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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霸到汉奸——伪满末代吉林省省长徐家恒的人生轨迹

 吉林乌拉永昌源 2023-04-04 发布于吉林

1951年7月30日,59岁的北京啤酒厂职工马希援像平常一样,让妻子外出购买香烟,随即又命令自己的儿子去接应。打发走所有家人,马希援锁上房门,走到水缸旁,一头扎进装满清水的缸中,不一会儿便浑身僵直……几天后,马希援所在的北京啤酒厂贴出了令人震惊的告示:“伪满吉林省省长徐家恒,化名马希援,隐瞒历史,混入厂内,现已畏罪自杀……”见到布告后,人们大吃一惊,想不到平日里随和寡言、温文尔雅的老马,竟然是一个漏网的伪满大汉奸!

1912年吉林省省立第一中学校舍,位于今天公安街第一实验小学附近

来自农家的留洋学霸

徐家恒,字纯熙,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出生在今天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金家满族乡徐家屯村。徐家是满族人,但历代务农,家境贫寒。直到徐家恒父亲这一辈,才因悬壶行医,置地十余垧,生活水平方有改观。生于龙年的徐家恒自幼聪颖沉稳,无论是在乡间私塾还是后来进入吉林城读新式小学,课业成绩均名列前茅。

进入民国后,徐家恒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校,并顺利修完学业。因当时吉林省还没有大学,想要进一步求学只有两条路:要么南下,要么留洋。民国初年,举国上下留洋风气盛行。吉林省虽地处东北一隅,但民国政府历任长官,皆以治下学子留学境外的多少来粉饰政绩,不仅想方设法保证留学经费的使用,对“海归学子”更多委以重任,故而吉林通省学子无论是出于求实学的考量,还是镀层金的目的,对出国留学大多趋之若鹜。当时吉林省的留学生有公费和自费两种,公费又有省费县费之分。公费留学须通过严苛的考试,以成绩确认等级——省、县虽只差一字,助学钱款标准却有明显高下之不同。

1914年,徐家恒以优异的成绩考取赴日留学省费,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电气。在吉林,省费留学生本就凤毛麟角,能进入东洋名校学习理工科知识,更足见徐家恒的课业学习能力之强。然而留学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课业压力较大,在升入大学四年级时,徐家恒因劳累患病,休学很长时间才恢复健康。休学期间,徐家恒并未回国,而是一直在日本生活,身体康复后,他再次报考东京帝国大学,只是这次他没有再学理工电气,而是转考法律,从头学起。这样,在他获得学位,踌躇满志学成归国时,已经在日本生活了11年有余了。

细品徐家恒求学经历,无论是省立一高中考取公费留学资格,还是两次考入日本名校帝国大学,都足以佐证其学习能力之强——称他为学霸当不为过。然而学习能力强、获得学历高,并不代表徐家恒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理想,更不代表他拥有审时度势的是非判别能力。离开校园,面对生活激流和重重诱惑,徐家恒却缓缓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伪满期间徐家恒照片

醉心仕途,迷失是非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徐家恒经人引荐,结识了到日本考察学习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充任他在日本访问期间的翻译。在交往过程中,徐家恒“精古文、善书法、晓典律,通英日两门外语”的学霸才气给张学良留下深刻印象,成为张少帅重要的招揽目标之一。

1926年回国之后,徐家恒因早有前期铺垫,投靠奉系后,马上担任张学良的为贴身副官。一介书生,凭“洋举人”身份,顺利进入仕途,并很快被委任为奉军新占领的直隶省昌黎县县知事。可惜徐家恒在县太爷任上还没坐热屁股,奉军接连遭遇失利,势力范围龟缩回山海关外。因攀附了未来的“东北王”张少帅,徐家恒的官运并未受到多大影响,离开昌黎,转身就到本溪县担任了县知事!

自日俄战争后,日寇铁蹄踏入辽南。本溪地区林、矿资源丰富,遂成为侵略急先锋“满铁”眼中的肥肉,殖民资本疯狂涌入,使得这座山区县城也是一方浮华之地。在本溪任上,徐家恒未有什么裕民作为,但官场陋习却被这个学霸一通恶补——旧时代一方父母官,周围的诸般诱惑又怎会少的了呢?

