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场景是社会学叙事中的第一层构筑单元。所有的经验田野，都必然会有一个实存的、具体的空间，譬如某一个地方或者场所，因此在研究者的研究工作中，首先就需要对自己的田野发生地进行描绘。然而在研究者的传统认知中，田野的场所往往只是作为一个操作性的研究背景而存在，一般用代码或者数字符号进行代替，并不需要着墨太多[4]；研究者更加关注的是宏大的社会现象如何产生、如何发展，然后再嫁接理论以探讨事件背后的原因。
这一做法不可以说不对，但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布鲁姆（Herbert Blumer）所指出的，学术研究中的那些惯常意象对我们的研究影响至深，已经成了一种所谓的“经验世界图像”。
社会科学的研究学者有另外一套事先建构好的形象备用……他的理论知识、他自己的专业学术圈的既有信念，以及他关于经验世界是如何组成的观念，而这些观念让他在研究过程中可以有所遵循。任何一个细心的观察者都无法否认这种事实的存在。我们可以看清楚，一个人如何为了满足他的理论而形成他的经验世界图像，如何根据自己所共事的那些同事当前共同接受的概念和信念组织这些图像，又如何塑造图像以求符合科学规约的要求。我们必须坦诚地说，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研究某些社会生活领域却无第一手知识时，他们就会用预构的形象来塑造那个领域的图像。（Blumer，1969：36）
对此，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当代代表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提醒我们要注意对于事实的精准刻画，而非路径依赖般地陷入既定的范式框架之中。那么如何精准地刻画事实？在贝克尔看来，研究者需要尽可能地去了解日常生活的特质，以微观、动态的主观视角向个人微叙事回归（Becker，2008）。特别是那些从表面上看起来“无意义”的日常，更加值得通过微观的叙事介入，发现其中有意义的内涵。
因此，当我们提倡说社会学研究者可以采用非虚构的技巧去建构空间场景时，一个可能的方向是研究者根据叙事需要将所“观察”到的田野进行原真性的再现，同时牵引出空间环境里不为人所重视的诸多物件的细节和人物的交错关系。
如何更原真地再现田野？研究者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场景层次的深浅和流动。法国批评家兹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1989：65）就曾指出：“构成故事环境的各种事实从来不是'以它们自身’出现，而总是根据某种眼光、某处观察点呈现在我们面前。”叙事视角（narrative perspective）由此成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如同绘画中的焦点透视和散点透视画法，因为取景视线的不同而呈现远近大小和前后遮蔽的细微差别。
陈庆德、郑宇（2006）区分了田野调查中的全知视角和限制视角。前者表明研究者作为文本的唯一权威叙事者，清楚所有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文本中每一个人物的全部，甚至包括其心理、情感；而后者则表现为叙事者在文本中主动暴露自己的身份，常使用第一人称“我”。“我”不在场的时候，则以文本中的某一个人物为叙事者（通常使用第三人称“他”），以该人物的视角和口吻来叙述和描述事件。
在描绘空间场景时，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因叙事视角变换带来的场景的变换，甚至是当不同叙事视角叠加在一起之后，对场景进行的反复渲染。其中，较为常见的是第一人称“我”的在场。很多时候，田野工作中的“我”在叙事呈现时是被压抑和被隐藏的，研究者更加倾向于用“非人格化”的态度叙述其所见所闻。而若从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出发，则可以展现出一种“'我’在现场”的真实感：由“我”来叙述自己所看见的、听见的、感知到的外部世界。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丁瑜在《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一书中对珠三角地区性工作者自我身份认同的研究，把“我”全程带入现场，通过“我”在田野中的层层进入，不仅让读者看到作者如何将主观的情感投射到性工作者身上，同时也生动地展示出这一特殊人群在复杂分化的性产业中独特的自我认知和生活实践。在第一次进入深圳罗湖区的一家夜总会进行田野初探时，作者描述道：
