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翻地覆六十年 第四章 我的婴幼儿时期（上部）家庭状况

天翻地覆六十年（蓟州孟凡生回忆录42——54）

                         第四章 我的婴幼儿时期（上部）

                     家庭状况

                      序言

目前在社会上，根据小孩的不同成长阶段，分别由托儿所（育婴堂）、幼儿园和小学校进行抚育和培养。以此为标准，可以把一个普通人（特殊的例外）的儿童时期，分为三个阶段：从出生到能正常走路和说话并有些记忆之前属于婴儿阶段，一般在两周岁半以内。从能正常走路和说话并有记忆开始到上学之前属于幼儿阶段，一般是从两周（岁）半到六周岁。 从上小学到初中一年级（或称七年级，一般是13周岁）为少年阶段，或称儿童阶段，是加入少年儿童先锋队，佩戴红领巾的年龄。14岁以后，就达到加入青年团的年龄了，属于青年人了。年满14周岁的人一般人已经进入青春期，在旧中国已经达到结婚的年龄了，就不是小孩子了。按照我国现在的法律规定，年满14岁也要负刑事责任了，也不属于儿童了。

一般人婴儿期的大脑发育尚不成熟，记忆比较简单，能记住一些常用的话语和常接触的熟人，可是对许多具体事件是没有记忆的。一般人对自己在婴儿时期的发生的一些情况，都是后来听大人介绍的。

1948年——1955年，是我的婴儿期和幼儿期，这段时间都是在蓟县城内西南隅村度过的。这个时期的蓟县城里还是私营经济时期，国家只是重点抓了初级小学的建设，还没有组建托儿所和幼儿园。因为这时期妇女还是以家务劳动为主，已婚妇女就是在家里看孩子做家务，极少有在外边参加工作的。那时的工厂的工人和商店的店员，就连在大街上或大集上出地摊做买卖的人都是男性，为家里赶集上店购买商品的一般也是男性，很少有妇女出头露面的。那时县里和区、乡政府机关里也有妇女干部，她们的小孩需要送到“奶母”家寄养。也就是把哺乳期的小孩子送到“奶母”家中，或者吃“奶母”的人奶，或者由“奶母”喂奶粉（代乳粉），和“奶母”家的孩子一样，由“奶母”家抚养。

在我的婴幼儿时期，蓟县的社会状况和农民的家庭状况，与现在差别很大，为使年轻人了解过去，了解历史，根据我的记忆，按照时间顺序，有这么几件事值得一写。

      本章目录：

      第一节：林家胡同的父老乡亲

 第二节     出生在贫苦家庭

第三节         离婚潮中三岁坐监

第四节     母子二人单独生活

第五节    母子二人苦熬岁月

第六节         我与父亲的关系

第七节         住姥家

第八节   表兄的三次婚礼

第九节   看杀猪和吃炒猪血：

第十节   我记忆中的几个“第一次”

第十一节   童年趣事

第十二节   小淘气们的恶作剧

本章作于2012年6月至2013年11月

第一节  林家胡同的父老乡亲

现在，蓟县城里的地名标志牌上并没有“林家胡同”，因为这条胡同在1959年就拆除了。我的婴儿时期和幼儿时期，都是在蓟县城里西南隅村的林家胡同度过的，所以对林家胡同的状况有着深刻的印象。

林家胡同是一条南北走向的中型胡同，有五六米宽，一百八九十米长。可容一辆载重四吨的解放牌汽车通过。它的南口在现在的工业局南边的塔前胡同（现称白塔寺街）工业局大院西侧，也就是现在的居民楼部位。它的北口在现在的中医院北面的北四眼井胡同那趟街上，也就是中医院西侧医院家属楼院墙大门口处。

在1959年拆迁前，林家胡同路东只在中间部位有一户人家，是我二叔孟庆华家，这里是我们孟家的祖宅，也称为老孟家东院，据说我家远祖从山东省曲阜县大柳村迁来蓟县后就置买了这个小院，我曾祖父孟昭信和他弟弟孟昭义从小就住在这院。这是个正方形的院子，估计长宽都有十七八米的样子。院子的西南角是个普通的一米左右宽的小院门，院里靠西北面有三间正房，是草根“拍的”草房。正房的后面与后院墙之间是两米来宽的小后院，也是修建房屋时用来搭脚手架的地方（按照蓟县人的建房习惯，只要不是临街的房屋，都要在房后面留下搭脚手架的地方）。房山东面有个简易猪圈，也是厕所和堆放粪便的地方。民国初年院里还有三间东厢房，也是草房，由孟昭义一家居住。后来孟昭义到天津说大鼓书，两个儿子也先后去天津谋生，后来女儿出嫁，妻子在家病故。孟昭义又在天津市里续弦生一女，三间东厢房无人居住，就被雨水浇灌坍塌了。只剩下三间正房，日伪时期这个院被征用，作为日本队部的“马厩”。

1945年蓟县城“头次解放”后，这个院归还孟家，由我们家（我奶奶、我父母和二叔）居住。1952年我奶奶病故后，我母亲与二叔分家，我家搬到西院去住。这个院到1959年拆迁之前，由我二叔一家居住。那时我二叔在铁工厂（后改名农机厂，县棉纺厂的前身）上班，是打铁的锻工。家里有我二婶和几个孩子属于农业人口（解放初期城里有土地的家庭为农业户，没有土地的为非农业户），大堂弟与我同岁，都是1948年出生，他的生日比我小半年。下边是1952年出生的大堂妹、1954年出生的二堂妹、1956年出生的二堂弟和1958年出生的三堂弟。

孟家东院的北面和东面都是县医院，县医院在这个胡同有个小门口，整天关着，基本没开过。据说这个小门是以前的南王家、新张家及后来的日本队部，为外面人进出院子后面的厨房专开的。因为厨房需要的米面肉菜豆腐木柴之类的物品，有店铺伙计或者小贩专门给送货上门，厨房的残渣剩饭及泔水也要往外挑，这些需要进出伙房的下等人不能走南大街上的正门，只能走林家胡同的小门。解放后的南大街上的县医院大门是对民众开放的，连病人都可以随便进出，何况需要进出伙房的人了，谁还愿意绕个大弯跑到林家胡同去走后面的小门呀，所以这个小门长期关着。

孟家东院的南面也是个大宅院，它的前门在南大街上，也就是现在中医院南面的县印刷厂的位置，这里最初是南王家的宅院，后来成了官宅官地。这院子里既有正房也有厢房，都是砖瓦房，中间是个很大的空场。1955年公私合营时，在这院成立了编织社，也就是个手工作坊。工人们用手工操作的简单工具打麻绳、皮绳，还制作农村用的杈子、扫帚、笸箩、簸箕、牲畜套（牛皮绳做的）等生产工具。这个院在林家胡同也有一个大栅栏门，平时经常关着（院的前门白天是敞开的），有工人出入时才打开。这个大院的南面是老宋家菜园子，只有院墙没有门口。老宋家也是南大街的大户人家，位于现在县工业局的地方，临街的大门口，院里的正房厢房都是砖瓦房。住宅的后面（西面）是个大菜园子，菜园的西墙在林家胡同，南墙在塔前胡同（白塔寺街）。1955年公私合营时，蓟县人民政府在这里建立了“手工业管理局”，老宋家就搬迁到别处去了，这里就成了官宅官地了。

林家胡同的路西共五户人家，中间是我们老孟家的西院。这个院子我曾祖父孟昭信置买的，院子比较大，除去临街与东院相对的位置是一片住宅外，西面北面都是菜园子（菜园占地三亩三分），在菜园临街的墙中间也有个不常开的小栅栏门。孟家西院临街是一层三间的东厢房，最北面一间是门道，院内迎门是一座影壁墙。南面的两间是一明一暗的屋子，外间是厨房有锅台，里间是卧室有火炕，由我曾祖母孟贾氏居住。与东厢房相对的是三间一明两暗的西厢房，中间的堂屋有后门，后门外是个小后院，有半人高的破院墙。后院可以种玉米和蔬菜，没有猪圈和厕所，后院破墙外有粪堆（简易厕所）。堂屋内左右两侧是锅台，两侧的屋子是卧室，屋里有火炕。这层西厢房在日伪时期由我祖母孟绳氏和子女居住，1956年后空着。1953年以后，由母亲和我居住。

东西厢房中间的院子不太大，大约七八米宽，南北向比较长，要有十四五米。院子北面也就是在东西厢房的房山之间是一道砖头墙，墙外是菜园子。在这两层厢房的南房山外与南面的院墙之间还有空地，东厢房的房山南面是个简易的厕所，西面只一道多半人高的小墙，里面有茅坑和粪堆。所谓粪堆，就是把灶里扒出的草木灰及屋里扫地扫出的垃圾，茅坑里起出来的粪便，都对放在一起发酵沤肥。西厢房的南房山外边是一片空地，也是通往后面（西面）另一小院的道路，在与西厢房后檐墙相连处又是一道南北向的院墙，南侧有个小门楼，门里一个三四米宽的小院和一层一明两暗的三间西厢房，由我二爷孟宪增父子三人居住。

里面这个小院的西厢房的北房山与前面我们母子居住那层西厢房的南房山在同一直线上。这层西厢房的后檐墙与前层西厢房后院的半人高小院墙在同一直线上，这层西厢房的后面就是大菜园子了。这个小院也没有猪圈和厕所，房后面菜园边上有粪堆，也就是简易厕所。过去有土地需要农家肥又不养猪的人家，许多都在粪堆处大小便，这样更省事，不用起厕所，每隔几天用铁锨往粪堆上攒一下盖些土就行了。

我们孟家西院的三层厢房全是草房，后面我二爷孟宪增住的那层本来是“倒插茅”，解放后改为“打马镫”的草房，前面的两层是“倒插茅”的草房（关于草房的种类，我在本文第一章第五节《老城里的宅院和房屋》中做过详细描述）。

孟家西院后边的菜园子是比较大的，它与好几家相邻。北面是成兰甫家和老潘家（潘家的大门在南四眼井胡同路南），西面是三户老钱家（大门在塔东胡同路东），南面是张顺家，东南面是李宝真家。院子里有一眼大石井，位置在我们母子居住的西厢房后院墙外（有半人高院墙）的西北面。

孟家园子北面有两户姓“成”的人家，两家是叔侄关系，北院是叔叔成德才家，南院是侄子成兰甫家。据说他们祖上本来姓工程的“程”字，曾经考中举人，为考中进士，故意把姓氏改为成功的“成”，并且以此勉励子孙要努力学习，争取科考“成功”。所以就姓这个“成”字了。

路西最北面的成德才家门口是个小门楼，两扇木板门，进门是个小院，院里有前后两层草房，都是正房。院子北侧五间正房住的是卖馄饨的成德才（号称成六爷）老两口和未婚子女共六口人。成六爷的年龄比我二爷孟宪增（1914——1973）要大十多岁，在林家胡同成六爷辈分最高，我母亲称他们夫妻为六爷和六奶奶，我称他们为“六老太爷”和“六老太太”（蓟县人称曾祖父为“老太爷”，曾祖母为“老太太”）。他家的次女成兰香比我大三四岁，我称她为“老姑奶奶”，他家的次子成兰发只比我大一岁，三子成兰旺和四子成兰勇都比我岁数小，我也都称他们为二爷、三爷和四爷。

院子前面（南侧）东侧有三间（原是两小间）草房，住的是成六爷的大儿子成兰贵（成六爷已亡故之妻所生）夫妻和一儿一女，共四口人。大的是女儿乳名“玲”，和她四叔成兰勇同岁，小男孩乳名“良”，比玲小两三岁。

成六爷家宅院南面，也就是成兰贵住的房子前面，也是一小片菜园子，也有一眼砖井。成六爷本来是挑着柜子在街上出摊卖馄饨的，公私合营以后就在饭店工作了，成六奶奶和儿女们都在家里务农。

路西第二家是成兰甫，他家的门口是个大梢门（大栅栏门），院里有一层正房（三间），本来是草房，合作化后把房顶改成瓦房了。正房里住的是成德才的侄子成兰甫一家六口，还有三间西厢房（旧瓦房），出租给一家在街上出摊卖小吃（可能是卖丸子汤等）的乡下人了。成兰甫的年龄比孟宪增略小一点，我母亲称他们夫妇为大叔大婶。他们的长子成志忠在北京工作，女儿（忘记名字了）是1958年左右结婚嫁到北面山区的村子了，次子成志义比我大五六岁，三子成志奇比我大三岁，我要称呼他们为大姑、二叔和三叔。他家的幼子比我小，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他家院子前边（南侧）也是一片菜园子，也有一眼砖井。成兰甫过去也出摊卖过馄饨，后来给人家当厨师，还兼职过鼓楼上的敲钟人（报时间），公私合营后也成了商业职工，但是家里还是农业户。

老孟家西院的南面，也就是路西北数第四家是一个方正的小院李宝真家。这个院大小与孟家东院差不多，也没有菜园和水井。一个小门楼两扇木板门，一层三间的砖瓦房，是西厢房。这个院本来是有一层正房和东厢房的，由开裁缝铺的老何家弟兄三家居住。1947年顽军西撤时，住在正房和东厢房的弟兄两家跑北京去了，因为都是草房，无人居住管理，很快就被雨浇的坍塌了，只剩下住在西厢房的何家老八一家还在这院居住（我小时候见过何八奶奶）。大约在1954年左右，老何家人迁到北京，把宅院卖给了开杂货铺的李宝真家。李宝真是1913年生人，结婚较晚，妻子比他小十四五岁，我母亲称他们夫妇为大叔大婶，我自然要称他们为大爷大奶奶了。他们全家有七口人，长女李来云、长子李来良（1946年生）比我大，次女李来凤、三女李来英、及幼子都比我小。他家本来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靠租房居住摆摊卖杂货为生计的，二次土改时李宝真分了街面上的房子和一部分土地。他家在南大街临街的宅院被公家占了，他就买了何八爷家的房子，搬到钱家胡同来了。公私合营后，李宝真成为商业职工，家里还是农业户。李家的院子后面（西面）是孟宪增的小院和孟家大菜园子。

在李宝真家院墙南面是一片空场，南侧是一条过道，北侧是“碾道”，有一个公用的碾子，周围人家碾米、轧玉米面都来这里推碾子。小过道里边，也就是在李家和朱家的西面，住的是开过杂货铺的老张家和经商开过大店铺的南陈家。

在李宝真家南边空场兼过道的南侧，是老朱家的宅院。老朱家位于林家胡同的西南角，临街是一层坐南朝北的倒房（前窗户在北面），院里还有一层正房，都是砖瓦房。日伪时期这里曾是日本顾问的住宅，土改后分给卖豆腐脑的朱家老哥俩。朱家老大未娶妻与胞弟朱老四一起过，他们本来在西北隅租房居住（与西北隅的朱老三也是同胞兄弟，西北隅的朱老二、老七、老八、老九是同胞兄弟，他们朱家弟兄都是一爷之孙），土改中就要了林家胡同南口这层房。朱家哥俩的岁数与孟宪增差不多，我母亲称他们为大叔、四叔，我称他们为大爷、四爷。朱四爷的长子朱宝华、女儿都比我大，次子朱宝生与我同龄，三子朱宝和比我还小几岁。只是朱家院墙门口不在林家胡同内，而是在东西走向的大胡同（也就是现在的白塔寺街）上，门朝南开，从门口说就不算林家胡的住户了。

老朱家西北面的老张家是一层五间比较低矮的砖瓦房，土改后张家老掌柜的已经故去，杂货铺也不开了，只靠土地为生。长子张泽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家里只有次子张顺、三子张千和母亲一起生活。张顺张千的年龄和我老叔孟庆雨（1938年生）上下差不多。我称张顺、张千为二叔、三叔，称他们母亲为大奶奶。因为张家的门口正对着小过道，也要从林家胡同进出，所以应该算林家胡同的住户。

在张家的南面、老朱家的西院是南陈家，这是个两进三层的深宅大院，三层正房都是足五间的砖瓦房，每两层房中间还各有东西厢房，都是三间的砖瓦房。南陈家的前门也是正门在白塔寺街上，后面的院里也有个后门朝东开，与北院的老张家的门口相邻，也就是说林家胡同的小过道在里面又向南拐了个弯，与南陈家的后门也相通，但是南陈家院里的人除了到林家胡同的人家串门外，很少走这条小过道，所以，不应算是林家胡同的住户。据说以前南陈家的老掌柜的在世时曾经开过几个大店铺，比较阔气，才盖下这处深宅大院。后来三个儿子，六个孙子分家单过，到日伪时期就败落了，蓟县城里的店铺都没有了。解放前夕，南陈家的老大（不知名子）夫妻二人在外地开店铺做买卖，大概是因资不抵债，把儿子陈德仁（1946年生）托付给二弟陈维新，夫妻二人双双上吊自杀。陈维新把大哥的遗孤抱回蓟县家里抚养。陈维新那时在北京的店铺里当账房先生（会计），母亲和妻儿在家种地，他的长子陈德光与我同龄，他妻子也与我母亲年龄相仿，只是辈分高，我称陈德光的母亲为“二奶奶”，称他祖母为“老太太”。他们家住在南陈家大院的中间那层正房里。南陈家的老三是陈维成，我称他们夫妇为“三爷”“三奶奶”，他们的长女陈秀圆比我还要小几岁。他们住在陈德光家前院的西厢房里。南陈家的老四没见过，不知是在外地还是去世了。老五陈维周在家务农，我称他们夫妇为“五爷”“五奶奶”，老六陈维宇在县政府上班（从财政局退休），妻子在家务农，我称他们夫妇为“六爷”“六奶奶”。据说老五老六是亲哥俩，他们分别住在陈德光家前院临街的倒房和东厢房里，他们家的孩子都比我小，不知叫什么名字。也不知什么原因（南陈家并不是地主富农成分，可能是中农成分），南陈家后面那层五间正房和三间西厢房，在二次土改中分给了李坤家（也可能这个院子是陈家老大的，和城内其他随顽军西逃北京的非剥削阶级家庭一样，留下的房子和土地在二次土改中视为无主财产分给穷苦人家了）。

李坤本来在南城根住茅草房，后来搬到南陈家后院，比陈家弟兄的住房还宽敞了许多。李坤有三个儿子，长子李世义比我大两三岁，次子李世存与我同龄，三子李世奇比我小两岁。李坤在李家排行最末，我要称李坤夫妇为“老爷”“老奶奶”，称李世义弟兄为“叔叔”。李坤是“扛大个”的（搬运工人），公私合营后在搬运工会上班，家里也是农业户。李坤家往南可以穿过陈家的堂屋到白塔寺街，往东可以走林家胡同。所以李家可以算半个林家胡同的住户。

林家胡同没有公用的水井，因为这里的水脉都是苦水，孟家菜园和成家菜园的井水都是苦涩的，只能洗涮，不能饮用和做饭。甜水井都在别的胡同，北面的住户要去南四眼井挑水，南面的住户要去老宋家院外的大井（现在的工业局院内）去挑水。

1959年夏末秋初，当时正是大跃进和吃集体大食堂的年代，蓟县人民医院要扩建，就把林家胡同路东的一户及路西从李宝真家以北的孟家、成家共7户人家的房屋和宅院全部拆迁了。同时还占了孟家已经入社的园田和位于孟家园田北面，成德才和成兰甫家西面的老潘家的园子的一部分。老潘家的门口在南四眼井胡同内。他家也有大菜园子，东半部的南面是孟家菜园，西半部的南面是塔东胡同老钱家的菜园子。这次县医院以孟家菜园的西墙为界，南面到林家胡同通往南陈家和张顺家的小过道和张家后院墙，北面到四眼井胡同。扩建后，林家胡同的南段还保留了二三十米长的为张顺、李坤两家所独享的“死胡同”（蓟县人称只有一个出口的胡同为“死胡同”），胡同的北面是县医院，东面是编织社和手工业局。到了1970年以后，林家胡同南端的张家、李家、和白塔寺街上的朱家、南陈家，以及塔东胡同的几户老钱家，南四眼井胡同里的老潘家，老周家，老任家等先后都搬迁了。这样从塔东胡同以西，白塔寺街以北，南四眼井胡同以南的一片民宅和园田菜地，就全部消失了。

与现在的拆迁不同的是，我们林家胡同最早拆迁的7户人家，正赶上刮“共产风”，村里不给房基地（那时城墙里边就有许多菜园子，可以当房基地，1963年后这些菜园子都变成了新的房基地），不许建新房，只给拆迁费，可以用拆迁费购买旧房。那时的拆迁工作很好做，老百姓也听话，没有人敢和政府讨价还价。因为在旧社会，日伪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要“征用”民宅，都是不给任何报酬的。共产党政府不白占老百姓的房子，还给拆迁补偿费，老年人们就很知足了。

我们这些拆迁户，都是在西南隅之外买的房。

成德才家在西北隅买了半层（两间半）正房（草房），半个宅院；成兰甫家在东南隅村买了半层（两间半）正房（草房），半个宅院；成兰贵家在西七园村买了三间正房（小瓦房），一个独院；李宝真家在东南隅村买了三间正房（小瓦房），一个独院；我二叔孟庆华家在东北隅东大街路北买了三间西厢房（砖瓦房），半个小院；我二爷和我老婶在东南隅成兰甫家新买的宅子后院，买了两间半正房（小瓦房），一间半小棚子，半个宅院；我家在西北隅钱家胡同买了半层瓦房（两间），半个宅院。

这次拆迁是蓟县城里第一次大规模的拆迁，总的看是老百姓吃亏了，各家的住房面积没有增加，有的反而减少，宅院面积普遍减少了。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也没有表示反对的，只能认命而已。这样一来，我们林家胡同的这几家老邻居、老乡亲就分散到三四个村子里去了，虽然大部分人还在城里，可是见面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了。比我年纪大的我还能认识，后来在街上见面也打招呼，那些比我小的孩子长大以后，走对面我也不认识了。

林家胡同北侧正对着的一条小胡同，叫星星石胡同（据说是因胡同口从天上落下块陨石而得名），这条胡同的南口正对着林家胡同北口。星星石胡同比较窄，可以走马车走不了汽车。我小时候，星星石胡同的南半部只在路东有一户人家，就是杨永富家。他家的南墙外是四眼井胡同，东院是刘家老店和南大街路西的其他店铺宅院。杨家的房子不多，菜园子很大。路西是县商业局和供销社的大院墙。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杨永富家的大菜园子又被商业部门扩建占去了一大半，星星石胡同的南半部就容纳在商业局大院里了。杨家只在自家大院的南侧——四眼井胡同路北的位置，剩下两层房的宅院，现在杨永富的儿子杨俊亭和杨俊青家还住在这里(梅花楼与鼓楼广场的南侧古建筑式的楼房之间那两家店面式小楼房)。星星石胡同的北半部有一眼公用水井，这里住着麻、宋、方、蒋、李等几姓人家，其中姓麻的是大姓，有好几户。北面有两个出口，都在西大街上，东面一个出口，位置在西大街现在的鑫龙商城西面的公共厕所处。西面那个出口有个弯绕过老麻家连通老爷庙对面的小空场（曾经是老爷庙的戏台），胡同口的对面是老爷庙的山门（现在的旅游局临街办公楼处）。1984年西大街改造中，麻宋方蒋李姓等人家全部搬迁，这两个胡同口也消失了。

不过，星星石胡同的拆迁户与林家胡同的拆迁户，虽然同是西南隅村社员，拆迁的政策和待遇差别是很大的。

杨家大院被县商业局扩建占地时，老城墙外面还没有形成西南隅新的住宅区，所以就给他家留下一块宅基地，使杨家用拆迁费盖了新房。西大街改造时，城内四个隅村民的住宅区已经扩大到老城墙外边，所以，拆迁户都在城墙外给的新房基地，各家用拆迁费盖起了新房子，他们都没有脱离西南隅村。因为，后来的拆迁政策宽松了，老百姓可以和政府讨价还价了。向我们家用四间房的拆迁费和卖旧房料钱加起来才买两间房的现象，再也没有了。因为拆迁而减少房屋面积，降低居住质量的事老百姓不干了，给钱少了他们不走。不过，政府的拆迁工作也不像过去那么容易做了。

现在，西南隅的林家胡同和星星石胡同，早已踪迹全无，只能成为老人们的回忆了。

第二节     出生在贫苦家庭

我是1948年农历二月初二，也就是龙抬头节日这天，在蓟县城内西南隅林家胡同出生的，后来经查万年历得知这天是公历3月12日。公元1948年是中国农历戊子年，也是鼠年。因为我的属相是老鼠，和“龙抬头”没什么关系，所以虽然这天是民间的小节日，但是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吉利”的日子。我出生的时辰是申时（15时——17时）的后半时，也就是在傍晚太阳还有一竿子多高时降生的。那时家里没有钟表，也不讲几点钟，以当时的天黑时间估计，应该是下午四点多钟到五点来钟。按老百姓的说法，属鼠的人如果在早晨出生就是“好命的”，因为老鼠是昼伏夜出的，早晨正是已经吃饱肚子，躺在窝里休息的好时刻。可惜我是傍晚降生的，这是窝里的老鼠肚子饥饿，准备天黑出去觅食的时刻。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说我一生下来就是挨饿受累的命。

我母亲说我一生下来就是挨饿受累的命，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家在解放前是贫农（在本文第三章“我家的身世”第四节“我家的经济状况”中作了介绍），生活条件一直是比较困苦的。全家由我太爷爷（曾祖父）孟昭信操劳，维持十多口人的生活。到日伪时期，全家有自己家后院的园田三亩三分，在城南季庄的水稻田四亩，城西北何家坟（津围公路西侧西北隅大市场北面，现在的水利工程公司对过）旱地一亩三分，大坨子（现在的三八水库里）十亩多旱地，七里峰有旱地二亩五分。水旱园田一共20多亩，但是打的粮食还是不够吃，需要从市场上买进一部分。

1942年冬，我曾祖父孟昭信病故后，大家庭解体，西院的三层茅草房（当时我家东院的那层草房被日本队部征用作马厩）和20多亩田地按三股均分。我曾祖母（俗称老太太、太奶奶）一个人代管三儿子孟宪奎（1937年在北京读书时，为抗日投笔从戎，参加29军宋哲元的队伍，后随部队转战南方。1942年时虽与家里失去联系，但是家中认为他还在军中，所以分家时分得一份家产。抗战胜利后直到现在也无音信，估计已在抗战中殉国）应分得的一份，我二爷孟宪增一家四口人分得一份，我家五口人分得一份。

那时我家里有我奶奶，我父亲、母亲、二叔（当时在西大街杨家铁匠铺学徒）、姑姑共五口人（我爷爷在1929年21岁时，因被人勾引参加赌博，欠下赌债——赌场借的“高利贷”无力偿还，又经受不住家长的责备而投井自杀）。分家单过后，家中后院有园田一亩一分，城南冀庄有水稻田一亩三分，城西北何家坟（西北隅大市场北面）和对面大坨子（现在的三八水库西部）有旱地五亩左右。那时家里的园子自己种植，可以保证自家吃菜不用买，春夏蔬菜旺季时还可以到街上卖出一些。冀庄的稻地与人家种分收，好年景可以分得200斤左右的稻谷。城西北的旱地只适合种谷子、玉米、豆类等一年一熟的耐旱作物，那时的土地产量低，风调雨顺时一亩地产150多斤，大旱年景每亩地也就产百八十斤。这六七亩地加在一起也不过一千斤粮食，除去交公粮，勉强够吃，没有余粮可卖。家里的粮食中除去一百多斤大米（一百斤稻谷可碾成七八十斤大米），其余就是高粱谷子玉米杂豆，没有小麦。高粱和谷子小部分碾成米，在过节或来客人时捞“干饭”（米饭）吃，大节日吃大米饭，小节日或来客时吃小米饭高粱米饭，或者大米小米掺在一起的二米饭。大部分高粱谷子带着糠皮轧成高粱面和谷子面（不是高粱、谷子碾成米后再磨成的高粱米面和小米面，而是带糠皮的混合面。这种面子，嚼在嘴里沙沙的垫牙，很难咽下去），和玉米面一起在平时贴饼子或熬粥吃。过去的菜馅饼子，使用的是较粗糙的玉米面、高粱面（细面出面率低，吃不起）掺榆树皮做的。因为高粱面玉米面本身粘性小，人们就从榆树上剥下嫩皮（不是外面黑色表皮，而是里面粘性大的白色纤维部分）晒干后，用碾子轧成面，与玉米面或高粱面掺在一起包菜馅饼子，做馅用的菜多是季节性的“大路菜”（白菜、菠菜等高产菜或野菜）。豆子一部分留在春节前作豆馅，蒸玉米面豆馅饽饽吃，一部分轧成豆面做面汤或者摊煎饼吃。家里没有麦地，过节吃白面要到市上去买。平时家里喂不起肥猪，只养几只下蛋的母鸡，把碾米时簸出来的谷糠高粱糠用来喂鸡（灾荒年头谷糠、高粱糠、麦麸子都被人吃了）。家里积攒的鸡蛋除去过节来客以外，平时舍不得吃的，要拿到市上去卖。因为穿衣服，吃油盐酱醋都需要用钱买。家里没有余粮，只能靠卖些蔬菜和鸡蛋换点钱花。