旧时代城乡,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往往会沉迷封建意识不能自拔。在伪满战犯肖玉琛的回忆录《一个伪满少将的回忆》中,和徐家恒一样出身农家子弟的肖玉琛就沉痛地回忆道:“封建主义的教育,使我接受了剥削阶级的人生哲学,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成为我奋斗的目标……日益增长的当官欲望无疑已经有了剥削阶级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基础通常会让一众农家子弟兢兢业业地为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改变而奋斗,却在初步实现理想后迅速成为物质生活的俘虏,进而终其一生沦为越来越高涨的虚荣心的奴仆。徐家恒的人生亦如此!

九一八事变后,作为中国人的徐家恒良心未泯,并未留任本溪,直接充当日寇的爪牙走狗。他携全家返回吉林,在故旧引荐下,担任省立一高中的教务主任一职。此时他也有过逃亡关内,投奔国民政府的念头,可眼见日寇在东北的统治越来越“稳固”,东北已“改朝换代、天下太平”,追寻地位、财富的虚荣念头便在脑海里便日益膨胀。毕竟徐家恒是尝过权力滋味的旧官僚,区区一个教务主任只是权宜之计。看到一些宵小投靠日寇,在吉林城活得趾高气昂,徐家恒这个正值盛年的前县太爷又怎能轻易在一个教书匠的岗位上忍气吞声——徐主任还是希望能在官场一显抱负。

当时,霸占东北的日寇也在用人之际,四处招募精致的软骨头为其统治效力。听闻省立一中的徐主任履历不凡,便马上派人联络收用。一个“狼”情一个妾意,双方一拍即合。徐家恒以出茅庐、平天下的派头,重新踏入他梦寐以求的官场仕途。只是他还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已彻底迷失了是非曲直,背弃了民族大义,成为可耻的汉奸!

妄求腾达道,汝至无量劫

任何毒品给初尝者带来的都是舒爽迷幻的奇妙感觉,汉奸的道路亦然。1934年徐家恒出任伪吉林市政筹备处处长(市政筹备处相当于后来的市政府),1936年市县正式分治,徐家恒出任新成立的吉林市公署市长一职。因徐家恒通晓日文及现代法务知识,做事踏实认真,为人又不张扬,故而颇受日本主子赏识。仕途的顺畅,自然引来无数丑类的羡慕,大家都说徐家恒这回是飞黄腾达了。

说他官运亨通自然不会只在吉林扑腾。1937年7月,徐家恒升迁进伪吉林省政府,担任总务厅统计处长。伪满省级部门中总务厅比较特殊:它有些类似今天省政府办公厅,伪厅长为日寇占据,权力较其他厅要大得多。因此徐家恒这次平调实际算是靠近了伪满的省级权力核心。

1941年7月,伪满洲国政府对东北行政区进行重新划分,徐家恒出任新成立的四平省首任省长。1942年徐家恒的仕途再次升级,调任伪满国务院担任总务厅次长,看架势,更上一层楼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伪满的所谓国运却没有为徐家恒带来位高权重的欢愉。他很快看清了所谓日满亲善,共建所谓的王道乐土,实际确实日本人对东北大地有步骤的殖民扩张,以及对东北人民敲骨吸髓式的压榨盘剥。在伪满官场,所有要害部门皆由日本人把控,即便名义上的首长安排中国人担任,实权也都在日籍“次长”掌握之中。随着日寇将战火肆无忌惮地扩大,其倾颓败势也早露峥嵘。自知身为傀儡的徐家恒,在伪满官场上位置越高,处时越战战兢兢。

1944年,为了进一步麻痹东北人民,日寇推行了“以当地人统治当地人”的欺骗政策,徐家恒便成为这一政策的走卒,于当年1月份由长春返回吉林市,出任伪吉林省省长一职。尽管以这次是以“特任,勋三位”赴任故乡,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旧官吏,徐家恒对伪满政府的未来似乎已不抱太多幻想。特别是他的那些日本副手,从次长宫本武夫,到警务厅长池田和实,都是不遗余力执行日本侵略政策,且权力欲极强的疯子,徐家恒深知明哲保身要比锋芒毕露稳妥,无为总比有为安全。

无论是“战时宪警体制”对中国人的高压统治,还是以“经济犯”为罪名禁止中国人食用大米,种种迹象都表明,他熟悉的东北大地已然不是什么乐土,而是手足同胞的活地狱!不管愿意不愿意,所处之位越高,与初入官场“治国平天下”的文人愿景便越远,与修罗场恶鬼的帮凶却越近!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对同胞施恶,又何尝不是对自己施恶——所有欢愉也因此成为如影随形的无尽折磨!