走进大门，楼梯旋转而上，铺着红色花地毯，墙上挂着巨大的美人画像，灯光昏暗，有一排穿着吊带长裙的姑娘站在楼梯上迎客。楼梯上一个穿着条纹上衣和橙色裤子的男人在打电话，一切都示意着我进入了声色娱乐场所。进了二楼大厅，我看见一个男人坐在沙发上，一个女人把她的头依在男人的胸口；大厅另一侧，有七八个女孩子穿着色调统一的红色或粉色吊带衫和短裙坐在那里聊天，我们进去的时候她们回过头来瞥了一眼。大厅中央是一个舞池，整个场所充斥着高音、笑声和烟雾，人很多，大部分是男性。舞池中央一个中年男人搂着一个穿着白色吊带裙的女人跳舞，他的手紧紧抓住女人的臀部。从一个包间半掩的门里我看见小姐和男客人搂抱在一起，他们的手在彼此身上摸索。过了一会儿进门时看见的那七八个女孩就散开了，有些跟随着客人进了包间。（丁瑜，2016：79）夜总会这一场景里，在研究叙事中的“我”的带领之下，读者仿若手举着一架摄影机跟随着进入灯红酒绿的场所内部，先是对周围的空间环境进行全景式拍摄，然后镜头拉伸，对空间里遇到的几个特定人物进行近景的特写。这种镜头感鲜明而又直观的场景深描，直接向读者传递出一个鲜明的信号——研究者所在的田野是一个充满着欲望的声色之所，同时也吸引读者继续跟随着研究者的步伐，深入其中一探究竟。
第二天，丁瑜又来到了位于福田区的另一家夜总会。这一次，当“我”被投掷于一个更加五光十色的复杂环境中时，叙事者开始浮现出更多的自我感知，出现了一系列的无我感、虚无感。这一段经历对于叙事者来说，是自己在跨越了固有的文化边界之后，在另一个空间模式下的自我调适过程；而对读者而言，则意味着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和真实感，难免会不自觉地闭上眼睛，在叙事者所描绘的场景及其袒露的内心独白之下，同频共振。
和昨天的不同，在那里我被一种“无我”的状态和感受强烈包围着——音乐是震耳欲聋的，我根本听不到任何其他的声音；灯光无时不在闪耀着，白色强光和黑色间隙交织着，中间还掺杂着绿色的激光线条；烟雾弥漫，所有人都在摇晃着身体。我的身体似乎在这一切中凝结了，感受不到时间的存在，以至于当我认为我肯定已经在那里泡了一个通宵的时候，时间才过去四个小时。那种飘荡在半空的“无我”感、奇怪的虚无感，以及似乎不属于那个空间的外来者感受令我觉得自己远离了平日的世界。（丁瑜，2016：79）
以“我”为观察主线的叙事风格，在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1997年，应星作为外派挂职锻炼的副县长进入三峡库区的贫困大县、移民大县——平县，协助开展库区的移民工作。
1997年5月的一天，我第一次得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招募博士生去三峡库区挂职锻炼的消息。我决定报名参加，因为多年以来，我一直就很渴望有机会深入地去了解基层农村社会，这对我来说正好是一个机会。6月20日，有关部门决定安排我到三峡库区的贫困大县、移民大县——平县挂职，任副县长，为期一年。我的生命就这样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而进入了库区，开始了对水库移民的关注。（应星，2001：6）在平县的一年中，应星深入山阳乡，对山阳乡曾经的大河电站移民问题及村民集体上访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文本的主轴中，应星通篇采用了日常语言撰写故事，并在“我”的带领下，抽丝剥茧般展现出移民上访-政府摆平的互动关系和冲突。与此同时，作者又在主线文本之外，用了长达70页的尾注补充理论分析，“就如同音乐中的'变奏’一样”（应星，2001：352），构成了文本的学术性分析辅线，以和故事性的叙事产生结构性的关联。