由于家里细粮很少，只有过节才吃大米和白面，一年也就有数的那些天。习惯是：每年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祭灶，吃糖瓜（核桃大圆球状的水果糖），中午吃一顿白面和豆面混合面素馅饺子；然后开始烝几大锅玉米面豆馅饽饽，（富裕人家是蒸白面豆沙包）准备正月初六以前吃。腊月二十九（小月的二十八）中午，吃一顿白面素馅饺子；过春节那天中午，大米干饭粉条炖猪肉、再炒几个菜；三十晚上吃饺子（白菜猪肉馅）；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和初五的早晨，吃白面肉菜混合馅饺子，中午吃玉米面斗馅饽饽和剩饺子。正月十五元宵节，早晨吃饺子,晚上吃元宵。出正月以后，还有三个大节日。即四月十五“过庙”（也称庙会，和过节一样休息一天吃顿“好饭”。但不同地区，庙会的日期不同，蓟县城里是每年四月十五过五名山庙，而马伸桥是三月十八过龙山庙）；五月初五端午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三个大节日的中午，都要吃大米干饭，粉条炖肉，再炒点菜。那时端午节吃的粽子，元宵节吃的“元宵”（汤圆），贫富人家也是有区别的。富裕人家讲究吃“江米”（粘稻米，也称糯米）包的粽子和“江米面”的“元宵”，而且粽子馅和“元宵”馅也有澄沙、芝麻、五仁果脯等多种多样。而穷人家包粽子用的是粘高粱米和小黄米（粘小米），粽子馅一般只是大枣和豆馅两种。穷人家吃元宵也是粘高粱米和小黄米轧成的面做的，“元宵”馅也就是用红糖、炒熟的芝麻面和白面掺在一起做的。总的说，虽然元宵节和端午节大家都吃“元宵”和粽子，但是用粗粮制作和用细粮制作的元宵和粽子，口感和味道是不同的。另外，每年还有八个小节日。即二月初二“龙抬头”，要吃顿白面，或蒸馒头或包饺子（富裕人家也吃肉）。还有农村讲究“头伏包子（馒头或菜馅包子）二伏面（面条）三伏烙饼炒鸡蛋”，“立春烙春饼，立夏煮鸡蛋，立秋添秋膘，立冬抗严寒”。这七天的中午有时也吃白面或者大米小米饭，这样一算，普通人家一年下来吃大米白面的日子，只有十九天。即使大人、小孩子过生日，也只是在生日的头天晚上煮面条（白面或者杂豆面的），生日这天中午煮几个鸡蛋吃而已，饭菜还是平常一样（这不算正式的“过生日”，过去讲“人过七十（岁）古来稀”，“六十六庆大寿”，66岁以前不办生日筵席，不搞祝寿活动）。有时家里来了客人，吃顿大米掺小米的二米饭，熬青菜之外再炒几个鸡蛋，还不是全家人都跟着吃。其余的日子，就是吃那些连糠带皮的粗粮了。所谓穷苦人家吃糠咽菜，就是说吃粗粮也不是净米净粮，而是连麸子带糠的吃。吃菜也是大锅熬，锅底熬菜，上面贴饼子“一锅掀”，熟了能往菜里点一点香油就不错了。二两香油可以吃一年。不是过年过节不用油炒菜，全年也吃不了几斤油。

1945年秋日本投降以后，我父亲在村里当干部，就把我家东院的房子要回来了，全家搬到东院的正房去住。1946年第一次土地改革时，因我家土地低于村里的平均数，就在城南分了二三亩夜潮地（土壤比较湿润，适合种冬小麦，可一年两熟产量较高的好地），种上小麦后又因国民党军队占领蓟县城（1946年9月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占领了蓟县城，成立了县政府和国民党县党部）而被反攻倒算要了回去。那时期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兵还曾经到我家里去抓我父亲，吓唬我奶奶。再加上1947年6月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制造了“北大井惨案”，杀害了38个（也有说是42个）从农村抓来的土改骨干，使城里的老百姓心有余悸。所以，1947年冬二次土地改革时，再分房子分土地也没有多少人敢要了。当时我家只有我祖母和两个儿媳妇（姑姑已经出嫁，我父亲在马伸桥区政府当公安助理员，那时共产党的干部没工资，只是家里的土地由村干部派人“代耕”即帮助耕种收秋。我二叔在马伸桥的铁匠铺做工，每月挣三块大洋钱，他是1947年结婚的）在家务农，原有的土地还要找人帮忙，更不想再要土地了。家里的三个女人出于胆小怕事的心理，二次土改中没敢再要房屋浮财之类的胜利果实。

1948年农历2月我出生了，母亲在月子里也只是每天吃些小米粥，在刚生完孩子的那几天喝些红糖水，吃几个煮鸡蛋。孩子的“十日”一过，糖水和鸡蛋都吃不起了。至于现在产妇所吃的排骨汤、猪蹄汤、鲫鱼汤、炖老母鸡等，那时穷人家的产妇都享受不到。几个月后，1948年7月顽军二次进攻蓟县城，蓟县城里又被国民党军孙殿英部队占领了28天，县城里的共产党的县、区、村干部们都转移到乡下去了。国民党兵又到我家搜查我父亲。当时我才几个月，他们把我抱过去戏称我是“小八路”，当时把我母亲吓坏了，怕他们把我摔死。幸好他们还是有人性的，只是出于对小孩的喜欢才抱我的，等他们走了以后，全家人才松了一口气。

1948年农历9月，我的堂弟——也就是我二叔的长子也出生了，我奶奶一年之内抱了两个孙子。必然要影响我母亲和婶婶两个人的务农时间，增加了家里的生活负担。这时虽说蓟县已经是解放区，可我家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随着政治上的翻身解放而有多少提高。

我的婴儿时期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的，那时的小孩不象现在这样整天有大人抱着，或者用小童车推着到外面去玩。

那时我家没有男劳动力，我二叔在铁匠铺做工，没空干庄稼地里的农活，我父亲在外地上班，也没空干庄稼活。好在那时因为我父亲是国家干部，本人没有工资，村里负责“代耕”，耕地、种地、收秋等城外土地里的“大活”，村里派人帮助干活，同时自家人也必须到地里监督和指挥。家里的园田种菜种玉米等村里不管，菜园子里的农活和城外地里庄稼的平常管理，都要由我奶奶、母亲和二婶她们自己干。

由于大人要到菜园子或者城外地里干农活，小孩子放在炕上用“压枕子”压住，然后把屋门一锁，就去外边干活了。至于孩子是睡是醒，是哭是笑，是拉是尿，那就没人管了。只有到中午才回家时才给孩子喂奶喂水换“褯子”（蓟县人对尿布俗称“屎褯子”）。“压枕子”是过去北方农村常用的一种婴儿用品，就是一块一米见方的粗布两侧做成圆桶形枕头（枕头里边装的是玉米粒或高粱粒，比较重）形状。每当孩子吃完奶，躺在炕上休息时，就在孩子身上盖的小被子上边用“压枕子”压住，可以使小孩保持一定的姿势。防止小孩在炕上乱动乱爬。

那时的小孩也不像现在这样除去吃母奶之外，还要喝奶粉果汁等营养食品。富裕人家的小孩母奶不够吃，可以雇奶娘。再大些可以喂蛋羹、肉粥（把肉剁成碎末熬粥）等高营养饭食。过去工业不发达，没有奶粉，商店里卖“代乳粉”，类似现在的奶粉，又甜又香。据说是用藕粉、栗子粉、白面精粉等用油炒熟再加白糖制作的，营养价值也很高。但是这属于高档消费品，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吃不起。在我小的时候，虽然店铺里有卖“代乳粉”的，但是家里买不起，我和堂弟都是在五六个月母奶不够吃以后，就是吃玉米面糊糊。玉米面糊糊是用细玉米面熬成的比较粘稠的粥，比大人们吃的玉米渣、高粱渣粥要好吃的多。开始小孩也是吃不惯的，据说开始给我往嘴里喂玉米面糊糊时，我不愿往下咽，还往外吐，母亲就在糊糊里掺点红糖，有了甜味了，我才肯咽下去。后来逐渐少放红糖，直到不放糖也肯吃了。到一周岁以后，开始喂干的饭食。喂干的还不是让小孩直接吃干的饭食。而是由大人（多为孩子的母亲）把米饭或者玉米面饼子，用嘴嚼碎，搀着唾液一起放进小孩嘴里，让小孩吃下去（现在农村妇女也有用此法喂小孩的食物的）。一般在两周岁后孩子长槽牙了，才自己直接吃饭。我的婴儿时期就是吃着这样的饭食张大的。

那时的儿童保健工作只有一项，就是国家免费为婴幼儿接种牛痘疫苗，预防“天花”疾病。这就是所谓的小孩“种花”，种过“花”的小孩胳膊上都有个疤痕，俗称“花”。我记事后就知道自己胳膊上有个“花”，有“花”的孩子一辈子不再“出花”（指天花病发作），不会落个“麻子脸”。至于“种花”时胳膊痛不痛，哭没哭，“种花”后还有什么反映，我就不知道了，那时还“不记事”呢。

我的右手拇指指甲盖也和其他九个指甲盖不同，这个指甲盖颜色深不光滑，生长的速度也比较慢，据说是小时候“生篆指”（指甲缝里长疮流脓水）造成的，据说当时很疼，我总是哭。经过上药治疗总算好了，旧指甲盖脱落了，新长出的指甲盖落下疤痕。不过这还是小病症，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我还差点没被“扔出去”。“扔出去”是过去蓟县城里人对夭折婴儿的俗称，以前婴儿的出生率高，死亡率也高，婴儿夭折是司空见惯的，人们也不太理会。据说我过了一周岁后，因能吃五谷杂粮的饭食了，就得了一种大肚子病，肚子鼓胀的很大很硬，吃不进东西喝不进水。那时还没有县医院，按照中医的说法叫“杂痨”，因为不吃东西，也没法灌中药汤子。很快就瘦的皮包骨，奄奄一息。家里连破苇席片都预备好了，准备在我停止呼吸后，就破席片一裹，挖坑埋了。后来听说个“偏法”，把河里长的水稗子的籽炒熟轧成碎面，用水和成饼子状贴在肚脐上，外面用布条子裹好，即可使肚子变小。据说这个“偏法”还真管事，贴上以后不久，肠胃上下就通气了，拉出许多黑绿色的稀汤，肚子就小了，也能吃奶了，慢慢的就好了。现在估计是婴儿消化不良造成肠梗阻一类的病，平时如果经常吃些“婴儿安”类的帮助消化的药，也不至于会发展到那么严重。不过这些痛苦过程我也没记忆，只是听母亲说的。总之，我的婴儿阶段与现在的婴儿们是无法相比的。

      第三节   离婚潮中三岁坐监 

听说过三虚岁的小孩子进监狱吗？有人说一定是小说《红岩》中的小萝卜头吧。可我说我这里说的不是他，而是我自己，是随我母亲一起进的拘留所，原因是我母亲撕毁了县政府的离婚判决书。事件发生在1950年，当时我三虚岁，大概已过两周半岁，也就是刚记事的时候。

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有没有《婚姻法》我不知道，只知道那时国家没有婚姻登记制度和政府发给的“结婚证”。而且那时期是允许纳妾的，一些大官或大富豪一妻一妾或一妻多妾，都是合法的。蓟县农村的大财主，有的人就是既有年貌相当的“大老婆”，也有年轻貌美的“小老婆”。1950年新中国试行新婚姻法，实行彻底的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原有妻妾二人以上的，只能保留一个，多余的要办理离婚手续，允许另嫁他人。同时提倡婚姻自由，对过去父母包办的婚姻，夫妻感情不和的允许离婚。这一下，在外边工作的党政干部中就形成了一股离婚小高潮。

客观上看，共产党的党政军干部实行供给制，只管吃穿没有工资，也没有探亲假，许多人只身参加革命，家属还在“敌占区”，长期不能回家与老婆孩子团聚，夫妻之间日益疏远。主观上看那些留在农村的家庭妇女的思想意识，与那些在外面工作的革命干部的思想意识肯定有很大差距。因此，新的婚姻法实施后，许多人都以家里的结发妻子是封建包办婚姻，夫妻之间感情不和为理由，把原来的妻子“休了”。如那时蓟县县委书记王耑、县长陈修正都与农村的妻子离婚了，与外边工作的女干部结了婚。听说这种现象很多，名义上是使这些男人摆脱了封建婚姻的枷锁，实际上苦害了那些丈夫外出革命，妻子在家操劳的农村妇女。

那时离婚的手续简单，只要外边的干部给当地县政府（那时县里没有法院）来一封信，要求离婚。政府立刻就判决离婚，也不征求家属和女方的意见，更没有开庭审理的程序。那时我父亲在通县专属公安处工作，他也是给蓟县县政府寄来一封要求离婚的信，县政府就判决我父亲和我母亲离婚了。

我依稀记得是在1950年的秋后或者是冬天，已经冷了，但是还不太冷的时候。一天下午，村干部领来两个县政府的干部（不知当时有没有法院，人们统称为县政府），一个人拿着公文包，一个人背着大枪（三八式或七九式步枪）来到我家东院。说是有公事，还特意把我家的一个八仙桌子（正方形高桌）从屋里搬到前当院，又把一个长条板凳搬出来放在旁边。是谁动手搬的我不记得了。我奶奶在屋里没出来，我妈妈抱着我在院里，我二婶和堂弟在不在家也不记得了。只记得让那个拿公文包的干部坐在桌子旁，他从包里拿出纸来念，我也不记得是什么意思，把那张纸交给我妈妈，就被我妈妈咔咔几下撕成碎片了。之后他们就争吵起来，我妈妈就抱着我和他们一块到县政府去了。

到县政府以后，我也不记得履行了什么手续，就让我们娘俩进入南大院（也就是现在的县政府大门对面的地方，当时县政府的对面也是一个大院，两个大门相对，后来这里改建成政府家属宿舍，中间是一小片草坪空地）的拘留所了。

拘留所的女监室是一座西厢房，这个西厢房不同于老百姓家的住宅，老百姓家的住宅都是从堂屋（厨房）的门口进里屋（卧室），火炕在靠窗户的一边。而这个做拘留所用的西厢房，不是三间就是两间的一个大屋子，前面全是窗户，中间有一个门，这个门平时锁着，门的对面也就是靠西侧后檐墙那面是通长的大炕。也不记得这个火炕的灶台在哪儿，反正大炕是热乎的，屋子里也比我们家的屋里暖和多了。

屋里面关押着十多个（也可能是七八个）妇女，都是结了婚的妇女，没有姑娘，也有岁数大的老太婆。因为那时期女人结婚前后的发型不同，未婚姑娘在脑后束一根大辫子，结婚后不论岁数大小，统统“束纂”（把头发团绕在脑后，用黑线网罩兜住）。所以，妇女是否结婚容易辨认，当然，寡妇也要“束纂”，不能再恢复姑娘时的发型。

我记得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太婆，听别的妇女说她是“反革命”，整个屋里只有她一个人带着手镣。过去的手镣不同于后来的手铐，手铐的铐环是把两个半环形的铁环（一个带牙齿的子环和一个带卡锁的母环）一端用轴连在一起，另一端互相穿插卡住犯人的手腕子。两个铐环中间只用两个小铁环连接。两只手的活动余地不大，可以双手捧着一个碗用嘴喝水，但是端碗吃饭需要摘掉手铐。摘手铐需要用钥匙打开母环的卡锁，使子环退出母环。我看到这老太婆带的手镣，则是一条半米多长、一厘米粗细的黄铜链子，两端各有一个杏树叶形状的铜片。铜链子绕在她的双手腕子上边，用两个小铜锁锁住，两手中间的距离要比现在手铐的长许多。老太婆带着手镣子也可以自己梳头，可以一只手端碗，另一只手拿筷子吃饭。只是睡觉时不能脱衣服。我依稀记得那个老太婆穿着一件大棉袄，棉袄的斜大襟边沿外露白色兔子皮毛。当时不知道里边是什么样子，现在估计应该是兔子皮（裘皮）大棉袄，是财主家里人才穿的起的。表面上看，这个老太婆也是很和善的，不仅穿的比别的女囚好，长得也白白的略微胖些，很有福相，不像穷苦人家很寒酸的黑瘦模样。

当时女监里只有我一个小孩子，我们娘俩一进去，原来的女犯人都向我妈问这问那，有些人也过来逗我哄我。在这里她们都互相介绍，谁是哪个村的，因为什么进来的，谈话的气氛就和平常聊天一样。但是那个带手镣的老太婆，没有逗过我，她也很少和别的女犯说话，好像其他女犯都和她不是一路人似的。

牢房的门平时总锁着，只有吃饭时才打开。在开饭时，牢房的门打开，送饭的人用木桶装饭，进屋里给大家分饭。

当时我还没有断奶，是既吃奶又吃饭的。在牢房里吃的什么饭，我没有印象了，应该是和家里吃的差不多，如果特殊的话就有印象了。

夜里睡觉时好像都不脱衣服，盖上被子睡，也不觉得冷。屋子里有尿桶，放在靠窗台的角落里。好像也没有放风的时间，也不让犯人们干什么活，大家就在屋子里呆着说家常话。那个被称为“反革命”的带手镣的老太婆，就自己单独呆着，也不知是大家不敢理她，还是她不愿和大家说话，反正她显得“不合群”。

也不记得我在女牢里住了几天了，估计也就两三天的样子，我三叔孟庆余来这里给我妈妈送被褥，同时把我也抱回家里。当时我还不愿意离开母亲，哭着喊着不愿出来，那里的看守人员说，这里不是小孩呆的地方，吓唬我一顿，我才回家了。到家以后，我见到奶奶、二婶和堂弟，还是哭着找妈妈。她们就哄我，说明天妈妈就回来，我也就不哭了。

大概又过十来天的样子，我母亲就从拘留所回来了。当时我正在屋里和奶奶玩，妈妈进屋后，按理说我应该像戏剧或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立刻扑到妈妈怀里。可实际上，我见到妈妈时，却像见到陌生人似的，有些胆怯了，靠在窗台楞着。奶奶说：“快去让你妈抱抱。”妈妈又喊我，我才慢吞吞的倚在妈妈怀里，然后哭了起来。妈妈解开衣襟，喂我吃奶，我却害羞的推开妈妈的乳头，不再吃了。母亲和奶奶说：不吃也好，要不也该断奶了。从这以后我就只吃饭不再吃奶了。

上述情景在我幼小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我估计可能是在我母亲撕毁离婚判决书那天，我二婶不在家，因为她经常带着孩子回娘家居住。当时我奶奶又是个病人，无法照看小孩，母亲才把我带到拘留所去的。家里出事后，必然要把我二婶接回家来伺候我奶奶。有我二婶在家看孩子，政府就让把我接回家里看着，不让我在牢里随母亲坐牢了。

据说我母亲被关进大牢后，经里面的狱友们劝说，最终还是把手印（指纹）按了，接受了离婚判决，才把她放出来。

因 1949年我父亲从马伸桥区政府调到通县专署公安处工作，就一直没回过家。那天县政府的干部到我家来宣布离婚，对我母亲和我奶奶来说，都很突然，如同晴天霹雳，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所以当他们要求我母亲在离婚书上按手印（指纹）时，她才一气之下，把离婚书给撕碎了。现在看来，我母亲这种撕毁离婚书的行为，可视为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要受到司法拘留的民事强制执行，最多不超15天，如果提前认错接受判决，可以提前解除司法拘留。因为当时还没有正式的法律（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是1951年正式公布实施的，1950年可能是试行婚姻法草案），所以才没有严格的诉讼程序，而且看守所里的犯人们也是混押在一块，没有刑事、民事、与行政案件的当事人之区分。

这件事把我奶奶气的病情加重了，在家里大骂我父亲。我母亲从拘留所回家后，奶奶对我母亲说：“他不要你这个媳妇，我就不要他这个儿子了。这里就是你的家，哪也不要去，咱们继续过日子。”我母亲已经父母双亡，娘家只有兄嫂，当然也无法回娘家。而且婆媳之间和睦相处十多年，感情深厚。所以，她虽然在法律上与我父亲离了婚，但是在家庭生活上还是一如既往，与奶奶、叔叔、婶婶一起生活。

被政府判决离婚以后，我母亲还像以前一样以儿媳的身份伺候我奶奶，我二叔二婶和出嫁的姑姑还是把她当“大嫂”对待，经常来我家的亲戚——我姑奶奶家、姨奶奶家、舅奶奶家的人，还是像对待父亲的正室夫人一样对待我母亲。而我父亲因为受到我奶奶托人写信责备，一直不敢回家，直到1952年我奶奶离开人世，母子也未见面。奶奶病危那十几天，我母亲、二叔、二婶日夜守候在身边，二爷、三叔、老叔也时常过来帮忙。大概怕我母亲伤心，奶奶至死也未提我父亲一个字。

为奶奶发丧出殡时，是我代替父亲打的“招魂幡”。 当时我才五虚岁，也穿着一身白色的小孝褂子，头戴白色的孝帽子，双手抱着招魂幡走在前边，我老叔和表叔们都拿着哭丧棒走在后边。因为我年纪小，走不了远路，在去坟地的路上，是我大舅刘瑞抱着我走的。我记得当时天气还比较凉，穿的衣服比较多。我母亲很伤心，哭的很厉害。

我奶奶去世后时间不长，我母亲就和我二叔二婶分家单过了。我们娘俩搬到西院那层西厢房（也是三间茅草房，日伪时期我家居住过的，分家时分给我奶奶的那份）去住，园田、水稻田和城北的旱地都是对半分的。也等于是我父亲和二叔他们哥俩分家，我母亲和我要了我父亲那份了。

我们娘俩搬到西院去住以后，与我曾祖母住对面厢房，我曾祖母让我母亲干什么活就更方便了。过去妇女的社会地位低，已婚妇女也没有自己的名字，蓟县人就俗称某某的妻子为某某家，如张三的妻子称为“张三家”，李四年的妻子称为“李四家”。长辈人则是按晚辈人的排行来称呼他们的媳妇。因我父亲在家里排行老大，我曾祖母和我二爷都称呼我母亲为“老大家”。我们搬到西院后，我曾祖母经常在屋子里隔着窗户喊：“老大家过来一下”，我母亲就去帮助奶奶婆干些零活。我曾祖母病危时也是以我母亲为主伺候的。

关于我父母离婚的原因，小时候经常听我母亲念叨，说父亲如何不好，她认为我父亲就是“陈世美”这类人。母亲经常对我说父亲“休妻”的原因，她说自从我父亲1946年在村里当干部以后就嫌她长得丑（面部因小时候出天花而落下后遗症）“看不上”她了，和本村一个姓赵的女孩子关系很好。1947年他调到马伸桥区政府工作，回家时还和那个女孩有联系。因为他和姓赵的姑娘接触过多，引起我母亲的怀疑，她还暗中监视他俩，发现他俩经常在一起聊天，但是没有越轨行为，并没有真的被她“堵住对儿”过（指捉奸）。母亲还说父亲调到二区（马伸桥区政府）工作后，回家时不在家里呆着，还要去找姓赵的姑娘约会，被母亲发现就和他吵。母亲告诉我说这些的意思是，父亲在外有了第三者，背叛了家庭，是“陈世美”式的人物，是父亲的错，小时候我也这样认识的。

加上我家的特殊困难情况，我母亲即使在被“休弃”后，也未再婚，而是继续伺候双重婆婆（我祖母和曾祖母都是我母亲伺候到最后的），当时我二爷孟宪增屋里光棍爷仨，有些针线活也要我母亲帮忙。我从小目睹了母亲对我祖母和曾祖母的服侍和对我二爷、三叔、老叔的照料，他们都认为我母亲是一个勤劳、朴实而贤惠的女性。因为她乐于助人，一直任劳任怨，深得长辈和小叔们的好评。而父亲对家里的老人不管不问，让被自己休弃的妻子替自己伺候老人和孩子，确实太没良心，所以我从小就对父亲没有好感。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父亲与母亲离婚，既有社会原因，也是有感情上的原因的。

在我懂事以后，母亲经常对我说那些过去的事情，也使我对父母的离异有所了解。1939年，我母亲嫁到我家，那年代都是父母包办婚姻，我姥家在城西南八里地以外的王庄子（现在的溵溜乡富王庄），两家互不相识，是经媒人——土楼村我的舅奶奶介绍的这门亲事。那年代虽然是中华民国了，但是在农村还是讲父母包办婚姻，不像解放后讲婚姻自主，既使经人介绍对象自己也有选择权。

解放后实行的婚姻法规定：男20岁，女18岁才能结婚，而且必需本人自愿，经政府登记确认才能结婚。互不相识的男女双方联姻的程序是，最初经媒人口头介绍对方情况，称为“牵线搭桥”，取得双方家庭的初步同意。之后是“相人”，“相人”是被介绍的新郎和新娘（也有的有父母跟随）在一个指定的地点（媒人家中，或某个公共场所）见面，交谈几句话，有个初步印象。相人之后，如果有一方没看上对方的“人”，就算结束。如果双方都对“人”不反感，就确定日期进行第二步“相家”，相家是由媒人带领女方的人看男方的家庭状况，由女方最后决定“拍板”。相家之后，女方如果没有反感，就可商量“订婚”。订婚以后，男女双方就可以不经过媒人而自行交往了，这也是进一步增加了解加深感情的过程。多数人在订婚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就到政府去登记结婚，然后在选择一个吉利日子举行婚礼。少数的订婚后出现分歧，就“退婚”分道扬镳了。总的说，解放后的介绍婚姻，更符合婚姻自主的原则，和旧中国的封建包办婚姻有着根本的区别。

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是家长包办婚姻（因为那时结婚的年龄小，而且女孩子不上学，青少年男女之间很少有机会接触，没有自由恋爱的客观条件），双方家长互相熟悉的可以不经媒人介绍就“指腹为婚”（怀胎时订婚），或是在儿女年幼时就订立婚约。双方家长不认识的，经媒人分别向双方家长介绍了对方的家庭情况及新郎或新娘的年龄属相体貌特征等基本情况后，如果两家家长同意这门婚事，就换帖子（写着新郎或新娘生辰八字的大红纸贴）下聘礼（男方家给女方家的礼物），这就算订婚了。结婚前男方家的人没见过未过门的儿媳，女方家的人也没见过未来的女婿。只有到洞房里揭下新娘的盖头（蒙在头上的大红布）时，小两口才正式见面。

我父母结婚时，我母亲才16虚岁，我父亲比她还小一岁，才15虚岁，按现在看还是未成年的小孩子，当然不会为自己的婚姻当家作主，只能听家长的安排。这门亲事是经我舅奶奶（我奶奶的表嫂）介绍，由我姥爷（外祖父）和我老太爷（曾祖父）决定的。而且两家本来就素不相识，他们俩人在洞房里见了面都害羞，不敢说话。结婚后我父亲宁愿去当街和邻居的小哥们去玩（做游戏），也不在家陪老婆聊天，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情和爱了。结婚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慢慢的熟悉了，才真正成为夫妻。很显然，他们夫妻之间没有那种青梅竹马的感情基础。

 母亲嫁到我家时，我家还是祖孙三代十多口人一起生活的大家庭，由我曾祖父执掌家务，外面的农活以我二爷和我父亲为主去干，曾祖母和两个儿媳妇（我奶奶和二奶奶）做那些家务活就够了。我母亲是孙子媳妇，年纪又小，在婆家也没有多少家务活干，她就经常回娘家居住。这也说明他们夫妻之间没有产生那种形影不离、如漆似胶的深厚感情。1942年我姥姥（外祖母）病逝后，我母亲才不大住娘家了。1942年冬，我曾祖父病故，曾祖母、二爷和我奶奶分家单过以后，我母亲就成为家中的主要劳力了，虽然不到城外的地里去干活，后院园田里的活就以母亲为主去做了。1945年秋，蓟县城头次解放，我父亲在村里当了村干部，就经常和村里的男女青年一起开会搞各项活动，在家里的时间就少了。1946年9月国民党部队占领蓟县城，我父亲他们那些村干部都转移到城外去打游击了。1947年6月国民党部队撤走后，转移到城外的村干部们才回来。但这时我父亲已调到马伸桥区政府工作（先后任区委委员兼公安员、区委副书记等职务），回家的机会更少了。虽然在这期间我出生了，但是父亲和母亲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并不多。

另外，从性格上看，我父亲出生在以耍手艺为生活主要来源的城市贫民家庭，从小读了几年小学，也属于有些文化水的小帅哥，虽然家里有些土地，农忙时要去地里干农活，平时还是以“做工伕”（打零工，干各种杂活）为主的。从小在工伕市上混，吃百家饭干多样活，养成了外向型的“机灵劲”。他是那种爱说爱笑，男女老少都能说到一块的“外场人”。而我母亲出身于农民世家，我姥爷（外祖父）和舅舅都不识字没文化，姥爷和二舅在家种地，大舅给地主当长工，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我母亲是一副忠厚老实的相貌，又是“半大脚”（幼儿缠足几年，后来形势变了放开缠足，形成了比三寸金莲要大，比正常人脚要小而尖的脚丫子）长得不漂亮，而且从小养成了那种不会花言巧语，献媚取宠的“老实厚道”性格。但是她心胸开阔，具有既能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又能屈己待人委曲求全的作风。这种“老实人”，往往被那些“机灵”人认为是“窝囊废”。所以我母亲这种“贤德”性格，在长辈眼里是个“好媳妇”，在小叔小姑眼里是“好嫂子”，可是由于缺少吸引异性的美貌和“妩媚劲儿”，在丈夫眼里并不是“好妻子”。所以他们结婚多年，感情并不深，直到1948年才生下我这个唯一的孩子。

