆要被评为中将军衔，却毫无怨言。 1967年周恩来召见阎揆要，讨论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工作问题，阎揆要回复的工作策略就是“和稀泥”。  周恩来 投笔从戎进黄埔阎揆要1904年出生于陕西佳县的一个偏远村庄。祖父在乡里兴办学校，是当地的文化名人。父亲子承父业，在县里办学，广受大家尊敬。阎揆要算是出身于书香门第。 父亲思想进步，是早期的同盟会会员，阎揆要耳濡目染，很早就树立了革命理想。 1921年，阎揆要考入榆林中学，由于老师中有许多共产党员，阎揆要在这里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领悟到只有干革命才能改变旧中国的道理。 为了强健体魄，阎揆要每天清晨都要腿绑沙袋长跑。因为陕北信息相对闭塞，阎揆要决定去北平求学，以便吸取更前沿的思想。 父亲很支持阎揆要的想法，可是因为办学，家里已经是入不敷出。父亲便找到邻村的长辈借了50块大洋，为阎揆要筹集路费，支持他去见识更为广阔的世界。  阎揆要 1924年，阎揆要来到了北平，在此结识了老乡杜聿明、张耀明等人。正当大家聚集在一起商议出路时，有人在报纸上看到了黄埔军校建校招生的公告。 阎揆要眼前一亮，决定南下报考军校。可是因为路途遥远，很可能会错过考试时间。 陕西泾阳老乡于右任得知后，亲笔给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写了一封推荐信。因为于右任是同盟会元老，资历深，面子大。 加之国民党准备北伐，队伍中需要北方人，阎揆要等人因此顺利地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也开启了人生的转折点。 阎揆要在军校学习刻苦，成绩也十分优秀。当时大多数学员都加入了国民党，可是阎揆要有自己的主意。见他一直没有动静，蒋介石便派同学胡宗南前来做思想工作，可是阎揆要面对高官厚禄的诱惑，却丝毫不为所动。  蒋介石 军校毕业后，阎揆要在平定广州商团武装叛乱和讨伐军阀陈炯明东征的战斗中表现突出。1925年底，他受国民党派遣回到北平，担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骑兵团副团长。 阎揆要踌躇满志地上任了，准备大干一场，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是现实却给了他重重一击。眼前的国民党队伍十分松散、混乱，士兵们毫无斗志，团长带头抽大烟，都是为了领军饷，混日子。 对国民党大失所望的阎揆要决定离开北平，回陕西发展。 从此，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国民党 参谋工作的楷模在共产党员呼延震东的安排下，阎揆要回到家乡后，于1926年加入了时任陕北国民军总司令，号称“榆林王”的井岳秀队伍，为在其中的11旅内部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 同年，在谢子长的介绍下，阎揆要正式加入共产党，他的任务是从事兵运工作，争取陕北的武装力量从事革命工作。 1927年10月，在正副指挥唐澍、谢子长和参谋长阎揆要等人的指挥下，以11旅第3营为骨干的清涧起义正式发动，打响了中共北方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起义队伍迅速攻占了陕北的多个地区，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井岳秀调集了6个营的重兵前来镇压。  国民党 1928年，我军寡不敌众，起义失败，队伍由原来的1700余人只剩下了10余人。阎揆要在一个猪贩的帮助下，伪装成赶猪的伙计才得以逃出包围圈。找到组织后，阎揆要被派遣到了西北军，继续做兵运工作。 阎揆要能力出众，深受杨虎城的信任，1935年被提拔为西安绥靖公署特务2团团长。阎揆要在团里秘密建立了党支部。 在西安事变中，阎揆要奉命防守渭南，为张学良卫队顺利扣押蒋介石做出了贡献。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阎揆要队伍中的一些共产党员对释放蒋介石表示不理解。周恩来亲自打电话过来分析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让阎揆要受益匪浅，思想豁然开朗。  抗日战争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阎揆要率领队伍奔赴抗日前线。在忻口会战中，阎锡山的队伍不敌日军劲旅板垣师团，开始溃退，阎揆要奉命收复阵地。在察看完地形后，阎揆要命令队伍从左、中、右三路对日军发起了攻击。 