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惜物|垃圾治理概论

生产生活产生垃圾，垃圾治理承载生产生活。垃圾是有社会灵性的物质，因其具有物质性，我们要惜物利物致物尽其用，因其具有社会性，我们要推动垃圾妥善治理。垃圾治理要以垃圾源头减量与排放控制、综合利用和填埋处置三大类处理方式为基础，以人与物统一、个体与社会融合、垃圾处理供给与需求均衡、垃圾治理世人物事的和叙等关系治理为框架，研究惜物利物致物尽其用的方式方法。我一生主要从事垃圾治理，入行之初便立志于构建垃圾治理的理论体系。我的垃圾治理观是基于垃圾是有社会灵性的物质的妥善治理，总的基调是，造物不易，垃圾治理行业应追求物尽其用。

01）惜物利物致物尽其用

造物不易，去之何从？物尽其用也。一要惜物，“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清・朱柏庐《朱子家训》）二要利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书·大禹谟》），万物各得其宜，相得益彰。惜物，利物，才有物尽其用，实现垃圾源头减量和循环利用，节约与保护资源。

惜物用俭。生产生活必然要消耗资源，消耗时必须节俭，以俭辟难，以俭养德。节俭是一种德行，《左传》曰：“俭者，国之宝也。”《老子》曰：“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垃圾治理先行俭，要加强生产生活源头管理，优先做好垃圾源头减量与排放控制，要优化垃圾梯级利用，以废治废，变废为宝，做好已排放垃圾的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建设高效节约的资源利用体系。

利物用治。万物内部和万物之间存在各种关系，需要治理，治理是一种义举。治理重在理顺关系，使万物相互适应，相互配合，相互补益，和衷共济；关键在理顺人与物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和物体的状态与变化的关系，核心在济人利物，利民厚生，建设天地人和的治理体系。治理兼顾万物状态及其变化，统一保持和应变，该保持现状时则宜保持，该顺时应势时则宜应变，用好现状，顺应变化，以治求和，此乃“利物用治”之要旨。

俭治以宜。检验节俭和治理的标准是什么？就一个“宜”字：适宜就好，多一分则过，少一分则失。用物必须识物；正视物体的种类、结构、形状、数量、品质、大小和新旧差异，加以梯级利用；引入绿色约束，研发清洁低碳的新体系、新模式、新方法、新业态、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和新产品，加以绿色利用；升级加工方法，用增材加工代替减材加工，用智能智慧化加工替代人工加工，加以高效利用。治理必须正德；遵人性正人德，遵物性正物德，妥善处理保护与发展、消耗与节约、公益与私利、供给与需求、效率与公平、宏观调控与市场配置等矛盾，发挥体系“1+1>2”的协同效应。

用俭达治。节俭用物，以用济不用，使物自相治理，各得其宜，此乃用俭达治之法。适度推进物体的物质利用，导致物质储量不断增大，从而激活物体的能量利用；反之亦然，适度推进物体的能量利用，导致物质不断灰飞烟灭，从而激活物体的物质利用；这便是以用济不用。必须强调的是，节俭是以用济不用的前提；过度的用只会耗尽资源，不仅不能激活不用，且必将面临物不足用的悲剧。

嗟乎！“惜”以为常，“利”以合义，人人自觉自持地惜物和利物，以俭辟难，以治求和，俭治以宜，以用济不用，终致物尽其用，何愁物不足用，是以惜物利物致物尽其用也。（2022-07-07）

02）万物共生，无废功成皆自然

万物之间既斗争又统一，斗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统一的结果是“相互依附，共同生存”；前者是达尔文式竞争进化，后者是马古利斯式共生进化。共生进化，和竞争进化一样，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进化途径。

“共生”最早是作为一个生物学概念，意指“不同种属的生物按某种物质联系共同生活”，广义上包括“寄生”“共生”“共栖”，由德国真菌学奠基人德巴里(H.Ade Bary)在1879年提出；在1970年美国生物学家马古利斯提出连续内共生理论后，逐渐被应用到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生态学等领域。