这一处理技巧，既可以保留叙事的完整性，使得故事的场景建构更加逼真，故事原料的生命力不会被研究者的理论视角所阉割，同时又通过大量的学术性注释，保留了对于故事背后复杂社会机制的诠释空间，这种“复调”式而非“理论/材料”“分析/叙事”二分法的写作风格，在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Negara：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li）和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的《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Evicted：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中，都可以略见一斑。
第二种对于空间场景的描述，则是采用第二人称“你”的形式。在文本叙事中，“你”的称谓其实是预设了一个虚拟读者，强制性地把读者拉进场景之中，进行身临其境般的主观感知体验。但事实上，这一叙事视角依旧是以“我”为主的，因为“你”归根结底还是叙事者“我”的投射。
譬如，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hews）在《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Chungking Mansions，Hong Kong）一书中，描绘了一个“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在车水马龙的香港闹市街头，重庆大厦无疑是一个异质性的空间存在，尽管每天都会有很多本地人和外地游客经过这里，但人们只是快速地走过，不愿意去和那些穿着嘻哈服装站在街边兜售吆喝的印度人、非洲人进行哪怕只言片语的交流。换言之，这一地方的存在，仅仅只是更加证明了人们对它的忽视。而在麦高登的场景叙述中，那些曾经忽视日常变化的人们，成了一个鲜活的“你”，然后很自然地开启了一段对于重庆大厦的奇妙探险。
如果你从附近么地道（Mody Road）的港铁出口出来，转一个街角来到重庆大厦。你首先见到一家Seven-Eleven，那里晚上总有一大帮非洲人站在过道中喝啤酒，或是聚在店门口。附近还有一些印度女人穿着灿烂夺目的纱丽，假如男性瞄她们一眼，她们就会报价，然后跟着走几步以确定该男子是否对她们的性服务感兴趣。当然，招引来的还有其他诸如蒙古、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女人。还有一些南亚的男人，他们会向你兜售西装订制服务，“特价西装，只给您这个价”。然后后面可能跟上来一群卖假表的人，提供各种名牌手表的赝品，价格仅为正品的一小部分。一旦你流露出一丝兴趣，他们就会带你走进附近大厦的阴暗小巷。
你穿过距离重庆大厦大门三十多米的么地道，如果来的是时候，会见到一群贩子替大厦内几十个咖喱餐馆当托儿，类似中介。你最好要么不理睬他们，要么赶快决定跟着一个托儿去其餐厅，不然会被贩子党团团围住。如果你是白人的话，会有一个年轻男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凑到你耳边小声问：“来点大麻？”你若想再问下去，说不定还能问出其他的什么药来。到傍晚时分，你踏上重庆大厦门口的台阶，一些南亚裔的旅店托儿会跑来说“我能给你一间好住处，才150港币”，另一个中国男人马上背对着南亚人说：“这些印度旅馆很邋遢的！来我这边住吧！我们这里干净得很。”——干净或许是干净，价钱也高了一大截。你终于逃离了这些夹攻，然后发现自己掉进了重庆大厦的人流漩涡，也许你一生都没见过这么多人簇拥在这么一小块地方。眼前的景象非同寻常：穿鲜艳长袍、嘻哈服装或不合身西装的非洲人，头戴无檐平顶小帽的虔诚的巴基斯坦人，穿伊斯兰教黑色罩袍的印度尼西亚妇女，穿中短裤挺着大啤酒肚的老年白人，还有一些仿佛是来自上一个年代难民的嬉皮士。尼日利亚人大声喧哗，年轻的印度人把手搭在彼此的肩膀上谈笑风生，还有一些中国内陆人看起来掩饰不住对这一切的惊讶。你很可能还会见到南亚人推着手推车，搬运三四个标有“拉各斯”或“内罗毕”的大箱子，非洲人拉着塞满了手机的行李箱，还有掌柜们贩卖着各种各样地球上能找得到的东西，从咖喱角（samosa）、手机卡、剪发服务、威士忌、房地产、电源插头、自慰器到鞋子。排队等电梯的人什么肤色都有，他们都等着去一百多家不同的旅店。（麦高登，2015：4～5）
