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家川——神府抗日烽火的燎原之地

白求恩途经贺家川八路军120师后方医院为伤员献血

《抗战日报》为广大军民鼓与呼

神府县政府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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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县贺家川镇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老区。这里1925年就有了党的地下组织，1928年建立了神府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1933年创建了神府革命根据地。

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养育了不少革命将士和英雄儿女，涌现出了许多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

让我们沿着这历史的时空隧道，一起去领略、回味那段如火如荼、可歌可泣的岁月。

1935年12月17日，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主席指出：“神府虽然不大，但这个地区很重要，是抗日的前哨。”

1936年3月，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北上，支援神府革命斗争。3月31日晚上，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八军在贺家川镇温家川村的天台山脚下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1935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我国的侵略。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蒋介石仍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被迫实施“西安事变”，国共两党开始合作。神府苏区和国民党双方达成协议，苏区范围为今神木县南部和府谷县靠近神木沿黄河一带，中心地区在贺家川。

1937年8月，神府特委在贺家川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张秀山向大会作报告，要求根据地军民加强团结，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力支援抗日战争。会议选举了中共神府特区委员会成员，张秀山任书记。

第一次党代会后，神府特委对县境内的区、乡、村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同时，在国统区内新组建了中共府谷工委、中共榆林工委、中共神木县东区委、中共高家堡区委等4个秘密组织。

1937年10月10日，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在王桑塔村召开神府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将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改为抗日民主政府，隶属于陕甘宁边区管辖。

1937年10月，日军侵占晋西北大部分地区后，隔河炮击西岸，企图渡河西犯，进攻陕甘宁边区，形势非常危急。经国共双方协商，在黄河沿线分段设防，抗击日军，共同保卫黄河防线。驻榆林的高双城部512团分驻马镇、盘塘、沙峁头等地。八路军先后在神府地区的王桑塔、温家川、盘塘等地设立河防司令部，防守佳县以北的万户峪、沙峁头、盘塘、马镇等渡口，防御与打击日军的进犯。驻地群众还自发组织整训了自卫军、担架队、水手运输队，随时准备随军作战或为前线服务。

1938年3月12日，日军2000余人，附炮20余门，携带渡河器材侵占山西兴县。13日，抵神府河防对岸的日军以大炮、机枪向河防阵地轰击。同时，以10余架飞机在河防阵地上空侦察，轰炸了3个多小时后强渡黄河。河防守备部队警备第六团沉着应战，待敌密集部队渡河之际，集中火力予以猛击，并分兵一部趁日军混乱时迂渡河东，袭击敌侧背。在两面夹击下，日军向兴县溃退。此战击毙日军40余人，伤100多人，缴获步枪10支及军用品若干。

1938年3月5日，日寇攻陷了山西保德，国民党86师517团消极抵抗，将部队后撤逃遁，接着日寇隔河炮轰府谷城，向南扫荡，沿河马镇、盘塘一带人民受到日寇的炮击。神府人民对日寇的野蛮暴行义愤填膺，决心直接与日作战，打击侵略者。神府分区党委首先大力宣传动员扩充自卫军、少年先锋队，建立指挥机构，配备了武器，进行军事训练，时刻准备接受任务。从1938年到1939年参加普通自卫军的人数达2746人，参加基干自卫军人数达994人。

1938年至1942年，神府军民凭借黄河天险，组成坚固的黄河防线，先后经过多次河防战斗，粉碎了日军渡河企图，保卫了陕甘宁边区，保卫了大西北。

1938年，日军大举进攻晋西北，晋西北地区相继失守，黄河沿岸八路军120师部、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以及晋绥边区所属单位移驻河西岸的神府地区，晋绥军区后方医院驻扎在贺家川村。群众自发合家并户，腾出窑、房30多孔（间），并有40多户人家腾出热炕，让伤病员居住，老百姓自己则睡地下。其时，由于伤病员过多，住宿紧张，便将部分伤病员分散在周围各村休养。当时，温家川村为伤病员休养一所，合河村为伤病员休养二所，刘家湾村为伤病休养三所，马镇村为伤病员休养四所，罗家滩村设荣誉军人休养所。40多名儿童担任义务护理员，精心护理伤病员。有10多名儿童当通讯员，帮助机关干部传达信息。

1938年5月，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在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长姜齐贤的陪同下，从延安出发到晋察冀抗日前线。5月16日，白求恩大夫途经神府县贺家川八路军120师后方医院。在贺家川短短的6天时间里，前3天白求恩大夫为200多名伤病员进行了检诊，给20多名重伤员做了手术。后3天他亲自绘图，指导大家制作了拐杖、靠背架和托马氏夹板。

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白求恩大夫在中国的20个月里曾献血3次，第一次就在贺家川120师卫生部，采血者是他的助手布朗大夫。具体时间为1938年5月2日。

