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茂莉 | 问学大地

七烟 2023-04-05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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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视角几乎是多元的，以地理为基点解释历史也是多样的。回顾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生涯，一切研究均以大地为基础，研究由人类对于大地的利用、改造而形成的地理。侯仁之先生提出，历史地理研究应从全新世入手，在近一万年的时段内，探讨人类在大地上留下的足迹，并寻找其中的关联。

——韩茂莉

作者简介

韩茂莉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中心教授。多年从事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与环境变迁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宋代农业地理》《辽金农业地理》《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等。主讲课程“中国历史地理”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新作《图说中国农史》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问学大地

*本文原载于2022年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文 | 韩茂莉

我的专业为历史地理，这不是一个大众专业，因此一旦提及总会带来疑问，究竟是历史还是地理？多有人自行有了结论，哦，历史呀。若在课堂，我总会认真加以解释：“历史地理是昨天、前天的地理。”就是这样一个需要认真说明的专业，我是怎样入门的呢？这一切都要从40多年前恢复高考说起。

选定历史地理专业

1977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消息，国家决定恢复高考，考试时间定在12月初。这在停止了十余年高考的中国，无疑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时，我在呼和浩特第二机床厂当钳工，每天抡着锉刀对付铁块。从获知消息到走进考场，只有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那可是高考啊，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来说，不要说高考，这十年中连普通考试都不多。一切都是未知的，几乎没有人敢不要工作专心准备考试，我也只是在最后一周才放大胆子请了几天假。

1977年《人民日报》有关恢复高考的刊文

其实，准备考试就那几天，除了背背政治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全靠往日的积累，但选什么专业却很关键。我是真想读书，受家庭出身影响，初中几乎都没好好上过。我不敢相信，高考真的不考虑家庭出身了，思来想去最终选择了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系。我认为，地理系报名者应该不多，或许有我上学的机会。后来，真的被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系录取了。几年后，老师们告诉我：“你那份家庭政审太差了！”但招生老师十分正直，他说成绩很好，不录取实在可惜。所以，我是我们班最后一个被录取的学生（不包括扩招）。

我从小就喜欢历史，进入地理系之后，我像所有77级同学一样，努力弥补曾经失去的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却仍然没有忘记历史。当时没有今天这样的信息渠道，我一直设想，也许应该有一门学科就是“历史地理”。大三那年，我终于鼓起勇气问老师。那位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告诉我，确实存在历史地理这一研究领域，且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从事的就是这项研究。

侯仁之《步芳集》

北京出版社，1981

我很快在图书馆找到了侯先生的《步芳集》。《步芳集》属于学术随笔与回忆。随后，我在图书征订报上看到侯先生《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即将出版，就订了一本。当时的图书发行量都小，需要经常看图书征订消息，若没有预定，肯定买不到书。在等待那本书的半年多时间里，我回了一趟北京。我出生于北京，大概十二三岁时，就已逛遍了北京所有的旧书店。这次回来，在西单商场旧书店，我看到了史念海先生的《河山集》，仔细翻看，眼前一亮，里面涉及的题目正是我想要从事的研究，虽然书面有点旧，但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

左史念海《河山集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右史念海《河山集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然而，面对这本60年代初的书，我十分茫然，我的老师、同学也都不知道史念海是哪里的学者。大四那年，一位同学兴冲冲地告诉我，他在研究生招生学校中获悉，史先生是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正在招收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于是，还没等我收到侯先生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就在那一天，我几乎确定了这辈子要干什么——去西安学习历史地理。

仔细回忆，我走上历史地理研究之路，哪一步都算不上“高大上”，没有人领路，没有人引荐，但一切皆有缘，自己设想的专业，无意中遇到的《河山集》，几乎像荒莽中寻觅出的一条通途，并由此在这条路上，我再也没有停下来。

历史地理入门与学习

接触历史地理后，才发现一切都很难，在历史中发现地理问题，从入门到成为一名成熟的学者，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

史念海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方式，就是今天提倡的“小班教学”。他的“历史地理文献”与“历史地理概论”这两门课，都是一周前布置题目，围绕题目看什么书并没有规定，但要求每天写读书笔记，每周一篇周记，一学期一篇文章。上课先由我们讲，同时上课的只有三位学生，往往我是最后一个讲，为了避免与前两位重复，需要看更多的研究成果并认真提炼。在这一过程中，我最大的收获不是知道了什么，而是概括能力与理性思维的提高，这成为我后来从事研究的良好开端。“小班教学”的精华在于史先生的讲解，史念海先生学识渊博，一般的古籍均可大段背诵，他针对我们已经掌握了的题目的基本内容，再根据历史记载，梳理其中的核心问题，使我们有了从读书到认识问题的提升。

黄永年先生负责我们历史文献与目录学的训练，这是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基本功。黄先生讲课生动而洒脱，从不拘泥于一人一事，从历史事件到历史文献价值以及每部书背后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了每一部历史文献的价值以及怎样应用文献，这对于我这种非文史出身的学生十分难得。记得当年黄先生说过，一篇文章交上来，有经验的学者首先看的不是写了什么，而是注脚，如果文献用得不对，说明文章言而无据，毫无价值，与理工科研究胡编数据的性质是一样的。