在麦高登的文本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读者的“你”成了叙事的主线，研究者不必离开田野环境去向读者做出描述和评价，而是引导读者自己去探索重庆大厦的当下和此刻。这种具有瞬时性（momentaneity）的叙事风格可以“重新创造”（recreation）读者的在场感，当身处具有压迫感和异域感的场景之下，读者自然会提出疑惑：“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多人来重庆大厦做什么？他们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地方？”这些疑问也顺理成章地推动着研究者进一步去探究重庆大厦在世界上的重要意义。
类似地，项飙在对北京浙江村的研究中也在开篇用“你”作为场景引导的主线，把读者抛掷进北京嘈杂拥挤的城中村里，让读者慢慢去洞悉故事中还未发生的一切，最后在一种“恍然置身异域”的感知错配中，开始了对浙江村这一场景的具象深描。
从天安门广场南行5公里，刚过南三环，你就被甩入了拥挤的漩涡。大小汽车、人力三轮车、偶尔还会有老北京的驴车，团团转成一锅粥。背着大包小包的行人从你身边匆匆走过，迎面又走来拿着大哥大（早期移动电话）急急说话的人。南腔北调，嘈杂非凡。挤在摩肩接踵的胡同里，满耳瓯语咿呀，迎面而来的尽是瘦削清癯的南国身形，真让人恍如隔世。道边摆的“水晶糕”是温州人在后村一带就地做的；“粉干”“面干”则直接从温州捎上来。街边的“美容厅”清一色按温州风格布置。马村的菜市场里，在那些临时搭起的棚子中，在木片竹竿撑起的架子上，摆满温州人喜食的海蜇皮、虾米、蛏、鱼及桂圆、荔枝干等。这里多数海鲜是乐清人派车从青岛、秦皇岛购进的，也有不少专门从温州本地运来。如果你是1995年以前来到这里，从木樨园把你载入“浙江村”腹地的，往往就是从温州来的那一团火红的脚踏三轮车。这一切使人感到恍然置身异域。
这里，美容美发店一家紧挨一家，装饰一家比一家豪华，但在店门口堆满的是垃圾和令人掩鼻的臭鱼烂虾；这里，政府来赶了多少次，包括1995年全国闻名的大清理，但哪次都是越赶越多，“铁打的营盘来回跑的兵”；这里的人们个个打扮得比北京市民要光鲜得多，住的却是临时搭建、拥挤不堪的小平房，腰缠万贯的人又往往不愿意离开这里，开着奔驰、丰田在村里跑……（项飙，2018：5）
第三种对于空间场景的描述，则采用了多种人称的叠加，以对场景进行反复的烘托，加深读者的印象。例如，马林诺夫斯基在其经典著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美拉尼西亚新几内亚群岛土著人之事业及冒险活动的报告》（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的开头，就采用了这一叙事模式。马林诺夫斯基要求大家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初次进入一个和之前完全不一样的陌生环境中时，在异文化的冲击下感受到了强烈的田野震撼。之后，作为读者的“你”在文本中暂时消失，转而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强调自己第一次进入田野时也曾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并且感到沮丧，从而烘托出这一空间场景给研究者带来的震慑效果。
想象一下，你突然置身于一个热带海滩上，附近有一个土著人村落，你独自一人，身旁堆放着所有的用具，载你而来的大汽艇或小船已经远去。在附近某商人或传教士的白人大院里住下后，无事可做，只能立刻开始你的民族志工作。进一步想象，你是个新手，没什么经验，没人引导，也没人帮忙，因为那个白人暂时不在，抑或是他不能或不愿在你身上浪费任何时间。这就是我第一次在新几内亚南岸上进行田野调查时的情形。我十分清楚地记得，在刚到的前几周，我花了很长时间对那些村落进行探访；在多次顽强却徒劳的尝试之后，我感到失望和绝望，我无法真正地与土著人接触，也没能获得任何资料。很长时间里，我都非常沮丧，就开始埋头读小说，就像一个男人在热带的抑郁和无聊中可能去借酒消愁一样。
然后想象，你第一次进入土著村落，或独自一人，或有白人向导相伴，一些土著人蜂拥而至，围在你身边，特别是当他们闻到烟草味时；其他人，即更尊贵的人和老人，则仍坐在那儿。你的白人向导以惯用的方式和他们打交道，既不理解也不十分关心作为民族志学者的你在接近土著人时应该用的方式。第一次探访给你带来了希望，你觉得下次自己一个人来时，事情会容易些，这至少是我当时怀有的希望。（马林诺夫斯基，2016：1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