由于父亲与母亲的性格不同，也使他们对某些对方的行为互相看不惯，因而产生感情上的裂痕。日本投降后，在蓟县城里的第一次土地改革中，父亲在村里加入了共产党，当了村干部，负责治安、民兵和青年团的工作，一些未婚女青年也要参加妇女会，一些青年男女要在一起搞宣传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新政策。那时村里没有广播扩音机器，宣传方式只有开各种范围的群众会、写黑板报和喊广播三种形式。所以，一些青年男女在一起活动也是经常的。在这些活动中，我父亲必然要和一些女青年接触多一些，而这些接触是我母亲不愿看到的。同时，父亲忙于村里工作整天不着家，家里的活都要有母亲一人来做（我奶奶有病，二叔未结婚，又在铁匠铺打工，家里就剩三口人），她埋怨父亲对家里事管的少，这样就出矛盾了。

现在回想起来，造成离婚的原因我母亲也有责任，是她思想守旧，看不惯男女青年在一起欢声笑语的场面，才与自己的丈夫产生思想隔阂，缺少了共同语言。再加上对丈夫和其他女青年接触时产生的嫉妒心和怀疑心，发展到对自己的老公不信任甚至盯梢跟踪，这必然会加重夫妻间的矛盾，影响夫妻间的感情。所以，母亲对父亲的猜忌和约束行为，更促使父亲对妻子的反感和不满，于是就去找与自己有共同语言的女青年去倾诉。我估计那年代，农村姑娘都把贞操看的比生命还重要，那位姓赵的姑娘很可能对我父亲给与了同情和安慰，在行动上两人不会有越轨的行为。我父母离婚后，赵姓姑娘也结婚出嫁，说明他们之间并无什么约定，我父亲充其量是从思想感情上出轨了，我母亲如果能包容忍耐些，也可能不会造成关系破裂。因为我母亲只是个普通农村妇女，没有文化，思想是守旧的，接受不了新生事物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总的看是我父亲对家庭不负责任，只是出于对妻子的不满，却不考虑家里老人和孩子的感受。

另外，我觉得父母离异的结果，也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那时地方政府为贯彻新的婚姻法，解除封建包办婚姻，就不管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认为办的离婚案件越多，工作成绩越大，于是就草率办案。如果像现在法院办理离婚案件这样遵循诉讼程序，先调解矛盾要求夫妻和好，实在不行再判决离婚，在家庭的压力下，我父亲也可能会回心转意的。现在看来，父母的离婚，这也是天时造成的，命运造成的。

第四节     母子二人单独生活

解放初期我我奶奶在世的时候，她是一家之主，当时家里有两层草房，一层是孟家东院的三间正房，一层是孟家西院的三间西厢房。我们全家都住在东院的正房里，西院的厢房没人住。那时全家一共有七亩多地，包括城西北大坨子的三亩多旱地，大坨子西面何家坟的一亩三分旱地，城南冀庄的一亩三分多水稻地，孟家西院后边的一亩一分菜园子。家里没有男劳力，那时我父亲在北京市工作（虽和我母亲离婚，但并未再婚）不挣工资，家里的土地村里负责代耕（那时国家公务员和军人都没有工资，农村的家庭耕种土地得到照顾），我二叔在马伸桥铁匠铺打工，每月挣的工资（相当于六块大洋钱）都交给我奶奶。家里只有我奶奶、我母亲、我二婶以及我和堂弟五口人，我母亲和我二婶是家里主要劳动力。

1952年国家实行了工资制，国家干部和部队军官都挣工资了，可以养家了，村里对他们家属的照顾也随之取消了。就在这一年春天，才四十八虚岁的我奶奶病故了，同年我二婶的长女也出生了。这样一来家里地里的许多活都要由我母亲一人来干（我二婶看着包括我在内的三个孩子），自然忙不过来，春天耕地需要“雇套”（带着自家牲畜和犁杖为别人家耕地俗称“卖套”，雇人耕地俗称“雇套”），大秋收割需要叫工伕（雇短工）。我父亲虽然挣工资了，因为他和我母亲离婚了，也不给家里寄钱。我二叔每月的工资交给我二婶，我母亲操持农活需要花钱还需向我二婶要。我二叔认为挣钱养着我们娘俩不合算，我母亲认为给她们娘仨“扛活”也吃亏，所以家庭矛盾就产生了。虽然她们妯娌间并没有争吵打架，可心里边都觉得不愉快，于是在我奶奶去世后过了多半年，我们娘俩就和我二叔二婶他们分家另过了。

那年代弟兄分家要有长辈人主持，我二爷孟宪增虽然是孟家的长辈，但他是一个只管吃饭干活的劳动者，缺少管理家庭事务的经验，我母亲就请卢新庄的王庆，也就是我三姨奶奶的丈夫——我父亲和我二叔的姨父来主持分家，他是共产党员，还是他们庄的村干部。那时也不用写分家单，就是把我二叔、二婶和我母亲都叫到屋里，大家一块协商，心平气和的就把家分开了。我们娘俩搬到西院那三间西厢房去住，我二叔他们还在东院居住。

我们娘俩搬到西院居住以后，翠屏山乡西河套村的我姑奶奶家、李明庄乡卢新庄村的我三姨奶奶家、溵溜乡王庄子村的我大舅、二舅家、官庄乡西后子峪村我老姨家、逯庄子乡仓上屯村我姑姑家的亲戚们，陆续来给我家添宅。那年代添宅不给钱，讲究拿的礼品是：一箍筷子（十双）象征生活快乐，一包火柴（十盒）象征日子红火，一个升——是个小圆木桶，过去家庭使用的量具，一升米为二市斤（一公斤），还有二三升高粱米，象征家财兴旺高升。各亲戚家给的都是这几样必备的礼物，另外还有的外加一个蚂蚁罗子，可以用来筛玉米面。还有的另外再别的粮食，如我舅舅家有麦子，就另加了几斤白面。我姑姑家有粳米，就是旱地里种的粳子（粳稻）碾的米，还给了二升粳米。收的最多的就是筷子火柴和升了，火柴可以自家使用，多余的筷子和升可以留着，给别的亲戚家添宅用。

那时亲戚来添宅，也不办酒席，因为是分别来的，就和平常平时来客人一样吃点家常饭。

因为分家以后，来了老孟家的客人也要轮流接待，如果是娘家的客人就各自接待了。有时我姑姑或我三姨奶奶来城里看戏，要住几天，都是住在我们娘俩这屋子，在我家和我二婶家轮流吃饭。走亲戚也算两家了，要分别随份子了。西河套我姑奶奶儿子结婚，请我们去喝喜酒，我母亲带着我，我二婶带着我堂弟和堂妹都去了，到那上两份礼。我们是步行去的，那时还没有修建山下屯闸口的大桥，过州河要坐船，我们是从蔡庄子村南渡口坐的船。当时河面的两岸木桩上拴着一根粗麻绳子，摆渡的人用手来回捯绳子，小木船就往河对岸走了。我们是头天下午去的，在我姑奶奶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下午才回来。

我母亲与我二叔分家时，家产是按两股分的，我和母亲等于是要了我父亲应得的那份家产。1950年我父亲与我母亲离婚时，也没有涉及夫妻分割家产和孩子的抚养费问题，因为那时国家干部不挣工资，土改时家里也分一份土地。这次分家，等于我父亲那份家产都归我们娘俩了，他自己一点家产也没有了。

我母亲自愿要了西院的三间西厢房，水田、园田每家一半。旱地中何家坟那块地一亩三分给我二叔家了，大坨子那三亩七分地，给我家二亩半，给我二叔家一亩二分。

分家后，我们娘俩从东院的东屋搬到了西院的西厢房去住，过去都是睡土炕的，西厢房里的锅灶土炕本来就有，搬过来就能居住并可以起火做饭。

家具也是两股分了，原来我们娘俩住的正房东屋的家具，一个墙柜（两节柜）、一个普通木椅子归我们了。另外还分了一条长板凳、一个铜脸盆（用熟铜锻造的洗脸盆，不怕磕碰，冬季还可以把洗脸水放在火盆上保持温度）、一个饭桌子和一部分碗筷，还有东屋墙柜上摆放的一个一尺半高的瓷瓶，两个一尺高的青花瓷坛子，还有二三寸高的小瓷罐及我们娘俩的被褥衣物。西厢房原来就有的一个“条案”（两个和墙柜一样高正方形的基座上面顶着一块40厘米宽2.5米长的案板）和一个类似“太师椅”的大椅子（有靠背无扶手），一个大水缸，还有小水缸、咸菜缸等物也归我家了。

我二婶家里也是只有原来在西屋的一个墙柜及柜上摆放的一个插鸡毛掸子用的瓷瓶、两个青花瓷坛子和小瓷罐子等，还有娘家陪送的一对箱子。一个在柜前面摆放的四十厘米宽两米左右长，和板凳一样高的，供人坐的“条凳”（不知正名叫什么了），一个正方形的炕桌（炕上放的矮腿八仙桌子），还有堂屋里的一个正方形高桌。这个高桌平时放在堂屋后檐墙正中间（东院正房的堂屋没有后门），那时过年过节要给祖宗上供，所用的香炉、蜡扦子和祖宗牌位都在高桌上摆放，这些也归我二婶家了。另外东院的大水缸、小水缸、咸菜缸物也都归我二婶家了。

蓟县人俗称的“饭桌子”是那种长方形的四条短腿桌，有30多厘米高，面积大小不一，小的有60厘米宽80厘米长，大的有80厘米宽，100厘米长，可供四五个人吃饭使用。也有一米见方的正方形短腿炕桌，可供七八个人吃饭用，俗称“方桌”。这些都是放在火炕上吃饭用的，用餐人就围着桌子盘腿坐在炕上。我们娘俩要的是小一点的长方形饭桌子，给我二婶家是大一点的方桌。那时蓟县人称那种在餐厅里专用的正方形高腿饭桌为“高桌”，又称“八仙桌子”，饭馆里一个高桌要配四条板凳，用餐者坐在板凳上吃饭。我奶奶在世时，我家的高桌是供桌，前面只有一条长板凳。普通老百姓家里都是“卧室”兼“餐厅”的，都在炕上吃饭，所以各家都是用低矮的“饭桌子”。

那年代都是用煤油灯来照明的，平时用节油的小煤油灯，过年时才用罩子灯。我们在“伙过”时东屋、西屋都有小煤油灯和罩子灯，堂屋房顶上还挂着一个罩子灯（吊挂式玻璃罩煤油灯）。分家时我们娘俩要了东屋的小煤油灯和罩子灯。

生产工具只有锄镐木锨杈子扫帚簸箩簸箕等小农具，没有牲畜和耠犁蓋耙等大农具，所以很简单的分了几件。

孟家西院包括前面的大院和西南角的后小院，前大院没有正房，只有东西相对的两层厢房，中间是一个七八米宽的当院（相当于一层五间正房的院子）。院外的北面和西面是我们老孟家的大菜园子。院内东面是我曾祖母住的三间东厢房，其中最北面一间是大门道，门道西侧二三米处的院子内是一个影壁墙。东厢房中间的屋子是堂屋兼厨房，南面一间是卧室。南房山外面是一个废弃的猪圈和厕所，再往南是李宝真家的院墙。

西厢房的南房山外面与李宝真家院墙之间是一个过道，里面是我二爷孟宪增家的小院，这个小院的东院墙和我家那层西厢房的后檐墙在一条直线上，前面是个三米宽的前小院，后面是三间一明两暗的西厢房，这层西厢房的北房山和我家西厢房的南房山差不多在一条直线上。小院的南半边是在李宝真家后院西北角凹进去的位置。这层西厢房的中间堂屋是前后门通行的，堂屋的前门与小院门相对。后面二米宽的后院，但是没有院墙，西面就是大菜园子了。

我家的西厢房也是三间一明两暗的茅草房，中间的一间是堂屋，有前门和后门，都是有上下两道门闩（俗称门插关儿）的双扇门。前门的左右两侧是锅台，锅台的烟道与两侧卧室的火炕相通。每个锅台上都是一口“八沿锅”。堂屋的左右两侧各有一间卧室，卧室的前面（东面）是“死框”纸窗户。由于窗框无法打开，夏天要通风只好把上半部的纸撕去，粘贴或者订上俗称“蚊帐”的棉线制的纱窗。秋天凉了，为保温再把纸粘贴在窗户棱上。靠近窗户的一侧是通长的（一丈长五尺宽）火炕，火炕的烟道与房山墙上的“烟筒道”相通。火炕的后面（西侧）是“屋地”，那年代没有水泥地，更没有铺地板砖的。富裕家的砖瓦房的屋地，讲究“青砖墁地”，穷人家的茅草房的屋地就是夯土地。我们老孟家的这几层草房都是夯土地，俗称“泥屋地”，是对应“砖墁地”而言的。在靠近炕沿的一侧界段墙上有个与堂屋相通的单扇门，门扇向后檐墙一侧打开，向火炕一侧关闭，再靠火炕一侧的门框上有一个门销（内外两块长方形木板，内侧木板固定在门框上，与门扇厚度相似，关门后与门扇平行。外侧木板中心用一个大钉子做轴，固定在内侧木板上，横过来与内侧木板成十字交叉状，可以把门扇挡住）。门扇打开时后面的角落俗称“门旮旯”，是小孩们捉迷藏时经常藏身的地方。

我家西厢房的后面是一个南北和房子同样宽（十一米），东西向大约六七米的后小院，后小院的半人高矮墙与南侧我二爷孟宪增家的西厢房后檐墙在一条直线上。再往西的两米之外才是孟家菜园的园田。这两米之内的地方，是简易厕所和粪堆，没有猪圈。

我们娘俩搬到西院居住时，东厢房只有我曾祖母孟贾氏（1882——1955）一人居住，她已经70多岁了，自己做饭吃。西南小院是我二爷孟宪增（1914——1973）和长子孟庆余（1933——今，我们称为三叔）、次子孟庆宇（1938——今，我们称为老叔）光棍爷仨过日子。

我们娘俩就住在了北屋，南屋空着，有人租房住时就出租，屋里除了火炕以外什么家具也没有。（我们娘俩搬到西院后，我二婶家也把空着的东屋租了出去）北屋里只有一个墙柜和一个条案，还有一个木椅子，一条长板凳，一个饭桌子，这就是我们娘俩的全部家具。在北屋的门旮旯放一口大缸，里面盛着玉米、小米、杂豆、等粮食，以防备老鼠。在北屋内的北方山墙上面一直挂着一套“四扇屏”，就是四幅裱好的竖条的“画轴”。画轴上是花鸟画，画的分别是牡丹、荷花、菊花、梅花，据说是代表一年四季的名花，花上或是蝴蝶，或是小鸟，还有配的诗句。听说这是我曾祖父孟昭信的父亲的手艺，绘画、题诗和裱画都是他一人所为，当年他也是蓟县小有名气的画匠。孟昭信也擅长书法和油漆彩绘，我家分的那个两节柜上写的“黄金万两”的连体字（竖着书写，上一个字的下半部与下个字的字头重合），就是孟昭信书写的，字体是不错的。俗话说乱世储黄金，盛世玩字画，可惜他生不逢时，在那种兵荒马乱的年代，浪费了一身好手艺。

再看土地收入，我们娘俩分的城南冀庄那边的多半亩水稻地，继续与冀庄的人家种分收，到秋天可以分得一部分稻个子（捆好的稻子），因为数量少，也不用打稻机（过去有木制的脚踏式稻谷脱粒机），就在家里“摔”和“摞”。“摔稻子”就是在院里横放一个有棱的木杠子，握住一把稻子的茎部，把稻穗朝木杠子上摔打，可以使稻穗上的颗粒掉下来。摞稻子是用锄头把稻穗上的稻粒摞下来。方法是把锄头刀刃朝上仰放，左手握住一把稻穗，放在锄刃上，右手用适当的力量按住稻穗，左手向后拽，稻粒就被锄刃刮下来了，反复几次，一把稻穗上的稻粒就全部脱落了。一般是先摔后摞，摔掉粒快但不如摞的“干净”（指稻粒全部脱落）。那年代一亩地可产水稻四五百斤，半亩多地总的产二三百斤，种分收是各家一半，我家分的“稻个子”也就可打稻谷一百多斤。

我家分的多半亩西园子内的菜地，没有全部种菜，因为吃不了那么多菜，而且也无力从大井里打水浇菜，所以只种了几畦菠菜和大白菜，其余的园子都种了玉米。园子的土质较好，种玉米长得也个大，估计亩产可达三百斤，我家的半亩多园田，按三分地种玉米估算，也可产百八十斤玉米。另外在我们后小院里也种了一些南瓜、黄瓜、茄子、豆角等季节性的蔬菜，自家吃不了时，还可以到街上去卖。

我家分的旱地在城西北大坨子（现在的三八水库内），有二亩半地，因为商情不好，无法种冬小麦。只种了玉米、谷子、粘高粱、杂豆等秋收作物。因为土地少，我家没有打轧晾晒庄稼专用的“场板”（土质坚硬地面平整的场地），就在自家小院里“打场”，先后把晒干的谷穗、高粱穗堆放在院内，用人牵拉的“小鸡蛋头”（注1）来辗压脱粒。打豆子则是名副其实的“打场”，就是把豆秸子堆放在院内，用三股杈拍打，把豆角打碎，使豆粒从豆角里掉出来。地多的农户在大场上用牲畜拉动“碌碡”（注2）来“轧场”。谷子高粱辗压完毕或豆子拍打完毕以后，先用四股杈、六股杈、八股杈“挑”，把颗粒与高粱谷子的空穗和豆秸子、豆叶子等分开。但是还会有许多枝叶的碎屑与颗粒混在一起，之后要用风力使其分离。地少的人家就是用双手端着簸箕顺风扬出去，这个过程俗称“扬场”。如果没有风效果则差些，而地多的农户则是用手摇的木制“扇车”（注:3）来进行，不论有无自然风，都可以完成任务。

那年代粮食产量低，一年一熟的旱地，亩产二百多斤，我家二亩半地生产的杂粮大约四五百斤。以此估算，我们娘俩这些土地（旱地、水田和园田）共可生产粮食六百斤左右，扣除交公粮也差不多够吃了。那时公粮要的不多，我记得村干部来我家“撵粮食”，带着大口袋和盘子秤，每家大约交十几斤或二十多斤的样子。

因为我家没有可以种冬小麦的“麦地”，吃白面要靠买麦子来磨面吃。分家之后，我家也没有买过白面吃，过年吃饺子的白面都是亲戚家给的，所以除去过年过节，平时很少吃白面。我两个舅舅家的土地上种麦子，他们每年都给我家拿几升白面来。我记得刚分家日子不多，我大舅二舅家来给我家“添宅”时，每家都带来一包火柴（20小盒）、一箍筷子（10双）、一个木制的升和几斤高粱米之外，还有五六斤白面。

从现金收入看，家里粮食少，养不起猪，只养了六七只下蛋的母鸡，那年代的蛋鸡也是劣种柴鸡，正常季节隔一天下一个蛋，鸡蛋个头不大，十个才一斤（500克）。那时讲统购统销，到采购股去卖，每斤鸡蛋三角三分（那时每斤猪肉五角四分）。一只鸡每月可下十四五个蛋，才卖五角钱。而且柴鸡夏天歇伏不下蛋，冬天歇冬不下蛋，有时到当街和别人家的公鸡交配后，又要“孵窝”（不孵化小鸡也要趴卧在窝里假装孵化小鸡的样子，所以那时各家散养的母鸡都不愿意被别人家的公鸡“压蛋”——交配）也不下蛋。因此，一年下来一只母鸡能产十斤蛋就不错了。我家的五六只或七八只母鸡，一年内卖鸡蛋的钱也就二三十块钱。再有就是卖青菜的收入，我只记得春天买菠菜是每斤二分钱，一百斤才卖两块钱。黄瓜、豆角、茄子等都是季节性的蔬菜，只能在蔬菜旺季卖，都是几分钱一斤，也卖不了多少钱。一年下来能收入十几块钱或二十块钱就不少了。正因为普通农户收入低，平时花钱都要精打细算，除去平日里买灯油、火柴、食盐、碱面外，连酱油、醋、糖都舍不得吃的。平时还要买布做衣服，过年过节必须买油买肉和酱油醋，春节时还要买对联、年画和“灶王爷”和烧香上供的“糖瓜”等，这些零钱算在一起也不少。我家靠卖鸡蛋和青菜收入的那几十块钱，过日子开支是很紧的。所以，我小时候平日里我母亲从不乱花钱，没从大街上买过水果吃，也没从大街上买过馄饨、豆腐脑、麻花、烧饼和油条等小吃的。

大概是在1953年下半年，我母亲听人说我父亲挣工资了，应该给我生活费，就通过法院向我父亲要我的抚养费，我父亲答应每个月给五元钱，收款人写我的名字，直接给我寄钱，为此母亲还特意给我刻了一个木头戳（个人印章），是为盖在挂号信的回执上用的。父亲寄钱用的是牛皮纸制作的“保险信封”，里面就装着五块钱，也没有信纸。因为那时我和母亲都不识字，我母亲有事找我二叔，我二叔写信告诉我父亲，父亲来信给我二叔，我二叔再转告我母亲。大概是怕我父亲不能按时寄钱，我二叔不想担责任，才让让邮递员直接把装有现金的挂号信送到我家。据说十元以上的寄钱用汇票，十元以下的就用挂号信直接把现金装进保险信封内。保险信封是一种比普通信封要大些的牛皮纸信封，把钱和信纸装进去后，周边又用缝纫机的线密封一圈，确保在运输途中完好无损。我父亲是不是每个月都给我寄生活费，我记不清了，一共寄了多少个月不清楚。听我母亲说，我父亲再婚后，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家庭负担大了，就不再按时给我寄钱了。

我父亲是1954年再婚的，我这个继母名叫张素兰（1936年生人，2013年10月12日病逝），年龄只比我大一轮（相同属相，差12岁为一轮），是蓟县官庄乡西营房村人，我大姨奶奶家的人给介绍的。结婚后她也到北京去上班，1955年生了我弟弟孟凡宏，可能那以后我父亲就不再管我了，我们娘俩的生活也更加困难了。

在这期间也有人给我母亲介绍对象，尤其是我父亲再婚后，都知道他们没有复婚的希望了，我母亲才三十岁左右（1924年生），也应该再找个丈夫了。因为我父母离婚时，没涉及财产分割的问题，当时的习俗是三从四德，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寡妇改嫁是不能带走婆家的财产的。我们娘俩和我二叔分家所得的一半家产是给我的，如果我母亲改嫁，只能自己走人。假如因我父亲死亡而母亲改嫁，我则要跟叔叔婶婶一起生活，我那份家产由叔婶代管，待我成年之后，再把我那份家产给我，由我单独成家立业。我父亲和母亲是离婚的，我也可以去跟父亲生活，在这种习俗下，我母亲舍不得离开我另嫁他人。假如把我“带走”，我父亲和二叔不同意，因为我是孟家的长孙，是孟家的“根”，是不能带走的。也有人劝我母亲“招夫养子”，这也不行。“招夫养子”是在丈夫死后，家里无其他弟兄，孤儿寡母守着家产无力管理的情况下，才从外面招进一个丈夫来。而我们孟家是一大家子人，招个外姓人来关系难处，而且也不一定有人愿意来。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又怕我落到后妈手里“受罪”，也怕我跟叔婶一起过“受气”，于是谢绝了那些说媒的，就“守着”我娘俩一起过了。

1955年我曾祖母病故了，病重时我母亲和土楼村我舅奶奶经常伺候她老人家。那时我二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1954年又生了二女儿），没空伺候奶奶婆，我三叔常年在北京通县等地打工（蓟县人组织的建筑队，在外地干活），老叔在西关屠宰场打工，他们哥俩都没结婚，所以我母亲伺候奶奶婆的时间长。给我曾祖母办丧事时，听说开始还想由我替我父亲打幡，我二爷不同意，他要求自己打幡并且要那层东厢房，以便把自己的西厢房给两个儿子一人一半，好娶媳妇。我母亲和我二叔都同意了，因为即使由我打幡，那层东厢房也应该给我二爷他们。1942年我曾祖父孟昭信去世后，第一次分家时，东院的三间正房还被日本队部占着（马厩），西院的三层房按三股分的，我曾祖母为参军抗战的三儿子孟宪奎代管一份房产和土地。日本投降后，东院被我父亲要回来归我家住了，等于我爷爷这门有了两层房。解放后孟宪奎无音信，估计已经在抗战中阵亡，这层房自然应该归我二爷他们了。

我曾祖母的棺木是早已备好的，可是办丧事要买孝布（白布）纸人纸车招魂幡哭丧棒等用品，还要管来客的饭，这些需要三家凑钱。那时几家都不富裕，我二爷（他们爷仨各自打工，挣的钱自己要）、我母亲、我二叔都拿不出钱来，我三叔就把自己攒的工资拿出30元，把丧事办了。事后处理遗产，房子归我二爷居住，屋里的一对大立柜给我三叔了，顶了他拿的30块钱。一个柜橱（碗橱）给了我家，以作为我母亲对奶奶婆病危时服侍多日的报偿。其它小物件大家都分了。我记得我曾祖母使用的一个白地带花的陶瓷小茶壶归我家了，这个壶的壁瓷很薄，外面的红花绿叶的彩画，可以从壶里面看出来，是晚清时期烧制的（可惜后来被我的小孙子给摔碎了）。曾祖母的大立柜、柜橱以及我家原来的墙柜、条案板上的油漆，都是我曾祖父孟昭信自己油刷的，是那种俗称“大漆”的工艺，油漆沁入木质里面，不会脱落。我家墙柜正面中间竖写着：“黄金万两”的连体楷书，字体写的很好。这几件祖传的家具，一直保存到现在。

注1：“小鸡蛋头”，一种农具，就是一尺多长，半尺多高的石头滚子，用半圆形铁钩做轴，卡在石磙两侧中心的凹槽内，一人用麻绳牵动石磙子前进，多用来在播种完小麦、谷子后，把覆盖在垄沟上的浮土轧结实，免得透风跑墒，俗称“轧地”。也可在场上用来“轧场”。

注2：碌碡，一种农具，是个三尺多长、一尺多高的石磙子，两个侧面有镶嵌的铁制凹槽——碌碡脐子，四周带木框，两侧木框的中间有顶在碌碡脐子上的钉状轴。可用牲畜或多人牵动木框前进，用来在场上碾压麦穗、谷穗、高粱穗豆秸子等，俗称“轧场”。

注3：扇车，一种农具，人力鼓风机。一人多高，二米多长，带四条腿的木箱子，箱底距地面约半人高。扇车的头部呈半圆形，四周密封，内部安装木制扇叶，扇叶轴外是摇柄，摇柄四周是小进风孔。使用时用手摇动扇叶，就产生风了。扇车的腰部是一个带斜坡的风道，顶部有方孔可漏下粮食，风道下部有个斜坡出粮口，粮食粒从箱体里滑下来，流进扇车下面的笸箩里。扇车的尾部是出风口，混杂在粮食粒中的皮屑被风吹出落在出风口后面。

第五节   母子二人苦熬岁月

我们娘俩与我二叔二婶分家之后，搬到西院的三间西厢房去住，从居住条件看不如以前了。

我们孟家的四层房屋虽说都是草房，但是房顶覆盖茅草的形式是不同的。我在本书第一章《古城旧貌》第五节《老县城的宅院和房屋》中介绍过，最好的草房是草根“拍的”，其次是“打马磴”，最差的是“倒插茅”。我家东院那层祖传的三间正房是草根“拍的”，每隔多年才更新一次，西小院我二爷孟宪增那层西厢房是“打马磴”，也要好几年才更新一次，这两种草房不怕风，只要房坡不走形就不容易漏雨。西院我家住的西厢房和我曾祖母住的东厢房，都是“倒插茅”，不仅需要每年“苫房”加盖一层新稻草，而且就怕刮大风。因为“倒插茅”的稻草是平铺在房坡上的，虽有秫秸网罩住，也不像“拍的”和“打马磴”用泥土固定在房坡上那么牢固。平时刮三四级以下的小风，秫秸网子还可稳住茅草，只要刮四五级以上的大风，就会把稻草卷起来，堆积在秫秸网子内，露出一块块泥土房背，若是刮六七级七八级的大风，则会把秫秸网子的草绳刮断，把茅草从房顶上吹跑。所以，居住在“倒插茅”草房的屋子里，“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边雨停了，屋里还滴答”的现象是常见的。

我小时候，我们住的西厢房就经常漏雨，那年代华北地区雨水也多，经常连阴天。屋里是纸糊的顶棚，一看那个地方的纸被浸湿了，就赶忙把洗脸盆放在下面，接着滴答下来的雨水。漏雨的地方多了，就用洗菜盆、盛饭盆，盆不够用了，再用大碗。碗接满了倒进大盆里。总之，每逢雨天屋里漏雨时，大盆小碗摆满了炕上地下。有时霹雳闪电，风雨交加，令人胆战心惊。那时我母亲迷信，一遇到连风带雨的时候，就让我和她一起跪在炕上，向北作揖磕头，嘴里央求说：“老天爷行行好吧，别再下雨了。”又说：“老天爷，可怜可怜穷人吧，别再下雨了。”那时候我也不懂科学道理，也认为真的是老天爷派遣雷公电母和龙王爷在作法，也以为老天爷能听到我们的祈祷声，也就虔诚的跪拜磕头，祈求老天爷别下雨了。因为暴风雨总是一阵子就结束，所以有时就以为我们的祷告起了作用，下一次再遇到暴风雨时还要跪在炕上朝北磕头。直到上学以后，才知道这些都是迷信做法。