中华传统讲究共生，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费孝通对此总结出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儒家推崇人与人之间的“亲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并推及到人与物之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佛家推崇慈悲为怀的利他，道家推崇万物一府、道法自然、不争无尤和无为而治；可见，儒释道关注主体共生、主客共生；不仅如此，中国传统还关注文化共生，三教合流即是自证。三教合流在北宋成型，明代以后成为社会主流，从而将“治世”“治心”“治身”融为一体，推崇“天人合一”“天地人和”。文化共生赋予文化创新活力，是中华文化传承不息的动力。

农业是经济之母。农业孕育出轮作、间作套种、轮间结合的生产共生方法和种养（牧）结合、工农商结合等产业共生方法，具有增产丰收价值和生态环境保护价值。中国农业共生配置历史悠久和方式多样，西汉晚期的《氾胜之书》记录了瓜豆间作，北魏末年的《齐民要术》记载了桑和绿豆或小豆间作、葱和胡荽间作，明代以后麦豆间作和棉薯间作已较普遍；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多种稳定、成熟、科学的配置方式，如甘蓝和小红萝卜混种，收成后轮种芹菜、莴苣，并混栽番茄等轮间结合方式，可有效避免阳光争夺、水性相悖、营养争夺和病虫害乱上作乱等矛盾。至于种养结合，早在公元前770-403年的春秋战国时期便形成了生态、低耗、高效的“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以“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循环模式为特征，桑地和池塘相连相倚，种桑和水产养殖相辅相成，农业和工商业相得益彰，展现了一种完美的江南水乡的经济共生模式。

工业领域也借用共生理念建设产业园和改造旧的工业区，使之成为“生态工业园”，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和园区公用设施之间建立起一种类似“食物链”的生态链，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和减轻负面生态环境影响。此外，共生理念也被应用到区域经济领域，指导建立区域经济生态圈，优化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生产之间、正生产与逆生产之间、地方市场之间、政府设计与监管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知，共生理念具有普遍的指导价值。所谓“共生”是共生体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下依据物质、能量、信息（包括数据）、技术、管理等资源的交流共生模式所形成的互赢共存关系，依据共生体可以是人、物、产业、区域乃至自然等主客体和生产、经济、文化等活动，形成主体共生、主客共生、产业共生、区域共生和生产共生、经济共生、文化共生等形式，这些共生形式可以也应该用于循环经济之中，打通垃圾回收、转化（过腹转化、加工、生物转化）、二次原材料和能源的生产、供应与应用、商品销售、节能节水节电减碳与垃圾减量等环节，建立健全正生产与逆生产共生的循环经济生态产业园和生态圈，实现万物共生之无废功成皆自然。《道德经·第十七章》曰：“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22-08-24）

03）垃圾治理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公共场所乱扔垃圾、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和包装垃圾源头减量与排放控制等这些垃圾治理的具体事务久治无果或效果不佳，说明政府管理部门、社区和居民个人在行为管理方面尚需继续努力，尤其要注重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垃圾治理需要大处着眼，认识到垃圾是有社会灵性的物质而垃圾治理承载（而非仅仅事关）生产生活，树立垃圾治理“正德、利用、厚生”“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格局，唯有如此，才能站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高度正确对待垃圾治理，才能将垃圾治理摆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大局，垃圾治理才能得到系统、全程、综合和可持续发展。

可叹的是，长期以来，垃圾只被看成一堆无用的东西，垃圾治理就是给这堆无用的东西找到消纳出路，讲得难听点，垃圾就是生产生活拉的一坨屎，而垃圾治理不过仅仅是给生产生活擦屁股的事。这种视野下，即使垃圾治理再怎么重要，垃圾治理势必退化为应付式垃圾处理，垃圾处理方式也必然是简单粗暴的，而垃圾乱扔乱排的治理、源头减量与排放控制、垃圾处理体系建设等都不会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连垃圾治理的必要性都置之不理，垃圾治理行业不可能健康发展，实在可叹，尤为可叹的是竟有人视此为是，正所谓格局决定结局。