读研究生期间，在老师们的指点下，我从对历史地理的设想逐渐步入到真正的研究阶段。史先生给我的题目是“宋代农业地理”，其他几届同学也都围绕不同时代农业地理展开研究。农史研究的先例很多，但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几乎没有，那时的我感觉像个拓荒者，在探寻中摸索历史农业地理的结构体系与核心问题，再针对历史记载展开分析论证。每天出入图书馆，依四部分类，从史部、子部、集部再到经部，将《四库全书》以及未收入其中的宋代文献几乎全部过了一遍，再将卡片分类整理、排列分析。在毕业论文最后完成之时，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应用历史文献做研究，这也许就是史先生、黄先生培养我们的初衷。

在史先生、黄先生身边，我完成了硕士、博士两个学习阶段，1991年进入北京大学跟随侯仁之先生做博士后，并留校任教。

历史地理研究与地理学意识

回顾从学生到教师这段经历，研究生阶段的我几乎全力在为入门而努力。进入北京大学，再度回到理科学术环境，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具备了历史地理研究者最应有的地理学意识。

现今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在强调理论，理论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也有虚张声势的成分，并不是所有的题目都适合用别人的思想诠释自己的研究。地理学意识则是研究历史地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地理学知识与拥有地理学意识，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前者只是学到了知识与技能，后者则是思维方式。我经常看到一些从事历史地理研究颇有些年头的学者，将研究地域做一番地理描述，但之后的问题与地理没有任何关联，地理与历史属于“两张皮”，充其量算作地方史，而不是历史地理。

地理学意识是将历史线索，从地理的视角去分析，并从中做出地理学的诠释。回想以往的学术历程，我的地理意识是从撰写博士后出站报告开始形成的。侯先生为我确定的题目是“清代以来承德地区经济开发”，类似的题目也给了另一位博士研究生。我虽然不知道那位同学是怎样入笔、如何思考的，但我们面对的历史记载都是相同的。如何避免雷同？我将通常关注的地区经济发展时间过程，转向了空间关系，厘清了在避暑山庄与围场的影响下，承德一带县一级城镇的功能差异与区位特征。这份报告后来发表在《地理研究》上，成为我从地理视角思考问题的开端。

几十年下来，从地理视角看问题几乎成为我的习惯。历史地理研究的依据是历史文献，但我从中看到的几乎都是地理。我也真正理解了，侯先生为什么强调历史地理是地理学的道理。研究生毕业之后，历史时期的农业、农村、农民就成为我的主要研究对象。这样的研究存在怎样的地理问题？其实，真正的地理并非只是山在哪、水在哪，而是一种空间关系。

在一次学术讨论中，我谈到南宋时期北方人大量南迁，推动了冬小麦在南方的种植面积扩大。一位江西籍学者提出，如果这样延续下来，他的家乡应该到处都可以看到小麦，可是现实恰恰相反，现今南方各地的小麦十分有限。乍一听这是经济史或农史的问题，但背后涉及的却是移民本土化过程，而这一思维源于地理学。偏好小麦的北方移民，最初迁到江南仍是北方人，有着北方人的饮食、习俗，但一代、两代、三代，最多四代人之后，就会由外来户变成当地人。移民一旦完成本土化，就意味着放弃迁出地习俗，而变成本地人。因此，在饮食偏好推动下的小麦种植面积，不是随时间而扩大，反而是退缩。以移民本土化作为线索，用未被学术界关注的视角，解读南方小麦面积的伸缩，我的相关研究最后收入《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这部专著中。

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观察人类在大地上留下的足迹，并从地理的视角加以分析、归纳，这是历史地理学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在寻常中看到地理。说起赶集，我们无论是否经历过，但都听说过。一般来说，集市与集市之间的集期并不一样，往往相互错开。置身集市的不乏地理学者，但集期背后包含的地理关系是我发现的。一般集市或一、三、五，或二、四、六开市，附近的村民可以在方便的任何一天去赶集。前往共同单双日集的村民不止来自一个村落，有十几个或者更多，单双日集构成了一个共同的客源圈。传统农业社会在土地的束缚下，村民的活动范围基本是从炕头到田头，而前往集市完成交易，则是村民最远的出行距离与认知空间。对于乡村社会而言，决定村民认知空间的不是基层乡里组织，不是家族，而是由集市构成的社交圈。每一个集市的社交圈基本是独立的，彼此之间几乎没有来往。农民的劳动奠定了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农民自身的认知空间却是有限的。意识到集期背后的地理，不仅是一项发现，而且构建了认识传统农业社会乡村社会地理的理论框架。相关研究，我写在《近代山西乡村集市的地理空间与社会环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1期）这篇文章与《十里八村——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三联书店2017年版）这部著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