为什么我们那时害怕漏雨呢？如果是现在的砖瓦房或是水泥屋顶，即便漏雨了，也没什么可怕的，因为现在的房屋都是整砖和砂灰砌的，不会因为屋顶漏雨而倒塌。我们住的那层茅草房可不行，那时的草房都是用碎砖头或土坯砌的墙，使用黄土泥做馅泥。因为古代城内建筑经过战火，形成许多瓦砾，不同历史时期的粘土砖，大小薄厚都不同，那些砖头碎块很不规格，垒墙时全凭馅泥找平，俗称“齐不齐一把泥”。如果房山漏雨，墙里的馅泥变成泥汤子流出来了，里面的碎砖头就失去支撑，时间长了，墙体就会坍塌，人在屋里就可能被闷在倒塌的房屋里。

我小时候就遇到了一次险情，哪一年记不清了。那是在我没上小学之前的一个夏季的夜里，因不是狂风暴雨，而是和风细雨，所以也没害怕，也没用祷告。前半夜下雨时发现屋里漏雨，用盆子接着水，我们娘俩就放心的睡觉了。我妈睡在炕头（南面）我睡在炕中间，天热也不用盖被子。第二天早晨醒来，发现北房山“透天了”，有两三块砖头就掉在距离我头部和胸部一尺远处。原来是北房山上部坍塌了一大块，外墙皮脱落大约三四平方米的样子，内墙顶部只掉下来几块砖头，形成一个脸盆大小的墙窟窿。幸亏有“贴山柁”和“贴山柱”（房山墙体包裹的房柁和柱子），不然的话房子就塌了。那天夜里，我如果躺在炕脚（火炕靠近锅灶的一方俗称炕头，靠近房山墙烟筒道的一方俗称炕脚）睡觉的话，那就要被掉下的砖头砸中，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那时农村房屋的窗户都是纸糊的，也怕刮风下雨。如果只下雨不刮风，窗户纸有上部的屋檐遮挡，是不会被雨水淋湿的，但是一刮风“潲雨”，窗户纸就要被淋湿损坏了，因为狂风吹起的雨点子可以击穿窗户纸的。为此，有的人家在窗户外面挂一个苇帘子，平时用绳子控制卷起来悬挂在屋檐下窗户框上方，下雨时松开绳索，放下苇帘子遮挡风雨。我家买不起苇帘子，就在每次下雨之前，把菜板、面板等摆放在窗台上，用来遮挡窗户的下半部。菜板、面板等只能遮挡窗户的下半部，风小时管用，可以保护窗户纸不被雨水淋湿，风大潲雨厉害了就不行了，板子上面的窗户纸也会被雨水淋湿和损坏的。（1960年，我家搬到西北隅的大瓦房去住，还是木棱糊纸的窗户，还是经常被风雨淋湿损坏。1963年以后有了塑料薄膜，就在窗棂外面钉上透明的塑料布，解决了窗户纸怕潲雨的问题）

那年代的我们居住的茅草房，就是这种经不住风吹雨打的危房。我曾祖母那层东厢房，归我二爷孟宪增后，就是因为不及时苫房，后来被雨水浇坍了，改建成了一间白灰封顶的小平房，那是后话了。在初中读书时，学了唐诗中杜甫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歌中的“卷我庐上三重茅”的情景，就是对“倒插茅”草房的描述。因为我有过住在这种茅草房里，遇到暴风雨就提心吊胆的亲身经历，以致使我对杜甫的这首诗一直牢记在心。

从土地生产方面看，我家也属于贫困之家。土改时西南隅村人均土地三亩，我家差了一半，娘俩才三亩地。除了城南冀庄的稻田与人家种分收，不用自己去干活外，园子的活和城西北大坨子的土地都是我母亲经管的。

1952年国家干部实行工资制了，我家的土地村里也不管“代耕”了，需要自家花钱雇套耕地了。原来我家的土地是村里给代耕的，因为我父亲参加革命，家里少个劳动力，那时国家干部没有工资，就由村里派义务工帮助军烈属和脱产干部家属耕地。国家干部挣工资了，国家就不再让村里给补偿义务工了。没有牲畜的家庭，如果需要耕地，就得花钱雇套。那时的工伕市上“卖套”的，也就是有牲畜的农民赶着牲畜，扛着犁杖和套，到工伕市上去出卖为人耕地的劳务。春天耕地时需要雇套，既要管一顿中午饭，还要给工钱。我记的有一次雇一个西井峪（城北府君山后）姓周的农民用驴驾耠子给我家“串地”，中午吃完饭后，他就躺在我们西院大门道里我曾祖母备用的棺材盖上睡午觉（棺材盖是翻过来放置在棺材斗上面的，棺材盖是弧形的，凹面正好躺下一个人）。我家园田里菜畦春季的菠菜和秋季的白菜也要浇水（夏季的蔬菜主要靠雨水），要雇我二爷孟宪增摇辘轳用大罐打水，我母亲看畦口（浇完前面的一畦，把畦口挡上，水就流进后面的畦里）。我二爷给我家浇园子只吃饭不要工钱，因为平时拆做棉衣等针线活，是我母亲帮他们爷仨做的。其它农活都是我母亲自己来干的。种玉米、高粱、豆子自己刨垵、点种，种谷子自己搂沟、撒种。那时家里没有小推车，往地里送粪，往家里运庄稼，都是我母亲用挑筐挑的。

从吃的方面来看，由于我家没有麦地，很少吃白面。那一百三四十斤稻谷，可碾成的稻米也不过百八十斤，其余都是粗粮。冬季天短，一天吃两顿饭，其他季节一日三餐，早饭晚饭都是玉米粥，中午有时吃小米干饭、高粱米干饭、玉米面饼子或馅饼子。有时也吃杂豆面菜馅“懒龙”（薄皮大馅菜卷子）。过去的玉米面菜馅饼子，使用粗玉米面（细面出面率低，吃不起）掺榆树皮做的。玉米面本身粘性小，人们就从榆树上剥下嫩皮（不是外面黑色表皮，而是里面粘性大的白色纤维部分）晒干后，用碾子轧成面，与玉米面或高粱面掺在一起包菜馅饼子，做馅用的菜多是季节性的“大路菜”（白菜、菠菜等高产菜）或者野菜，基本上没有油和五味十三香等调料，只有咸味没有香味。这样粗糙清淡的菜馅饼子，与现在街上卖的相比，可是不容易咽下去的。

那年代猪肉每斤五角四分，鱼两三角钱一斤，鸡蛋三角多钱一斤，可是普通老百姓家很少买鱼肉吃。我家只在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三个节日才买肉吃，其他小节日没买过肉，那几年我家除了买猪肉吃以外，没吃过其他禽畜鱼类的肉食。我母亲过生日和我过生日，都是只吃顿大米粥几个煮鸡蛋，因为稻米和鸡蛋不用花钱买。而且不过节也不吃炒菜，因为炒菜费油，做菜汤和熬菜只在里面放一点荤油（猪油），比炒菜省油。那年代二两香油可以吃一年，一小坛荤油（二三斤猪油）也吃一年。

那年代我家吃的猪油有板油和水油两种，板油是猪肚子里的一层手指厚的片状白色脂肪，外表包一层纸状的薄膜。水油也称链肠油，是粘连在猪大肠外面的小块状脂肪，比板油含的水分多些，因而价格也便宜些。另外，猪肉的瘦肉与肉皮之间的皮下脂肪，俗称肥膘的部位，也可以炼油，肥膘不如板油的脂肪含量大。过去我家平时舍不得花钱买猪肉吃，过年过节粉条炖肉连肥带瘦一起熬，没有多余的肥膘炼油，只是买猪的板油或者水油来炼荤油。

我家炼猪油时我负责在灶坑烧火，炼油的火候也是有讲究的。灶里的火不能烧的太旺，火大了会使油汁变成黄色，火再大了油汁会变成褐色，甚至着火燃烧起来。还说炼油的锅起火不能用水灭火，只要用锅盖盖严，不透气了，火自然就熄灭了。

炼油的全过程是，首先把买来的板油或者水油，切成栗子大小的生油块，放在锅里敞着锅炼。要在锅底先放一点水，类似于用水煮一会，免得把生油块烤糊。随着锅内温度升高和水分的蒸发，固态的生油块开始发出丝丝的响声，块内的固态脂肪变成液态的油汁渗透出来。随着锅内温度的不断升高，锅里的水逐渐被油汁取代。有的生油块内含有水分，当锅内油汁的温度超过一百摄氏度后，生油块内的水变成了气泡，就会爆炸，“啪”的一声响，崩的油花飞溅，溅到脸上或手上也有灼烫的感觉。随着锅内的油汁逐渐增多，固态的生油块逐渐缩小，最后成为小枣或玉米粒大小的硬块，俗称油渣。这时就要停止烧火，用铲子把油渣捞出来，再过一段时间，锅内的油汁温度降低了，也就是感到温而不热的时候，用勺子舀进陶瓷罐子里存放。

猪油脂肪的熔点和冰点温度都比水高的多，不过固态油的硬度比固态水（冰）的硬度要小的多。在常温下，夏季罐子内的猪油呈现浆糊状，能够慢慢流动，可以用勺子舀。春秋季节就凝固了，需要用铲子挖。冬季凝固的更结实了，需要用铲子尖剜。猪油很容易存放，炼一罐子（三四斤）猪油可以吃大半年。

炼油的火候正常的情况下，练出的油汁是白色的，油渣是黄色的。火候大了，油汁是黄色的，油渣是褐色的。我家炼油出来的油渣也不扔掉，要撒些盐面留着改善生活才吃。有时过小节日，吃顿菜馅包子或饺子，没有肉就放些油渣，也算吃着荤腥了。

我小时候有时嘴馋了，就从盛油渣的碗里捏几块油渣吃。有一次刚炼完油，我看着一大碗油渣，没等撒盐就吃了起来，我母亲说吃多了会拉稀的。我不信，吃了十几块，感觉腻了才停下，结果吃多了，造成消化不良，真的拉稀了，以后再也不敢多吃了。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出生在贫困家庭，也是我从小受到了锻炼。我从五六岁开始，也学着干一些家务活和农活。

家务活主要是协助母亲做饭，那时用柴灶做饭，熬粥时一个人就可以连烧火带搅合粥锅，贴饼子时如果烧劈柴，一个人也行，因为大块劈柴燃烧时间长，把锅烧热后，把饼子贴完再舔火也不迟。可是烧茅柴（茅草）就不行，必须一人在锅上贴饼子，一人在灶下舔火。因此，我从四五岁就学会了“烧火”。我们在东院住时就会往灶膛里舔火了，到西院住后，自然要帮着母亲烧火做饭了。五六岁时不仅会烧火，还学会了抱柴禾，就是把柴禾垛上的柴草撕下来，凑够“一铺”（蓟县人把成人用双手卡住的一束柴草称为“一铺”，把两臂环抱的大堆柴草称为“一抱”）就抱进堂屋来。还有听到老母鸡叫唤就跑出去捡鸡蛋，还有早晨撒鸡窝（打开挡在鸡窝门外的石块和木板，放鸡出窝），晚上挡鸡窝（天一黑散跑的鸡自动进入鸡窝，要把鸡窝门挡好防止黄鼠狼拉鸡）。七八岁时，刷锅洗碗，用泔水和鸡食，傍晚从外边往屋里拿尿盆，上炕铺被窝，早晨往外端尿盆，在炕上叠被子，垛被垛，扫炕等小孩子能干的家务活，母亲都教我干。

农活如摘豆角、摘黄瓜、剥玉米皮、码玉米光（把剥掉外皮的玉米棒棒整齐的堆放，以便风干后脱粒）、搓玉米粒（用手把玉米粒从玉米骨上抠下来）等，到七八岁拿得动小铁锨了，就可以在浇园子时看畦口了，在园子的玉米地里掰玉米等轻体力农活了。可是在我八岁（虚岁）之前母亲一直不让我跟她到地里去，她到地里去干活，就让我在家里玩。

有一天下午我母亲又去城外大坨子地里干活，我要跟着去，她不让我去，我就在后面远远的跟着她。从我们林家胡同往北向西拐，到对庙胡同，又向北经过西门南马道（现在的塔西胡同北段），出西城门洞子和瓮城门洞子，再往外走我就看不到母亲的身影了。那时土城门洞子还没拆，瓮城门洞朝南开，向西有护城河的石板桥，桥西边是西关集贸市场，西关市场的北面是一个大土岗子（位于现在的独乐寺西侧停车场西侧公路及北侧的利顺源饭店处，修津围公路时土岗子被改造），土岗子顶上有人家，土岗子下边有人行小道，土岗子西面是娘娘庙（也称仙女宫，位于现在的东风宾馆北面），娘娘庙墙外有一条往北通下营和兴隆县的大道。因为母亲走得快，我到了护城河外边，就看不到母亲的身影，也不知她往那边走了。喊了几声妈妈，也没有回应，就哭了。那时城里的人口也不多，在城门外也没碰见别人，只好自己哭着原路返回来了。走到西门南马道时，碰见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看见我哭了就问我：“这时谁家的小闺女啊？为啥哭呀？”我说：“我妈下地干活，我找不到我妈了。”她说：“你妈下地干活，你就在家玩吧，认识家吗？”我说：“认识”。她就劝我：“别哭了，快回家吧。”我就自己回家了。因为我们小时候舍不得花钱去理发馆理发，许多家的男孩都剃光头。我母亲希望我长大后成个“做事的”， 从小就给我留分头。平时都是母亲用剪刀给我剪的，留的头发茬比较长。因为头发长，那个大娘把我当成女孩了，所以我印象很深。

过去，蓟县人对挣工资的体力劳动者俗称“做工的”，脑力劳动者俗称“做事的”，发型习惯是，乡下农民和城里“做工的”剃光头，当官的和城里“做事的”留分头。那时期，不仅成年男人的发型有体力与脑力劳动者的差别，成年女人的发型也有工农差别。挣工资的女性，机关干部和企业女工大多剪短发或者扎两条大辫子，农村妇女未婚姑娘脑后扎一条大辫子，结了婚的束小纂。农村的小孩子男孩大多剃光头，女孩子才留长发或者梳小辫。

还有一次，大概是过了一年的初秋，白露节已过，谷子割完了，高粱还没熟，也是一天下午（早晨母亲下地去得早，我睡懒觉不知道），我正在当街玩，看母亲下地干活，我就在后边悄悄地跟着她。可能是我长的大些走的也快了，这次母亲没把我甩掉，出了西城门的瓮城，见她是从大土坨子边上的羊肠小道往北走的，我也就跟着去了。到了地里见母亲正在“找高粱”，就是把先成熟的高粱穗用“把心”（一种我握在手掌里的单刃刀）掐高粱穗，见我光着脚丫子到地里来了，她也很担心我被“谷茬”扎脚，就埋怨我不该到地里来，让我别动，站在一边看她干活。又过一会母亲问我认识家吗，我说认识，她就让我自己回家了。我们这里割谷子是用镰刀贴近地面向怀里搂的，每棵谷子根部都会形成一个“斜茬”，这时我已看到成垄的小谷茬，刀尖似的很危险，走路时也就注意了。再有就是我们小时候，除了冬季穿袜子穿棉鞋以外，春夏秋季节只穿夹鞋，不穿袜子。下雨天为了省鞋，小孩子都光脚丫，晚上上炕睡觉之前把脚洗净就行了。那时光脚习惯了，脚底板一层老茧，踩泥踩水踩碎石子都很平常，穿鞋反倒觉得别扭，所以，不下雨时也经常光脚丫。我这次到地里来也是光着脚丫子来的。到地里一看，我这个小孩子还真的给母亲帮不上忙，所以后来我也就不到地里去了。

于是就想帮母亲做饭，让她从地里回来吃现成饭。我家没有麦地，平时基本不吃白面，常吃的是玉米面饼子豆面汤。玉米面饼子贴一锅可以吃两三顿，豆面汤是现吃现做。农闲时吃豆面面条，农忙时来不及擀面条，就在锅里轮面片，或者是扒拉面嘎达。扒拉疙瘩的大小不易掌握，轮面片比较简单，就是和一碗豆面浆糊，在大锅里放小半锅水和青菜及油盐，把锅烧“花边”（锅边水冒气泡了锅中的水尚未沸腾），把豆面浆糊贴着上半截锅沿轮撒开，在锅沿上形成一层面片，再用锅里的菜汤把面碗涮净。过一小会儿，待面片八分熟，用铲子从上往下，一铲一铲的把面片铲入下面的菜汤里，锅开了就都熟了。这种做法看起来很简单，我经常看母亲这么做，也就把“套路”记住了。于是，在一天中午，因为有剩饼子，我就想做一顿豆面汤，让我母亲从地里回来吃顿现成饭。这次我提前把面糊糊和好了，抱来柴禾（是烧的豆秸子）点火做饭。一切都是按照大人的“套路”来的，前半截进展顺利，到锅边上的面片八分熟该往下铲时，问题来了，原来看母亲铲面片很省劲，可是我是小孩子，力气小，铲不下来。那时的铁锅吃的油水少，不光滑（而且也不能让铁锅太光滑，唯恐贴饼子站不住），面片粘在锅上很牢固，我铲不下来，而且灶里的火还在燃烧，锅边上的面片很快就糊了。我可没办法了，只好半途而废。我又后悔又害怕，后悔的是这个面片汤看着容易做着难，不如做扒拉豆面“疙瘩”汤了，担心的母亲回来责备我，插上堂屋前门，回到里屋呜呜的哭起来了。时间不大，我母亲回来了，见插着门，听见我在屋里哭，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我亲后，她不但没责备我，还夸我有出息，知道帮助大人干活了。还说面片糊了不要紧，照样吃。于是我才不哭了，打开门让母亲看锅里的状况。母亲让我点着火，她用铲子把那些彻底熟透了的糊面片铲到菜汤里，开锅后照常吃了。

这以后，母亲有时就让我在家热些剩饭，等她从地里回来一起吃。早晨母亲走时，把剩饼子，小米稀饭，或者菜汤一类的，在锅里放好，告诉我傍晌午时只管点着火，烧开锅（锅里冒热气）就可以了。这既省事也没危险，我虽然年龄小，也是可以做到的。

在我读小学以后，土地入社了，家里也分了小麦了，夏季也吃包饺子、烙盒子、蒸大菜饺子了，在做这些馅饭时，母亲就让我学擀面皮和包饺子了。

我家土地入社后，我母亲每天都要去农业社干活，我每天中午放学回家后，母亲还没有收工回到家中，我就先把柴禾抱进屋里，等母亲到家之后，都要帮助母亲烧火做饭。下午学校放学早，社员们还没有收工，我就到外面去割草拾柴禾。那时不光是我这样做，其他男学生也是经常利用下午放学后的时间，在胡同的墙根底下，或者城内一些菜园子地边和城墙土坡等地割草拾柴的。那时城里的街道和胡同都是泥土路面，不经常走人和走车的街边，建筑物墙根下是长满荒草的。

总的看，那时期农村长大的孩子，都是从小就要干农活，都是比较勤劳的。

第六节   我与父亲的关系

关于父亲的情况，小时候听我母亲介绍，说他是“陈世美”式的坏人，说他喜新厌旧有外心，对不起家里老人和孩子等等。我长大些了，见到父亲时，他的确没说过我母亲的坏话，而且还要我听母亲的话，不要淘气等。因他们都早已病故，我在写作本书时，是通过其他老人了解了有关父亲的一些情况的。

我父亲是1925生人，1929年他五岁（虚岁）时丧父，从小和爷爷、奶奶、母亲、叔婶等一起生活，小时候读过几年小学，15虚岁（1939年）结婚。18虚岁（1942年）那年，他爷爷病故，大家庭一分为三。他就成为五口之家（还有38岁的母亲，19岁的妻子，15岁的弟弟在铁匠铺学徒，14岁的妹妹尚未出嫁）的主要劳力了。

解放前蓟县的土地状况，每个劳动力可以耕种十亩地左右。家里土地数量需要超过自家劳动力数量的，就需要雇短工，也称“叫工伕”。县城里的许多富裕人家是既经商又种地，就需要雇长工或者雇短工。日伪时期还要修建炮楼、挖壕沟、立电线杆等，这些都是无偿摊派的“官工”。，去干这些活的人俗称“出官工”。“官工”是按照土地数量摊派的，土地多的人家不仅经营土地需要“叫工伕”，“出官工”也需要“叫工伕”。那时打短工一般是在雇主家吃一顿中午饭和晚饭，另外再按天数给工钱。

我家当时只有五亩左右旱地，还有后院的一亩一分园田，季庄的一亩三分水稻地。那时的水稻地与季庄的农民“种分收”，就是我家出地，对方出工出种子，春季的育秧插秧、夏季的施肥锄草、秋季的收割等农活，都由对方负责，在收割时我家只去地里查看一下，把收割完毕捆好的“稻个子”两家平均分。我家把“稻个子”运回来，在院子里脱粒。我家后院的园田种了几畦时令蔬菜，其余的种玉米，这些活我母亲就可以完成。我父亲除了耕种五亩左右的旱地外，还要去打短工（俗称做工伕），不但给别人家下地干农活，也替富裕人家“出官工”，去挖壕沟、修公路、修炮楼等，这也算到外面见了世面，认识了不少外村人。另外，冬季农闲时，我父亲还要和人结伴上山砍柴，除了自家烧火做饭之外，也可以到柴草市去卖。

那时期，我曾祖母一个人也代替参加29军抗日部队的三儿子分得一份土地，城外的土地种分收，我父亲还要和他二叔一起负责我曾祖母那份后院菜园子里的农活。

总的看，我父亲也是劳苦出身。

1945年9月，蓟县城被八路军占领后，有罪恶的汉奸受到惩处，一般伪职人员（伪军、警察、政府文员）既往不咎。同时，共产党在全县开展了土地改革。在土改运动中，我父亲在西南隅村成为骨干分子，先参加了贫农团，在村里当干部，后来又被发展入了党。

蓟县虽然在1927年就有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但县城一直被民国政府和日伪政权控制，城内的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情况不大清楚，而且在村里当干部也没有工资，起早贪晚的做群众工作也会耽误一些家里的农活。所以，当时愿意为新政权效力、在村里当干部的人是不多的。我们家成分是贫农，我父亲就是“贫农团”成员了，以前他经常去打短工，“吃百家饭”，也属于见过世面的人，敢于出头露面，做些群众工作。他愿意当干部为新政府服务，共产党组织的土改工作队自然是欢迎的,就让他当西南隅村的民兵队长（过去村里民兵有步枪、手榴弹等轻武器），同时还兼任治安员和青年团的团支部书记。他一人身兼三职，可见当时村里年轻人愿意当干部的并不多。

当时西南隅村里也有人称我父亲是“儿童团团长”，其实这是对“儿童团”的误解。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将共产党领导下的“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改称“儿童团”，“共产主义青年团”改称“青年救国会”（也有的称“青年报国会”）。抗战胜利后，儿童团又改称少先队，青救会和青报会又改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35年11月至1945年9月间，蓟县一直在日伪政权控制下，城内各村从来就没有过“儿童团”组织，城里人只是听说抗日根据地有“儿童团”，就误以为新成立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儿童团”了，团支部书记也就是“儿童团团长”了。

1946年9月，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占领了蓟县城，城里的农村干部和土改骨干分子都提前转移了，我父亲也就跟着共产党的政府机关到乡下去打游击了。1947年6月初，国民党部队西撤北京后，西南隅村的党支部书记何兰亭（女）等村干部回来了，我父亲并没有回村，而是在此期间他已经“脱产”（蓟县人称国家干部为“脱产干部”，脱离生产劳动的意思），到二区（马伸桥）区政府当区委委员兼公安员了。1948年，北京和平解放之前，我父亲又调到专署（原称十四专署，1949年后改称通县专署）公安处去工作。北京和平解放后，我父亲从通县专署公安处调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

我奶奶在世的时候，我父亲长得什么样，我是没有印象的，因为他从蓟县调到河北省通州专署公安处去以后，就没有回过家。1950年他通过写信与我母亲离婚后，受到我奶奶托人写信的责备，一直不敢回家。1952年春天我奶奶病重时，我二叔曾经要把我奶奶病重的消息写信告诉我父亲，我奶奶说：“不要告诉他，看见他我更有气”。所以，在我奶奶病逝后，我二叔才写信把我奶奶病故的消息告诉我父亲。

我奶奶过世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到了1952年夏天我父亲才从北京回来，到坟地去祭拜了自己的母亲。

我父亲回来那次，我印象很深，那天我母亲为躲避我父亲自己回了娘家。我二婶先领着我和堂弟到外面去玩，然后回到家里，看见我家东屋——也就是我和母亲住的那屋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上身穿浅蓝色衬衣，下身穿灰色制服裤子，而且把衬衣的下摆系在裤腰里面（国家干部的装束，工人农民当时没有这种打扮）的年轻人，正在捂着脸痛哭。看到我们娘仨进来，他才不哭了。这是我“记事”（有记忆）以来第一次看到父亲，二婶让我管这个陌生人叫“爸爸”，让堂弟喊“大爷”（大伯），我俩还很认生，不敢说话。之后，父亲拿出从北京带来的点心让我和堂弟吃，我们才对这个“爸爸”和“大爷”（大伯）有了好感。这次我父亲在家里呆了两三天，曾带着我去给奶奶上坟，夜里我是和父亲一起住的，他回北京后我母亲才回来。

后来，我父亲就从公安局被调到北京市的木材加工厂去做行政管理工作了，根据他参加工作的时间和经历，实行工资制时给他定行政19级，每月70多元。

他到企业工作后，因我奶奶不在了，他回家的次数就更少了。但还是来信邀请家里人去北京“逛几天”。我二叔在县铁工厂上班，他也没有去逛北京。我姑姑是农民，和公婆一起过日子，她有空去北京看望我父亲。

我姑姑孟淑珍第一次去北京看我父亲，是带着我一起去的，哪一年不记得了(可能是1953年)。从蓟县西关汽车站坐长途汽车，终点站在北京前门附近的“五牌楼”，那时我父亲在广安门外一个木材厂后勤部门工作，他是职工食堂的管理员，负责采买和卖饭票。他还没有再婚，自己一个屋子，一个办公桌，一个用铺凳架起的单人铺板，等于是办公室兼宿舍。我和姑姑去了，就住在他的屋子里，把那个单人铺板向外挪动一些，里面加一块木板，就变成个小双人铺了。我父亲去集体宿舍和那些家在外地的工人一起住去了，工人们住的是“大连铺”，好歹就挤出一个位子来。

我们这次是国庆节前去的，在北京正赶上国庆节，那时每年都搞庆祝活动，既要阅兵也要游行。10月1日这天下午，我和姑姑在广安门外大街，看见许多辆坦克车从城里开出来，说是接受毛主席检阅回来的。这天晚上，我们到广安门外去看“放花”（礼花），只见东面天安门广场上空的方向一片光亮，五彩缤纷，颜色多变。因为离天安门广场有一定距离，我们是先看到花，过几秒钟后才听到响声。那年代北京的汽车也没那么多，人口也不太多，也没现在那么多的噪音，在广安门外还是能够听到礼花弹的响声的。

那时北京城的城墙和广安门的城门楼都很好，国庆节期间城里戒严，不许随便进去看热闹，我们只好在城外玩。广安门外木材厂东面还有一条铁路，我和姑姑就在铁路旁边看火车。因为是弯路，很早就听见火车“叫唤”（鸣笛），却看不见火车，等好一会才看见火车“咔哒咔哒”的开过来。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一共住几天不记得了，只记得看到了火车、坦克和天安门放礼花时天空中绚丽多彩的光辉。

在我们娘俩搬到西院去住以后，我父亲再婚之前的农历四月十五前后，他又回蓟县一次，这次他住在东院我二叔家里，住几天不记得了，只记得他领着我和堂弟孟繁荣去五名山（城西公乐亭村后的大山）逛庙会。那时五名山庙会要举办好几天，我们爷仨去的这天不是十五，可能是十七，这天已是庙会的尾声了，庙会上的人已经不是很多了。他给我俩买的木制玩具兵器，我要了一杆红缨枪和一把带鞘的宝剑，我堂弟要了一对开山斧。回来后我俩经常手持兵器“杀仗”玩，一次他用大斧砍我，我用宝剑去搪，结果剑刃从剑柄处折断了，但是也舍不得扔掉。后来西河套我表叔用小刀把剑柄断层处挖一个凹槽，把剑刃断裂处削成凸片，插了进去，还凑合能玩，只是不能用力晃动，一摇晃剑刃就掉下来。

大概是在1953年下半年，我母亲听人说我父亲挣工资了，应该给我生活费，就通过法院向我父亲要我的抚养费，我父亲答应每个月给五元钱，收款人写我的名字，直接给我寄钱，为此母亲还特意给我刻了一个木头戳（个人印章），是为盖在挂号信的回执上用的。父亲寄钱用的是牛皮纸制作的“保险信封”，里面就装着五块钱，也没有信纸。

1954年我父亲经蓟县盘山脚下西营房村我大姨奶奶家的亲戚介绍，与西营房村的张家姑娘（1936——2013）结婚了，是在北京办的婚礼。我父亲再婚这事我二叔也对我母亲讲了，当时我母亲很生气，因为她感到没有复婚的希望了。我继母也是属鼠的，比我母亲小一轮（12岁），比我大一轮（12岁），别人都说她是我的“小妈”。她和我父亲结婚后，把户口迁到北京，在工厂里当了工人。后来也加入了共产党，在车间的工人中当个小头头。继母和我父亲又生育三子一女，分别是1955年出生的我大弟弟、1957年出生的二弟弟、1960年出生的小弟弟和1962年出生的妹妹。