垃圾治理需要小处着手，树立善己善人的态度，牢记垃圾的社会性、资源性和污染性，做好垃圾治理的每一件事务，积微成著，方能形成有序和合、有机完善的垃圾治理体系，展现出垃圾治理的专业化、生态化（包括低碳化）、综合化、规模化和智能化表象。别小看治理乱扔垃圾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这样的小事，恰恰是这类小事决定着人居环境治理和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成败，甚至决定着垃圾治理的成败和人生的成败，正所谓小事决定成败。

小处着手是对待事务的一种务实认真的态度和能力，可以想到：小事不愿做或做不了的人不可能成大事，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言“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毛泽东《反对党八股》）。老子言“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第六十章》），把“治大国”比同“烹小鲜”，不论怎么解释，都说明事无大小都关系成败，说明“大处着手小处着眼”的重要性。

垃圾治理必须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把垃圾治理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建立健全垃圾治理体系，均衡推进垃圾源头减量与排放控制、综合利用和填埋处置，统揽时空变化和大众诉求，实处着力，用好资源要素，注意每一个细节，做好每一件事务，感化每一个人，出实效，推动垃圾妥善治理，维护好垃圾治理和生产生活的秩序、效率和公平正义，唯有如此，方能移风易俗，树立新时期的新风尚。（2022-05-09）

04）精准把握“无废城市”建设的内涵

近年来，各地热衷于“无废城市”建设，相继出台“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意在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保护物质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城市建设过程中应做到“惜物”“利物”和“物尽其用”，这体现在原材料和能源动力的利用上便是所谓的“清洁生产”，体现在固体废物（俗称“垃圾”）上便是所谓的“无废城市”建设。“无废城市”建设，通俗讲，就是少产生和多利用垃圾，并不是一个什么新鲜概念。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时应精准把握以下几点。

“无废城市”建设的追求不是“无废”而是“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一般而言，正生产过程总会产生一些垃圾，而且，出于“利物”即有利于天下之物的考虑或受制于技术、经济、应用状况，这些垃圾中会有部分得不到利用而填埋处置；“无废城市”建设就是要尽量减少正生产过程中的垃圾产量（包括控制垃圾的材质和性质），并将这些垃圾“物尽其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量。这个“最大限度”意味着，填埋处置“可能”达到“原生垃圾零填埋”水平，甚至接近“零填埋”水平，具体达到什么水平视具体情况而定，“无废城市”建设追求的目标更加灵活和现实。“无废城市”建设在现实中追求“零废弃”和“零填埋”理想。

“无废城市”建设应特别重视“垃圾源头减量与排放控制”。首先是重视减量，以区别于传统的重视已排放垃圾的处理的理念。一要降低单位城市生产总值的废物产量（废物总产量/城市生产总值），主要办法是提高原材料的利用标准和产品的使用寿命；二要降低城市生产总值增长所引起的废物增量（废物产量的增量/城市生产总值的增量），即降低废物产量的增大速度，主要办法是推进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城市发展和建设，创新生产生活的应用场景、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推广增材制造方式，提高人民群众的绿色生产生活意识，发展新业态、新生态链和经济生态圈，提高全域“无废城市”建设与生产过程的管理水平、规模效应和科技水平；总的讲，就是要用好原材料和产品、尽量减少产品增产所增加的原材料投入和提高产品的使用寿命。除重视源头减量外，“无废城市”建设还应重视原材料或废物材质和性质的选择，以利于废物的综合利用，而且，要尽可能采用利废产品和促进生产生活与废物处理低碳化。

这就引出一个关于源头减量的衡量指标的讨论。显然，用“单位城市生产总值的废物产量”或“城市生产总值增长所引起的废物增量”都不全面，而应采用能够反映这2方面的综合效果的“废物产量弹性”指标。所谓废物产量弹性是城市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与废物产量的增长率之比，反映城市生产总值对废物产量变化的敏感程度；源头减量应促成废物产量弹性大于1，即城市生产总值的较大增长只引起废物产量较小的增大，而且，这种效果随废物产量弹性增大越加显著，这是“无废城市”建设希望看到的源头减量效果。“无废城市”建设应促成固体废物产量的增长率小于城市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可见，把“源头减量”理解为“产废无增长”是不准确的；实际上，随着城市生产总值的增大，废物产量一般会相应地增大，如果把源头减量理解为废物产量绝对减小，此时，源头减量就意味着要减城市生产总值，显然是不可取的；废物源头减量不能减生产。“无废城市”建设应准确理解“源头减量”。

