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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新发烈性传染病在人群中的发生有不断增加迹象，应加强预防。中医药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与治疗手段，却难以实质性介入新发、突发烈性传染病的救治，限制了中医药作用的有效发挥。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复旦大学教授丁光宏在今年两会提案中建议，完善中医药应急救治体制，创新中西医协作机制，更好发挥中医药在防治未知烈性传染病上的作用及优势。
丁光宏委员提到，我国仅有《中医药法》第十八条明确中医药在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工作中的作用，但中医药参与传染病防控的具体措施、运行机制，中医药应急物资设备设施的种类范围、储备途径及供给部门等都不明确，而是更多依赖于临时发布的相关政策性文件。 丁光宏委员认为，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中，大型数据库及科技平台的缺失，也阻碍了中医药在防控中的工作开展。例如，中医药领域缺乏传染病临床研究基地及生物安全三级（P3）实验室，无法独立开展病毒感染模型构建等实验，限制了潜在有效中药的筛选研究。中医药疾病预警预防平台、重大疫病的信息网络共享平台、高效便捷的药物筛选平台的建设与完善，也是当前所急需的。应对重大疫病的中医药资源储备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但其科技支撑和资源储备力量还比较薄弱。 丁光宏委员建议： 应明确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控的法律地位，细化具体措施、运行机制、应急物资调配、应急人才储备，真正将中医药纳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系统。应建立明确的中西医结合应急体系，在应急预案中明确传染病治疗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及医疗救治专家组应当包括中医药专家，建立有效对接的运行机制。 应建立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控的临床模式，完善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控的配套措施。建立中医药早期介入、全程参与、分类救治的疫情防控临床模式，完善轻症与重症的治疗方案，为恢复期的病患进行康复指导，及时发布诊疗方案或专家共识；完善审评制度，促进中医药新药研发与流通，制定中医药知识保护法律；做好防控救灾储备用药材，保障及时供给一线治疗。 应加强中医药应急资源的生产和战略储备，如组织中医药专家组编制国家中医药应急物资储备目录，并纳入军民和地方政府一体化的应急物流系统，提升资源的有效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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