以前我父亲曾经每个月给我五元钱的抚养费，这点钱也可以作为家庭零星开支。起初我父亲还能按月把钱寄来，后来他再婚了，1955年又生了我弟弟孟凡宏后，就不给我寄钱了。1956年春天，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患病“出疹子合并肺炎”，发高烧，据医生说有生命危险，需要注射青霉素。那时的青霉素也叫盘尼西林，是进口药，很贵的。根据我的病情，不必住院，需要两天到县医院去注射一支青霉素，需要注射一个疗程，可能是一个月，共十五支，每支要一元多钱，一共需要二三十元。因为我父亲早就不按时给我寄钱了，所以，我妈手里没有那么多钱。

我妈让我二叔给我父亲拍电报，让他寄钱来给我治病。我记得一天晚上，我们娘俩已经插门睡觉了，那时没有电，为了节省灯油，吃完晚饭就插门睡觉，其实也睡不着，只是躺下呆着。我二叔来我们西院，隔着窗户对我妈说：“我大哥回电报了，说没钱，如果孩子死了再告诉他。”把我妈气的当时就哭了，大骂我父亲。第二天，我妈就到邮局去给我老舅刘增拍电报，向我老舅求援。这时我老舅已经是某部队的连职军官了，接到电报就给我家汇来30元钱。

我母亲就用这些钱给我治病，我隔一天去县医院打一针青霉素，扎的屁股上都是针眼，连坐都坐不了。好不容易才病愈，却也因此耽误了一个多月的课程，老师怕我跟不上班，暑假后又让我重新报名上一年级。

事后，我母亲说我父亲是“见死不救，挤兑寡妇出门子”。是我老舅给我寄来的救命钱。她还赌气说：“越盼我走，我越不走，我们娘俩就在这院呆定了。”

我从小对我老舅印象就很好，因为他每次探家时都给我买来糕点吃。有一次他带着新婚的妻子回蓟县探家，买了很多包北京糕点，装在网兜里放在长途汽车顶部的行李架内。因为架子里堆放的行李很多，互相挤压，加上那时的公路都是夯土路面，路面不平整，汽车左摇右晃，把那些糕点都给挤压碎了。那时糕点是用糙纸包装，一斤一包，上下两包共二斤为一份，上方盖一张彩色的商标纸签，用纸绳捆绑好。我家在城里，我老舅先到我家。我老舅一看糕点包都变形了，就在我家重新包装，把少数整块的凑在一起，放在新的纸包里，大部分糕点都碎了，那些碎渣都倒在一个大搪瓷饭盆内，满满一大盆，留下给我吃了。他们又从蓟县城里买些糕点，拿着走串亲戚去了。这次我可高兴了，这些碎点心渣我吃了半个多月。每次我老舅来探亲，知道他二姐，也就是我母亲孤儿寡母不容易，都要给我母亲十块八块的钱。这为我家过日子，解决了不少困难。尤其这次给我治病，一下邮来三十元，当时就不少了，那时县里职工们的工资每月才三四十元啊。

这年夏天暑假期间，我姑姑去北京给我父亲他们家拆洗重做棉衣服，我母亲让我跟着一起去，找我父亲要生活费。我们是坐长途汽车去的。这次正遇到潮白河上游发大水了，在通县与三河县燕郊镇交界的白庙桥处，需要汽车乘坐“大摆渡”过河。1956年夏季还没修建新的钢筋水泥结构的白庙桥，以前的白庙桥是架设在主河道上的木桥。

我们到了白庙桥处，还要下车坐“摆渡”过潮白河，汽车也开上“大摆渡”。所谓“摆渡”，就是很大的平板木船，没有船舱，也没有桅杆，船工们用船篙，也就是很长的竹竿来撑船。

到北京后发现我父亲和继母都上班，家里还雇个保姆看孩子。那时幼儿园还很少，需要从农村雇保姆看孩子，支付给保姆的工资比我继母的工资要低些。我姑姑和我提出要生活费的事，我父亲说他们也没钱，还说如果我母亲养不起我，可以把我留在北京和他们一起生活，说多一个吃饭的没关系。这次我和姑姑在北京呆了七八天，临回来时父亲和继母给我和姑姑买什么了不记得了。从北京回来时，潮白河的大水已经退回老河道了，我们的长途汽车是从原来那座木头桥上通过的。

这次从北京回蓟县的长途汽车上，遇见了一个蓟县城北山区闪坡岭村的小女孩。当时她十三虚岁，读小学四年级，她姐姐在北京工作，是她姐姐把她送上车，托付给车上的售票员的，请售票员在蓟县车站把小女孩交给她们的父亲，并且说已经写信定好日期了，今天她父亲会到蓟县西关汽车站接这个小女孩的。售票员让这个小女孩和我坐在一起，我姑姑问这个小女孩怎么去的北京，她说是她父亲把她送上从蓟县到北京的长途汽车，到北京后，她姐姐从车站把她接走的。我们到蓟县后，看见她父亲——一个小老头牵着一头毛驴在西关汽车站等候，她对售票员说那个老头是她爸爸，售票员就让她先下车了，售票员和她父亲说了几句话，然后就让我们都下车了。

我父亲再婚以后，他们每年都要回蓟县一次，每次来都是先到东院我二叔家，之后再去盘山的西营房村他岳父家。他岳父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我继母是老大。每年春节放假，他们都去西营房村里过年。因为那时没有去盘山的汽车，他们从北京来先到我二叔家吃顿中午饭，下午再骑我二叔的自行车去营房村（后来孩子多了就乘坐他岳父从盘山赶来的毛驴车或老牛车）。每次他们来到我二叔家，都要把我找去“见面”，给我拿点心吃，有时也给三块两块的零钱，有时给买件衣服。第一次见到继母时，我父亲给我介绍说：“这是你妈。”我也不说话，也不喊妈，也不愿张口向他们要钱。后来见面时我也从没叫过一声“妈”，他们也能理解，并不强求。每次见面都是由我继母出面给我拿吃的和其他东西。回到家里后，我母亲问我：“喊妈了吗？”我说：“没有。”我母亲说：“那就对了，不能管她叫妈。”那时，我母亲既想让我从父亲那里要钱要衣服（母亲说不要白不要，他们应该给的），还不愿我和他们从感情上亲近，我与父亲的关系就处于这么一种矛盾心态中。

第七节     住姥家

一般来讲，姥姥家是小孩子的第二家庭，多数小孩子除了自己的家庭之外，居住的时间最多的就是自己的姥姥家了，我小时候也是如此。

我的姥姥家是蓟县洇溜乡王庄子（后改名富王庄），位于县城西南，距城里八华里（四公里），东侧和北侧与城关镇的何庄、辛庄子、西大屯等村接壤。我姥爷刘尚达，生于1888年，病故于1946年，享年59虚岁。我姥姥刘康氏（城南马圈头村娘家）生于1889年，病故于1942年，享年54虚岁。我母亲于1939年（16虚岁）嫁到我们孟家，1948年才生下我，等于我出生时就已经没有姥爷和姥姥了，我小时候所谓的住姥家就是住在舅舅家。

我有三个舅舅，大舅刘瑞（1905年——1980年）和二舅刘荣（1913——1993年）是我母亲的哥哥，他们都在家务农，老舅刘增（1930年至2019年，北京市离休干部）是我母亲的弟弟，1947参加解放军，解放初期在驻秦皇岛北戴河的部队工作。

我小时候，虽然我的姥爷和姥姥都不在了，每年的春节和中秋节前后，我母亲都要去娘家探望兄嫂，再有就是我舅舅家的表兄娶媳妇、表姐出嫁的喜庆日子，我母亲也要去“随份子”（注1）。那是我还没有上学，我母亲回娘家自然要带上我一起去了。总的看我小时候经常去的亲戚家就是统称的“姥姥家”。

             （一）

从蓟县城里到我姥家王庄子虽说只有八里地，也就是四公里，因为县城周围村庄较密，也要经过好几个村庄。出了南关就奔杨园子村，从杨园子村里穿过去奔板桥村。从板桥村去王庄子有两条路，一条路是从板桥村里穿过向西奔辛庄子村，从辛庄子村里穿过向南奔何庄村，从何庄村里穿过去再向西南奔王庄子村。另一条路是从板桥村里穿过向南奔冀庄村，再从冀庄村里穿过向西奔何庄村，再从何庄村奔王庄子村。

从我记事以后，记得我和母亲一起去舅舅家，都是步行的，那时我已经会走路了，但是还走不远，我母亲让我自己走一段，我说：“累了，走不动了”，她就抱起我或者背起我走一段。过一会儿，母亲说：“累了，抱不动了”或“背不动了”，就把我放下来，让我自己再走一会儿。就这样一段一段的慢慢走，用不了半天，也就到了。因为每年都要和母亲到舅舅家去几次，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母亲抱我、背我的次数越来越少，后来就完全是我自己走了。

那时期蓟县除了国道之外，没有乡镇级的公路。国道有南北方向的津承（天津至承德）公路、东西方向的京山（北京至山海关）公路和京唐（北京至唐山）公路从蓟县城里穿过，国道是三合土的路基，都是砂石路面，路面是比较坚硬的，不论是汽车和胶皮大车的充气轮胎，还是铁瓦车的木框铁瓦车轮碾压，都不会塌陷，没有深沟状的车辙。而乡下各村与村之间的道路，就是普通的泥土路了，那时每条道路都要穿村而过。这些可以走大车的土路也被称为“大道”，另外在农田间还有许多一尺多宽的羊肠小道，弯弯曲曲的只能步行。

那时的土路也不同于现在的土路，现在有的土路也铺了一些砂石或风化石，路面也比较平坦。过去的土路就是和路旁农田的土质一样的泥土路，县城北面山区和丘陵地区的土路土质比较坚硬，雨后没有泥泞。城南平原地区的土路土质比较软，雨后路面都是泥，一踩一个脚窝。平时路面上有两道车辙，也就是两道10——20厘米深的沟，和铁道的铁轨似的，大车的两个轮子要在沟里行进，两道车辙的中间是不太规则的驴蹄子、马蹄子或牛蹄子印。那时的驴和马的四蹄都要订椭圆形的铁掌，驴掌小、马掌大，牛蹄子是两半的，也不订铁掌，所以泥土路上的蹄子印是可以区分出来的。那年代的各村的大车大多是铁瓦车（注2），所以才会轧出两道车辙，而胶皮轮的大马车在这些土路上也需要在车辙里行进。除非两辆车需要对面错车时，才必须驶出车辙。在车辙的两侧是一尺多宽的比较平坦光溜的人行路面，步行的人或者骑自行车的都愿走两侧的平坦光溜路面。每到雨季，两道车辙里就积存雨水，多日不干，车辙中间的牲畜道面也满是泥泞，只有两旁的人行道面比较干固。

那时的村间土路两侧没有规范的排水道沟，就是一溜土埂和荒草，土埂外边就是庄稼地了。而且路面也不宽，也就四米左右，只能容纳一辆装满庄稼秸秆的大车通过。因为收割庄稼都是由村外向村里方向走的，所以，不存在满载庄稼的大车互相错车的现象。而平时的拉土拉粪的车和空车，在路上是可以互相错车的。

那时的乡下土路是没有护路工人维护的，经过多年的人踩车轧，路面就呈现高低不平的状况了，有的路面甚至比两侧的庄稼地还低，所以才有了“千年大道走成河”一说，路旁也没有排水沟和行道树，只有比较高一点的小土埂作为与农田的边界。

但是，这种纯天然的道路也有它的优美的地方，每到春天或夏天，路边的土埂子上长满了绿草，还有五颜六色的野花，花上边还飞舞着白色的蝴蝶或者花色的蝴蝶，草丛里还有鸣叫的蛐蛐（蟋蟀）和听见人的脚步声就吓的乱蹦的土蚂蚱。

在车辙中间的牲畜道上，间或有一些驴马的粪蛋和牛屎哌，有些屎壳郎就在这些牲畜粪里推粪团儿。它们几个一群，各自用尖尖的嘴巴把新鲜湿润的粪块拱开，制作成一个比鸡蛋略小些的粪疙瘩，然后头朝下，屁股朝上，用肚子后面的四条大长腿抱着粪疙瘩，用胸部的二个前爪蹬地，全身向后倒退，再用大腿不断地把粪疙瘩向后推，使粪疙瘩在地面上慢慢的滚动，粪疙瘩越滚越圆，逐渐变成兵乓球大小的粪球，从而加快了滚动的速度，一直滚到屎壳郎的窝里去，这就是屎壳郎滚粪球。

屎壳郎为什么要滚粪球，一般都认为屎壳郎是靠吃粪便生长的，滚粪球是为窝里贮存食物。那时路边的土埂上经常可以看到蚂蚁窝和屎壳郎窝，就是在地面上挖的小洞，蚂蚁窝的洞口很小，大约一二毫米，屎壳郎窝的洞口有兵乓球大。蚂蚁窝和屎壳郎窝，都是选择在比较高一点的地面上，洞口的周围是一圈二三厘米高的小土埂，是它们挖洞时拱出来的土，围在洞口旁边，下雨时可以起到防止地面积水流进洞里的围埝作用，但是下大雨时积水淹没或冲毁这道小围埝，窝里的蚂蚁和屎壳郎们就要遭受“水灾”了。

那年代各村之间被称为“大道”的土路都是避开高岗和水塘的，不一定是两个村之间的最短距离。有的两个村之间的羊肠小道的距离是比较近的，所以过去出门串亲戚常有“走小道”、“抄近道”的说法。不过从城里去我姥家王庄子没有抄近的羊肠小道，走的都是可以行驶大车的土路。

我和母亲去舅舅家时，先往南走一段南关外的津承公路，这段是没有车辙的国道。过了杨园子大桥，就离开过道拐向西南方向，上了去杨园子村的土路了，之后或向南走或向西走，都是土路了。土路上不论是村里的街道，还是村外的大道，都有两道深深的车辙。

我随母亲一起去舅舅家，是一边走一边玩的，采野花，捉蝴蝶，逮蚂蚱，抓蛐蛐，观看屎壳郎推粪球等等，只要见到这些好玩的东西，我就要停下来玩会儿。我母亲也只好一边等着我，一边催促我。所以，这八华里路要走小半天。

               （二）

我小时候，我大舅家里开始只有大舅、大妗子、表兄三口人，后来表兄结婚了，变成四口人了。我二舅家里有五口人，有我二舅、二妗子、我的四表姐、五表姐和表弟。他家还有三个女儿都已出嫁，我大表姐嫁到蓟县城北府君山上的西井峪村，她丈夫也是1947年参加解放军的，那时在上海的驻军部队工作。我二表姐嫁到邦均东边的夏各庄村，她丈夫在信用社工作。我三表姐嫁到许家台乡桃庄村，她丈夫在家里务农。

解放前我大舅父子俩在砖瓦窑打工，学会了烧制砖瓦的技术，解放后他父子俩在村东开了一个烧制砖瓦的小土窑，我大舅除了跟着摔砖坯子、轮瓦还负责烧窑看火，住在窑厂的工棚里，就我大妗子自己在家的东屋里住，表兄自己住西屋，后来表兄结婚了，他和表嫂还住在西屋。我随母亲去舅舅家里，一般都要居住一二天，因为我大舅家人口少，所以，每次都是住在我大舅家里，和我大妗子住在东屋。

那时我大舅和二舅住在同一个纵深式大宅院里，这个院子是个三进的四合院建筑形式，就是前后共有三层四破五的东西走向的正房，中间的堂屋前后门通行。最前面也是最南面那层正房是我三姥爷刘尚丛家的，中间那层正房是我二舅刘荣家的，北面那层正房是我大舅刘瑞家的。每层房的前后各有一个小院，共四个小院。最前面的小院是南面那层房的前院，最后面的小院是最后面那层房的后院，中间的两个小院是前后两家的，每家正房后面有五尺宽的地面，其他部分是后面那层正房的前院。每层正房的前面还有东西厢房（配房），都是一两间低矮窄小的库房类的简易房，位于后层房的前院地界，归后层房那家所有。整个大宅院的三层正房和几座小厢房，都是普通的青砖与土坯混合墙体的闷檐小瓦房，正房中间堂屋有前门与后门，整个宅院可以前后通行，是所谓的“穿堂门”，最前面的南大门在村里的主街上，最后面的北大门在村外的小路旁。这个院的西面是别人家的房屋，东面是一条南北方向的小胡同，胡同东面北部有一个碾棚南部是其他人家的宅院。在我大舅的前院东厢房南边，还有一个小门通往东侧的小胡同内。

1963年以后，村里调整房基地，我二舅家在村东盖了新房，就和我大舅家离开了，我大舅家还住在原来那个院子，1970年以后，我大舅家也离开原址，在村西盖了新房。后来我二舅家也从村东搬到村西又盖了新房，他们两家的新宅院都比以前宽大了，而他们过去同住的那套复合式大宅院则成了其他人家的新住宅了。不过从1956年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上学了，母亲要在农业社参加劳动，就没空“住娘家”了。虽然每年的春节和中秋节前后，还是要去舅舅家探亲，却是有时母亲自己去，有时星期天派我一个人去，到那里吃顿中午饭就回来了，不用在舅舅家居住了。小时候住姥家时，我和母亲住在大舅家里，和二舅家也在同一个院内，吃饭则是两家轮流吃的。上学以后，不在舅舅家居住了，每次我去时，都要带两份礼品（点心或月饼），先到大舅家，再到二舅家，到二舅家我二妗子就给我做饭，让我在他们家吃午饭，我大舅大妗子也不特意来二舅家请我去他家吃饭。所以，总的看我在二舅家吃饭的次数多。

                （三）

我小时候随母亲回娘家时，还没有花钱买糕点和瓶装酒当礼物的习惯，春节前后去拜年时，就是从家里带一些家里蒸的白面馒头或者玉米面豆馅饽饽。中秋节前后去时，拿二三十个自家散养的柴鸡下的鸡蛋，一些从我家后院花椒树上剪下来的花椒。我舅舅、妗子或表兄、表姐到我家来时，也是拿些自家产的花生、杂粮、白面、鸡蛋、白面馒头和豆馅包子之类的农产品。到了1958年吃食堂以后，粮食低指标，以人定量了，各家都没有多余的粮食了，在串亲戚时就改为春节买散包装的二斤糕点，中秋节买散包装的二斤月饼当礼物了。到1980年以后，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走亲戚的礼物也增加了，在成盒的糕点和月饼之外，又加上二饼白酒。后来又改为成箱子的白酒、啤酒、饮料和水果等物了。总的看，随着人们家庭收入的增加，走亲戚的礼物越来越多，开支越来越大。

小时候和母亲一起住姥家时，除了喝喜酒随份子外，不论是在我大舅家吃饭还是在二舅家吃饭，吃的都是普通的家常饭，是没有鸡鸭鱼肉的。因为那年代，蓟县只在有集市贸易的大镇上有卖酒卖肉的店铺，其他村庄都没有商业店铺，买东西必须到集镇上去。那年代多数人出门都是步行，乡下的农民到集镇上买一次东西就需要小半天或者大半天。农家的风俗是婚丧嫁娶和过年过节，要提前去镇上购买酒肉。有准备的招待客人，即使不办宴席，也要吃大米白面，要有酒有肉。而平常日子老百姓家里来了客人，只是吃好一点的家常饭。因为那时交通不方便，客人来到时就快到中午了，一般来不及步行去城镇的街上买酒买肉。而各家都养鸡下蛋，炒盘鸡蛋招待客人就不错了。

平常日子，我和母亲回娘家，在舅舅家里吃的也是普通的家常饭，我舅舅家有麦子，有时中午可以吃白面的大菜馅蒸饺，有时吃豆面的菜馅卷子，俗称“懒龙”。早晚也是玉米粥咸菜条。

按照蓟县过去的风俗，招待客人也是男尊女卑的。家里来了男客，只有一个男主人陪着客人一起吃饭，吃的要相对好一点。如吃点白面烙饼、炒菜里放一二个鸡蛋，或者炒一盘鸡蛋（四五个鸡蛋）；或吃白面菜馅里放一二个鸡蛋的饺子、或烙盒子（馅饼）；或吃大米小米掺和在一起的二米干饭，炒菜或鸡蛋。总的看招待客人的饭菜也不必很多，其他人还是要吃玉米饼子、高粱饼子、小米干饭和大锅熬菜等平常饭。人口少的家庭，要等客人吃完饭后，家里其他人才吃饭。人多的家庭可以同时开两桌，男主人陪着客人吃小灶的好饭，其他人在别的屋子里吃普通的大锅饭。如果家里没有男主人，来了男客，可以把本家族的其它与客人辈分对等的男人来陪客人。反正是不能让妇女和孩子与客人一桌吃饭，一大家子人与客人同桌吃饭是对客人的不尊重，是无礼貌缺礼教的表现。那时陪客人是有规矩的，有酒的要给客人倒酒，让酒，客人不好意思夹菜的要让菜，也就是给客人往碗里夹菜，还必须等客人吃饱了放下筷子了，自己才能撂筷子。既不能不顾客人，只要自己吃饱了就放下筷子离开饭桌，也不能在客人吃饱撂下筷子后，自己还是没完没了继续吃。在这种风俗下，经常有陪客的喝酒喝过量或者吃饭吃不饱的现象。

我们城里的老百姓，虽然买酒买肉都很方便，可是由于资金紧张，而且来客较多，平日里每次来客都买酒买肉也买不起。那时乡下人进城都是步行的，许多人进城购物，都愿意顺便到城里的亲戚家坐一会儿，喝点水，歇歇脚，吃完午饭再回家。所以，城里人家来客人的次数就多一些。我们家那些乡下的亲戚主要是，卢新庄我三姨奶奶和三姨父爷，以及她家的女儿——我的姨姑姑，盘山西营房我大姨奶奶家的小姨叔，西河套我姑奶奶家的表叔等人，都多次到我们家来。但是他们这些家除非有婚丧嫁娶的大事，需要我们家去随份子以外，平时我们是不到他们家里去的。

那时我家没有麦地有稻地，平常日子来男客人，就是吃大米干饭，炒素菜再加盘炒鸡蛋，既没有酒也没有鸡鸭鱼肉。只是吃饭时要单独招待，如我三姨奶奶和她丈夫——我的三姨父爷一起到我家来，中午吃饭时由我二叔陪着我三姨父爷一起吃，我二叔不在家时，就请我二爷来陪着吃。同是客人的三姨奶奶却不能上桌子一起吃，而是和我母亲、二婶及我们小孩子一起吃。有时我姑姑或我三姨奶奶来城里看戏，在我家住几天，也不按男客人那样招待，而是和家里人一桌吃饭。吃的饭就和平时一样了，早晚也是吃粥和咸菜条儿，中午吃大米小米掺和在一起的二米饭就不错了，有时就吃小米饭和玉米饼子大锅熬素菜了。

在这种男尊女卑的待客习俗下，出嫁的女人回娘家就不算客人了，因为她是家里人，小孩子跟着母亲住姥家也不算客人，吃住都和自己家里人一样了。出嫁的姐妹们之间带着孩子互相串亲，也不能享受男客人的待遇，也和自己家里人一样一桌子吃饭。但是，一旦外甥长大成人，作为一个男子汉去给姥姥姥爷或者舅舅妗子、姨母姨父拜年祝寿时，那就是客人了，就要单独招待了。

例如，我大舅刘瑞或者我表兄刘文良（1933——2003年）分别到我家来，我母亲就要把他们当做客人招待，给他们吃大米干饭，我们自己吃小米干饭。那时讲究捞干饭，先把大米煮开锅捞出来，再把小米煮开锅捞出来，放在平屉上一起蒸，一边是大米一边是小米。中午吃饭时，我母亲就让我大舅或我表兄自己先吃大米干饭，炒素菜或炒鸡蛋，也不找人陪着吃。吃完后，他们离开饭桌坐到一边抽烟，我们娘俩才吃饭，因为大米和小米是一锅蒸的，我母亲就把和他们吃剩下的大米干饭以及和大米粘在一起那部分小米干饭给我吃，她吃那部分没有大米的小米干饭。客人吃剩下的炒菜也先让我吃，我母亲吃些熬菜或者咸菜。

但是，我小时候和母亲到大舅家就不算客人，可以和大舅、大妗、表兄、表嫂一桌吃饭。

这种男尊女卑的待客习俗，据说就是礼节，否则就是对客人不尊重。我小时候，我大舅和表兄到我家就是客人，不能和自己的妹妹或姑姑一桌吃饭，我成年后去给舅舅和妗子拜年时，他们也拿我当客人，由舅舅或者表兄、表弟陪我一起吃饭，我妗子为首的女人和孩子，要等我们吃完饭以后才吃饭。在蓟县的农村中，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现在。

不过，如果家里遇到红白喜事，来随份子的亲戚朋友，则是不分男女老幼，大家都是客人了，大家一样入席上座，这也是蓟县农村的风俗习惯。我表兄刘文良结婚，我母亲带着我去随份子，就和其他客人一样坐席赴宴了。

            （四）

小时候住姥家的次数很多，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第一件事是黄鼠狼拉鸡：小时候经常听大人们讲黄鼠狼拉鸡的故事，据说黄鼠狼拉鸡并不是把成年的大鸡先咬死再拖走的，因为一只大鸡有四五斤重，黄鼠狼拖不动。黄鼠狼是先叼住鸡翅膀根，把鸡活着劫持走，并且借用鸡拼死连飞带跑的力量，拖带着自己一起跑，到了黄鼠狼洞口附近，才叼住鸡脖子把鸡咬死，然后再慢慢的食用。

过去蓟县农家养鸡都是在院子里散养的，白天这些鸡可以在院里和主人的屋子里随便出入，晚上自己回到鸡窝或鸡笼里过夜。

鸡窝就是用砖或土坯及木料等建筑材料，靠墙搭建一个三四尺长、二三尺宽、三四尺高单层或者双层的小房子，前面有供鸡进出的小门，侧面有通风的小窗户。双层鸡窝的“楼板”是木条的，缝隙可以把鸡粪漏下来，鸡在上层睡觉。上层的小门是木头做的门框和门扇，白天敞开，晚上鸡们进入窝里后，主人把门板门扇关闭插好。单层鸡窝的小门就在地面上，也可以不做门框和门扇，而是用一块木板或者石板贴靠在鸡窝门外挡住小门口，木板或石板外门用砖块或石块倚住。

鸡笼是用荆条编织成的，是个一米多粗、一米左右高的椭圆球体，上面是一个直径约半米的笼口，口上面有一个荆条编成的圆形笼盖子。白天鸡笼的盖子揭开，笼口敞着，晚上等几只鸡自己钻进笼子里，主人再把盖子盖好，上面压块石头或者几块砖头，防止黄鼠狼从盖子和笼口的缝隙中钻进去。

鸡窝的优点是可以遮挡风雨，缺点是鸡窝小门的门扇或者挡板，有可能被狡猾的黄鼠狼扒开，黄鼠狼进入鸡窝里面，咬住一只鸡的翅膀，迫使那只鸡从鸡窝门出来，按照黄鼠狼的意愿被“劫持”走了。鸡笼的优点是不容易被黄鼠狼把鸡拉走，缺点是不防水，下雨天需要搬到能够避雨的地方去。

我大舅家养了几只下蛋的母鸡，没有搭建砖木结构的鸡窝，而是在前院西南角放了一个荆条编织的鸡笼。

那是一个夏季的夜晚，当时大舅和表兄都在村东窑厂的工棚住宿，家里就我大妗、我母亲和我三个人。那年代没有广播和电视，晚上点灯呆一会就把煤油灯吹灭睡觉了。因为睡不着，我大妗就和我母亲摸黑聊天。她们正说话时，就听前院鸡笼里的母鸡嘎嘎乱叫，我大妗说：“来黄鼠狼子了”，她就爬起来隔着窗户“去”、“去”的喊了几句，同时用手拍了几下窗户棱，外边的鸡们也安静下来。我大妗说：“黄鼠狼子跑了。”她就躺回炕上继续和我母亲说话。过了不一会儿，外面的鸡又嘎嘎乱叫，我大妗又爬到窗台上边拍打窗户棱边喊了几句，笼里的鸡又安静下来了，我大妗又躺下睡觉了。

过了一会儿，外面的鸡又发疯似得叫起来，这次不单是嘎嘎乱叫，还在鸡笼里乱扑腾，好像正在与黄鼠狼搏斗的样子。我大妗说：“坏了，黄鼠狼子钻进鸡笼里去了，我得看看去。”她就下炕开门出去了，她一边走一边骂黄鼠狼。听到有人出屋，笼里的鸡也就不叫了，可能是黄鼠狼又跑了。我大妗到鸡笼那里看了看，见笼盖子盖的好好的，上面压的几块砖头也没有变化，就说：“没事呀，黄鼠狼子没进鸡笼啊。”她就又回到屋里，躺在炕上继续睡觉。

躺下时间不长，外面的鸡们又开始乱叫乱扑腾，我大妗又起来了，她说：“这该死的黄鼠狼，闹得咱们睡不好觉，干脆把鸡笼搬进屋来，看它还怎么进来。”

她到院子里，把鸡笼盖子上面压的几块砖头扔到一边，就把鸡笼抱起来，准备放在堂屋里。因为鸡笼本身不防水，有时下雨天，也要把鸡笼搬进堂屋里避雨，所以，搬动鸡笼也是常有的。因为是夏天，我大妗睡觉时只穿一件大裤衩子，上身光着，到院里去也没再穿别的衣服。她把鸡笼搬起来往屋里走时，嘴里还念叨：“今天这笼子咋比每天（以往）沉啊，是不是黄鼠狼子在里边啊。”这次真给她说中了，原来黄鼠狼真的还在笼子里，黄鼠狼也怕被人抓住，从里面撞开笼盖子窜了出来，一下正扑在我大妗的胸口上，毛茸茸的一团突然撞到胸前，我大妗吓了一跳，“妈呀”一声喊，双手一松，鸡笼掉在地上，我大妗也吓的坐在地上了，浑身哆嗦，心蹦蹦乱跳。听到院里的响声和我大妗的尖叫声，我母亲赶紧下炕，到院里去看我大妗，边走边问：“大嫂子咋啦？有事吗？”我大妗还声音颤抖地说：“没事儿，没想到黄鼠狼子在鸡笼里边，突然窜出来毛乎乎的撞在我胸脯子上，可把我吓坏了。”