另一个相关的讨论是垃圾量的统计指标体系问题。从垃圾产生、利用和填埋3环节来看，垃圾治理统计应包括“垃圾产量（增量）、垃圾产量的增长率”“垃圾利用量（增量），垃圾利用量的增长率”“垃圾填埋量（增量）、垃圾填埋量的增长率”3组共6个指标的数据；但垃圾产生、利用与填埋之间存在2个内部约束，即垃圾产量等于垃圾利用量与垃圾填埋量之和，垃圾产量的增量也等于垃圾利用量的增量与垃圾填埋量的增量之和，只要给出上述6个指标中的4个，便可求出另外2个指标的大小；进一步，为便于观察垃圾产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源头减量效果和垃圾综合利用效果，建议指标体系包含单位GDP的垃圾产量、垃圾产量弹性和垃圾利用的相对增长率（垃圾利用的增长率/垃圾产量的增长率）3个指标；再考虑到填埋处置量比较准确，建议指标体系包含垃圾填埋增长率指标；所以，建议统计指标体系采用单位GDP的垃圾产量、垃圾产量弹性、垃圾利用的相对增长率和垃圾填埋增长率4个指标。“无废城市”建设应有全国统一的完善的垃圾量的统计指标体系。

“无废城市”建设应量力而行。源头减量不一定减小垃圾产量，而且，垃圾产量一般随城市生产总值增长而增大，此时，如果要减少垃圾填埋量，就务必要加强已排放垃圾的综合利用；“无废城市”建设需要“源头减量”与“综合利用”双管齐下，既治未废也治已废，缺一不可。各地要精准把握“无废城市”建设的内涵和垃圾治理规律，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源头减量”与“综合利用”的力度，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量，量力而行但持续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实现“减量、循环”的资源保护目标、“环保、低碳”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和“正义、公平”的社会治理目标。（2022-12-26）

05）推动垃圾治理行业健康发展

近来，接待多批次外地来访者，专门交流垃圾治理心得体会，既谈来访者所在领域的具体事物，如生活垃圾分类的推行、可回收物的物质利用、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等，亦谈垃圾治理的系统认识。在诸多话题中，“垃圾治理行业的发展出路”和“垃圾治理的理论架构”是2个共同关心的话题。

为什么会共同关注垃圾治理行业的发展出路呢，主要是最近垃圾治理行业面临垃圾处理补贴退坡和设施建设退烧的双重打击；但等到补贴退坡和建设退烧后才关注行业发展，说明以往将行业及其发展寄望于财政补贴和建设项目，对行业及其发展缺少正确认识。这是亟需扭转的局面。

扭转不良局面的办法是创立正确的垃圾治理学说，而回答“垃圾治理行业的发展出路”和“垃圾治理的理论架构”2个话题正需要一个自成体系的垃圾治理学说。

垃圾治理行业是一个关于垃圾产生、利用和处置的行业，其发展出路在于营造一种宜于关系治理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借此构建垃圾治理体系，并以生活垃圾妥善治理为突破口，推动垃圾治理行业可持续发展，这才是推动垃圾治理行业发展的正道。

相应的垃圾治理的理论架构是：以垃圾源头减量与排放控制、综合利用和填埋处置三大类处理方式为基础，以人与物统一、个体与社会融合、垃圾处理供给与需求均衡、垃圾治理世人物事的和叙等关系治理为框架，吸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惜物利物致物尽其用的方式方法。

