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开国大将王树声被敌人追捕，躲进大娘家避难，敌人高喊：“抓住王树声赏200大洋”，大娘高喊：“王树声在我家！”，事后，王树声跪倒在地对大娘说道：“以后您就是我的亲娘！”
1928年王树声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被叛徒告密，所有的行踪敌人都知道的一清二楚，随即对王树声展开追捕，敌人为了拿到荣誉也是拼了。
王树声跑了很久都没能摆脱敌人的追捕，此时的他已经是筋疲力尽，就在绝望之时，王树声看到不远处有村庄，这给他带来了生还的希望。
他向着村庄迅速奔跑了过去，来到村子的中央，王树声看到一处人家大门是开着的，当时也管不了那么多转身就跑了进去，这时户主周家姆听到院内有声音，随即就来到了院内，看到王树声愣了一下。
此时门外传来了很多呐喊的声音，“王树声我知道你躲在这里，赶紧出来，谁能抓到王树声赏200大洋，”在那个时候能拥有两百大洋那是相当的吃香。
大娘知道面前的人肯定就是外面要抓捕的人，听着声音越来越近，大娘没有犹豫，直接将王树声拉进了屋内，并说道：“没事，我这里有地窖，你可以躲进去。”
王树声赶忙道谢，但又向大娘说道：“我不能长时间呆在你家，一旦被发现你们也会受到牵连的！”
看门外的人走过了自己门前，王树声见状就要出去，大娘一把将要出门的王树声抓了回来，“你现在出去很危险的，他们还没走远，而且找不到人还会折回来的！”
你先躲到地窖里，等他们彻底走了再说，随后大娘带着王树声就来到了地窖，地窖在厨房的角落，位置还是比较隐蔽的，一般情况看不出来，王树声一看还真是藏身的好地方，随即听了大娘的话躲到了地窖里。
而门外的敌人在村里已经转了好几圈，都没有找到王树声，随即又喊道：“刚才有个人进了村子，谁要是看见交出来赏200大洋”，大娘只观察敌人的情况，对于奖赏毫不关心。
敌人在村里喊了大半天，家家户户也都关上了门，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举报王树声的位置。
此时的敌人看着半天都没人应答，当即就急了，随便冲进一户人家抓了几个人，随即喊道：“王树声我知道你躲在这个村子里，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要杀人了。”
此时的王树声在地窖里根本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大娘听到敌人要杀人顿时慌了，就在这时大娘个看到出屋门的儿子王政道，大娘顿时心生一计。
随即叫着儿子低声说道：“你一会儿假扮王树声，让敌人把你抓走，到时候他们看不上王树声，最多挨一顿打就出来了。”
儿子很害怕但还是点点头答应了母亲，随后大娘就跑到敌人要杀村民的地方，大声说道：“我知道你们要找的人在哪，200大洋是真的么？”
敌人见状说道：“当然有，只要你说出他的位置，让我们抓住他！”
大娘说道：“在我家，你们跟我来，”村里的人都有点惊慌，大娘为了200大洋出卖红军，所有人都投来了异样的眼光。
随后敌人跟着大娘来到了她家，大娘说道：“王树声就在屋里你们进去抓吧！”
敌人随即将王政道当做王树声抓了起来，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大娘低估了敌人的残忍，原本以为儿子只会挨顿毒打就放出来了，但敌人随即对王政道严刑拷打，逼问他手里的情报。
王政道咬着牙齿承受，还坚持说自己就是王树声，但不知道什么情报，经过几个小时的审讯，此时的敌人已经没了耐心，把王政道拉到村口，直接砍下了他的头颅。
大娘强忍泪水，几度要瘫倒在地，此时的村民才知道大娘的良苦用心，大娘为了村民，也为了不交出王树声，出此计策，用自己的儿子换来了两方的安全。
待敌人全部撤离后，大娘也让王树声从地窖里出来，王树声听了村民的讲述后，随即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大娘说道：“感谢您和您儿子的救命之恩，以后您就是我的亲娘，您就把我当成您的儿子，我给您养老送终！”
大娘一共四个儿子，除了刚牺牲的王政道，还有三个，面对惨死的儿子，大娘随即把剩下的三个儿子，也送走参加了红军，但可惜的是，随着战事不断，三个儿子也在战斗中牺牲了。
王树声经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以后成为了开国大将，但王树声没有忘记大娘的恩情，托人到处寻找周家姆的下落，在1951年麻城西张店村找了周家姆，王树声亲自去探望，随后即使公务繁忙，王树声也会托人去探望周家姆。
1956年，周家姆因病去世，王树声也遵守承诺，以儿子的身份为她养老送终。周家姆虽然没上过战场，但依旧为革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舍小家，为大家，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王树声，1905年生，湖北麻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了麻城县第一支农民武装，1927年参与领导麻城暴动和黄麻起义。1928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副师长兼团长、师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1军3军长、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等职。他英勇善战，战功显赫，为创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他身遇危难，矢志不渝，一心向党，最后一路乞讨，历尽艰辛，辗转回到延安，先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晋冀豫军区（后为晋冀豫边游击司令部）副司令员、代司令员。1940年6月，晋冀豫军区一分为二，分别组成太行、太岳军区，他改任太行军区专职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力量动员部部长。他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他说：“职务大小，都是为人民服务，我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争名誉地位的权利。”在率领太行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参加反“扫荡”和百团大战的同时，下大力气抓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使地方武装同正规军的比例由1941年的77：100上升到1942年的200：100，从而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量兵员。1942年秋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1944年10月，任河南军区司令员，率部深入河南敌后，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建立起了拥有300多万人口的河南（豫西）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第5师一起在中原地区打通了华北与华中的联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鄂豫军区司令员等职，为中原解放区的创建与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治委员等职，为加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武器装备建设和军事科研事业作出了贡献。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74年1月7日病逝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