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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用“炎黄子孙”与“龙的传人”来形容自己的出身，而这个说法最早的几个出处之一便是汉代王符的《潜夫论》。 其中写着炎帝乃是其母与神龙神交所生，黄帝则是“其相龙颜，其德土行”。 司马迁也在书写史记之时采纳了民间传说，描述黄帝曾为了铸造九州鼎而去往首山采铜，当铸鼎成功之时便有神龙低垂胡须来迎接黄帝上背，其他七十多个群臣也跟着上了龙背。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则明确记载了当时民间百姓向神龙祭祀以求降雨的活动。 这些记载无不反映了中国龙自汉以来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汉代对中国龙的尊崇自有源流，先秦文化、商周文化都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究其根源，甚至能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  自然崇拜下的中国龙就如今考古发现而言，中国龙起源于中原地区。 在1987年河南濮阳市文物工作队在西水坡有了重大发现，这座测定在公元前5000到3000年的45号墓穴中，人们找到了最早的龙形象记载。 这座仰韶文化的代表墓中，墓主人身居正中，左右则由龙虎相伴，由蚌壳堆砌而成的神龙在右，蚌虎则位居左面。 墓葬在古时极为讲究，陪葬品向来代表着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与辉煌成就。 根据考古学家推论，按其陪葬品规格来看，墓主人很可能是当时一个部落的领袖，墓穴中位居极尊之位的左面蚌龙很可能便是黄帝部落的联合图腾，而左侧蚌虎则是墓主人本部落图腾。  仰韶时代中的龙形象并非仅此一例，鱼龙、蛇龙、猪龙、鳄龙等形象皆不唯一，甚至同时存在着4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 东北的红山文化，太行以西的仰韶文化，太行以东的后岗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皆为中国龙的形成贡献了诸多元素。 在那个人们无法理解雷电暴雨的时代，原始宗教成为了人们理解世界的工具，身处不同地域的先祖们在观察自然之际诞生出对龙不同的理解。 东北蛇与猪的泛滥让蛇龙、猪龙成为象征图腾，太行山西面的鱼、鸟，东面的东敬虎和鳄鱼则构建了后世流传最广的龙形象，长江中游的尊鳄鱼则让龙覆甲成为了后世的共识。  在自然崇拜下，先祖们所见的动植物逐渐融合，在加工与创新下诞生了基于地域的神龙构想。 在发源于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为后世龙形象添砖加瓦时，起源于关中等地的庙底沟文化也靠着彩陶手艺让龙纹大放异彩。 随着考古技术的进步，原本认为是由鸟纹、花瓣纹所构成的庙底沟彩陶文化，其实是由“大鱼纹”构成。 这些外形类似菱形纹、圆盘形纹和带点圆圈纹构成的图案，实际是鱼纹简化拆解的重组，而这些鱼纹则在随着时间发展逐渐融入了龙纹体系。 宝鸡市北首领遗址出土的水鸟啄鱼纹蒜头壶便是典型代表，这件蒜头壶上，鱼头被构建为方形，并长出了竖耳，构成了最基本的龙首形象。  红山文化中的猪龙形象，也在彩陶中有所体现，陕西临潼姜寨的史家类型彩陶龙上，龙头便是以猪的正面为底，将大嘴往上卷，鼻子则改为圆形，并在额头处刻画数道皱纹。 鱼龙形象也在那时深入人心，甘肃武山西坪出土的小口高领平底瓶上，龙纹便是一个面露威严的鲵鱼纹，与商代青铜器虎食人卣上龙纹相似。 而符合如今认知的龙形象则在湖北黄梅焦墩大溪文化中有所表现，这座由河石摆出的神龙，体长4.46米，龙头朝西，尾朝东，龙脸怒张，头角峥嵘，昂首而行。 在这些基于自然演变而出的龙形象中，天气气候等因素也夹杂其中，太阳纹、水波纹等纹路多作为装饰出现于神龙图案附近，与文化所处地域有着明显关联。 在距今7000年以前几大文化的互相交融以及气候变化下，后世流传的龙形象逐渐得到统一，中国龙也不再是各部落原本基于地域进行模仿的图腾，而成为了自然崇拜下的民族象征。  统一下的中华龙在交流与战争中，曾经分散各方的先祖们逐渐融合统一，地缘性更强的鱼纹、鸟纹等图腾逐渐灭亡，由蛇纹与鳄鱼纹为主体构建的龙纹也渐渐成为了南北各地部落的共识，中华龙也逐渐构建起了统一的形象。 位处中原地区的陶寺文化距今4000年左右，代表着龙山时代最高的发展水平。 