我母亲回屋里把灯点着了，看看我大妗身上没有什么伤，也就放心了，端着灯看了看鸡笼，发现下部的荆条被黄鼠狼咬坏了，磕成一个拳头大小的窟窿。黄鼠狼是从这个窟窿钻进去的，我大妗把鸡笼抱起来，里面的黄鼠狼也是慌不择路，找不到进来时的窟窿了，只好撞开笼盖子窜出去了。看了看里面的几只鸡，只是掉了一些鸡毛，还没有被咬伤。把鸡笼放在堂屋里，插好前后两道门，也就安全了。

回到屋里躺在炕上，她们就说起这件事来，估计前两次鸡叫时是黄鼠狼在嗑咬鸡笼，后来鸡又叫有扑腾，可能是黄鼠狼已经钻进笼子里正在抓鸡，我大妗第一次出屋去查看，黄鼠狼就伏在笼底不动了，鸡们以为黄鼠狼走了，也就不闹腾了。我大妗见笼盖子没动，就以为黄鼠狼只是在鸡笼外面捣乱，没想到它会咬断荆条钻进笼里去。我大妗回屋睡觉后，过一会儿黄鼠狼又向鸡进攻，鸡们又便叫唤边扑腾，我大妗才又出去把鸡笼抱进屋来。黄鼠狼怕被人抓住，才拼命窜了出来，使我大妗遭受一场惊吓。至于被黄鼠狼咬成一个窟窿的鸡笼，用铁丝修补一下也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第二件事是到我大舅的窑场看烧制砖瓦：解放初期，蓟县还没有机器制砖的工厂，民间的小土窑都是手工制作砖瓦，烧出来的砖瓦都是青灰色的。青砖的大小与现在机器轧制的红砖差不多，也是24厘米长12厘米宽5厘米厚。过去的青灰色小瓦与现在的机器压制的大瓦根本不同，小瓦是下宽上窄的弧形，有的大些有的小些。如有的一块小瓦的外边（大弧形边）下部宽17厘米，上部宽15.5厘米，瓦身长15厘米。四块小瓦拼成一个下粗上略细的圆筒形状。我大舅家的窑场就在他们村东边，平时也没雇别的工人，就我大舅和我表兄父子俩干活，只在装窑和出窑时才雇几个临时工来帮忙。小时候我到那里去看过，见到了手工制作砖瓦和土窑烧砖瓦的场面。

砖瓦窑分制坯与烧窑两大工序。

那时的手工制砖坯俗称“摔砖坯子”，手工制瓦坯俗称“轮瓦”，都是在工棚里进行的。小土窑的工棚也很简陋，用木杆子作工棚的梁、柱、檩，长度也和普通房屋差不多，只是由于承重力小而直径都比较细。工棚的墙壁是用秫秸杆勒成的篱笆墙，内外两面都抹上黄胶泥，以防透风。门窗部位是敞开的，没有门扇和窗扇。工棚的屋顶也是苇笆和苇席封盖的，虽然可以遮挡风雨，但是保温性能较差。

第一道工序就是取土和泥，那时的砖和瓦都是用普通的黄粘土制作的，黄粘土要求纯净，不能混杂石子沙子或黑土，和好的黄胶泥就堆放在工棚内。黄胶泥要和的软硬适中，也就是说里面的水分既不能多，也不能少。因为泥软了难以保持砖坯和瓦坯的形状，泥硬了难以把模具填满，作不出完整的坯子。和这种泥与建房砌墙的和泥方法不同，除了使用铁锨、三齿等搅拌工具外，还要用双手抡起一根铁棍朝泥堆用力打击，类似用手揉面似的，把泥打“熟”了，增加黄胶泥的密度和韧性。

第二道工序是制坯，包括摔砖坯子和轮瓦：

摔砖坯子，就是先把比一块砖大些的泥块，高高举起来，狠狠地摔到地下，横着摔、竖着摔，反复摔，摔的次数越多，用的劲头越大越好，目的就是增加泥坯的密度，增加砖的耐压力。制砖的模具俗称“砖斗子”，就是一个一块砖宽、两块砖长的长方形无盖的木盒子，中间一个界断板。把摔好的两块泥坯分别装进“砖斗子”的二个木盒里，四角周边要用力按，把盒子全部填充满，不能有空隙，然后用泥刮子沿着木盒子上面一刮，把多余的泥坯去掉，扔进泥堆里。泥刮子是用一根比头发粗些的细钢丝绑在弓形的竹片上做成的，弓背是手柄，弓弦是刮刀。因为钢丝是圆的，不会损伤砖斗子的木棱，又因为钢丝很细，从黄胶泥中穿过后，起到了刀子切割的作用。刮完之后，把砖斗子端到工棚外，倒扣在平坦干燥的地面上，拿起砖斗子，里面的两块砖坯子就落在地面上了。为了防止黄胶泥粘在砖斗子的框板上，提前要在砖斗子内均匀撒一层细面砂，每做一次砖坯子就要撒一次细面砂。

砖坯子在地面上晾晒时，贴地面一侧是不容易干的，所以要先平放在地面，以防泥坯变形。过一段时间，干燥一些了，同时也坚硬一些了，再一块一块的竖立起来，这样干燥的更快了。彻底干燥了，再把一块块的砖坯子码放成长方形的坯垛，既可以少占地面积，也容易遮盖防雨。

轮瓦比摔砖坯子复杂多了，轮瓦的工具是瓦机子。瓦机子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工作台和转动的轮盘，二是制瓦的模子。工作台是一个木制的半人高的桌子，桌面中间有一个圆孔，孔里竖立一个木制的轴，轴顶部是一个圆盘，圆盘中部是一个凸起的脐子。木轴与圆孔之间有黑乎乎的润滑油，用手一拨，圆盘就在桌面上旋转。工作台上还要放一个水盆子，里面要有水供轮瓦时使用。

瓦模子是一个一尺高下粗上细的圆筒，包括木筒和布套两部分。木筒是由八块木板拼接而成的，各板之间有铁丝连接，能够折叠。这个木筒不是固定在一起的，而是由一个扇形平面对折拼成的圆筒，外面要用白布套子套住，才能保持圆筒的形状。布套是六七寸高、与木桶下半部外径相同的圆形布筒，正好套在木桶上。瓦模子的下部大小要与工作台上可旋转圆盘的脐子大小相同，可以正好卡在脐子上，拨动圆盘时，瓦模子也随着旋转。轮瓦时要先把布套子浸泡湿了再套在木桶上，以便于使制瓦的泥片粘贴在瓦模子上。

轮瓦时要先把泥作成一块瓦高（约半尺）那么宽，四块瓦宽（约二尺）那么长，一尺左右厚的长方体泥堆，用削泥刀从上面划过，削下一层一层的泥片。削泥刀不是普通的刀，它和泥刮子似的，也是用竹片做成弓形手柄，用细钢丝做成弓弦似的刀，与泥刮子不同的是，在钢丝刀的上方五六毫米处还有一道平行的粗的皮条（或麻绳）作为标尺。切削泥片时，皮条或麻绳沿着长方体的泥堆表面走，下面的细钢丝从泥堆里穿过，就切削出一条厚度相同的泥片了。用这个削泥刀，不仅可以保证同一条泥片的各处厚度一致，也可以保证每次切削下来的泥片的长、宽、厚度都一样。

轮瓦师傅揭开一片泥片，围贴在瓦模子的布套上，把接缝处对接好。一手拨动圆木盘，使瓦模子旋转起来。同时双手蘸些盆里的清水适当着力抚摸瓦模子上的泥片，使泥片紧贴在瓦模子的布套上，这就是轮瓦了。

轮完之后是切瓦，切瓦刀是两个半圆形的模具，轮瓦师傅一手拿一个，把它扣在瓦模子外边的泥片上，就把一个圆筒形的泥片竖着分割成四块，这就是四块弧形小瓦的泥坯。同时也把泥筒上下两侧高低不平的部位切掉，使四块小瓦泥坯上下两侧呈现平行的边沿。这就是说，手工轮瓦一次可以做出四块小瓦的瓦坯子。因为瓦坯子是向内侧倾斜粘贴在瓦模子的布套上的，可以手提瓦模子的木筒上部，放到工棚外的场地上。然后把木筒拼接处向内侧打开，卷成内径更细的小筒，就可以从布套里抽上来，把布套和四块瓦坯子留在原地，布套和瓦坯子仍然保持竖立的姿态。经过几分钟的晾晒，布套上的水分蒸发了，就可以把布套从四块瓦坯子拼成的圆筒中拿出来，在水盆中浸湿后继续使用。再经过几个小时的晾晒，瓦坯子干固了，就可以轻轻地把圆筒状的四块瓦坯子掰开，一块挨一块的竖立码放成瓦垛保存起来。

通过以上工序，可以看出瓦坯子在瓦模子的布套上粘贴的时间较长，布套在木筒上套箍的时间较短。所以一个瓦模子的木筒上需要配备几个布套，这样就可以使木筒不停的工作。同时也可以看出，如果从削泥片到晾晒瓦坯子都是一个人干，一个工作台配一个瓦模子就够了。如果轮瓦的师傅专门负责轮瓦，削泥片和往工棚外提瓦模子、去晾晒瓦坯子由小工来干，则一个工作台可以配置两个或三个瓦模子。当一个瓦模子上的瓦坯制作完成，小工把粘贴着瓦坯的瓦模子提走后，立即把另一个瓦模子放置在工作台的轮盘脐子上，使轮瓦的师傅不停地轮瓦。摔砖坯子也如此，如果是一个师傅做完砖坯子，自己端着砖斗子去工棚外把砖坯子扣在地上，一个师傅使用一个砖斗子就够用了，如果是小工负责端着砖斗子去外面扣砖坯子，一个师傅则需要两个至三个砖斗子，才能使在小工端着砖斗子出去扣砖坯子时，师傅继续摔砖坯子。因为晾晒的场地距离工棚越远，小工往返的时间越长，师傅越有时间摔砖坯子。

当晒干的砖坯子和瓦坯子达到一窑的数量后，就要进行装窑和烧窑了。装窑和烧窑是比制坯难度还大的技术活，都是由经验多的老师傅来干的。那年代的土窑是用土堆积个坛子形状，肚子大上口小，有用砖砌的门洞、灶门和烟道，不像现在的砖厂用的是砖砌的串窑。过去烧窑用的是木柴而不是煤炭，砖坯和瓦坯全是粘土的，不像现在的机器砖坯子里面掺进一定比例的煤面子。所以，过去烧窑的火候与现在也是不同的。

烧窑之前先要装窑，就是把砖坯子和瓦坯子按照一定的排列方法码放成坯子垛，坯子垛的下部要有放置木柴的空间，上部有走烟走火的通道，每块砖坯和每片瓦坯之间都要有一定的空隙，使每块砖每片瓦都内均匀的受热。总之，装窑也是一个很复杂又很科学的工序。

因为那时的青砖青瓦，不仅需要火烧，还需要水淹，在烧到一定程度后，要用水慢慢的浸泡，否则烧出的砖瓦就是红色而不是青灰色。所以，在窑内坯子垛的最上面，也就是坛子口的部位，还要用土蒙盖的严严实实，做成一个火山口似的盆子形状。既可以以防热量流失，又可以在窑顶上的土盆内注满清水。

窑顶部的土盆作好了，装窑的工序就算完成了，接下来就是点火烧窑了。烧窑也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火候要适中，火大了（温度过高）会把砖和瓦烧出裂纹，俗称“烧炸了”，火小了（温度过低）烧不透，砖坯和瓦坯的内芯还是粘土，俗称“烧生了”，都会影响砖瓦的质量。那时没有温度表和鼓风机，主要靠进气道与出烟孔来控制火的大小，这项工作俗称“看火”。“看火”是一项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技术，全凭实践中心领神会。土窑的进气道在门洞子里，出烟孔在窑顶的边沿。土窑的门洞子是一个一人多高拱形屋顶的长方形洞，南侧是洞门，东北西三面的墙壁上有若干小一些的拱顶小门，这些小门都用活砖（注3）封闭，中间有若干小孔，可以看到里面的火苗。这些小孔也是进风孔，可以用拆下或塞填活砖的方法来扩大、缩小或者堵死。

我大舅刘瑞就会“看火”，当然他也会摔砖坯子和轮瓦。我表兄刘文良就只会摔砖坯子和轮瓦，不会“看火”。

烧窑的时间是多少天我不记得了，那时听说过，可能是七八天或者十多天吧。从第几天开始灌水我也不清楚，是停火以后才灌水，还是边烧火边灌水我也记不得了。只记得我去窑场玩时，窑洞子里很热，窑顶的土盆里有水，而且随着水往窑里砖瓦垛里的渗透，窑顶水盆里的水要及时补充。这些水都是用水桶挑上去的。土窑的侧面有一条斜坡式的小道直到窑的顶部，我看到他们正往上挑水。

窑里的砖瓦坯子需要用水浸泡多少天，我也不清楚，出窑的场面我也没见过，听说是等窑顶的水都渗没了，窑里的温度低下来了，就可以把门洞里三个侧面的小门的活砖拆走，把这些小门打开，从里面的砖垛和瓦垛上，把烧好的砖和瓦取出来，拆垛时也要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以保证安全。也是由师傅在里面从垛上往下拆，小工负责从窑里往外运。装窑时往窑里运砖坯子、瓦坯子，出窑时往外运砖和瓦，都是用独轮小推车的，因为这种车子小，进出方便。

过去的小土窑烧制砖瓦，都是在春秋季节进行的，因为夏季雨水连天，无法晾晒砖瓦坯子，冬季泥土冻结也无法手工制坯。同时，开春和秋后地里的农活不多，烧一窑或两窑砖瓦，也不影响种地和收割庄稼。

后来国家办的砖瓦厂修建了正式的生产厂房，使用机器制坯，用串窑烧砖瓦，用烘干机烘烤泥坯子，不受季节气候的影响，就可以常年生产了。小土窑烧砖瓦的生产效率低下，成本较高，而且手工制坯的青灰色砖瓦，不如机器轧制的串窑烧出的红色砖瓦密度大，承压能力强。所以，老百姓建房都改用质量好价格低的机器轧制的砖和瓦了，小土窑烧砖瓦也就退出历史的舞台了。

我住姥家都是小时候的事，因为那时我母亲有闲工夫住娘家。后来我上学了，家里土地入社了，母亲需要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了，没有闲工夫去住娘家了。当然逢年过节，遇到红白喜事，母亲还是要回娘家，可那都是当日往返，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了。我上学后，为了不耽误上学，则是很少去姥家了。

注1：随份子也称随礼，是指应邀参加亲友家里的婚丧嫁娶等活动，并且要交给主办家一定数量的现金，主办家要记载入账。这些钱俗称礼金、礼钱或份子钱，参加这些活动俗称随礼或随份子。

注2：铁瓦车也称铁辋车，车架、车轴和车轮都是木制的，在车轮的外面镶嵌一圈五六厘米宽、一厘米厚的弧形铁皮，俗称铁瓦。这种木轮车也称铁瓦车。

注3：活砖指的是未用泥或灰浆粘合在一起，在墙体上容易活动的砖。在正式建筑的墙体中，在砖与砖、砖与石块、石块与石块之间，要用黄土或者白灰、水泥、石粉、沙子等和成的泥浆或灰浆来嵌缝的。泥浆和灰浆既可以把砖块与石块粘结在一起，还可以防止墙体透风。而有的临时性墙体就是用砖块或石块堆积而成的，很容易从中抽出砖块或者拆除。蓟县人俗称这种不加泥浆和灰浆的砌墙方法为“活码”或“干砌”，俗称这种砖墙为“活砖墙”，这种墙上的砖为“活砖”。

第 八 节   表兄的三次婚礼

我大舅刘瑞只有一个儿子刘文良（1933——2003年），我二舅刘荣有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刘文栋（1951年——今），我这些表兄、表姐、表弟结婚时我母亲都要去随份子。

在我记事时，我二舅家的大表姐、二表姐和三表姐都已经出嫁了，她们结婚时我是否出生，或者母亲是否抱着婴儿时期的我去参加婚礼，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记得我表兄刘文良结婚时，我跟母亲一起去了。二舅家的四表姐结婚是集体吃食堂时期，婚礼简单家里没法办酒席，也没人随份子。五表姐和表弟结婚时我已在外地上班，不知道他们结婚的消息。我表兄结婚时我正好是五岁到八岁之间，所以就记得比较清楚了，而且那时的婚礼与现在不同，故此值得一写。

按照蓟县农村的说法，我表兄刘文良天生命硬，“妨媳妇”或者说“克媳妇”，在三四年的时间内，娶了三个媳妇，这三次婚礼我都跟着母亲去随份子了。我表兄每次结婚时，我们都是前一天就去了，住在大舅家里。

因为我大舅家开了一个砖瓦窑场，挣了点钱，所以，在我表兄第一次结婚时就大操大办喜事。

我表兄第一次结婚大约是在1952年，那时我们母子还和我二叔二婶一起生活。得到我表兄结婚的邀请后，头天我母亲就带着我去了王庄子，晚上住在大舅家里，和我们一起住的还有别的带孩子的女客。五米长的大炕上睡了七八个人，头天晚上客人们吃的是馒头和炒菜，但还不是喜宴酒席。

那年代没有广播和电视，吃完晚饭这些女客们就在炕上聊天，说起了男婚女嫁的家常话。因为这些女客人都是解放前出嫁的已婚妇女，她们到一起就诉说起结婚做媳妇的“苦处”来了。原来她们那些人的婚姻观，与我们解放后的年轻人婚姻观有很大的差别。

按照她们当时的说法，男方家庭娶媳妇是好事，不仅是新郎睡觉有伴儿了，可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了，对于新郎的母亲来说也是“多年媳妇熬成婆”，可以“使唤”儿媳妇了，家庭“职务”上升了一级，减轻了自己的家务劳动，当然是件“好事”。可是，对新娘子来说，结婚出嫁却是件“坏事”。她们说自己在家做“闺女”（注1）时，主要是做些绣花、纳鞋底等辅助性的针线活，烧火做饭、喂鸡喂猪、做衣服做被褥等主要家务劳动都是母亲和嫂子来干，她们就像还没“上套”（注2）的小驴驹和小牛犊似的，可以随意吃喝玩耍。可是一到婆家就成了家务劳动的主力了，就像套上“套夹板”的牲畜一样，开始了辛勤劳作，受苦受累的日子。每天要天不亮就先起床点火做饭。把粥熬熟后，别人才起床洗脸吃饭。吃饭时还要给公婆丈夫盛饭，先伺候别人，自己最后才端碗。吃完早饭后，男人们下地干活，婆婆也放下饭碗一抹嘴走了，儿媳妇还要刷锅刷碗喂猪喂鸡。那年代当媳妇的就要做在前吃在后，做的差些还要被婆婆数落批评，有的儿媳妇还受气甚至挨打挨骂。过去有“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人骑任人打”的说法，所以，女孩子一结婚，就等于由被人服侍的“阔小姐”变成了伺候人的“使唤丫头”。因此，一听说要上花轿，去给人家当新娘做媳妇，她们就会大哭特哭，因为在她们看来出嫁等于丧失了做闺女时的“自由”，戴上了做媳妇的“枷锁”。所以，对新娘子来说结婚是件“不幸”的事，她们都不愿意离开娘家。

按照这些女客人的说法，新娘上轿前的痛哭还反映出对自己前途命运的担忧。据她们说，那年代婚姻都是由父母包办的，在洞房里没有揭开红绸盖头之前，新娘子和新郎及新郎家里的其他人，都没见过面。新郎、新娘长的是丑是俊，年龄是大是小，脾气是好是坏，婆婆是刁是憨，小姑是奸是贤，都只是听媒人介绍，双方之间互相都不清楚。所以，新娘子出嫁时心里也是忐忑不安的，等于是自己只身一人去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不知道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婆家和丈夫。在这种家长包办婚姻的习俗下，新娘子上轿前出现的对娘家依依不舍的恋旧心情以及对婆家的迷惑与恐惧的心理，也是正常的。所以，新娘子上轿前的哭泣也是真实的。听她们说姑娘出嫁是多么的不好，我还天真的说，那就不要结婚，和妈妈在家呆着呗。她们笑着说：傻小子你懂什么，你妈不结婚哪里有你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老规矩，女孩子不想出嫁也得出嫁。婆家好赖只能听天由命，新娘子上轿后，只能在心里祈祷上苍，愿老天爷保佑自己嫁得一个如意郎君。

这些女客们还互相询问过去她们结婚后过多长时间才“有事儿”的，多长时间“开怀”的。有的说结婚过两三个月才“有事儿”，有的说半年或七八个月才“有事儿”，有的说结婚过三四年或五六年才“开怀”。当时我年纪小，不明白她们说的“有事儿”是什么意思。但是也听明白了“开怀”是指第一次生小孩，而且两口子要“有事儿”才能生小孩。我母亲说结婚十来年才生了我，大家都说她“开怀”晚。根据她们互相介绍，我知道了结婚和“有事儿”是不同的。原来那年代实行早婚，十四五岁或十五六岁就结婚，而且是家长包办婚姻，新郎新娘互不认识，没有什么情爱可谈。结婚入洞房时，新郎新娘虽然也是同住一室，可是却不等于两个人就“有事儿”。因为中国汉族家庭的孩子，从小就接受了“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教育，到了少年年龄阶段，就形成了排斥异性的心理。也就是说陌生的男女少年之间早已形成了思想隔阂，产生了害羞、害臊的心理。陌生的少男少女见了面就脸红心跳，精神紧张，说不出成句的话来。这种少男少女之间的心理障碍，并不会因为举行婚礼和进入洞房的环境而消失，因此，有些“小夫妻”结婚后两三个月还没说过话，见面就脸红，谁也不理谁。小两口虽然同室居住，却不能过夫妻间的性生活。经过几个月或者一年半载的接触，形成了先结婚后恋爱，小夫妻才丢掉了害羞害臊的心理，两个人才“有事儿”了，开始了正常的夫妻生活。不过，如果新郎是年龄较大的成年人了，他就没有那种排斥异性的少年心理了，他们那种对异性如饥似渴的追求，并不会因为对新娘子不熟悉而受影响。在洞房花烛夜，他们对新娘是毫不客气的，甚至是对那些心存害羞与恐惧心理的新娘，进行粗暴的“有事儿”。有些少女新娘，在洞房里被陌生的年长丈夫强迫“办事儿”时，也是连哭带嚎，又打又挠，激烈反抗的。有的新娘子在三天回门时，向自己的母亲哭诉，表示不想去婆家了，却得不到母亲的支持，反还说她“不懂事”。当个别女客介绍结婚后，遭丈夫强暴，当时自己痛不欲生激烈反抗时，大家就会发出一阵哄笑，同时也咒骂那些岁数大的男人真不是东西，不知道怜香惜玉。这天晚上，这些女客们聊的都是结婚后男女之间的那些“事儿”，直到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她们有的还在说。

第二天天还不亮，我就被外边迎亲的人吵醒了。那次是租用的花轿和吹鼓手们（民乐队）去迎亲的。轿子是四个人抬的小轿，不是八个人抬的大轿，估计租用“八抬大轿”的费用高，所以一般老百姓只租用小轿。乐队也是民间的锣鼓镲（钹）笙箫笛子唢呐等。一路上吹吹打打，非常热闹。新娘坐花轿，新郎也要穿着长袍马褂，头戴毛呢礼貌，骑着租来的高头大马、身披红绸彩带跟着去迎亲。迎亲的队伍要由媒人带领，因为从习俗上讲媒人是男女双方的中介人，必须由媒人出面和新娘家联系。

听说新娘是本乡郑各庄的，因为有东、西、中三个郑各庄，究竟是哪个村我不清楚。从王庄子到郑各庄，两个村之间也不过五六里，但是要求天不亮就要到新娘子家中。所以迎亲队伍起大早就从王庄子出发了，去时轿子里不能空着，要用一个童男子坐在轿子里“压轿”，听说到了新娘家门外，要先演奏几段乐曲，迎接新娘子上轿。但是新娘家的人要给“压轿”的童子几块钱作为喜钱才下轿，否则他就坐在轿子内不出来。

那时新娘子上轿也是有规矩的，上轿前新娘子要和母亲抱头痛哭，表示不愿离开娘家的样子，要在媒人的催促下，在迎亲的鼓乐声中，梳妆打扮，要穿一身大红色的婚服，脚穿绣花的红色布鞋，头上蒙罩红色绸布“盖头”，由新娘的哥哥背着上轿，坐到轿子里也不许掀开盖头朝外看。轿子里还要放一些五谷杂粮、枣、栗子和“子孙饽饽”（蓟县人俗称入洞房晚上给新娘子煮的饺子为子孙饽饽），还要一个尿盆。据说轿子里放这些东西，是为了给路途较远的新娘子备用的，因为新娘子不可能在途中要求抬轿的轿夫停下来，让她去厕所，而且那时路上也没有公厕。同时，女方家里也要派人护送新娘子去婆家，参加结婚喜宴。

另外，娘家要陪送炕箱一对、被褥两床，以及梳妆用品等物作为嫁妆。嫁妆要由女方家安排人送到男方家里，俗称送嫁妆。送嫁妆也有讲究，一只箱子两个人抬着，里面是空的，把一套被褥放在箱子盖上，两只箱子四个人抬着，梳头匣子、镜子、脸盆等物要分别由人端着或捧着，为的是展示一下女方家的陪嫁品，让各村看热闹的人们都能看到。

那时迎亲的队伍和送嫁妆的队伍，都是步行的。顺序是鼓乐队在前边走，中间是花轿，后面是骑马的新郎官，然后是女方送亲的“新亲”和送嫁妆的。所谓的新亲，就是新娘子的哥哥、嫂子、叔婶等直系亲属，也就是和新郎家新建立的亲戚关系。但是，那时新娘的父母是不参加送亲和结婚典礼的，而是等婚后第三天女儿女婿到女方家举办回门庆典后，新娘的父亲母亲再亲自把女儿送回婆家，双方亲家才见面。送嫁妆的队列本着抬大件的人在前面走，捧小件的人在后面走的顺序，跟在迎亲队伍的后面走，女方家陪送的东西越多，送嫁妆的队伍越长。不过，送亲的新亲们和送嫁妆的人不能和迎亲的队伍同时进入新郎的家，要等到迎亲鞭炮响过，新娘子进入院子，拜过天地，新娘子进入洞房之后，新亲们才能进入新郎家里。因为，从理论上讲，只有新郎新娘拜过天地之后，新娘子才成为男方家庭的一员，男女双方家庭的亲戚关系才正式确立，所以，新亲们必须等举行结婚仪式后才能以亲戚的身份出现。

不过以上这些场面我没见到，因为最初我只是听见外边的喧闹，我并没有起床，还在被窝里迷着，也就是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状态。起床后就是在家里等着花轿回来，看新娘子和新郎拜天地，至于哪些人是新亲、哪些人是送嫁妆的也不清楚，这些规矩也都是听说的。

那天早晨吃过饭以后，我和母亲就在我大舅家等着。我大舅家的房子在最后面，有后院和后大门，另外院子东面还有个小胡同，东厢房南面还有个朝东开的院门，这个门在我二舅家那层正房的后面，也算我大舅家的前门了。因为要在院里摆酒席，提前就在院子里搭建了席棚，天地桌摆放在我大舅家前院正房西屋窗户与中间堂屋门之间的墙垛处，俗称“窗根儿底下”的地方，也在席棚下面。所谓天地桌就是紧贴墙放一个八仙桌子（正方形的高脚餐桌），东西两侧一边一个椅子。桌子正中间摆放一个写着字的木牌儿，有人说是祖宗牌位，有人说是神仙牌位，那时我也不认字，不知牌位上写的什么字。牌位两侧是高脚蜡扦子，上边点着红色的蜡烛，我当时还觉得奇怪，为什么大白天还要在院子里点蜡烛呢？

过一会听说花轿回来了，大家就到院外去看，先听到的是鼓乐声，见花轿来了，就放鞭炮。本来我大舅家后门口外很宽敞，可是花轿却抬进了东面的小胡同，停在门口外，新娘子蒙罩盖头坐在轿里，要由男方安排的两个年轻的妇女，也就俗称“伴嫂”的婚礼服务人员，从轿子里把新娘子搀扶下轿，然后再按照俗称“大执宾”或“总理”的婚礼主持人的口令，搀扶着新娘走进院内。按规定，新娘的鞋底上是不能沾泥土路面的，那时还没有现在这种机器制造的红地毯，只能用“铺红毡、倒红毡”的方法，来塑造“红地毯之路”。就是有两个男人每人拿着一块红色毛毡，就是那种三尺宽六尺长的毛毡，铺在花轿前面通往院内的路上。因为两块毡子连在一起才四米长，所以新娘走几步到了第二块毡子上就要暂停一下，等人把身后那块毡子拿起来，铺到前面去。新娘再走几步，到了前边那块新铺的红毡上，再停下来，等倒红毡的人把身后的红毡拿起来，再倒换到前边去。如此走走停停，需要两块毡子连续倒换，才使新娘走到天地桌前。在这中间，还要在红毡上摆放一个马鞍子和一个泥质的火盆，火盆里点燃了炭火。新娘子要在伴嫂的搀扶下分别从马鞍子和火盆上迈过去。象征着婚后生活平安，日子红火。火盆里的炭火是那种没有火苗的“死火”，从上面迈过去也不会把鞋袜和裤脚引燃。

