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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徐先生 中宝缘 这里介绍一件钧窑紫红斑纹“公用”款折沿长方盘，盘长25.6cm.宽13.4cm.高1.4cm。盘敞口，折沿，浅弧腹，平底。里、外施钧窑最具代表性的天蓝色釉，釉面肥厚莹润，盘内釉面有紫红斑纹楷书“公用”二字，外底留有六个支烧钉痕，支钉痕露胎处施酱色釉，胎呈灰色。该件长盘有明显的老化痕迹和受蚀状态 ，它釉面严重老化，釉面密密麻麻大大小小的受蚀小坑，较宽的开片裂缝和破口死亡汽泡，加上裂缝和汽泡内渗入的污物，用放大镜看口沿釉面严重糟化，还有那清香的土葬气味，无不呈现出千年的苍桑感。
在已知所有国内外馆藏钧窑中，类似长方盘未见过，在已知民藏钧窑中也是罕见，由此引发以下一些思考：
思考一，北宋到底有没有官钧窑？目前学术界对北宋是否存在官钧窑有较大争议，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考古发现，好像都不支持北宋官钧窑一说，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标注的北宋官钧窑陈设器，都被国外主流文博界疑为元末明初或明中期产品，最顶级博物馆的北宋官钧窑被质疑，其它中小博物馆和民藏所藏类似钧窑就缺少了自称北宋官钧窑的底气。北宋没有均州之称，因而也可能没有钧窑之称，但这种具备钧窑特征的青釉瓷自唐至北宋就已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关键是是否在北宋被作为官窑存在，我们所说的官窑概念，应该是不仅指宫廷御用之物，而且还包括官府公用之物，这件标注“公用”款识钧窑长盘，应该是官府所用之物，作为钧窑都存在的宋，金，元三个时期，虽然以少数民族作为统治者的金元两代也有可能用汉字标注的官府公用之物，本人也确实收藏一件具有元代制作特征的钧窑紫斑“公”字款小碟，但最有可能出现这种汉字款识的官府钧窑公用之物的年代无疑应是宋，必竟从金到元，战火连绵，烧制钧窑的窑口又大都是民窑，为官府所用的可能性的确不大，从该长盘小巧的造型和精致的制作工艺看，也与北宋官窑的审美理念和制作工艺特征相符，所以说，这件钧窑长盘有极大可能就是北宋官府公用之物，即属于广义概念的北宋官窑，由此推断，北宋存在官钧窑之说是成立的。
思考二，属于窑变系的钧瓷，按'窑变'理论，应该是指进了窑以后，在烧造中才产生的变化，人力不可控制，即所谓'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清末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对钧瓷更是作了祥说：'元瓷之紫聚成物形，宋钧之紫弥漫全体。'即指宋代钧瓷的色泽是弥漫状的，颜色的边缘完全看不清，而且往往是一个整体，钧窑的呈色真的是不可控制的吗？如果我们细观钧窑，以上说法无法成立，其实是为那些馆藏所谓钧窑陈设器自圆其说。几乎所有钧窑带色斑器物都可以清晰看出其红色或紫色呈现时的笔触。故宫博物院藏钧窑双系罐，腹部一月牙形玫瑰红斑，如残月当空，醒目别致。细细观察，其工匠的笔触由左及右，随手一挑，潇潇洒洒；金代的无名工匠一定想不到自己的随意能跨越千年，穿越时空，让后人欣赏到这漫不经心的一笔；另一件钧窑紫斑盘，一笔横勾，极具书法韵味；甩落一点，富于气象变化；观复博物馆著名的“三潭映月”钧窑盘与此盘大同小异，三笔均匀分布，无意间落下一滴巧成圆月，构成人文景观，尽管这是后人的附会，但绝对可以肯定这些色纹色斑都是当年工匠有意为之，绝不是无法控制的产物。回过头来看这件长盘，紫斑纹不是什么点点划划，而是两个标准汉字“公用”，这绝对是对钧窑呈色最大胆的运用处理，从字迹周围弥漫洇开的紫晕看，由于窑变的不可控性，稍不留神，字迹完全有可能被糊化，导致前功尽弃，正是由于字迹生成有极大难度和风险，在遗存的宋金元钧窑中极少能看到有紫斑文字款的。