也就是在贺家川120师卫生部，八路军的医护人员第一次看到采血和输血，第一次接触到输血技术。

1938年，神府苏维埃政府效仿八路军120师贺龙所部十几个后方单位的经营方式，采取军队出钱、派员负责、吸收当地生意人参加兴办军民合作社的办法，在贺家川村创办“自立成”合作商店。后将原二、四、五区联办的二四五军民合作社改组为贺家川民众合作社，是神木县历史上第一个供销合作社。合作社经营的商品主要靠120师后勤部、晋绥行署、神府县政府根据当时军民生活、工作需要和供销实际，选派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有关的人，在太原、内蒙古、榆林、神木、高家堡等国统区采购，贿通国民党军官武装送出“白区”边界运回。供销合作社的主要业务有生活用品销售、生产资料供应、农副产品收购与推销，成为农村商贸流通的主要渠道。

随着生产自救的需要，神府根据地内较大的村镇如马镇、盘塘、葛富、刘家湾、石角塔、彩林、万镇等地，先后办起纺织、运输合作社，使合作商业的经营范围和业务活动突破纯“经商”的局限，开始从事纺织加工、粮油运输、医药、代办邮政等多种经营。

1939年6月，中共神府分区第二次党代会在贺家川召开。会议总结了神府分委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领导根据地人民保卫边区、推进全国抗日战争等工作，确定了今后党的建设和抗战任务。大会选举了中共神府分区委员会成员，武开章任书记。

1940年6月，日军疯狂扫荡兴县，西北农民银行的铸币厂——洪涛印刷厂被迫搬迁到黄河西岸的路家南坬村（今属贺家川镇），首任厂长李吉宇（湖南人）的墓碑现在还竖立在路家南坬村的山梁上。1942年4月，洪涛印刷厂又迁至贾家沟村。

《抗战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晋绥分局的机关报。1940年，报社迁往黄河西岸的前杨家沟村（今属贺家川镇）的祠堂里编印报纸。面对残酷的战争，报社工作人员不得不“游击办报”，一遇敌人“扫荡”，就坚壁清野，把桌椅板凳藏进山洞。有的编采人员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坚持出版报纸。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极其艰苦阶段，广大新闻工作者面对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在严寒的西北睡冷炕，吃粗粮野菜。总编辑赵石宾同志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带病坚持工作，不幸积劳成疾，于1942年3月病逝于贺家川，年仅28岁。

1941年至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先后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从1942年春开始，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普遍的整风运动，贺家川集中了1500多名机关干部和八路军将士进行整风学习。根据党中央的安排，晋绥边区在神府前杨家沟举办整风学习班，曾经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华国锋同志，曾在前杨家沟村整风学习半年时间。

抗战期间，由延安派往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干部，大多经神府渡过黄河；华北敌后运往延安的战利品，干部、学生到延安学习，也多半通过这里。这充分显示了神府根据地在革命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1941年，日寇疯狂扫荡我华北根据地，解放区出现严重困难局面时，晋绥边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120师司令部、后勤部和部分学校、工厂、医院、剧团等陆续转移到神府根据地。人数达15000人以上，牲畜千余头。生活工作所需全靠神府人民解决，神府一时成为晋绥边区和120师的中枢，成为八路军将士养精蓄锐、重返前线的后方基地。其时，晋绥边区粮食部迁驻本县石岊峁，120师后勤部迁驻采林，120师政治部迁驻刘家湾，120师卫生部（包括6个卫生院及后方医院）迁驻贺家川，120师被服厂迁驻王家沟和王桑塔，晋绥边区财政处迁驻盘塘，120师特务团、河防司令部设盘塘，晋绥边区制药厂迁至乔家湾，晋绥边区工具厂迁至秦梁，晋绥边区公安总局迁至王家庄，晋绥边区党校迁至呼家庄，晋绥中华邮政总局设东梁堡。1941年，晋西北军区卫生学校（现西安前身）在贺家川村成立。

1942年2月至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带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北上考察，于1942年2月18日到达当时神府县政府所在地贺家川村，随即展开了神木农村的调查工作。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张闻天和其他同志分别对贺家川、贾家沟、孟家沟、闫家山、西山上、尚家庄、路家南坬、崔家峁等8个村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在神木农村8个自然村的调查结束后，各小组整理出各自的调查材料，然后由张闻天亲手写成《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报告大纲。之后，张闻天又带领农村工作调查团东渡黄河，于1942年4月22日至9月10日对晋西北兴县二区14个村的土地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然后汇编成《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一书，成为研究当时中国农村现状的珍贵资料。

1941年至1945年，神府县召开了三届参议会。

1941年7月中旬，神府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贺家川召开，选举武开章为第一届参议会议长，贾怀德、温籍甫为副议长，后补刘荣胜、刘学增为副议长。选举毛凤翔为神府县县长。

