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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第一年：发掘登封王城岗遗址 探索夏文化 1977年，方燕明结束了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涯，来到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与考古正式结缘。谈起参与发掘的第一个项目——登封王城岗遗址，方燕明连说了几个“很幸运”。 方燕明：很幸运，我1977年入行时，正好赶上夏文化探索的一个高潮。当年，安金槐先生挂帅在登封告成一带开展夏文化探索，发掘了非常著名的遗址——王城岗遗址，这是一个主动发掘项目。对于我来说，刚刚工作就能参加到探索夏文化当中，应该说是非常幸运的。 王城岗遗址的发现非常重要，在1977年冬天的时候，登封开了一个考古现场会，当时国内的大专家们都来参加这个会，我也有幸经历了这个学术会议，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我还参加了王城岗报告的整理，1992年报告正式出版，我是这本报告的作者当中最年轻的一位，应该说也是非常幸运的。 1979年，方燕明与同事主持颍河两岸的考古调查，并对重要遗址进行了试掘，发现了沉睡4000年之久的禹州瓦店遗址。 9年：编辑《华夏考古》和考古报告 1984年，方燕明进入吉林大学历史系攻读考古专业。经过深造的方燕明，在1987年回到原单位工作时，本以为会继续从事田野考古，但没想到坐的却是“冷板凳”，要为别人“做嫁衣”。 方燕明：回来以后做田野工作的时间很短暂，做了不到一年吧，我们所里创刊了一个杂志叫《华夏考古》。1987年秋，我就到编辑部参加《华夏考古》的编辑工作。《华夏考古》是河南唯一的考古学刊物，我们也曾做到过全国CSSCI核心期刊，这也是文物考古行业对我们工作的认可。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出版特别是考古专业出版困难比较多，我们所里积压了很多考古材料，很多是急需出版的考古报告。大概从1991年开始，我和编辑部的同仁就承担了我们所里考古报告的编辑出版工作，当然也包括一些图录、专著等等，经我手做编辑的文物考古书籍大概有四五十本。 从考古专业来讲，发掘结束再通过整理到报告出版，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过程，那么能从我们手里把发掘的材料，通过编辑真正变成一本考古报告，成为历史文化研究中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 能从庞大繁杂的资料中抽丝剥茧，编撰成脉络清晰的考古发掘报告，并在短短几年内将《华夏考古》做到全国核心期刊，方燕明付出了很多，也取得了一番成绩。 5年：全程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 虽然编辑《华夏考古》和考古报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方燕明心心念念的还是田野考古发掘和探索夏文化。机会始终属于有准备的人，而对方燕明来说，这个机会等了9年之久。 方燕明：这个机会大概一直要等到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河南地处中原，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主战场就是河南。断代工程在北京启动的时候，项目办希望我们河南能够推荐一个人来参加夏文化年代学研究课题，来做早期夏文化研究。安金槐先生很看重我，举荐我承担早期夏文化研究工作，所以我从1996年开始一直到2000年，5年时间全程参加到夏文化研究课题里面。断代工程提出公元前2070年作为夏的始年，主要用的就是我们早期夏文化研究在王城岗、瓦店的标本测年数据得出的。  我除了在王城岗采样测年外，1997年又开始在瓦店遗址进行发掘，大概1999年完成了早期夏文化研究结题报告，可以说在断代工程的5年里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在夏文化研究，特别是早期夏文化研究当中，为学界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当然我做这些研究工作的时候，《华夏考古》编辑工作正常在做，我手里编的考古报告也在做，虽然说很辛苦，但是收获很多。 20年：只为中华文明探源 结束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方燕明几乎无缝衔接，投入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中，一做就是20年。 方燕明：从2002年到2005年重新发掘了王城岗遗址，我们到那时候才搞清楚王城岗小城实际上仅占王城岗大城的一个角，王城岗大城占地36.7万平方米，城里还发现了大型的夯土建筑。王城岗大城报告2007年就出版了，那个报告也是中华文明探源里面出版的第一本报告。 我在1997年断代工程发掘的时候，在瓦店遗址已经有过重要的发现，但那个时候只挖了几百平方米。从2007年到2010年，在后续的中华文明探源当中，我又连续4年对瓦店遗址进行发掘，有非常重要的发现。  