思考三，古代瓷器上的标记性文字会出现从左向右书写格式吗？这也是本文要重点阐述分析的问题，我们发现这件长盘上标注的公用二字是从左向右书写，一般而言，我们理解的古代文字书写格式大都是从右向左竖写或横写，自50年代文字改革后才形成我们现在所通行的从左向右右行书写习惯。其实，只要我们对汉字书写历史稍有了解就不能发现北宋出现这种书写习惯其实并不奇怪，它是两千多年汉字书写历史延续传承的体现，我们不难看到，自汉字诞生之日起到宋金元明，汉字从左向右书写格式或习惯一直存在，如山东省博物馆藏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甲骨文《氏龟牛骨刻辞》，正面刻辞从左向右书“贞禽……来王……佳来……允至”，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春秋中期青铜器《栾书缶》，自左向右竖篆书“正月季春元日己丑/余畜孙书也择其吉/金以作铸缶以祭我/皇祖余以祈眉寿栾/书之子孙万世是宝”。汉代瓦当和汉砖当中就有一些从左向右书写遗存实例，如汉瓦“万岁”，“千秋万岁”，“与华相宜”，“甲天下”，“船库无极”，“长生未央”，千秋长安”，汉砖“大吉阳宜…”，“大吉富贵万年”，“永平十六年何君造”，“富贵”，“永元六年宜世里宗整和后安乐”等，都是从左向右横写或竖写，唐代颜真卿的《大唐中兴颂》也是从左往右书写，五代《公牛碑》为建府衙写的碑文应当说是官方所为，也是从左向右格式，把从左书看作很平常的事，毫无顾忌。敦煌文献中有不少石 窟 壁画 题 记、 绢 画题 记、发愿文，抄经都是从左向右书写，宋代苏轼有一方行书碑《宋上清祠》也是右行文。我们还可以从唐宋古钱币上的文字排序略见一斑，古钱币通常是按上下右左顺序刻字并直读，但唐宋时期不少钱币是按上右下左顺序旋读，有的甚至是像现代字一样的从左向右横读，如北宋的崇宁通宝钱币，刻字顺序是先刻崇字，然后向右刻宁字，而不是向左可宁字，这个刻字顺序原则上看就是从左向右格式，还有北宋的宣和元宝，熙宁元宝，元佑元宝，淳化元宝，庆历重宝等钱币，都是这样的从左向右格式旋刻法，只要是北宋的旋读钱币，基本都是从左向右刻字，很少有从右向左旋刻，更有甚者，有不少宋代花钱就是像现代字一样直接从左向右横刻，如北宋十二枚一套的寿生钱之一“丑生人”的“生人”二字，“午生人”的“生人”二字（注：丑生人即丑年出生的人），北宋马钱“黄渠”二字，（注：黄渠是指一良种马），南宋祝寿宫钱“长命福贵”和“福寿延长”中“福贵”，“延长”两字等，都是从左向右横刻。
作为瓷器也是如此，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宋代龙泉窑葵口碗内底楷书戳印款“河滨遗范”四字是从左向右竖刻双行，还有一件于1955年出土，内底压印“河滨遗范”款的南宋龙泉窑碗底残片，外底墨书“庚戌年元美宅立”，七字为从左向右竖写三行，该残片现收藏于安徽省博物馆；最典型的是国家博物馆藏一件产生于金代大安二年（北宋1210年）的陶瓷供养洗，外壁一圈从左向右书写“佛光普度大安二年张泰造”十一个墨书大字，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北宋磁州窑珍珠底梅瓶上剔刻“清净忍”三字就是从左向右排列，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住友集团捐赠的宋晚期磁州窑“风花雪月”款梅瓶风花雪月四字是从左向右左旋剔刻，还有该馆藏金代黑釉梅瓶“福德长寿”四字也是从左向右剔刻，1983年10月陕西凤翔县出土的北宋晚期黄釉梅瓶“风花雪月”四字也是从左向右左旋剔刻，五代燕国作为地方政府正式发放的钱币“永安一十”，就是直接地从左向右横刻永安二字。那么宋代往后的元代有没有从左向右书写汉字的遗存呢？70年代韩国新安海底元代沉船中打捞出大量中国元代瓷器。其中有一件元龙泉窑青瓷盘，底刻“使司帅府公用”六字铭文就是从左向右竖写双行款识，司帅府的全称为“浙东道宣慰使司元帅府”，它是元朝时期所设立的掌管一方军政的机构，这件青瓷盘目前被陈列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1998 年春，江苏扬州市一建筑工地出土了一件带有“宪用”二字青花铭文元青花瓷片标本，现藏扬州市博物馆，“宪用”二字从左向右书写，“宪用”即上面提到的“宪司公用”或“宪台公用”的缩写，“宪台”“宪司”是元代官府御史台和肃政廉访司的别称，属于官府。景德镇陶瓷艺术馆藏有一标有“戊子舒宅”款元青花瓷片，“舒宅”二字是从左向右书写。