1942年9月26日，神府县召开第二届参议会，选出了议长刘长亮，副议长刘学增，政府委员毛凤翔、梁士堂、刘海珠、刘荣胜、张学增、路茂槐、刘镇南、李士孝等9人。毛凤翔连任神府县县长。

1945年1月17日至25日，神府县在温家川召开了第三届参议会，刘北坦当选为议长，刘凯南为副议长，梁士堂当选为县长。

神府县三届参议会，由于认真执行了“三三制”政策，使各党派、各阶层、政府与人民更加亲密团结，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政权建设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晋绥边区是由山西中西部的晋西北、晋西南和内蒙古、绥远的大青山3个地区组成，是抗日战争时期由我党领导创建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为鼓励广大民众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抗日，从1942年1月至1944年12月，晋绥边区曾先后召开过四次大型的群英会，表彰了从工农业生产一线和武装斗争中涌现出的1000余名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其中，第一次、第二次群英会在兴县城内召开，第三次群英会在陕北神府县（其时神府县归晋绥边区管辖）盘塘村召开。这三次会议着重表彰在边区工农业生产和部分行业中涌现出的劳动模范和妇女纺织英雄。随着对敌斗争的胜利和边区各项事业的发展，1944年12月，晋绥边区在神府县王家庄召开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大型群英会，表彰和奖励了一大批在抗日战争中涌现出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机关模范工作者，获奖者遍及全区的各行各业。晋绥边区四次群英会的召开，对激励300万边区民众的生产和抗战热情、巩固和发展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对各抗日根据地及全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为了缅怀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晋绥军区于1944年9月13日在贺家川竖立了“晋绥军区后方医院伤亡病亡烈士纪念塔”。塔高4米多，用青石砌成四棱锥体，像一柄利剑指向长空。正面刻有“晋绥军区后方医院伤亡病亡烈士纪念塔”17个大字，由晋绥分局书记林枫题写。这里长眠着1938年至1944年在晋绥军区后方医院伤亡病亡的抗日将士606名。现在保存的有冯全英、赵石宾、毛小安、郭炳、邓吉兴、李克林、张清雨等烈士的墓碑，但因年久经风雨侵蚀，字迹模糊，辨认不清。每年清明，村民和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凭吊瞻仰，祭扫英灵。

1937年到1945年，神府根据地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做出过巨大贡献。

1938年2月，日寇扫荡晋西北，兴县告急，120师及35军军用品无法转运。在这危急时刻，神府县政府动员了大批自卫军开赴晋西北，安全转移了伤病员及所有军用物资。特别是水手运输队，冒着枪林弹雨，往返漂泊在黄河上，用汗水和生命保障了人员和物资的安全运送。入冬时又先后动员了2000多名民工，配合部队建筑河防工事。1940年，神府县政府总共动员担架队14847人，赶牲口的24257人。1942年3月，日寇进攻府谷、保德时，盘塘渡口运输军用品很紧张，每天有自卫军40余人，帮助运输军用品及伤兵一个多月。1943年，在晋绥边区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仅有2万人口的三区，一次就出动上千人的担架队。三区仅有240多户的刘家坡乡，一次就捐献救国粮40余石，做军衣300余套、军鞋200余双，捐款200元。

物资方面，神府人民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物出物”，神府分区成立了“抗日基金筹备委员会”，积极募捐抗日基金。1937年募捐基金银元370元，1938年两次给120师送法币883.9元，1941年又给120师募捐法币7603元。

在那个年月，只要战争需要，神府人民哪怕自己忍饥受寒也要保证前方的供应。1937年至1938年，神府人民共为八路军120师捐献毛袜、手套、军鞋2000余双。1940年，神府县政府给晋西北机关和120师代买谷米765.68石、豆子38.9石、炭114750斤、干柴18400斤、草88000斤、鸡238只、鸡蛋1327颗、菜6120斤。

1942年，神府一区五乡给120师供给部拆洗衣服100套。三区给120师卫生所运米90石，给120师供给部由沙峁往盘塘送盐9880斤，给骑兵17团送草14400斤、黑豆27石。每逢年关节日，群众都要到驻扎在贺家川的晋绥边区后方医院慰问受伤的抗日将士。

1937年到1945年，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贺家川镇的温家川村是神府革命根据地的政治、文化中心，贺龙、关向应、林枫、乌兰夫、高岗、张闻天、邓子恢等许多党和国家的高级将领和领导人曾在这里生活工作过。设在温家川村的党、政、军机关有神府佳特委、神府县委、神府县政府、河防司令部、民众合作社、百货门市部、120师后方医院伤病员休养一所、机关卫生院等。温家川村在抗日战争的光辉历程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文化名村。

天地沧桑，丰碑不朽。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和平安定、幸福生活，老区人民将永远铭记！

本文来源：榆林日报编辑：高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