因为新娘的头是被红绸盖头蒙住的，她自己看不见道路，只能任两个搀扶的伴嫂摆布，让她走就走，让她停就停。在新娘子下轿到进院的过程中，也就是在铺红毡倒红毡的过程中，“大执宾”要念喜歌的，歌词是：“铺红毡倒红毡，千里姻缘一线牵；牛郎织女天河配，郎才女貌好姻缘”、“铺红毡倒红毡，娶个媳妇赛天仙；孝顺公婆多贤惠，夫妻恩爱到百年”、“铺红毡倒红毡，新媳妇过门喜气添；来年生个大胖小儿，全家老少都喜欢。”“迈马鞍、跨马鞍，年年岁岁都平安。”“迈火盆、跨炭火，年年日日都红火。”因为我大舅家的前面院子不大，倒换了几次红毡，最后把两块红毡都铺在天地桌前边了。新娘子来到天地桌前面时，新郎已经在这里等待了。听旁边的亲戚们说，有的地方在新娘子走向天地桌的过程中，新郎还要向新娘子头部上方射出三支箭，我也不知是代表什么意思。这次婚礼上没有新郎射箭的做法，这些亲戚就议论说大执宾安排不周，把这项给落下了。

到了天地桌前，新娘的头还是被红盖头蒙罩，还是要听身边伴嫂的示意，让她跪下就跪下，让她磕头就磕头，让她站起来就站起来。那时的拜天地讲的是三拜九叩，大执宾喊：“一拜天地”，新郎和新娘就并排跪在红毡上面的棉垫子上，然后大执宾分别喊：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一对新人就随着口令给高桌上的木头牌位磕三次头。之后喊一声“起”，两个人就站起来了。之后，有人把高桌两侧的椅子搬到桌子前面，让新郎的父母，也就是我大舅和大妗坐在椅子上。大执宾又喊：“二拜高堂”，一对新人又跪在垫子上，还是按照口令，分三次给父母磕头，之后又站起来，我大舅和大妗离开座椅站到一边去了，又把桌前的椅子放到旁边。大执宾又喊：“三、夫妻对拜”，边上的人把两个棉垫子拉开一米多的距离，新郎和新娘就侧转身面对面的跪在垫子上，跟着口令，分三次互相磕头。之后大执宾喊一声“起”，两个人站起来，大执宾又喊：“送入洞房”，新郎就在前边走，新娘还是由两个女执事搀扶着，走进洞房——也就是正房的西屋去了。整个拜天地的过程，大家包括新郎在内，谁也没有看见新娘子的脸，当然新娘子也看不见新郎和现场上的其他人。

新娘被搀扶进洞房后，坐在炕沿上，由新郎用秤杆把蒙在头上的红盖头挑开，这才使新娘可以看到别人了，之后是新郎和新娘吃子孙饽饽与喝交杯酒。子孙饽饽就是新娘子从娘家带来的饺子，据说只能煮八成熟，要带一点“生吃”，意寓着多生育。交杯酒就是两个人先把自己杯子里的酒喝下去半盅，然后再由伴嫂把杯子给交换过来，让二人把对方喝剩下的另一半酒喝下去。在喝交杯酒的过程中，两个人的肢体是互不接触的，不像现在的婚礼上喝交杯酒时需要两个人的胳膊交叉。喝完交杯酒，新郎就到外边去应付客人。新郎和新娘进入洞房后的活动，一般客人是不能观看的，但是我们小孩子在家长的授意下可以扒开洞房的门帘观看，但是小孩子只能站在门口看热闹，不能到洞房里边去。

按照老规矩，这一天拜完天地后，新娘是不许出洞房的，只能在女执事的陪伴下坐在炕上休息，不用新娘子去招待客人，饿了只能在洞房里吃娘家带来的“子孙饽饽”，也就是吃饺子，连出洞房上厕所都不许可。据说这也是规矩，实在憋不住尿的，可以用从娘家带来的尿盆。因为有这个规矩，所以新娘子出嫁这天早上都是不吃不喝的，以免落下被别人讥笑谈论的笑柄。

院内的天地桌前拜完天地后，新郎这方的人要到大门外迎接送亲的新亲们进门，见面后媒人要给双方互相介绍。新娘的叔叔婶婶要和新郎的父母、叔婶互相称呼为“亲（庆）家”和“亲（庆）奶奶”；新娘的兄弟姐妹要称呼新郎的父母叔婶为“亲（庆）佬”和“亲（庆）娘”，同样，新郎的兄弟姐妹也要称呼新娘的叔婶为“亲（庆）佬”和“亲（庆）娘”。见面后大家要互相抱拳（作揖）行礼，类似现在的握手礼。女方的人说：“给亲家、亲奶奶、亲佬、亲娘道喜啦”，男方的人说“同喜、同喜”。

把新亲们迎接进院后，要让他们先到“新房”（洞房）里看一看，一是看屋里的“摆设”（家具等装饰品），二是看望新娘子。之后就要开始“赴席”——吃饭。

新亲们是“贵客”，要“赴头席”。新亲也是男女分桌落座的，而且每桌至少要有两个新郎家族的人年长的人当陪客的，男客人由新郎的兄长、叔叔、大伯来陪，女客人由新郎的姐姐、姑姑、婶婶、伯母来陪。如果听说新亲中有酒量大好闹酒的男客，新郎家也可以请本村酒量大的乡亲来当陪客的。因为陪新亲有“东不喝客不饮”的规矩，东家必须和客人你一盅我一盅的对喝，直到客人表示喝好了为止，所以陪新亲的必须能喝酒。

那时农家的红白喜宴，受场地、桌椅、餐具的限制，一次只能开五六桌或者七八桌，先开的喜宴称为“头席”，第一拨人吃完后离开，收拾桌子撤下残盘剩菜，重新摆放餐具，再开第二席。二席的客人吃完了，再开第三席。

这次我大舅家共办多少桌我不知道，只记得我大舅家东屋——我大舅大妗的卧室，前边我二舅家的屋子里都摆放了饭桌，炕上的饭桌每桌六个人，院子里的八仙桌每桌八个人，第一席是新亲们和培新亲吃饭的人为主，还有多余桌的，让男方家的长辈客人或远路客人先落座吃饭，第二席也是男方家的长辈或远路客人先吃，二席还坐不开的，本村的本家族的人最后的第三席才吃饭。这次“新亲”坐了几桌我也不清楚，只记得我和母亲是坐的是第二席，是在新亲们吃完饭，又喝点水，再回到洞房里嘱咐新娘子几句话，之后起身告辞。主人们——也就是我大舅和他们刘家的族兄弟们，把女方来送亲的和送嫁妆的那些人都送走了，才开第二席喜宴。我和母亲就是在我大舅家东屋炕上吃的饭。那次的宴席是什么档次的我也不懂，后来才听说是“小四四”。

那时的宴席有“大四四”、“小四四”“十二八”和“八八席”几种。“大四四”是“三四”一十二道菜，每道四个菜，共四十八个菜；“小四四”是“二四”八道菜，每道四个菜，共三十二个菜。之所以称为“四四”，要求每道的四个菜要有共同特点，什么四干、四鲜、四腥、四膻、四甜、四辣、四黑、四白、四红、四绿等繁多的菜名。“十二八”是十二个盘和八个大碗共二十个菜。十二盘菜要求六个凉菜和六个热炒菜，凉拌菜可以三荤三素，也可以四荤二素，炒菜中大部分都是猪肉与不同的蔬菜合炒。八个大碗都是蒸的热菜，以荤为主。“八八席”又称八碟八碗，共十六个菜，这十六个菜也是有讲究的，八碟的要求是四个凉拌菜，四个热炒菜，八碗还是蒸的热菜，这也是最低档的宴席。达不到十六个菜的就不算宴席了，只能是普通的饭菜了。四四宴席的特点是按道上菜，每次只上四个大盘。下一道菜端上餐桌，就把上一道菜的剩菜盘子撤下去。八八席的特点是，桌上的菜盘不往下撤，十六个菜全部摆放在桌子上。

那时坐席是男女分开的，男客人桌上有酒，喝完酒才上饭。那时都是普通的散装高粱白酒，蓟县也没有卖啤酒和红酒的。女客人的桌上没有酒，一开始就上饭。我们这桌都是女客，还有一个带个小女孩的，和我岁数差不多。这次赴席我和那个小女孩都犯傻了。因为一开始上的碟子里都是水果和点心类的食物，一次端上四个盘子，大人们都不吃，等着来鸡鸭鱼肉再动筷子。可是我们俩小孩看见点心和水果就要吃，大人还说：“先别吃，等着上来肉再吃。”我们俩不听，非要吃不可，结果吃到炸丸子（大米饭和淀粉做的）、炸扦子(豆皮裹素馅做的)、炸饹馇盒（粉饹馇做的）、炸春卷（面皮裹青菜馅）这四样时，我俩更高兴了，抢着吃这些油炸食品，女孩子的妈妈还把盘里的饹馇盒都倒在她的饭碗里了，当时我还很生气，只好吃炸丸子，我俩很快就吃饱了，等那些荤菜上来后却吃不下去了。我们俩吃饱了就离开饭桌去一边玩了，究竟后来都上来什么好吃的，我俩就不知道了。因为吃了一顿宴席，却没有吃到肉，大人们都说我俩犯傻了。

吃完喜宴后，新郎这边的亲戚们还要到洞房里去看望新娘子，要由新娘子的婆婆给新娘一一介绍，新娘要给长辈亲戚行礼，俗称拜见长辈，长辈们要给新娘子“拜钱”。拜见之后，有些男方的亲戚就可以告辞回家了，也有的直系亲属不走，继续住在新郎家，等着晚上“闹洞房”。我和母亲就是又住下了，晚上又吃的剩碗肉和炒菜。

晚上说是闹洞房，其实也不热闹，有几个小叔子来和新嫂嫂闹着玩，可是新娘看见大家都眼生，害羞不说话，谁说什么她也不搭理，闹新房的小伙子们也很尴尬。幸亏有两个伴嫂在旁边解围，和几个小叔子说笑话，连打带骂的把几个毛头小子奚落一番，才使他们笑嘻嘻的走了。否则，这几个来闹洞房的人可就自讨无趣了。

第二天我们娘俩也没回来，住在大舅家，跟着吃“折箩”。那时在家里请厨师办宴席，各桌的剩菜分别倒进不同的大盆里，凉拌菜如菠菜粉丝、糖醋藕片、糟肝糟肚、口条心嘴（猪舌猪心脏）本来是各自一盘的，收拾剩菜时就不分荤素全倒在一盆了。热炒菜如蒜苔炒肉、芹菜炒肉、蘑菇炒肉、木须肉等本来是分别盛在不同的盘里的，吃剩下的也就不分蔬菜种类全倒进一盆，蒸碗也不分种类全倒进一盆，这就是所谓的“折箩”。这些残羹剩饭，虽然有些不卫生，可对普通老百姓家来说，也是不常吃的“好饭”，要重新加热后继续吃。所以婚礼的第二天，新郎家的直系亲属们还要聚在新郎家里吃剩饭，中午吃不完的，晚上继续吃，这就是所谓的“吃折箩”。第三天，新郎新娘“回门”去了，我们娘俩也告辞回家了。

我的第一个表嫂虽然是农村姑娘，可长的却像个大家闺秀，她的身高约165厘米，身材苗条，面目清秀，说话轻声细语，按照现在以瘦为美的标准看来，是个大美女。但是她面色苍白，缺少血色，一点没有农村姑娘的健壮体魄，一看就不是干农活的妇女。现在我估计她是患有先天性贫血病，只不过那年代医疗事业不发达，也没有婚前检查身体一说，所以也不知她有病无病。结婚后第二年生了一个小女孩，她的身体就垮了。那时都请中医看病，也不知她是不是因贫血导致的白血病，中医就说是气血两亏，吃了许多中药也没治好，结果还是死了。留下的小女孩由她奶奶，也就是我大妗喂养，不过几个月也患病夭折了。

我表兄刘文良是独子，家境不错，妻子过世不久，经媒人介绍，又娶了第二个妻子，这次我和母亲又去随份子了。我表兄的第二次婚礼，还是在前院举行的，还是在房檐下搭了一个席棚，天地桌还是摆放在西屋窗户和堂屋门之间的窗根底下，桌子两侧还是有两把椅子。不过这次桌子上没有代表祖宗或者神仙的木头牌位和点燃的蜡烛了，而是在墙上贴了一张毛主席像。

这次娶亲不是用花轿了，而是雇了一辆胶皮大马车，车厢部位用苇席支的半圆形车棚，前后挂上红色绣花的布帘，左右两侧的苇席外面贴着双喜字。赶车的跨坐在里侧（左面）的车辕子上，新郎跨坐在外侧（右面）车辕子上，新娘穿一身大红衣服，蒙罩红绸布盖头坐在车棚子里面。陪送的嫁妆也不用人抬着或捧着走了，陪送的两套被褥和梳妆用具都装进陪送的一对箱子里，箱子捆绑在车厢后面的车尾部。送新娘的女方亲属，也就是男方家的“新亲”们，坐在另一辆没有车棚的大马车上，跟在新郎和新娘的喜车后面一起来了。

喜车到达后，这次没有铺红毡倒红毡的行进程序了，但是还要求新娘子的脚底不能沾泥土地面，而且恰巧这时又下起了小雨，所以就由新娘子的哥哥把她从车上背进院来，到席棚下面的天地桌前放下，让新娘子和新郎官站在一起拜天地。这次拜天地也改成新式的了，大执宾不再说“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那套老话了。改为“一拜领袖，给毛主席三鞠躬”。接着喊：“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礼毕。”一对新人随着大执宾的口令，面对天地桌上方墙上的毛主席像，分别鞠躬三次。大执宾又喊：“二拜高堂，给新郎的父母三鞠躬。”就让我大舅和大妗坐到天地桌前面的椅子上，大执宾又喊：“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礼毕。”新郎和新娘又随着口令，面对前方鞠躬三次。之后大执宾又喊：“三夫妻对拜，新郎新娘互相三鞠躬。”并用手把新郎往桌子前方东面一拨拉，让他面朝西站好，然后又扶着新娘站到桌子前方西面，让她面朝东站好。因为新娘是蒙罩盖头的，所以需要扶着摆弄。之后又喊：“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礼毕。”新郎新娘就随着口令，鞠躬三次。最后，大执宾说：“结婚典礼到此结束，一对新人进入洞房。”并要求新郎牵着新娘的手进入洞房，我表兄害羞，不敢当众去拉新娘的手，只是拽着新娘的袄袖子，把她领进洞房去了。

这次婚礼喜宴也不如上次那么丰盛了，这次办的是八八席，也就是所谓的八碟八碗。当然还是送亲的新亲们吃第一席，新亲们吃完了，把他们送走后，才开第二席。我们还是吃的第二席，这次上菜前没有各式点心了，我也就和大人们一起吃菜吃肉了。

第二天我们娘俩还是留下来吃“折箩”，第三天，我表兄表嫂“回门”去了，我们也回家了。

我的第二个表嫂是个标准的农村姑娘，她身高168厘米，胳膊大腿都很粗壮，胸部臀部也很丰满，身材高大魁梧，说话大嗓门，性格开朗，好说好笑，是个典型的劳动女性。她虽然体型粗壮，但是并不很胖，四方大脸的脸颊部位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鲜艳的红色。当时，我觉得这个表嫂不用擦胭脂，面颊自来红，是个大美人。可是，这个貌似健壮的表嫂，还不如上一个消瘦苍白的表嫂呢，结婚半年多就得痨病而病死了。后来，我才知道脸颊鲜红的人是肺结核病患者，现在估计第二个表嫂是因患肺结核而死的。那年代肺结核病俗称痨病，就和现在的癌症那样可怕，是很难治愈的。但是肺结核病的早期，除了咳嗽、气短以外，没有疼痛和痛苦的感觉，患者也不知自己有病。而且那年代医院也没有俗称“照透视”的X光机等胸透设备，得了肺结核病也检查不出来。所以，我表兄娶的这个媳妇，实际上是个肺结核病患者，结婚后加速了病情，到晚期转为肺心病后，才请中医医治，可惜已经晚了。那时我们西南隅村有一个姓付的，可能叫付和义，就是患了肺结核病，刚到20多岁，还没结婚呢，就病死了。

我表兄一连妨死两个媳妇，别人都说他命硬，说媳妇就困难了。第二个妻子死后，过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大约有一二年，才说成第三个媳妇。这个媳妇虽然也是经媒人介绍的，但这时已经普遍实行《婚姻法》了，结婚典礼前要先到乡政府去登记，新郎和新娘早就见面了。

我表兄第三次举行婚礼时，大概已经入社了，这次娶亲既不是用花轿，也不是大马车，而是自行车了。是新娘的哥哥用自行车把她驮来的，迎亲的新郎和媒人也是骑自行车去的，送亲的新亲们也是骑自行车来的，陪送的嫁妆也是用自行车驮来的。新娘子也不穿大红颜色的“嫁衣”和蒙“盖头”了，就是一身普通样式的新衣服。新郎自然也是一身普通样式的新衣服。

送亲队伍在我大舅家附近就全部下车子，推着自行车走，新娘子跟在她哥哥后面走。院子里的天地桌还是摆在老地方，上面还是贴一张毛主席像。结婚典礼的议程还是先给毛主席三鞠躬，再给我大舅、大妗三鞠躬，新娘和新郎互相之间三鞠躬，然后入洞房。这次因为新娘子没有盖头了，进洞房就是自己跟在新郎后面走，也不用别人牵着或搀扶着了。

这次婚宴还是八碟八碗，母亲和我是哪天回来的，是不是第二天留下吃折箩我就记不清了，只记得这次婚礼不如上次热闹，上次婚礼不如第一次更热闹。

我的第三个表嫂体型与第一个表嫂差不多，也是细高的身材，苗条的体型，只是容貌很普通，不如前两个漂亮，但也不算难看，只能算农村姑娘中的中等人吧。这个表嫂虽然身体消瘦，可是体质很好，家里活地里活都能干。这个表嫂性格很实在，不像第一个表嫂那么妩媚和温柔，也不像第二个表嫂那么欢快和爽朗。她不会花言巧语，不善于社会交际，就是踏踏实实的干活过日子。她为表兄生育了一个儿子三个女儿，陪伴表兄度过了一生。

我表兄的三个媳妇都是经媒人介绍的，结婚前两个人是否见过面我不知道，那时国家刚颁布《婚姻法》时间不长，也不知他们是否按照国家的要求去乡政府领取结婚证书。我估计，既便两个人在结婚登记时见过面，也不会很熟悉。因为那年代不像现在这样，先由媒人引线搭桥，介绍双方的家庭经济状况，先相人再相家，男女双方再多次见面约会，经过一段恋爱之后，相互了解了，感情加深了，甚至已经同床怀孕了，才去政府履行结婚登记手续，之后再举办结婚典礼。

那年代还没有身份证制度，结婚登记要求本人必须到场表示同意与对方结婚，负责登记的民政干部才能发给结婚证。但是那时的结婚证只是一张纸，结婚证上没有照片，户口登记上也没有照片，到场表态的是不是登记结婚的本人，负责登记的民政干部也无法确认。所以就有父母包办婚姻，本人不同意，结婚登记时找人代替的现象。多数情况下，即使本人去了，也是定好时间，由媒人和家长领着去的，男女双方只需要对民政干部说句“同意”就行了。在家长的监督下，一对未婚夫妻是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的。因为那年代还没有还未举行结婚典礼，女方就去婆家居住，或者男方就去岳父家里去与未婚妻约会的现象。所以，如果未婚男女私下接触，会受人讥笑，视为“荒唐”、“不稳重”，女青年未婚先孕，会被人视为“女流氓”“下贱货”，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我表兄的三次婚姻，都是在过去那种媒人介绍、父母包办的习俗下形成的。在举行结婚典礼前，即使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见过一面，可实际上每个表嫂对婆家的人都是陌生的，这和旧中国的婚姻形式没有多大区别。

注1：蓟县人俗称未成年小女孩为“小闺女”，未婚女青年为“大闺女”，已到壮年或老年阶段尚未结婚的单身女人为“老大闺女”。俗称已婚女青年为“小媳妇”，已婚多年并为人母的妇女为“娘们儿”，已婚的老年妇女为“老太婆”或者“老太太”。

注2：上套，指给拉车或者拉犁的大牲畜，佩戴上用木棍和绳索制作的的牵引工具。这些牵引工具俗称为“套”，木棍部位俗称“套枷板儿”，绳索部位俗称“套股”。

第九节   看杀猪和吃炒猪血：

小时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看杀猪和吃猪血。第一次看杀猪和吃猪血是在我二婶的娘家，我堂弟的“姥姥”——我也称为“姥姥”家，这也是我四五岁时发生的事，当时我们和二叔二婶一起过，都住在东院正房里。

我二婶的娘家姓殷，住在城北府君山坡上的垴峪（俗称北山坡，现在的府君山公园里），其实那里就他们一户人家，隶属于山下边的土楼行政村管辖。二婶的父亲已经过世，大哥和二哥都是农民，自己成家立业，住在山下的土楼村。她三哥当八路军牺牲了，三嫂子和儿子与婆婆——也就是我二婶的母亲三个人一起过。她们都到我家来过，尤其是二婶的母亲经常来，我也随着堂弟同样称呼，称二婶的母亲为“姥姥”，称二婶的三嫂为“三妗”，称三妗的孩子（比我大两岁）为“表兄”。

“姥姥”当时有六十岁左右，高高的身材，身体消瘦，但身子骨很结实，饱经风霜的脸上有不少皱纹，脑后梳个“小纂”，一看就是个能干活的农家妇女。

“姥姥”家住在府君山上，家里果树多土地少，需要经常到城里来卖水果，再买回米面青菜等。每次来都是赶着毛驴来，驴背上的驮筐里装着山货，卖完水果后就到我家来看她女儿——我二婶。由于路程不远，“姥姥”没有在我家吃过饭，都是呆会儿就走。当然她家树上的水果（杏、梨、柿子、红果）也给我家吃，有时是二婶从娘家带回来，有时是“姥姥”进城卖水果时顺便给送来。

那是腊月的一天上午，“姥姥”赶着驴来到我家，驮筐里有些买的年货，说是家里请师父杀猪，要二婶回去帮忙做饭，还让堂弟我俩跟着一块去看杀猪的。于是我们就一起去“姥姥”家。我和堂弟被二婶分别抱进驴背上的驮筐里，我俩一面一个坐在筐里感到很美，姥姥和二婶赶着驴在后面步行。出了东关往北走不远就开始上山，走的是羊肠小道，驴蹄上的铁掌踏在山路上发出哒哒的响声。又走一会儿就到姥姥家了，二婶把我们哥俩抱下驮筐，就卸下驮筐把驴拉进棚里去了。我们小哥俩，在驴背上时就听见猪叫唤，看见三个大汉在捆绑那头大肥猪，从驴背上下来就跑到房屋前边去看他们杀猪。

这时我们看到那口大肥猪已被捆绑住四蹄放在一个大饭桌子（在炕上吃饭用的三十多公分高的矮脚桌子）上边，是把左前蹄与左后蹄绑在一起，右前蹄与右后蹄绑在一起。猪的头部伸在桌子外面，张开嘴拼命地嚎叫，那个杀猪师傅先抡起一根二寸多粗的木杠子，朝那肥猪的脑袋上猛击一下，把猪打晕了，停止了嚎叫。接着他用一尺多长的尖刀捅进猪的脖子，往外放血，地上用一个大瓦盆接血。为了防止猪血凝结干固，瓦盆里已经放了一些清水，旁边一个人拿个木棍搅拌血和水，同时还往盆里撒些碎盐。只见那头猪的鲜血从脖子上的窟窿内咕嘟咕嘟的往外流，后来“血流”越来越小，夹杂着还往外冒着血气泡。在放血的同时，猪的身子和四肢都在抽搐，慢慢的就不动了。

杀猪师傅确认猪死了之后，解开捆绑四蹄的绳索（据说也有的师傅确认不准，解开绳索后猪又苏醒跑了的现象），先“梃猪”。就是在一只后蹄上削开一块皮，把一根一米多长、小手指粗细的铁棍（俗称梃子）从这块皮的下面捅进去（铁棍无尖，防止把皮刺透，又特别光滑，很亮和不锈钢似的），在猪的皮和肌肉之间来搅和，把猪的皮与肌肉分开。这也是一门技术，他可以从后腿处一直捅遍猪的全身，包括脖子、肚子、脊背、前肢和另一个后肢，都能从后肢上的一个入口，用这一根铁棍全捅过来，使这头猪的皮层与肌肉分开。

之后就是“吹猪”，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要求吹猪的人肺活量要大，还要有力气。只见那个师傅坐在小凳上，用右手握住那个削开皮的后蹄，用拇指和二指抻着那块被削开的猪皮，把嘴对准皮与肉之间的小孔，用力往里面吹气。每吹完一口气，就用手掌握紧小孔的上部（后蹄），防止里面的气跑出来。然后扭头做一次深呼吸，吸进一大口气，再次吹进后蹄上皮肉之间的小孔里，同时紧握的手掌要放松，吹完后再紧握。随着杀猪师傅一口一口地往后蹄上的小孔里吹气，这头被杀死的猪逐渐肥胖起来，最后如气球的形状，连脖颈部位和肚子下面的四个肘窝处都鼓胀起来了。这时师傅就用细麻绳把后蹄的气孔上部绑紧，以防止跑气。

下一步就是“刮猪毛”了。在刮猪毛之前要用开水把猪毛烫软，俗话说“死猪不怕开水烫”就是从这道工序而来的。据说专门杀猪的屠户家里有个很大的锅台和大锅，可以把整个猪放在锅里烫。姥姥家没有那么大的锅，就用普通的锅灶，半身半身的烫毛刮毛。用来刮毛的是一个五六寸宽的铁板，上半部卷成圆桶状，以便用手把握，下面有二寸宽的弧形刀面，底部是刀刃形状非常锋利，在鼓胀的猪身丄一刮，就掉下一片黑毛，露出粗糙的脏肉皮。刮掉一片的黑毛后，再重复刮几下，把毛茬和表皮外面的脏皮一起刮掉，就露出了白白的细肉皮。大锅的热水里除了猪毛还有脏皮。

刮完猪毛，就把拴在后蹄吹气孔上部的细麻绳解开“放气”，气球形状的裸体猪慢慢的憋了下来，逐渐恢复了生前的形状，只是全身的黑毛没有了，变成了雪白的肉皮。接下来的工序就是“开膛”，也就是给猪开膛破肚了。杀猪师傅在猪的臀部两侧各插进一个肉钩子，然后两个人从锅台上把猪抬到院子里，挂在提前在院内的两颗柿子树中间绑好的一根横杠子上。这头猪头朝下耷拉着，地上放了一个大瓦盆。杀猪师傅先用刀从上面，也就是猪的尾巴处向下划开猪的肚皮，取出腹腔内的肠子、“肚子”（肚音堵，胃的俗称）、“尿泡”（膀胱的俗称）等物（俗称下水），放进大盆里。吩咐他的助手（徒弟）端到一边去翻肠子。然后他再划开下面猪的胸腔的肉皮，取出心肝肺包括气嗓管等器官（俗称上水），放在另一个大瓦盆里。

开膛也是技术活，要求只能划开肉皮，不能划破里面的器官，不能在猪腹腔和胸腔里沾上猪的屎和尿。尤其是猪的“苦胆”（胆囊）更不能划破，据说里面的黑色胆汁味道是很苦的，沾在肉上就麻烦了。杀猪师傅是用手把苦胆完整的揪下来的，之后放在一边保存，据说可以当中药使用，是“大凉”的。

这时杀猪师傅的助手（也是徒弟），就端着盛“下水”的大盆到猪圈外的粪堆处去“翻肠子”。这道工序虽然称为“翻肠子”，实际则是先捋后翻，首先要把猪肚子（胃）里的残余食物捋出来，然后才把胃的内壁翻到外面来，进行冲洗。农户家的猪“尿泡”（膀胱）一般没用，把里边的“尿水”捋出来后，从尿道管往里吹气，吹成一个大圆球，再把尿管绕个扣“系死”，就成了个大气球。那年代没有塑胶气球，小孩们就拿猪“尿泡”当气球玩。屠宰户的猪“尿泡”多，洗净后可以在里边装满肉馅，和“灌肠”一样，俗称“小肚”。最费事的是捋肠子，较细的小肠和较粗的大肠连在一起要有几十米，从小肠的前端捋到大肠的末尾要很长时间。把里边的粪便捋出去之后，在从大肠的尾部开始，把肠子的内壁翻到外面，从尾部到前端整个翻过来，需要的时间更长。并且在“翻肠子”的过程中，要一边翻一边用活水冲洗干净。那时没有自来水，“活水”冲洗，就是旁边的一个人用水瓢从桶或者缸里舀水，往下倒在“翻肠子”人手中拿着的肠子上，翻肠子的人一手托着肠子，另一只手在上面擦拭，把粘在肠子内壁上的赃物冲洗掉。

最后的工序是“劈肉”，这是与“翻肠子”同步进行的。杀猪师傅先用切肉刀和尖刀把猪头和四只猪蹄、猪尾巴“卸”（从骨缝里切开，俗称卸）下来，再把猪的“后坐”（臀部）、“前槽”（脖颈部位）卸下来。之后再用剁骨头的“大砍刀”把猪的脊背劈开，分成两大扇肉。再把两大扇的里脊、软肋、硬肋等部位的肉分开，就算完成任务了。