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阎揆要身先士卒，同战友们一起向敌人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冲锋。 经过一晚上的激战，阎揆要他们终于夺回了主阵地。日军随后出动飞机、大炮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阎揆要精心布置防御阵地，以伤亡三分之二的代价，硬是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坚守了14天。因出色的指挥才能和敢打硬仗的作风，阎揆要在忻口会战中一战成名。  抗战 1938年，阎揆要被调回八路军总部担任参谋处处长，后与朱德深入华北创建抗日根据地，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 他还配合杨得志开展过敌后游击战，搅得日军胆颤心惊。 因为阎揆要大多数时间都是从事幕后的参谋工作，外界对他的了解并不多，但是在军队内部，他与主要指挥员配合十分默契，名气并不小。抗战胜利后，阎揆要回到家乡，担任陕甘宁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47年3月，胡宗南纠集25万大军，兵分五路突然围攻陕甘宁边区。其中12个旅，共计8万名的精锐部队直扑延安，妄图在三天之内消灭共产党最高领导机关。  胡宗南 而我军负责保卫延安的只有野战军教导旅和警备3旅的一个团，共计才5000兵力。 敌众我寡，情况十分危急，阎揆要奉命配合彭德怀阻击敌军，掩护机关、学校等单位转移。 阎揆要协助彭德怀制定出了“运动防御、交替掩护、适时反击、节节抗敌”的作战方针。前线指战员依托野战工事和埋设地雷英勇作战，很快就取得了效果，敌人的进攻势头顿时停滞了下来。 阎揆要与胡宗南是黄埔同学，深知对方狡诈多端，胡宗南很快就会调整进攻方案。于是他向彭德怀建议开展游击战，利用夜间袭击敌人，以主动进攻来加强防御效果。在群众的配合下，我军越战越勇，让敌军寸步难行，无法靠近延安。  胡宗南等人 7天过后，当胡宗南筋疲力尽地赶到延安时，面对眼前的“空城“，顿时气得七窍生烟。我军不仅圆满地完成了掩护高指挥部转移与疏散群众的任务，还以弱胜强，以伤亡700人的代价，歼敌5200余人，创造了运动防御战的经典案例。 阎揆要因为足智多谋以及镇定自若的表现，让彭德怀大为赞赏，称赞他为“智多星”。 1949年2月，阎揆要出任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参谋长，协助彭德怀司令员在西北战场屡破强敌，在兰州战役中，创造了9天之内解放16个县的惊人战绩。 阎揆要在其中献计献策，屡出奇招，显示出了高超的谋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就连儒帅叶剑英也赞叹阎揆要是“参谋工作的楷模！” 毛主席也对阎揆要的能力早有耳闻，他曾经向彭德怀提出，要调阎揆要或者张宗逊中的一人去中央军委工作。 可是彭德怀左思右想后，一个也舍不得放行，于是以“张宗逊熟悉西北地形，阎揆要最了解胡宗南”的理由婉拒。  胡宗南 新中国成立后，阎揆要先后出任军委情报部部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务。 1955年首次评衔时，因为阎揆要没有参加过红军反“围剿”战争和长征，加之忽略了他在国民党军队中参加兵运工作的年限，阎揆要被授予中将军衔。 有知情人为阎揆要鸣不平，因为四大野战军的参谋长中，四野的萧克、二野的李达都是开国上将，就连三野的张震后来也成了为上将，只有阎揆要一人是中将。 1957年，组织上曾准备为阎揆要补授上将军衔，可是被他婉言谢绝了，他不想因为个人利益给组织添麻烦。  阎揆要等人 七机部内和稀泥1960年底，阎揆要被任命为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秘书长，协助院长叶剑英元帅开展工作。 1965年初，刚过花甲之年的阎揆要升任副院长，他老骥伏枥，工作干劲更足了，全身心都扑在了我军军事现代化建设工作上面。 然而，随着那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开始，军事科学院也进入了多事之秋。就连主持军事科学院常务工作的副院长粟裕大将也很难开展工作。 当时对立派把院领导都当成了“三反分子”，要求上报中央处理。阎揆要坚决站在粟裕一边，不同意上报，保护了院领导。 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同为副院长的王树声大将在食堂吃饭时都遭到了批评。努力维持军事科学院稳定的阎揆要也被对方当成保守派遭到了关押。 周恩来 周恩来得知军事科学院的境况后，专门批示要求“尽快释放王树声和阎揆要，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在周总理的亲自干预下，阎揆要才得以解放出来。 