邙山之战：一场'比烂'的战争，史思明虽然大胜，为何要了他的命？

河阳之战虽然以唐军胜利而告结束，但是，并未从根本上使整个河南战局有明显的改观，唐军主帅李光弼仍以固守河阳、相机行事为主要的战略方针。

而史思明在迭遭失败之后，则退守洛阳，休整部队，同时又欲以洛阳为大本营，进一步威胁唐廷，继之，又派兵与河阳李光弼对峙。

这种对峙局面双方持续了16个月之久。

1、鱼朝恩的谮言

此间，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九月，有人曾上书肃宗说，现在天下未定，正是国家用人之际，不应将郭子仪这样不世之才弃之不用。

肃宗阅后亦有些醒悟，遂即下诏命令郭子仪统领禁军与诸道蕃汉兵共7万人，自朔方进捣范阳，然后回师平定河北地区。

倘若郭子仪真的能出兵河北，则非但使史思明叛军后方受到威胁，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而且又与河阳李光弼形成夹击之中，令史思明叛军陷人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之势，无疑会大大地加速整个平叛战争的进程。

但遗憾的是肃宗任命郭子仪为河西诸镇元帅的诏书刚刚下达，即遭宦官鱼朝恩的横加阻挠，未能付诸实施。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二月，史思明见李光弼固守河阳，一时难以攻破，遂想引诱李光弼出城决战，怎奈李光弼不为所动。

于是又派间谍到长安散布流言说：

“叛军将士悉为北方幽燕一带的人，现在长期背井离乡在外作战，皆厌战思归，将士人心不一，貌合神离，如果现在不失时机地去攻打他们，肯定稳操胜券。”

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乃朝廷宠信的宦官，听到这些言论后不加辨明分析，反而错误地认为同史思明叛军决一胜负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多次向肃宗进言，劝肃宗命令李光弼出河阳主动进攻史思明叛军。

在鱼朝恩的多次怂恿下，肃宗遂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二月轻率地命令李光弼出河阳进取东都洛阳。

可是李光弼却认为：“贼锋尚锐，未可轻进。”

怎奈鱼朝恩自陕州前线视察回来即对肃宗说：

“李光弼所言现在史思明的势力还很强大，与其决战的时机还不成熟，不可轻举妄动，贸然出击，实乃姑息养奸，乘机发展他自己的势力。”

2、仆固怀恩的刚愎自用

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作战果敢骁勇，但多居功自傲、刚愎自用。

尤其是他的部下悉为能征惯战的蕃、汉劲旅，他们自恃屡立战功，大都专横跋扈，做了许多违法乱纪之事。其初，郭子仪对他们宽仁厚待，委曲包容，未严加管束，而李光弼治军刚猛严厉，如有违犯，坚决惩处，毫不留情。

对此，仆固怀恩既害怕李光弼，内心又十分厌恶他，再加之嫉妒李光弼的功劳地位，于是也极力附合鱼朝恩的意见，亦向肃宗上奏说：

“东都洛阳完全可以攻取，绝不能姑息养奸。”

所以，肃宗接二连三派人催促李光弼出河阳进取洛阳，李光弼迫不得已，派遣郑陈节度使李抱玉镇守河阳，自己与仆固怀恩亲率主力会合鱼朝恩及神策节度使卫伯玉进攻洛阳。

二月二十三日，李光弼在洛阳城北的邙山摆开阵式。李光弼命令部队占据险要地势，倚山扎营布阵。

而仆固怀恩执意要在平原地带布阵，李光弼闻讯后即派人制止，并对他说：

“我们如果抢先占据了有利的险要地势，那么胜可以攻，败可以退守，无疑争取到了主动权。反之，倘若在平原布阵，无险可守，万一战斗失利就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况且史思明亦非平庸之辈，决不能掉以轻心，他正想置我们于死地，因此务必请您赶快转换阵营。”

结果，仆固怀恩拒不接受命令，这样相持近半日，唐军亦未布阵完毕。

3、邙山惨败

史思明非常善于捕捉战机，见状后遂率大军乘机向唐军猛扑过来，尚未做好准备的唐军在史思明叛军的突然冲击下，顿时阵脚大乱，溃不成军，结果此役唐军有数千名将士血洒疆场，为国捐躯，军资器械全部丢弃。

李光弼、仆固怀恩狼狈不堪地渡过黄河，退保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鱼朝恩、卫伯玉仓皇逃奔陕州，李抱玉见孤城难守，也只好弃城而走。

于是，河阳、陕州相继陷入史思明叛军之手。叛军气焰再度嚣张起来。

邙山之战失利是唐军继邺城之败后的又一次惨败，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邙山失利非但使州郡得而复失，河阳之战战果付诸东流，前功尽弃；而且亦使唐军上下军心士气受到巨大挫折，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更为严重的是，邙山失利不仅助长了史思明叛军的嚣张气焰，同时亦再一次延长了整个平叛战争的时间，造成了人力、军力与物力的巨大消耗与浪费。