由此可见，垃圾治理行业是一个综合、发展、关联且开放的行业。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关系，大至人与物的关系，垃圾治理与经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气候之间的关系，小至垃圾治理活动内世人物事之间的关系；需要做而且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大的讲，要营造治理环境、建设治理体系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具体讲，每项任务都包含若干子任务，而每项子任务又包含许多具体项目。

这注定垃圾治理行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对研究者而言，研究核心是惜物利物致物尽其用之道，需要综合考虑惜物、利物和物尽其用，上至垃圾治理准则，下达垃圾原料化、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和燃料化的转化方法，重中之重是研究如何理顺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如何保障公益平衡私利与公益和如何建立垃圾治理服务供求的均衡价格。

对企业而言，需要摆正“市场人”位置，调整工作核心，建立垃圾治理产业体系，尤其要完善垃圾处理体系，既治已废也治未废，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垃圾处理的源头减量与排放控制、物质利用、能量利用、填埋处置和物流及交易成为一个有机体，促进同质垃圾协同处置，促进垃圾处理跨行业、跨地域合作，以用济不用，力求治理无过不及。

垃圾治理既是经济活动也是社会活动，追求秩序、效率、公平与正义的统一，应妥善治理各种关系，保证治理过程中主体协同、资源统筹、事务相衬、环节相扣和利益协调，保障治理社会化、管理针对化、监管多元化和效益极大化，促进垃圾妥善处理和妥善治理，推动垃圾治理系统化、综合化、专业化、生态化（包括低碳化）和智能化。

谨以此文与踟躇不前的垃圾治理同行交流，携手推动垃圾治理行业健康发展。（2022-09-30）

06）垃圾治理的研究方法

截止目前，垃圾治理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向政府提供建议，解决“垃圾该怎么处理”即垃圾出路问题，曾一时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烧”与“不烧”、“分”与“不分”便是最好写照。在这种目的下，垃圾治理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规范性研究方法。

规范性研究方法从逻辑性方面概括指出“应该怎样”“应该是什么”“应该怎么解决”之类的“应该”“应当”问题。显然，规范性研究方法带有鲜明的价值取向或立场的，是以一定的价值标准、社会意义和道德规范为指向的，符合者该是“好的”，是“应该”“应当”的。由此可知，采用规范性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存在社会异议。

“主烧”论证是典型的规范性研究过程，采用的是规范性研究方法中的归纳法，整个论证非常简单粗暴，一是从占地、减量减容、消纳降解速率、投资收益等方面对比焚烧与填埋的优劣，二是从日本、欧洲广泛采用焚烧处理方法说明，三是结合主攻的一线城市的土地供应、资金供应、垃圾产量等情况，最后得出的建议是“该烧”。

2000年来从业于垃圾治理行业的人对此多有深刻记忆，结局是垃圾焚烧项目到处上马，焚烧处理成为政策重点扶持方法。回过头来想想，当时咋就没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完全可用“美国不主张焚烧，很多比咱们富有的国家也不主张焚烧”说明“焚烧不是必须选择的方法”。

分类与否的论证是采用演绎法的规范性研究的典型例子。“垃圾含有资源、有害物，应将资源、有害物分类处理。”正因受此影响，生活垃圾分类的推荐标准确定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再加上高水分、易腐乱发臭的“厨余垃圾”，即所谓的“四分法”。

其实，只能站在一定立场来评判规范性研究方法给出的结论的“好”与“坏”，不能就事论事地评判该研究结论“对”与“错”。垃圾焚烧、垃圾分类及相关的全量混合焚烧、“四分法”迎合了当时的趣味，但未必是正确的，招惹歧义较多较大，引起社会争议。——这说明，垃圾治理研究还需要实证研究方法。

如果说规范性研究给出“应该”“应当”建议，那么，实证研究则给出“本然是什么”。实证研究拒绝价值判断，以事论事，研究垃圾治理世人物事的内在规律和内在逻辑，分析垃圾治理世人物事的客观关系。

实证研究的内容是客观的，所给出的结论可以通过事实来检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值得今后垃圾治理研究特别珍惜的东西；相反，规范研究的结论受价值观的影响较大，对同一事物持不同价值标准的人会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评价和结论，主观性较强，其结论一般难以进行检验。