徐家恒伪满期间在吉林市办公、居住的洋楼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945年8月15日,日酋裕仁宣布投降。昨天仍在吉林城盛气凌人的日寇,顿时作鸟兽散。尽管徐家恒这天已经无心上班,可毕竟是家乡吉林的首脑,他还是来到省政府履职。在命令吉林警校校长任春芳与日籍警务厅长池田和实交接时,他获悉蒋介石在重庆讲话,要求伪满各地成立地方治安维持会,等待国民政府接收。听闻存在戴罪立功的希望,徐家恒为之一振,他马上行动,一方面命令伪吉林市公安局长张祥廉带领警队弹压地面,维持治安,另一方面也开始积极运筹自己的“未来”,以便逃脱汉奸罪责。

徐家恒自知伪满期间罪孽深重,不适合再抛头露面当出头鸟,于是推出老朋友马德恩(民国时吉林省实业厅厅长,伪满时未与日伪同流合污)出任吉林地方维持会会长;同时,他又利用伪吉林省省长的残权,释放巴尔虎门省监狱里的30多名政治犯,搞成营救志士的闹剧;为了安抚伪满旧官吏使其继续成为自己的羽翼,他在维持会委员人选安排上也绞尽脑汁、施展权谋。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苏军进入吉林市后,虽承任了吉林地方维持会的合法性,对伪满旧官吏却没有法外开恩。9月3日,苏军以汉奸罪逮捕了徐家恒,并押赴苏联远东伯力战犯收容所拘押。

在这里不能不说徐家恒在苏军进入吉林前的努力并非没有作用,他为自己所作的立功铺垫终于派上用场。在马德恩等吉林名流的积极联保下,徐家恒只在伯力被关押了三个月,竟然被释放回国。

1946年春,吉林城的城市管理权逐步被中国共产党控制,徐家恒见势不妙,赶忙举家迁居长春。这年秋天,徐家恒化名马希援,只身逃到北京,在当时的北平实业公司(解放后改为北京啤酒厂)担任职员。随后徐家人陆续迁居北京汇合,金蝉脱壳之计看似非常圆满。

1951年镇反运动开展后,获悉一些同样逃遁的旧属下被人民群众揪出处以极刑,徐家恒知道自己隐姓埋名并非完全之策。特别是自己从苏联获释并未开具释放证,如果被抓,狡辩清白恐怕起不到作用。6月的一天,他终于抵不住心理压力的折磨,从公司六楼一跃而下。然而这次自杀并不成功,仅仅摔折了胳膊。获救后,他的心理防线已经崩塌,主动向组织上交待了隐瞒的历史。

见徐家恒年事已高,且已主动交待情况,北京啤酒厂的领导并没有马上对他进行处理。徐家恒自知难逃罪责,最终还是于7月30日在家中,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反思徐家恒由学霸到汉奸的人生

一个留日学霸最终在一口水缸里了解一生。从其一生所为上看,或是死有余辜;然而从人才使用上看,无异于资源浪费。倘使徐家恒能明辨是非,不与日伪同流合污,而是将其所学施展于中华腾飞的伟业上,应能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父母。毕竟同在乱世迷途中求索的其他吉林籍文化精英胡体乾、莽大令等人,无论是效力国民政府,还是加入共产党,总是致力抗日救亡,真正担负起国家栋梁的精英使命。

在徐家恒就任伪省长后,曾衣锦还乡,为其嫡母迁坟,风光厚葬。当时他曾树碑一块,镌刻“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的古语,以示尽孝方面的缺憾。然而纵观徐家恒只求孝道忽视国家、民族大义的一生,又该为他书一方怎样碑记表达他对国家和民族的缺憾呢?

或许源于许多中国人对学习课业知识的能力盲目崇拜,进而忽视了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的树立;或许源于许多中国人对追逐虚荣的执念,导致选择的关口缺乏理性的思辨……时至今日,这些问题仍变换方式,昭昭然存世——依旧值得教育部门及全社会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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