即使在明清，从左向右书写格式在明清官窑器和民窑器中也并非完全绝迹，如故宫博物院藏著名的明宣德 青花蓝查体梵文出戟法轮盖罐，盖内中央双线圈内横书“大德吉祥场”五个篆体字，就是从左向右书写，要知道，这个盖罐是宣德五年朝廷为一个重大宗教仪式专门设计定制的，其制作设计绝对有讲究，之所以用右行格式书写，可见这种书写格式对朝廷来说还有其特别意义因而被破例采用，又如磁州窑博物馆藏大清乾隆十五年制磁州窑绣墩吉祥如意款“如意”二字就是从左向右书写，
以上举例实物均出自博物馆，民间藏品中也不乏遗存物实例，尤其在喜欢用墨书文字装饰的磁州窑中表现更多，如宋代磁州窑红绿彩梅瓶残件从左向右书写“瓶里藏日月酒中有乾坤”诗句款，金代磁州窑红绿彩圆盘从左向右书竖写“壶中乾坤”，另一件从左向右竖写“风花雪月酒”句，这种左右对称即有从左向右竖写又有从右向左竖写格式诗句在金元红绿彩圆盘中不在少数，还有金磁州窑盖子从左向右旋写“春暖人间”四字，另一个磁州窑盖子上从左向右旋写“财运亨通”四字，一个金代磁州窑盘内从左向右书写“金水相莲花”五字，一个金磁州窑瓜棱罐从左向右旋写“饱食求安”，一个金磁州窑碗从左向右墨书“一枝花”，一个宋代磁州窑州茶釜或煎炼丹药器，从左向右墨书“十五尊佛”，两个宋磁州窑碗底分别从左向右墨书“夏记”，“第一鞋，刘文然记”广告语，一个宋瓷碗从左向右竖写“风花雪月”四字，一个元磁州窑瓶从左向右墨书“借问酒家何处有”，一个明代青花碗从左向右旋写“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字，一个明早期民窑青花碗上从左向右书“五子登科”，两个明代青花残片从左向右横写或竖写“永保长春”，即使在民国，我们也能发现有从左向右书写的实例，如两对民国磁州窑大瓶同时出现从右行和从左行两个方向书写“骑牛读书”和“渊明爱菊”，另一个民藏民国青花残盖，从左向右横写“民国三十五年办”。最典型的是一个民藏元代至大四年制磁州窑梅瓶，瓶肩从左向右书写一圈“至大四年醉仙楼杏花酒，哥舞—宛小君苏婉婉”，瓶下端从左向右书写一圈“同饮江湖酒一樽”，数十字的款识全部从左向右书写 ，还有一个民藏宋磁州窑香炉，下端从左向右墨书“大观三年供养” ，大观三年就是北宋宋徽宗执政的1109年，是个有确切北宋年代的从左向右书写民窑器，还有一件民藏北宋寺庙用磁州窑碗，碗外壁墨书写“功德无量存其正大观元年”，其中“大观元年”四字为从左向右竖写，大观元年也是宋徽宗年号1106年。这样的遗存物实例都有照片为证，在民藏中可谓举不胜举，
以上史实充分证实，悠悠历史长河中汉字书写格式不是绝对一律化的，从左向右右行书写虽然不是汉字书写格式的主流，但也不是什么禁忌，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时有出现，尤其表现在字数不多的标记性文字方面，比如陶瓷器上的标记性文字，在宋金这样的百花争艳宽松文化时期更不鲜见，不足为奇，所以这件北宋钧窑长盘上出现“公用”二字从左向右书写实为正常历史现像，不必存疑。
敦煌研究院文字研究专家杨森说“中国古代从左书习尚最早上自殷商,下至清代,与从右书的时间大体相近，…从左书起初盛行于上层人士间,后来就雅俗混用,只是使用的频率不如从右书多…特别是元明清更少使用。”专家之说也证实了这一点。
思考四，北宋有使用公用二字的惯例吗？
我们知道元代官府机构有着一种置办“公用”器物的习惯，以备官府机构使用，元《秘书监志》卷三“公用银器”条记载: “至元二年四月十二日秘监密迩谟和么提调，制造公用银器，送架阁库依数收贮，听候公用”，元代中期，官府机构就下派官员去景德镇地区窑场置办“公用瓷”。上世纪 80年代，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出土的一件带有“使司帅府公用”字样龙泉青瓷盘就是一件典型的公用瓷，1998 年春，江苏扬州市一建筑工地出土了一件带有“宪台公用”青花铭文的元枢府釉瓷标本，此后不久，安徽宣城地区亦出土了一件同类铭文枢府釉瓷标本，铭文仅剩“宪台公□”三字，内蒙古博物馆馆藏元代文物有“枢府公用”款识的红釉青花鱼纹玉壶春一个；“内府公用”款识的红釉青花鱼纹三管瓶一个。那么，早于元代的宋代有使用“公用”二字的习惯吗？宋代有个特有的官设机构叫公使库，公使库是宋代州、府、军、监一级负责收贮、管理和经营地方官府的公款公物、招待过往官员及本地方官员宴饮的重要的地方财政机构，北宋初年由太祖创立，一直到南宋灭亡结束其使命。