在瓦店遗址除了考古学的研究以外，我们尽可能的采用多学科手段，如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讨论农业是什么状态，畜牧业是什么状态，当时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精神文化等等方方面面，把中国考古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后来我还因为瓦店这个项目拿到了国家田野考古的三等奖，主要评的是考古发掘的水平。 40年：揭开夏文化神秘面纱 夏王朝是否存在？早期夏文化从哪里找？4000年前的祖先如何生活？方燕明40年的考古发掘让人们对夏文化、夏王朝、夏文明有了更多的认识。 方燕明：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夏代的始年（公元前2070年），瓦店遗址的主体遗存、王城岗的大城，都是在公元前2070年以内的，那就等于说它们已经进入夏的纪年。 从考古学文化上看，以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和新砦期为代表的是早期夏文化，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是晚期夏文化，这些文化是前后接续的，很有可能都对应着历史上的夏文化。 从遗址的规模上看，我们已经发现瓦店遗址是面积100多万平方米的大遗址，这种面积的大遗址在距今4000年前后，很可能是当时的聚落。王城岗遗址在当时是36.7万平方米的大城，这是目前我们发现的夏代早期或者龙山晚期最大的城址，很可能是都邑或者中心聚落。 很重要的一方面，以嵩山为中心的区域是夏人活动记载最多的地方，考古材料跟文献记载的夏人活动区也是相吻合的。我们这些年始终在做多学科研究，发现龙山晚期五谷（稻麦豆粟黍）都是全的，四畜（牛羊猪狗）也是全的，这个时期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我们讲的夏文化，就是最早建立国家，或者早期国家。 当下：夏文化研究的困惑 虽然夏文化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但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夏代的积年如何推定？夏代的年代上限和下限还有讨论，这一时期的大遗址发掘面积有限，中小型遗址发掘不多等等，都限制着对夏文化的研究。 方燕明：夏代的积年大概有470多年，二里头文化的主体是夏文化，这是学界可以认定的，问题是夏的上限到什么时候，夏的下限跟商代分界这一刀切到哪，现在还有很多讨论。还有一个困境就是我们知道王湾三期文化比新砦期遗存早，新砦期遗存比二里头文化早，这是考古学的相对年代，但是到底它们的年代早多少，是怎么衔接的，要靠绝对年代的探讨。它们的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如何再去对应文献上记载的夏的年代，在年代讨论上是一个大问题。 跟夏文化有关的二里头遗址，面积是300多万平方米，现在大概发掘了四五万平方米；瓦店遗址是100多万平方米，我们现在才发掘了几千平方米；王城岗遗址大城本身都30多万平方米，发掘了1万平方米，才1/30；新砦遗址是100万平方米，发掘了几千平方米，所以对遗址的了解是很有限的。考古学研究始终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了解不够，了解的太少，这是我们研究的瓶颈。 还有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工作当中的不足，二里头遗址、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以及瓦店遗址，这些遗址在当时要么属于中心聚落，要么是都邑型的大遗址，但是早期国家不仅有大遗址，还有很多中小型遗址，当时社会早期国家或者我们叫夏王朝，它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管理着整个国家，中小型遗址我们发掘的不系统且很少，我们就说不清楚。 退休7年：继续追寻夏文化 目前，方燕明已退休7年。但他还常年吃住在瓦店遗址或王城岗遗址发掘现场，为追寻4000年前的夏代文明，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说，很享受当下的工作状态。 方燕明：2015年年底都退休了，因为编辑部里我做的那一块史前的编辑工作，还没有人接，所以编辑部还希望我能继续工作，我对《华夏考古》杂志很有感情，所以说我一直帮着他们做。我手里还有本单位的考古报告没做完，预计到今年年底可以出版。我自己手里头也有文明探源项目，包括社科基金项目，虽然已经都结项了，但是考古报告还没有出版，这几年我一直在做。 从2020年开始的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重启了禹州瓦店遗址和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主要都是由年轻人来做，但是因为这两个遗址我原来做的时间比较长，他们觉得可能我的经验比较多一点，单位就聘我做这两个遗址发掘的顾问，替他们把把关，做些工作规划，他们也很尊重我。所以说我这些年虽然退休了，身体也还可以，我也很享受现在能有这样的工作机会，因为我觉得自己经手的工作中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以及未解之谜，我也希望自己的考古生涯能够再多几年，给自己的考古工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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