实证研究先提出一些前提或假定，然后通过经验及实际证据来证明，进而用数据去修订有关的具体原则、准则和程序。具有两个特点：科学性和务实性。实证研究过程对假定的验证可以被重复，是一种严格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同时，实证研究方法更注重在研究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提出实践指导方向。

余研究垃圾治理时尽力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曾在《如何衡量垃圾产量》提出“用人均垃圾产量（排放量）是否科学”问题，试图先找出影响垃圾产量（排放量）的因素，然后注意分析这些因素的影响大小、快慢等，最后回答人均垃圾产量（排放量）是否科学问题。那里所用分析方法就是实证研究方法。《垃圾处理为什么会供不应求》的分析方法也是实证研究方法，先找到社会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再分析供求变化，最后给出供给刚性让垃圾处理供给对需求量不断增大的适应性不足的结论。

既然现有垃圾治理研究多采用规范性研究方法，目的就是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那么，对一些建议性结论必然存在社会争议，甚至可以讲，没有社会争议比争议不休更不正常。此时，做到3点对垃圾治理行业发展至关重要：一是政府部门鼓励各抒己见，给出施政说明；二是垃圾治理行业协会组织相关人员“华山论剑”，各抒己见，争取就一些基本方面达成一些共识，承认异议，倡导共识，直至求得垃圾治理之道，一统行业认识；三是扶持垃圾治理实证研究，应用大数据手段进行数据收集、分析与应用以提升研究水平，探究本然，解析案例。（2021-08-04）

附：我的垃圾治理观

我职业一生主要在推动垃圾治理，且三句不离本行，有必要对自己的垃圾治理观作个总结，算是所至有声吧。

我的垃圾治理观是基于垃圾是有社会灵性的物质的妥善治理，总的基调是，造物不易，垃圾治理行业应追求物尽其用。一要惜物，惜物用俭，二要利物，利物用治，万物各得其宜，相得益彰。惜物，利物，才有物尽其用，实现垃圾源头减量与排放控制、综合利用和发展循环经济，保护资源、环境和生态。

垃圾治理是一种全程、综合、多元的治理，主要环节和活动包括源头减量与排放控制、综合利用和处置及其相关的收集、储存、交易、运输等物流活动。相应的垃圾治理的理论架构是：以垃圾源头减量与排放控制、综合利用和填埋处置三大类处理方式为基础，以人与物统一、个体与社会融合、垃圾处理供给与需求均衡、垃圾治理人物事世的和叙等关系治理为框架，吸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惜物利物致物尽其用的方式方法。

垃圾治理涉及三层关系，大者是垃圾治理与生产生活的关系，中者是垃圾治理体系即垃圾治理之世内部的各种关系，小者是构成垃圾治理的事务包括人和物及其运动变化所包含的关系；其主要矛盾是垃圾治理与生产生活、自治与他治、垃圾处理与垃圾治理、垃圾及时处理与垃圾治理可持续发展、政府主导与市场化、公益与私利、供给与需求、效率与公平等之间的矛盾。垃圾治理要树立垃圾治理承载生产生活而非生产生活承载垃圾治理的责任感，理顺垃圾治理与生产生活的关系，理顺垃圾治理人物事世的关系，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事事得体，体用俱全”和体系“简单高效、有序和谐”，实现垃圾妥善治理。

垃圾治理要推崇万物共生理念，打造主体共生、主客共生、产业共生、区域共生和生产共生、经济共生、文化共生等，打通垃圾回收、转化（过腹转化、加工、生物转化）、二次原材料和能源的生产、供应与应用、商品销售、节能节水节电减碳与垃圾减量等环节，建立健全正生产与逆生产共生的循环经济生态产业园和生态圈，实现无废功成皆自然。

相应的，垃圾治理行业是一个关于垃圾产生、排放、利用和处置的行业，是一个综合、发展、关联且开放的行业。其发展出路在于营造一种宜于关系治理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借此构建垃圾治理体系，并以生活垃圾妥善治理为突破口，推动垃圾治理系统化、综合化、专业化、生态化（包括低碳化）和智能智慧化，推动垃圾治理行业可持续发展。