公使库作为宋朝管理公务财物的机构，在宋朝之前也有类似的管理机构，只是没有公使库的特定名称，公使库可以说是宋朝所独有的机构名称。除了公使库，宋代还有一个同样性质的机构，叫公用库，《宋史》卷401《刘爚传》记载：“（宁宗时），提举广东十万、转运司五万，爚以公使、公用二库赢钱补之。”这就清晰地证实宋朝还有公用库这一机构，其作用类似于公使库，也负责掌管官府用钱财物。在宋代，公用二字通常都与这两个库有联系，使用最多的叫公用钱，如范仲淹《奏乞将先减省诸州公用钱却令依旧》一文就提到公用钱；还有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朝廷即“差定诸州军公用钱”；宋真宗时，王随出知应天府，“寻有诏增应天府公用钱至百万，从随所请也”；天禧三年(1019)，“增许州公用钱至七十万，从知州李维之请也”，，许多史书都提到公用钱，这个公用钱就是特指公使库里的钱。涉及到公用二字的宋代文献记载也有许多，如宋朝官府向百姓征收租税有个叫头子钱的附加税，开宝六年(973)就提到：“诏诸仓场受纳所收头子钱，一半纳官，一半公用”，意思是税收的一半交朝廷，另一半交地方公使库官府，这里的“公用”二字就特指公使库或公用库；还有《宋史》卷262《刘温叟传》记载：“（宋太祖时），宪府旧例，月赏公用茶，中丞受钱一万，公用不足则以赃罚物充”，这里的公用茶就是指公使库里的茶叶，“公用不足”即公使库钱不够的意思，可以用罚款充公；也有因处境“苦寒，公用不给，伐薪烧炭，以充公用”的记载；又如，仁宗时，大臣孙沔在其《请罢 不管兵节使公用》中的“公用”就是特指公使库或公用库。再如据《宋会要辑稿礼》六二之23至24记“ 京师给公用者：中书：宰臣月各给厨钱五十贯，参知政事三十五贯；又有添支钱百四十贯，添厨钱五十贯。制物，枢密院堂后官以下共百七十二贯，…”，这里的提到的“公用”二字也是指公使库，意即朝廷给各级政府公使库的拨款金额。在宋代，如果公用钱不足，可以用“回易生息”的方法筹集公用钱，也就是用借贷方式钱生钱，宋代开封府曾有记载“许人借贷出息，以给公用”。知邕州刘初曾“借度僧牒二百，收息置公用器物”，这里非常明确地指明“公用器物”就是公使库的物品。宋代的公用钱自筹和迎送馈送制度一度成为官员腐败的温床。北宋官员宋祁说：“公用之设所以劳众而饷宾也”，“今则不然”，各级官员“贪取公用，以济私家”，这里的公用也是特指公使库或公用库；北宋大中祥符六年朝廷确定广州公使库拨款额度“以七十万为漆支，五十万为公用”；除拨款外，北宋朝廷还分配田地给公使库，熙宁七年给熙河路安抚司“拨地两千顷，籍所入为公用”；宋代公使库还通过征收杂税来补充公使钱，如泾原路笼芋城以本城230万酒税“羡数给公用”；陕西御史台甚至将处决的犯人“应随身衣物官司并收附，以备纸笔公用”；朝廷对违反公使钱管理规定也有处罚，知宁化军冯维举因“尝令指使回易公用挟私物”受罚，知滨州王起则因“常以私船回易官盐以益公用”受弹劾。由此可见，在宋代官员话语中公用二字出现的频率出奇的高，就因为公使库或公用库与他们的为官行为形影不离，用钱离不开公使库，招待喝酒吃饭离不开公使库，送礼离不开公使库，当然，还可以举出更多史例，它们都足以证明，在宋代，只要朝廷或官府提到公用二字，大都是特指公使库或公用库，可以说，公用就是公使库或公用库的代名词或专用名词，由此我们不难推测，作为北宋官府用瓷，在这件钧窑长盘上出现“公用”款识实属正常，不足为奇，也证实这件长盘很有可能是公使库为饮食招待所用之物，当然，即使它与公使库没有关系，像元代一样，作为某官府所用之物也很正常。
以上是从这件钧窑长盘所透射出的历史信息而引发的思考，任何一件古瓷器都能透射出许多历史信息，有些信息是可解读的并被公认真实的，有些信息受条件限制是暂时不可知的和无法解读的，需要我们去虚存实，去伪存真加以科学分析，有些甚至是永远无法解读的，但这并不因此而成为否定其真实性的理由，这就是我对这件钧窑长盘进行思考的出发点。
联系：徐先生，19805129024，13961791692（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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