邙山之战惨败，李光弼率朔方军被迫放弃河南战场，西京长安的门户潼关复又暴露于史思明叛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4、史思明父子的矛盾

邙山战后，史思明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三月，即想乘胜西入潼关，再占长安。遂即命令其子史朝义为前锋率兵从北道进攻陕郡，史思明则自率大军经南道继进。

唐朝朝野上下闻讯，无不为之震惊恐慌，急忙增兵驻守陕州，以拱京师长安。

就在这时史思明叛军又同室操戈，内讧再起。

史思明生性残忍好杀，部下稍不如他的意，就会遭到诛杀全族的灭顶之灾，致使人人惶恐不安，朝不保夕。同时，史思明与其长子史朝义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起来。

史朝义是史思明的长子，经常跟随史思明南征北战，东杀西讨，颇有战功，而且为人谦恭谨慎，爱惜士兵，故将士们多归心于他，但史朝义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史思明的宠爱。

反而史思明偏爱小儿子史朝清害怕其有所闪失，故留史朝清镇守老巢范阳，时常想杀掉史朝义，立史朝清为太子。

对此，史朝义亦颇有耳闻，知道自己身家性命将不可保，自然不会引颈受戮，坐以待毙。

史思明与史朝义之间的矛盾在进攻陕郡时急剧激化起来。

三月初九，史朝义率兵进至礓（jiāng）子岭（在陕州东），遭到唐军卫伯玉部的英勇反击而失败。此后，史朝义又数次攻打，悉为卫伯玉打败，损兵折将而返。

史思明在史朝义退守永宁(今河南洛宁东北)后，大骂史朝义怯懦无能，难成大事，并扬言要按军法斩杀史朝义及参战诸位将领。十三日，史思明又命令史朝义修筑三隅城以贮存军粮，限期一天修完。

史朝义如期完工，只是尚未抹泥，史思明查看后，大肆怒骂史朝义，命令随从骑在马上监督抹泥，限片刻完成。并一再声称：“俟克陕州，终斩此贼。”

对此，史朝义惶恐不安，不知如何才能摆脱困境。

5、史思明被杀的经历

这时，史思明驻扎在鹿桥驿（今河南洛宁西南），命令心腹曹将军率军值宿警卫。

而史朝义在旅馆住宿，他的部将骆悦、蔡文景劝史朝义说：

“我们与您已经死到临头了！自古以来就有废立君王之事，请您召见曹将军，共商大计。”

史朝义低着头，没有回答，骆悦等人又进言：

“您假如不允许的话，我们今天就归附李氏，那么您也就完了。”

这同史朝义所想乃不谋而合，正中下怀。

但史朝义仍虚伪地说：

“一切就拜托诸位了，希望诸位妥善处理这件事，千万莫要惊吓着我父亲！”

听完史朝义的交待后，骆悦等人随即命令许叔冀的儿子许季常马上去召见曹将军，许季常见到曹将军后就将他们刺杀史思明的计划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并郑重地向他晓以利害，希望他能“深明大义”。

曹将军亦知道众将领对史思明的猜忌残忍、滥杀无辜都心怀怨恨，虽然他并不赞同这样做，但是害怕招致众怒，使自己及家人受到伤害，于是只好违心同意参与。

待一切布置妥当，他们都感到事不宜迟，以防夜长梦多，遂于当天傍晚，由骆悦等人率领史朝义的亲信卫兵300人，全副武装来到驿站，对于这些不速之客的突然“光临”，史思明的值宿卫兵颇感惊奇，但是他们看见他们的上司曹将军对此熟视无睹，泰然处之，所以亦不敢贸然声张反抗。

这样一来，骆悦等人率兵顺利地闯入了史思明的卧室，正好史思明上厕所了，于是就问他身边的侍从，未及他们回答，那边骆悦已经杀掉了好几个人，剩下的人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就说出了史思明的去向。

这时正在厕所中的史思明听到屋内声响异常，料定情况有变，于是匆匆忙忙跳墙来到马厩里，跨上自己的坐骑便跑，还未跑出多远，便被前来追赶的骆悦的侍从周子俊一箭射中手臂而坠落马下，于是被骆悦及其部下抓住。

已经由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大燕皇帝一变而为阶下囚的史思明对眼前这突如其来的事变仍有些不解，便怨气十足地问道：“谁这么胆大妄为，竟敢犯上作乱？”

骆悦回答说：“我们是奉怀王史朝义的命令。”