07）垃圾考古：垃圾蕴含文明密码

垃圾考古揭开许多文明谜团和解开许多历史悬案。

正是从半坡遗址的房前屋后散落的垃圾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废弃的粟类农作物、狩猎、捕鱼工具和动物碎渣，证明新石器时代的半坡人已经在从事农业生产、狩猎、捕鱼和驯养猪狗牛羊等动物，过着农业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

正是从全国各地遗址的卜骨卜甲考古中考古工作者找到了大量的占卜资料，证明黄河流域到龙山文化时已经广泛兴起了占卜之风。

正是从生产原料、半成品、成品和生产工具的废料中考古工作者给出了中国手工业发展的脉络，早在夏朝时代便形成了较完善的骨器和角器的加工流程和加工工艺，至秦朝时甚至形成了产业链 。

正是从厨余垃圾中考古工作者描绘出了人与动物的关系和中华民族驯养动物的历史，鉴定出了六种与中国人最亲近的畜养动物，——马（4000余年）、牛（5000余年）、羊（5600余年）、猪（9000余年）、狗（9000余年）和鸡（3300余年）。

正是从唐烽燧遗址的垃圾堆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极富历史文化价值的文书和木简（边塞简），并首次发现了反映“计会交牌”制度的木简，再现了唐朝安西焉耆镇东境军事防线和戍边将士的生产生活，解开了唐朝“计会交牌”制度的谜团。

诸如此类垃圾考古解开文明谜团和解开历史悬案的例子还有很多，将来还会有新的例子不断出现，这是“垃圾是有社会灵性的物质”决定的。垃圾保留着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生产生活习惯、经济状况和生产生活履历，考古人员可以从垃圾堆垃圾场中发现许多物件来推测或看出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和水平；正因如此，灰坑考古包括垃圾考古列已成为考古的重要项目，垃圾的存在列已成为生产生活遗址的基本条件之一。一粟一骨一笄一木简无不与生产、生活、生态、社会有关，蕴藏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甚至可以讲垃圾蕴含文明密码。

也许，2002年湖南湘西里耶古城的一口古井出土的3万多枚秦简，共20多万字，或将改写秦朝历史。里耶秦简记载内容多为秦朝时期的户口、土地开垦、物产、田租赋税、劳役徭役、仓储钱粮、奴隶买卖、刑徒管理、祭祀先农等，简直是一部秦朝的百科全书，还有与现在乘法口诀大体相同的乘法口诀表。里耶秦简出土的最大价值在于证明秦始皇无愧于千古一帝称号，并非史记的暴虐成性且迂腐不堪形象。

古井简（或“井窖简”）是我国古简牍的三大来源之一。迄今我国所见的古井简基本上都是作为废弃物被集中填埋或随意丢弃在官署附近废弃的水井中，与陶瓷、砖瓦等生活、建筑垃圾同处。这类废弃水井实际上就是官署的垃圾填埋场。

垃圾考古不仅揭开文明谜团和解开历史悬案，也有助于揭开垃圾治理历史。距今9000余年之际，厨余垃圾开始用于饲喂猪狗，被有意识地资源化利用；距今5500年前，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已经开始农业生物质农业回用，并形成了一种“人吃粟米，猪吃稃壳；圈养家猪，收集粪便；人粪猪粪肥田”的种养结合模式。距今4500年到4000年左右的河南省柘城县山台寺遗址发现黄牛被饲喂秸秆，说明早在新石器晚期我国便在采用动物过腹转化处理农作物秸秆。距今6700年到6000年左右的半坡遗址的垃圾散落在房前屋后，说明那时垃圾是无组织排放；但距今3800年到3500年左右的夏、商朝时期的二里头遗址的垃圾则有组织有规划地填埋，再晚些的商周时期的庙台子商周遗址更是发掘出了有序分布的66座灰坑和7条灰沟（包括垃圾坑）。（2022-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