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玉将军满怀深情忆彭老

周克玉将军

满怀深情忆彭老

周克玉

彭冲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政治工作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杰出领导人。我和彭老尽管有年龄、职务和工作领域的差别，也尽管共事并不多，但我早就熟悉他，受到他的影响，从他身上学到许多好东西。想起来，这与解放战争初期的那次见面有关，与他也是解放我家乡的有功之臣有关，与我们同在新四军有关，与他的水平才干和人格魅力有关。

1946年8月，国民党军队向我苏北地区大举进攻，党和政府号召军民奋起自卫，保家保田。当时，我在射阳县青年联合会筹委会工作（后任县支前指挥部组织干事），多次组织发动青年参军、支前，调拨民工、民兵组成担架队参加两次保卫涟水的战役，向前线运送弹药物资，协助救护伤员等，得到时任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师五十二团政治委员的彭冲同志充分肯定，说我们为涟水战役立了功。彭政委英武果敢、智勇双全，在苏北地区赫赫有名，得到他的高度评价，我们备受鼓舞。

涟水战役后，我和姚树人同志率队随军北撤。途中接到上级通知，让我们返乡坚持敌后斗争。回到已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地区开展斗争，不但危险，还有很多困难。我便鼓起勇气找到彭冲同志，请求他给予指示和支援。彭政委很是重视，非常爽快地送给我们3挺轻机枪、若干步枪和弹药，并派人专门进行培训。他还嘱咐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机智灵活地与敌斗争。开始，我们对带领近百名民兵、民工，从敌人夹缝中长途返乡，真的有点担心，有了彭政委给的武器弹药，特别是有了他的教诲和指示，我们穿过纷飞的战火，安全回到家乡，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逐步壮大力量，成立了三面受敌的喻口区独立连。我们一面与敌几乎天天战斗，同时又不断扩充兵员，向主力部队输送战士。苏北接近全境解放时，我在独立三团任组织干事，随部队编入华野六纵，再次有幸跟彭冲同志一起战斗。

渡江战役胜利之际，部队追歼南逃之敌。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我军解放了福建，时任三野七十二师（即华野六纵十八师）副政委的彭冲同志，因工作需要奉调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等职。此后，他又先后主持南京市、江苏省、上海市的全面工作，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尽心竭力，我则一直在军队工作。这期间，我和彭冲同志虽然没有什么联系，但总不时听到关于他的消息，

全国解放初期，各地百废待兴，人心待定。彭冲同志以他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才华，每到一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思想统一等问题都能很快得以解决。他是新南京的创业者、建设者，把南京由一座“消费型城市”变成了“生产型城市”，他领导全体市民抓紧生产，为南京今天的化工、电子、汽车和建材四大支柱产业打下了基础，因此被称为“好市长”、“好书记”。“文化大革命”中，他坚持保护历史文物古迹，把南京市城墙的大部分保留下来，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古城！他顶住压力，克服困难抓经济工作，努力扭转了江苏省工农业生产下降的局面，为维护社会局势基本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粉碎“四人帮”后，彭冲同志临危受命前往上海，与苏振华、倪志福同志一起，稳定局势，恢复生产。他一到上海，就频频召集计划、工交等部门的干部开会，听取汇报，分析情况，提出措施，布置生产任务，使有着龙头地位的上海国民经济秩序和水平始终保持了良好态势。彭冲同志这些成绩的取得，时刻激励着老部队、老战友和老部下，大家赞美声中都有一种荣誉感、自豪感。

1977年8月，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彭冲同志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任中央政法委员会第一副书记，协助彭真同志分管政法工作。此后，他连任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先后主持起草和审议制定大量的法律文献；他建议人大会议不再悬挂领袖画像，而以国徽代之；他还出版了集中体现其民主法制思想的《民主法制论集》。他强调，治国要靠民主，要靠法制，高度民主和完备法制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的长足进步，凝结了他的智慧与心血。20多年后的1998年，我当选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不仅联系实际认真学习领会彭冲同志之前的讲话与文章，还时常前去他处，当面向他请教，得到他非常宝贵的点拨和指导。全国人大工作的5年中，我为民立法的思想异常坚定，为民主法制建设不遗余力，去边关、到海防、走沙漠、上高原，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力争使制定的法律符合国情、民情。这些都得益于彭老对我的影响。

在我心目中，彭冲同志是个坚持原则、刚直正派的领导，又是一个诚恳热情、平易可亲的长者。1984年我到北京工作后，和他见面的机会多了，不论什么场合见面，他都非常关心地询问我的家庭和身体情况，每一次老战友聚会，忆往昔，话今朝，谈工作，论健康，说说笑笑，让人感到家庭般的温暖。他的夫人骆平大姐是位水仙专家，春节时必送老同志水仙花，我总是能荣幸地得到一盆。每当看着花姿绰约、清香袭人的水仙，我就想到古人的诗句：“借水开花自一奇，水沉为骨玉为肌。”它多像彭老的为人和品格啊！

2004年春节聚会时，彭冲同志对我说：“我担任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多年，现在年龄大了，想把这个职务交给年富力强的你，万海峰、张铚秀、傅奎清、韩培信等一些老同志也很赞同，你相对年轻，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两大总部都工作过，和新四军又有渊源，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希望你不要推辞，放手干，大胆干，我们全力支持！”

彭老既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只能坚决执行。接任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后，我和许多同志一起，怀着对新四军这支部队的浓浓深情，在彭老的大力支持下，努力研究宣传铁军精神。几年来，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日趋壮大，同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四军研究会密切配合，相互帮助，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宣传力度也有所加强，很好地发挥了资政育人的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如今，我已像彭老当年一样，把会长的担子交给了比我年轻的同志。可以告慰彭老的是，铁军精神的研究、宣传和继承后继有人，他们必将在这样一个大发展、大繁荣、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时期，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历史使命发扬光大、推向前进！

彭老啊，我们永远怀念您！（选自《彭冲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