1967年，周总理在中南海紧急召见阎揆要，要求听取国防工业系统的情况汇报。当阎揆要谈到第七机械工业部的情况时，周总理的眉头越皱越紧，神色也越来越凝重。七机部是专门研究航天工业的部门，代表着我国最高科技水平。 七机部在三年前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称得上是国之重器。部里面汇聚了钱学森、朱光亚等一大批高端科学家。如果这里出现了混乱，科学家们无法安心工作，将会给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带来严重影响。 听完汇报后，周总理果断地命令阎揆要立即赶赴七机部，迅速稳定那里的局面，务必给科研人员创造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 周恩来 在那个年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的斗争已经白热化，阎揆要深知，自己稍有不慎，不仅工作无法开展，完成不了周总理交代的任务，还可能会引火烧身，让自己陷入困境。 可是，阎揆要更加清楚此行的意义，在国家的命运面前，个人的前途又算得了什么呢？ 经过慎重考虑后，阎揆要立即率领工作组对七机部实行了军管。摆在阎揆要面前的是一片混乱的局面，此时七机部的派性斗争已经上升到流血冲突。 阎揆要 阎揆要将情况迅速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指示他想方设法，将保护科学家放在工作首位。 当时对立派别的势力十分强大，阎揆要虽有周总理的“尚方宝剑”，但也不能与他们硬碰硬，否则事情会一发不可收拾。 不过，阎揆要并没有被困难吓到，他决定靠谋略和智慧来走出困境。首先，阎揆要找到参与争斗的各个派系头目，耐心地给他们讲道理，做工作。提倡“文斗”，制止“武斗”，有时是通宵达旦地给他们开会。 一段时间过后，七机部的混乱局面有了明显改善，大家出门的安全感大大增强。其次，对于一些正在受冲击或者可能出问题的科学家，阎揆要经过调查摸底，拟定出了一份详细的名单，上报给周总理批准、协调。 周恩来 不久后，这些科学家都相继接到了去各试验基地出差的通知。他们离开首都去偏远的国防基地，远离了争斗漩涡，至少可以安心工作了。 可这样一来，一些人对阎揆要就有意见了。有人质疑阎揆要此举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是不支持革命行动，立场不坚定的表现。更有人直接质问，阎揆要来七机部不是支左，而是包庇“坏人”来了。 阎揆要不可避免地处在了风口浪尖之上，可是面对黑锅和指责，阎揆要大多以沉默来应对，尽量只做不说，以免落人把柄。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状告阎揆要的信件如雪花般地向上级飞去，阎揆要身上的压力越来越重。在此关键时刻，周总理出手，找来阎揆要进行保护性的谈话，以堵反对派之口。 周恩来 谈话结束前，周总理问阎揆要接下来的工作思路。阎揆要镇定地回答：“我就是和稀泥！”然后又补充道：“我包庇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将来会有定论。” 周总理欣慰地点了点头，哈哈笑道：“真有你的！不愧是当年毛主席看中的人啊……” 就这样，阎揆要顶着压力，冒着风险，通过斗智斗勇，配合周总理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保护了大批科学家，为我国的尖端国防工业保存了力量。 阎揆要生活俭朴，他长年居住在军事科学院内一套年久失修的旧房子里面。他的女儿毕业后，直接分配去了荒凉的青海核武器研究基地。 1987年，阎揆要恳辞中顾委委员职务。离休后，他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积极为两岸统一事业献策出力。1994年，阎揆要在北京病逝。 阎揆要等人 阎揆要的事迹或许并不比那些开国将帅们突出，但他依然受到了大家的崇敬。 这不仅是源于他出色的谋略和遇变不惊的处事才能，更是因为他拥有淡泊明志，一心为公，忠心报国的高尚品格。 阎揆要回答周总理时，那短短的“和稀泥”三个字，却凝聚了他一生的智慧和忠诚。 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 吕晶，《开国中将阎揆要》，榆林日报，2021年9月1日； 《开国中将阎揆要受于右任帮助进黄埔》，华商报，2011年6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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