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遗址、规格齐备，类型繁多的礼器、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等发现皆宣示着先祖那时的繁盛。 而在陶寺文化中，区别于过往纷繁不统的龙纹形象，成熟化、格制化的龙纹已是普遍现象。  在其出土的彩陶中，其龙纹皆以一种形象出现：龙首如鳄，头则饰角，身如长蛇而身披鱼鳞，龙嘴利牙犬错，舌如蛇芯，全身则做盘龙状，与如今龙形象几乎一致。 对于神龙最终以蛇身作为统一的演化，学界有闪电一说。 古时先辈无法理解气候变化，当春夏换季引发电闪雷鸣后，大雨往往倾盆而降，让先辈们极易将大雨与闪电相互联系。 而细长的闪电则与现实中的蛇形相似，能呼风唤雨的神龙则自然成为了细长身躯，而作为首部形象的鳄鱼则因习惯埋身水下仅露头部给予了先辈们充分的想象空间。 陶寺文化中神龙形象的统一并非个例。  龙山时代末期的新密新寨遗址也证明了当时龙形象已经统一，出土的残片上龙纹与如今几乎无异。 阴线刻出龙体，面额则是由两条平行线分割而出的圆角方形，蒜头鼻，两腮则刻有鬓毛，与之前的石峁遗址出土文物体现出继承关系。 这种龙形象的统一并不局限于北方，在南方地带同时期的考古中，均出现了统一的龙纹形象。 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器中玉龙首几乎一致，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中的龙形玉环也以龙身卷曲，首尾相接，吻部突出，身长小爪形象面世。  湖南的孙家岗墓葬遗址则出土了透雕龙形王佩，龙角峥嵘，爪盘腹下，鳄嘴蛇身形象也极为明显。 而在浙江海盐龙潭港的先祖们则在统一的龙形象外创新添加了蛇纹与鸟纹围绕龙身的图像，更为中华龙增添了几分神气。 在龙形象逐渐统一之际，神龙也开始成为了权力与王者的标志，陶寺的龙纹盘、凌家滩玉钺、龙形玉器等龙形古物都出产于那时的王墓之中。 由此，经历了神化、格制化阶段的神龙开始于王权挂钩，并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  国家加持下的真龙龙形象成为国家标志是在夏商时期。 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原豪族夏后氏开始称霸，国家政权就此建立。 夏人不但将神龙视作自己的先祖，更是认为神龙与自身部族的发展密切相关。 《归藏启筮》中记录了大禹的父亲鲧在死后化作黄龙飞走，《山海经》则记载到大禹的儿子启乃是由巨石开裂而生，不但身盘两龙，还脚踏双龙飞天于龙，这些记载皆反应了当时夏人对神龙的崇拜。 而先祖们不但尊龙还养龙。 根据《左传》记载，豢龙氏、御龙氏乃是专门养龙的官员，在学界的解释中，当时的龙很大可能便是鳄鱼。  驯服鳄鱼从来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不但如今鳄鱼养殖成为了产业，哪怕在大洋洲，都有原始民族驯服鳄鱼并制作人骑鳄遨游模型的记载。 战国时期出土的青铜器上，人骑鳄也是常见图案，比如蟠螭豢龙纹青铜卣其上的图形便是一只鳄形龙被一个人拿着鞭子驱赶。 而在夏商时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记载着“龙亡其雨”“其作龙于凡田，有雨”等驱龙求雨事件。 夏代之后，先祖对神龙的信仰并非熄灭，反而在商代迸发出了更大的热忱。 已掌握青铜器冶炼技术的先人们大量制作与龙有关的青铜器，在后世出土的祭祀坑及墓葬中考古学家们接连发现了数量惊人的龙形器具。  相较于前代，商代的宗教信仰获得了长足地发展，作为精神象征之一的龙也大量出现在祭祀仪式中。 此时的龙纹不再局限于原始龙形象，而是将鸟、鹿、马等特点夹杂其中，在宗教仪式中构建更为绚烂而神秘的龙纹。 商代的龙纹装饰代表着当时青铜器装饰的最高成就之一，是那个时代铸铜工艺最高水平的体现。这一时期兼容并蓄各方文化的神龙，靠着化用“百物”奠定了日后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而伴随着华夏民族与中国概念的确定，更为成熟的龙形象渐渐成为了中国的代表与象征符号。历时数千年的中华龙在经历了各方各面、渐趋统一、多元融合三个阶段后升华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与情感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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