史思明听后，方知始作俑者乃其子史朝义，不无悔恨与遗憾地说道：

“今天早晨我说话失言，得到如此下场，这是报应。但是就这样把我杀了未免太早了，为什么不等到攻克长安呢！从今以后，逐鹿中原，一统天下的大业就将成为泡影。”

随后，骆悦等人即将史思明押解到柳泉驿（鹿桥驿之东，洛水下游)，严加看管起来，然后急不可待地向史朝义覆命，见到史朝义后便兴冲冲地说：“侥幸不辱使命，大功告成！”

史朝义听后不禁欣喜万分，但又极力掩饰心中的喜悦，装腔作势地问道：“没有惊吓着我父亲吧？”

骆悦回答说：“微臣岂敢！”

当时，史思明的亲信周挚、许叔冀率领后军驻扎在福昌，为防其突变，遂派许季常前去通告此事以察言观色，周挚听到史思明已为阶下之囚，不禁惊倒在地。史朝义率领军队回来，周挚、许叔冀出来迎接，骆悦等人劝史朝义莫要放虎归山、养痈贻患，乘机杀掉周挚，史朝义也正有此意，遂命人将周挚拿下斩首。

不久，军队进至柳泉，骆悦等人害怕众心不一，再生祸患，于是勒杀史思明，然后用毡毯裹尸，用骆驼运回洛阳。

回到洛阳后，史朝义遂即帝位，改年号为显圣。

继之，为永绝后患，史朝义秘密派人到范阳，命令散骑常侍张通儒等人杀掉史朝清以及史朝清的母亲辛氏，还有数十名不肯臣服于史朝义的人。此后，叛军开始自相残杀，在城中打了数月之久，几千人丧生，范阳才安定下来。

为解除后顾之忧，史朝义任命他的心腹爱将柳城人李怀仙为范阳尹、燕京留守。当时河南洛阳四周，叛军所任命的节度使悉为安禄山的老部下，与史思明同辈，史朝义召见他们，他们多托辞不来，相互之间仅仅维持一种形式上的君臣关系而已，始终不能为史朝义所用。

安史叛军经过这样两次父子间、一次异姓家族间的自相残杀，叛军集团内部遂土崩瓦解，四分五裂，实力受到极大削弱，从此再也无力西进威胁长安。

6、荆襄兵变

唐军自邺城、邙山两次惨败后，非但使军心士气严重受挫，一蹶不振，无力再组织战略上的反攻；而且亦令整个平叛战场的形势陡然间急转直下，唐廷复又陷入史思明叛军的严重威胁之中，朝野上下惶恐不安。

在这决定生死存亡的危急之秋，唐廷又“后院起火”，原本比较稳定的战略大后方的荆襄等地却大动干戈，兵乱四起，这对于本已捉襟见肘、焦头烂额的唐廷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使唐廷的统治更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难以应付。

先是，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八月，襄州（治今湖北襄阳)偏将康楚元、张嘉延率兵哗变，很快占领了州城，襄州刺史王政弃城而奔荆州（治今湖北江陵），而康楚元则自称为南楚霸王，割据一方。

不久，康楚元又派张嘉延领兵攻打荆州，结果荆州守军不敌，荆南节度使杜鸿渐弃城出逃，虽然叛军未至，但是，澧州（治今湖南澧县）、郎州、郢州（治今湖北钟祥县)、峡州（治今湖北宜昌）、归州（治今湖北秭归县）等州的官吏却闻风丧胆，相继弃城躲避于山谷之中，一时间叛军声势大振。

此前，肃宗曾派将军曹日升前往襄州宣慰康楚元，并贬王政为饶州（治今江西波阳）长史，而以司农少卿张光奇代为襄州刺史，康楚元见自己并未得一官一职，十分恼怒，于是拒不接受朝廷成命。

为了给朝廷施加压力，遂派部将张嘉延攻打荆州。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十一月，康楚元的兵众已达万余人，其势力继续向荆、襄以外的地区扩张。

就在这时，商州刺史兼荆、襄等道租庸使韦伦奉命率军进讨康楚元，其初，韦伦见叛军士气正旺，如与之立即交锋，非但一时难以取胜，而且亦必然付出较大的代价。

于是韦伦就率部驻扎于邓州境内，用分化瓦解的手段动摇叛军士气军心，尤其是优待弃暗投明者，以使其不攻自破。半个多月的时间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叛军见韦伦并没有马上攻打的意思，遂松懈怠慢起来，而且私下开小差和向唐军投诚的人也日趋增多。

韦伦见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率兵向叛军发起突然袭击，结果几乎兵不血刃就一举击溃了惊慌失措、士气低落的叛军，活捉了元凶康楚元，并缴获了为康楚元所掠夺的租庸200万缗钱，危害甚巨的荆襄兵变始被平定。

十二月十三日，康楚元被韦伦押解至京师长安，处于极刑。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