还有一项可以与吹猪、刮毛、开膛、劈肉等同步进行的是“浸猪血”：在师傅吹猪和刮毛的同时，等待血盆里的猪血凝固后，就把它切成方块体，放在锅里“浸”一下。这里的“浸”是蓟县人对“白水煮”的俗称，一般是指在炖肉之前，先把肉块放在锅里用白水煮，待水沸腾（俗称开锅）后，水面呈现一层比较脏的油沫。锅里的肉块并没有煮熟，可是比起生肉来，要紧密硬实些。之后把肉捞出来，“浸肉”的水扔掉。再重新加水，把肉和各种调料放进锅里煮熬，也称为炖肉。“浸猪血”就是用清水煮已经凝固的“血块”，煮成半生不熟的，但是比较结实的“血豆腐”。据说，一头猪的血可以熬出十几斤的“血豆腐”。“血豆腐”可单独炒吃，也可以配其他蔬菜一起炒吃，还可以做汤吃。平时，街上也有人卖这种“血豆腐”，可是卖猪肉的摊位上却不卖“血豆腐”，也不知这些屠户的猪血都干什么用了。

上面说的杀猪过程，大约要几个小时才能结束。本来这天早晨，姥姥来接我们去她家看杀猪时，我心里很高兴，以为中午吃饭一定会有肉吃了。可没想到中午吃饭时，还没有完活，没有肉吃。中午饭吃的是小米干饭、大白菜炖“血豆腐”，虽然也算改善生活了，可没吃到肉，还是使我心里有些失望。吃完午饭继续看杀猪师傅干活，到下午两三点钟才结束。之后，姥姥让师傅割下一块肉，给我们拿回来留过年吃。同时备好驴垛子，又把二婶我们娘仨送了回来。

这次吃的“血豆腐”，不仅是我在幼年时期唯一的一次，也是我三十岁以前唯一的一次。小时候听我母亲说，“血豆腐”喜腥，只有多放油炒才好吃，所以一般人家很少买“血豆腐”吃。因为这次在姥姥家吃的猪血是和大白菜一起熬的，也没感觉到血豆腐有多么好吃。1980年以后，市场上也有了卖“血豆腐”的，我妻子买来血豆腐炒着吃，感觉好吃多了。

过去农村自己家请师傅杀猪的很少，小孩子看杀猪的机会不多，这次姥姥家杀猪是我第一次看到的“热闹”。1958年吃大食堂后，春节前几天食堂总要杀几口猪，孩子们也都跑去看“热闹”，我又看过几次杀猪的，整个过程都一样。所以对过去农村杀猪的程序，记得比较清楚。

在看到“梃猪”和“吹猪”时，也给我增加了一个疑问，既然通过梃子的穿插和吹气，已经把猪皮和猪肉分离开了，为什么刮完猪毛和表面的糙皮，在开膛破肚之后，切下一块块的猪肉时，猪皮和猪肉又连接成一体了呢？这个谜题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开。

第十节   我记忆中的几个“第一次”

在我的幼儿时期，有几件普通的“小事”，因为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让我记忆犹新。而这些在大人眼中的“小事”，当时在我的心中也被看成了“大事”，多少年来一直不能忘怀。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一下。

一、第一次吃羊肉馅饼：

我第一次吃羊肉馅饼是在西南隅的田三爷家。

在蓟县这个地方，羊肉一直比猪肉价格高，对于穷困的汉族人家来说，一般是不买羊肉吃的。因为他们的肚子“素”，缺油水，认为羊肉又贵又不解馋，所以都是买猪肉而且喜欢要肥肉来炖着吃。在汉族农户里，即使吃馅饼放些肉，也是猪肉，很少有买羊肉吃馅饼的。小时候我家很少吃白面，除去过年时吃几顿饺子外，平时几乎都吃粗粮。来客时也吃过白面烙饼，都是没馅的白皮饼，没吃过馅饼，更没吃过肉馅饼。所以，我对吃羊肉馅饼的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在我两三岁或者三四岁（虚岁）的时候，那时我奶奶还在世，我姑姑经常住娘家，我妈妈要做家务，我姑姑就领着我去串门。当时我堂弟随我二婶经常住姥姥家，所以只有我一个孩子在家里。姑姑领我常去的有两家，一家是我们林家胡同的何老八家（后来的李宝真家），我称何家的老太婆为“八奶奶”，我眼中的八奶奶其实就四十多岁，只是装束打扮像老太婆的样子。他们家住的是三间西厢房，是砖瓦房。还有就是我们林家胡同南面的白塔寺街东头路南的田三爷家，我姑姑和我母亲称他为“三爷”，我称他为“三老太爷”。他留着三寸多长的山羊胡须，像个老头样子，估计也就五六十岁。他家的位置，就是现在的南大街路西建材局后院的家属楼那个地方。他们家住的是一层正房，也是砖瓦房。那是在冬天的一天中午，我们家吃两顿饭（冬季天短，每天上午九点吃一顿，下午三点多吃一顿），我姑姑领着我去老田三爷家串门，正赶上他家吃中午饭（他家每天吃三顿饭），老两口坐在炕上的饭桌子旁正吃饭，烙馅饼小米粥。他们说几句让我们一起吃的客气话，我们当然不能真的吃了。就坐在炕对面墙柜外边的板凳上呆着，田三爷顺手掰了一块馅饼，让我吃。我说不吃，我姑姑也说：“他不饿，刚吃完时间不长。”田三爷把饼塞到我的手中说：“今天的馅饼是羊肉的，让孩子尝个新鲜。”于是姑姑就让我吃了这块羊肉馅饼，味道很新鲜，略有些羊肉的膻气味，但不浓。因为田三爷家也是汉族人，而且馅里多一半是白菜，少一半是切碎的羊肉丁，不是剁碎的肉末，吃起来很好吃。巴掌大的一块饼，很快就吃完了。田三爷问我还吃吗？我说不吃了，吃饱了。其实心里还想再吃，只是在别人家不好意思说。因为家长不让吃别人家的东西。

因为我们家平常吃不起肉馅饼，过年吃饺子时，馅里也没有多少肉，所以，这次串门时吃的这一小块羊肉馅饼，牢牢地印在了脑海里。回想起来，那次羊肉馅饼的味道，也是很清淡的，饼的馅里油不多，饼的外皮更没有油，与现在餐馆里的肉饼差远了。只因那次吃羊肉馅饼，不仅是我儿童时期的“第一次”，也是我在15岁以前唯一的一次，所以才终生难忘。

二、第一次看见蛇

从有记忆以来，第一次看见蛇是在我家院内，是在我穿开裆裤的时候，估计大约两三岁或者三四岁，那时我奶奶还在世，至于是在我父亲和我母亲离婚之前还是之后，我就记不清了。

记得那是一天上午，我自己到东房山（当时住东院的正房）的猪圈外边的空地去解大便（拉屎），看见从猪圈墙（用块石壘的外侧高处地面半米左右，内侧是一米多深的猪圈坑）的块石缝隙中爬出一条菜花蛇，大约有一米长，比大拇指还粗，爬到放在猪圈墙附近的粪箕子上，缠绕粪箕子梁（蓟县用荆条编的粪箕子，一面是簸箕形的开口，三面是环形的侧帮，侧帮上面是一寸粗的丁字形的梁）来回爬着玩。我那时不知道它是菜花蛇，只觉得挺好看，也很好玩。只因正蹲着拉屎，没法到跟前去。我就大声唤我妈妈，我说：“妈妈快来看，这有一个大花虫子，很好玩。”我妈妈从屋里出来一看，见是蛇，吓坏了。拿起靠在房山处的铁锨，把那条蛇吓跑了，又钻进猪圈墙窟窿里去了。我还是喊：别打它，我要看它玩。妈妈说这是“长虫”，会咬死人，还能盘在人的脖子上，把人勒死等等。告诉我不要碰它，要用石块等砸它，把它赶走，说的我很后怕。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蛇，所以终生难忘。

那年代可能是老鼠多青蛙多，咱这里经常可以看到这种菜花蛇，人们说它是无毒蛇，有的人还敢用手抓起来甩着玩。也有的人敢吃菜花蛇的肉，据说都是瘦肉，有些土腥味。由于我从小就被告知蛇是个可怕的动物，所以，后来见到蛇就有些胆怯，不敢上前去抓，而是把它赶走，上小学后还与大家一起用石块把它砸死。读中学后知道蛇是人类的朋友，就不再打蛇了。

三、第一次看到手枪：

我记忆中第一次看到的手枪是在三四岁的时候，那时我奶奶还在世。很可能是在1951年冬天，已经穿棉衣了，那时我和妈妈住在东院正房东屋。

一天下午家里来了一个客人，他是我妈的弟弟——我的老舅（刘增，1930年生，1947年参加解放军，北京市离休干部）。他说是回蓟县探家，顺便到城里来看姐姐。他穿着一身黄军装，用小皮带斜挎着一个倒h形褐色的木盒子（木制枪套）。我问他是什么，他说是手枪。我问他手枪是干啥使的，他说怕遇上特务。当时我认为这个木盒子就是“手枪”了。这天晚上老舅住在我家，和我们娘俩一起住在东屋。那个木盒子（枪套）就放在窗台上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叠被时我才发现，老舅的被窝里放着一把乌黑锃亮的铁“玩艺”（二把盒子枪），我拿着挺沉的。就问他：“这是啥呀？”老舅说：“这是手枪啊。”我指着窗台上的木盒子说：“你不说那个是手枪吗。”老舅笑了说：“那个木头的是装这把枪的枪套，这个铁的才是手枪。”说完他就打开木盒子的上盖，把“铁玩艺”放进盒子里扣上木盖子，只有枪柄露在木盒的外边。这时我才明白什么是手枪，什么是枪套。当时因为我年龄小，也不知道问手枪怎么使用，我老舅也没有告诉我如何使用。只是看了个外表。（后来才知道这种手枪是德国造的“二把盒子枪”。）因为这是我记事后第一次看到的手枪，所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实这次老舅来家并不是我第一次看到手枪，据说在我一周岁左右时，当时我父亲在马伸桥区政府工作，他回家时，经常把他使用的“撸子枪”（与现在的五四手枪类似）的弹夹退下后，把空枪给我当玩具玩耍。还教给我怎样拉开枪栓顶子弹，怎样扣动扳机（俗称搂机）瞄准开枪等。据说我的两只小手，已经可以拉开撸子枪的上盖（枪栓）了，也能扣动扳机了，嘴里还会说“乓、乓”的打枪声。只不过这些我自己并不记得，我记得的只是老舅的那把“盒子枪”。

四、第一次看到毛主席像

第一次看到毛主席像在我三四岁或者四五岁的时侯。那时县里边给老百姓家里发放毛主席像，当时我奶奶还在世，我家住在东院的正房里。

我记得那天到我家来的是两个西南隅的民兵，一个姓刘的在我们北面的星星石胡同住，我认识，另一个不认识。他们送来的是黑白颜色的毛主席正面像，整张纸宽四五十公分，高六七十公分，画像四周是白纸边，左右两侧和上侧的白纸边宽约四五公分，下侧的白边宽约十公分。在画像的下面白纸边的中间位置，写着：“毛澤東主席”五个字（那时还没有简化字）。这张黑白颜色的毛主席像中的毛主席，比后来更换的彩色毛主席画像中的毛主席，显得要年轻些，说明拍照的时间要更早些。

这两个民兵，不仅把毛主席像送到各家，他们到家里后还负责给贴在墙上。在我家是他们给选的位置，贴在了我家西屋（我奶奶住的屋）的北墙上一张，又贴在东屋的东墙上一张，与屋门口正相对，一进门就能看到。都是用他们带来的“按钉”，把画像按在墙面上的，不是浆糊沾的。因为屋里都是黄胶泥的墙面，“按钉”很容易按进去。当时我不知道“画”上的人是谁，就问他们。他们告诉我这是毛主席的像片，还说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之后，他们其中的一个人又唱了几句“东方红太阳升”的歌。这时候我就知道毛主席是“大救星”了，不过当时并不懂得“大救星”的含义。

有了毛主席像以后，就听大人们经常议论毛主席如何了不起，什么万里长征啊，三大战役啊等等。他们把毛泽东的故事和《刘秀走国》、《赵匡胤走国》、《朱洪武走国》并列起来。他们还说蒋介石是“草龙”，毛泽东是“真龙”，所以蒋介石败到台湾去了。在我幼小的时候，就知道在农村老百姓心目中，毛主席是和历史上的东汉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等开国皇帝一样的神圣人物了。

五、第一次吃白面春饼：

春饼就是中间只有“一层”的薄饼，裂开后可以抹上甜面酱，卷着烤鸭肉、黄瓜条、大葱丝一起吃，也可以卷裹其他炒菜吃。蓟县的习俗讲究立春那天要吃春饼，把韭菜和豆芽菜混在一起炒，用春饼卷着吃。可是小时候我家没吃过。

第一次见到春饼，是我在五六岁或者六七岁的时候。当时，我们娘俩在西院厢房住。我二爷那层房里有一家租房住的房客，我是小孩子，也不知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只知道是张洪臣他老姨（1970年以后才知道，张洪臣的老姨夫叫陈玉清，后来任蓟县药材公司经理）家，他老姨和老姨夫都上班，住单位宿舍，有两个小女孩都比我小，由奶奶（我也称呼她“大奶奶”）看护，才租了一间半西厢房居住。平时男主人不在家里住，但是都在家里吃饭。她们家做饭有时烧大锅（堂屋内连通里屋火炕的锅灶），有时烧放在院里的小冷灶（用汽油桶改造成的小锅灶）。一天上午，我在院里和她家的小孩玩，看到大奶奶在小冷灶上烙春饼。只见她把两个面团中间抹点油，也不撒盐面，用擀面杖擀的很薄，放在锅里很快就鼓成个圆球似的，再一翻个，很快又拿出来了。不一会就烙了一大摞。我看着很新鲜，就问：“大奶奶烙饼咋和我妈烙饼不一样啊？”因为我看到我妈烙饼是把面擀成一大张，撒上碎盐面抹上油，卷起来再分成几块，每块再擀成一个饼，里面有很多层。那是普通的白面烙饼，和春饼不一样。那个奶奶说：“这是烙春饼，你妈没做过这饭吃吗？”我说：“没做过。”于是那个奶奶就掰了半个春饼给我，我说：“不吃。”她说：“你没吃过，就尝尝吧，新鲜的。”于是我接过来吃了几口，她问我：“好吃吗？”

我说：“不如我吗烙的好吃，这饼没啥味儿。”那个奶奶笑了说：“这么淡吃是没啥味儿，里边要卷上菜才好吃呢。等晌午你上我们家吃来吧。”我当然知道人家说的是客套话，哪能真的去人家吃春饼呢。中午，我母亲干活回来，我要求我妈也烙春饼吃。母亲问明原委后，不但没烙春饼，反倒把我猛批一顿，让我不许去看人家做饭，更不许吃人家给的东西。闹得我很扫兴，再也不敢提及吃春饼的事了。因为这是我在30岁以前唯一的一次品尝春饼（在蓟县师范上学和参加工作后的机关伙房都不吃春饼），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六、第一次在街上买小吃

这是六岁（虚岁，1953年）时候的事，那是春天的一个大集日子（农历一或者六）。我跟随母亲到南大街去卖菠菜，当时我家菜园子里种的主要是菠菜，也有一两畦小葱，没有韭菜、芹菜和香菜。据说我家园子大石井里的苦水只适合种菠菜，不适合种韭菜等。早饭前我妈就先把菠菜割下来，装进挑筐里。吃完早饭后，妈妈担着一挑筐菠菜，带着盘子秤到南大街的中街口北面道边（现在的鼓楼广场上）卖菜。我也跟着一起去了，因为那时没有幼儿园，学龄前的孩子们只是玩耍。

那时我家使用的盘子秤，有三道秤毫（线绳做的秤杆上的提手），“头毫”的“秤星”（秤杆上的金属刻度）是从“定门星”（秤砣与秤盘保持平衡的准星）至一斤，最小单位是半两；“二豪”的“秤星”从一斤至五斤，最小单位是二两；“三毫”的“秤星”从五斤至十六斤，最小单位是四两。这秤是老秤，即中国传统制式的秤，十六两为一斤，八两为半斤。过去，形容两个人相差无几时，常说他们是“半斤对八两”，就是这种“老秤”。当时已经有了十两为一市斤的“新秤”，计量所出售的秤都是新秤，老秤都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新秤的“两”俗称“大两”，老秤的“两”俗称“小两”。 

那时花的钱也是老式人民币（新中国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到1955年3月1日开始发行第二套人民币），通常使用的面值为一百元（相当于第二套人民币的一分）、二百元（二分）、伍佰元（五分）、一千元（一角）、二千元（二角）、五千元（五角）、一万元（一元）和五万元（五元）。那天我家的菠菜卖二百元（二分）一斤，一挑筐菠菜大约百八十斤，也卖不到二万元（二元）。

同时在南大街两侧出摊的还有卖小吃的，有大饼羊汤、馄饨和饺子、大馅包子、豆腐脑和老豆腐，炸油饼的和炸油条的，煎饼果子、凉粉、碗坨、茶汤等。但是那时没有现在的小笼包、麻辣烫和烧烤类的小吃摊，有煮田螺没有炒田螺。这些都是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才从外地传过来的。

过去小吃摊卖的老豆腐和豆腐脑本来是有区别的，老豆腐是质地均匀的浆糊状，“点”（把适量的“盐卤”——俗称“卤水”做凝固剂加入豆浆内的工序）的比较“嫩”。豆腐脑是一块块凹凸不平的脑子形状，“点”的比较“老”，所以才称“豆腐脑”。老豆腐是用芝麻酱、酱油、醋蒜、辣椒油等做调料；豆腐脑用“卤”做调料。豆腐脑的“卤”是用肉丁、面筋、木耳、黄花、蘑菇、鸡蛋熬煮成的。两者味道不同，价格不一。老豆腐伍佰元（五分）一碗，豆腐脑一千元（一角）一碗。但是，因为“点”豆腐脑的技术难度大，点嫩了出不来脑子状，点老了却成了疙瘩汤，所以，1956年公私合营后，国营饭店再卖老豆腐与豆腐脑时，就宁嫩勿老，统统都点成老豆腐，只在调料上加以区别，五分钱一碗的叫老豆腐，一毛钱一碗的叫豆腐脑。1980年开放餐饮市场后，各家小吃摊都是只卖加卤子的豆腐脑，没有过去只加麻酱和蒜料的老豆腐了。

那时街上卖的油条和油饼不仅是形状不同，味道和口感也有区别。炸油条用的面团和油饼用的面团成分是不同的，炸油条的面里讲究加入“盐碱矾”，油饼的面也是发面，但是面里不加“白矾”。同时，炸油条与炸油饼的“火候”也不同，油条的“火候”要比油饼大一些。由于油条油饼的原料（面内添加剂）和烧炸过程（火候）不同，炸出后来口感味道也不一样。油条的口感讲究脆而挺，比较油腻。油饼的口感不是脆，是韧而暄，比较清淡。那时的油条和现在的油条形状差不多，也是按“根”计价卖。过去蓟县人对油饼俗称“炉箅子”，因与炉灶内的通风篦子形状相似而得名。大个的油饼的直径有40厘米，厚度约2——3厘米, 可以掰开卖，是按斤、两称重计算的。两者的价格也不一样，油条要比油饼价格高一些。所以卖油条的不炸油饼，卖油饼的不炸油条。

那年代蓟县城里虽然小吃摊很多，小饭馆也不少，可是却没有卖“早点”的，主要是中午和晚上营业。因为那时大多是乡下进城赶集办事的人才在小吃摊或者饭馆里吃饭。城里人尤其是城里的老百姓，是没有人花钱买饭吃的。不像现在这样许多人家早晨不做饭，到外面吃“早点”。

那时老百姓家早晨饭只是喝稀粥，没有干的。所以还未到中午我的肚子就饿了，同时看到一些从城外来赶集的人在小吃摊上吃饭，我也馋了。就和我妈要钱，说要买点吃的去，我妈给我一张五百元（五分）的纸票，让我爱吃什么就买什么。当时的馄饨、饺子、大饼羊汤、豆腐脑都比较贵，每碗都在一千元以上。只有老豆腐和茶汤（也称面茶，用开水把小米和糜子面冲沏成浆糊加红糖吃）是伍佰元一碗。我拿着这伍佰元（五分），转了几个小吃摊，最后来到朱四爷的摊上，他家是卖老豆腐和炸油饼的。老豆腐伍佰元一碗，“炉箅子”（油饼）三千五百元一斤。因为我是小孩，买半碗老豆腐也可以。我就说要买二百元的老豆腐，三百元的“炉箅子”。于是朱四爷就给我盛了半碗老豆腐放在饭桌子（三十多厘米高，一米多宽的正方形的桌子）上。油饼也没用秤来称，撕下一块递到我手里，让我坐在小板凳上吃。当时我心里可美了，终于吃到街上卖的小吃了，虽然没吃饱，却也解馋了。

这是我在初中毕业（1965年）以前唯一的一次在大街上买饭吃，除此以外，没有在饭馆和小吃摊上吃过饭。但不是唯一的一次吃油饼和老豆腐，因为1958年至1961年吃大锅饭（集体食堂）时，食堂也做过豆腐脑和炸油饼，我家也吃过从食堂打来的豆腐脑和油饼。可是自己家里，不会做豆腐脑，也舍不得钱到街上去买。虽然自家也偶尔炸油饼吃，但是不如街上买的好吃。所以，在我的童年时期，吃老豆腐和油饼比过年过节吃粉条炖肉还稀罕。故此，那次自己花钱买老豆腐和油饼的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七、第一次吃牛肉

蓟县是汉族人口为主地区，牛羊肉一直比猪肉价格高，普通的汉族老百姓家里是很少吃牛羊肉的。在我的印象中1965年初中毕业之前，除了1963年自家养了一只小山羊，春节前杀了吃羊肉馅了以外，我家从来没从街上买过牛羊肉吃。尤其是农业合作化以后，不许随便屠宰耕畜，牛、驴和骡马肉基本没有卖的，市场上经常卖的只是猪肉和羊肉。

我第一次吃牛肉是在六七岁的时候，也就是合作化之前，是我老叔孟庆宇偷着从屠宰场带回来的酱牛肉。

那时蓟县县城西关有一个国营屠宰场，是县供销社的下属单位，不仅每天都要杀猪卖猪肉，有时也杀牛、杀驴卖牛肉驴肉。因为那时蓟县的农户养猪的很多，但没有专门为吃肉而饲养牛和驴的，只有少量干不动农活的老弱残畜才卖给屠宰场，或者是牲畜贩子从口外（内蒙古）买来牛羊卖给屠宰场。牛驴的货源不多，不是每天都杀牛杀驴。

我老叔孟庆宇从十七八岁开始就在屠宰场做小工，跟着师傅学习屠宰的手艺。我小时候常听他说杀牛的故事。据说杀猪容易杀牛难，而且还有风险。杀牛之前先用很长很粗的麻绳把牛的四肢捆牢拽到，再按住牛头，把尖刀刺进牛的喉咙。因为过去人们都以为只要把喉咙割断就会死的，不懂得割破颈部主动脉血管死亡更快的道理，有时把牛放完血解开捆在四蹄上的绳索后，尚未彻底死亡的大牛会突然站起身来乱冲乱撞，这就需要年轻小伙子们冲上前去，握住牛的犄角与其搏斗，把牠撂倒再捅几刀，把血放净牛就彻底死了。据说牛比猪更通人性，从牛栏中牵出来以后，牠就知道要被屠宰了，一边走一边“哭”，也就是低声的吼叫，并且哗哗的流眼泪。而猪和羊都没有这种表现。

那时的西关屠宰场有时也卖煮熟的大块酱牛肉，一次在很大的锅里煮熟百八十斤，煮肉需要的时间长，晚上也要加班。因为煮肉的工人不多，煮熟后值班的人当场吃些是允许的，但是不许往家里拿。因为这些屠夫们肚子不素，当场吃也吃不多，如果允许往家里拿可就损失大了。有一天晚上，大约九点钟左右，我和母亲已经躺下睡觉，但是还没睡着的时候（那时没有电视机和收音机，也不识字，又怕费灯油，晚上吃完饭没事就躺下睡觉），我老叔下班回家了，到我们窗户外边说：“大嫂子睡着了吗？”我妈说：“没睡着呢，有事吗？”老叔说：“今天晚上酱牛肉出锅了（煮熟），我没舍得吃，偷着给你们娘俩拿来了，你们快赶热吃吧。”我一听很高兴就说：“我给老叔开门去。”老叔说：“别费事了，我给你从窗户塞进去得了。”于是他就抠破一“蹬儿”窗户纸，把用倭瓜叶子包着的酱牛肉从窗户塞进来放在里窗台上，他就回家睡觉去了。当时的天气不太冷，是春天还是秋天记不清了。我们娘俩穿着上衣，点着煤油灯，看见窗台上放着一片已经散张开的洗干净的倭瓜（南瓜）叶子，叶子中间有一块大约10立方厘米的酱牛肉，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我妈说：“留明天晌午就饭吃吧。”

我馋的够呛，那里等得到明天中午饭啊，就说：“老叔说了让咱们赶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我妈见状也只好同意了，于是我就两手捧着倭瓜叶的酱牛肉，大吃大嚼起来。当然，也让我妈吃了几口，大部分被我吃掉了。

平时听汉族人说牛肉是腥的，羊肉是膻的，不如猪肉好吃，所以大家平时才不买牛羊肉吃。可这次我并没有吃出牛肉的腥气味来，也可能是平时连猪肉也很少吃的缘故，所以才无法比较吧。这次吃的牛肉却是我终生难忘的，因为它是我在18岁以前唯一的一次，因为过去我家不仅没吃过牛肉馅，更没吃过炖牛肉和酱牛肉。

八、第一次看电影：

第一次看电影是在猪市（现在的影剧院后面，当时的集贸市场）的空场上，哪一年记不清了，什么季节也记不清了，估计我当时也就四五岁或者五六岁。虽然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早在民国初年就有了电影院，但是蓟县城里建立电影院卖票放映电影却是解放后过了好几年才开始的。解放初期，蓟县城里还没有营业性质的电影院，放电影是一种政治宣传，在各地组织老百姓白看。放电影前，县里给各村下通知，有村公所的值班员敲着铜锣，在大街小巷边走边喊：“今天晚上猪市演电影啦，大伙可以去看电影啦。”人们在屋里听不清的，可以出院来问清楚。那年代，召开群众大会也是这样子通知的。

这天晚上吃晚饭以后，我和妈妈到猪市去看电影。我们到那里时已经开演了，电影幕布（地上埋两根立杆，中间挂一幅四五米长三四米宽的白布，四角拴在两侧的木杆上）两侧都有不少人观看。从幕布的两面观看，效果是相同的，只是从背面看到的文字是反的。幕布的底下没人看，因为那里视线不好，两面的观众人群呈现前低后高的半圆形。距离幕布近些的人们都是蹲着或坐在小凳子上的，中间的人们是坐在椅子或凳子上的，后边的人们是站着看的。

我们到那里时，人已经很多了。只看到幕布上的影像都是黑白的，没有色彩。声音很大，可夹杂找沙沙的响声，不如现在的音响效果好。我们正看到一个农民打扮的老头，在夜晚顶着大雨，敲了好几家老百姓家的门，大家都不给开。后来到一户门外敲门，屋里有老两口躲在门后边。外边的老头说：“老乡开门吧，我是老刘，刘拐子啊。”屋里的老两口说：“我们不认识老刘，也不知道刘拐子。”不开门。我们问先来的观众这“刘拐子”是啥人，他们说是八路军的区委书记。屏幕上外面的人不说话了，瘫坐在屋檐下。过了一会儿，屋里的老两口听不见动静了，打开门到外边查看，发现门外的老头说：“真是老刘啊，快进屋。”进屋后，老两口说是汉奸特务经常在夜里冒充八路军来敲门，真的一开门就倒霉了，所以大家不敢轻易开门。问别人这是什么电影，人家说是抗日故事片《五更寒》。

由于我是小孩子，站在人群后边什么也看不到，我妈抱起我看一会，当然很累，就放下我，领着我四下转，找“得看”的地方。我们有时站到前面或者后面的远处看，感觉不如近处看的清楚，有时站在幕布的杆子左近看，发现距离太近更不清楚，还晃眼。那时我年纪小，对电影的内容还看不太明白，也不大感兴趣。倒是对那个放电影的机器很好奇，也很注意看。我见到在人群外边东北面比较远的地方，有一个哒哒响的机器（当时不知道这机器的名称，后来见的次数多了，才知这叫发电机，也不知是汽油还是柴油的发电机），一根很长的电缆线通到电影放映机处。放映机是个长方形的黑色匣子，伸出两根支架，架着两个圆盘（卡轮），放电影时，两个圆盘（卡轮）都在转。

这天晚上的电影究竟看完没看完，我也记不清了，《五更寒》片子里的其他内容我也没记住，只记得这么一点故事情节。可是演电影用的发电机、放映机的形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九、第一次看评剧：

第一次看评剧看的是《张羽煮海》，地址是在文昌宫的戏台处，也就是现在的东大街邮政局对面，华能集团门市楼的东半部。过去这个路口叫新鼓楼，因为在街道的正中间曾经有过一座新鼓楼，鼓楼基座的门洞是十字型的，现在的文昌街和府东路都从新鼓楼门洞中穿过。新鼓楼的西北角是文昌宫（道士修行的地方），清朝皇帝去东陵上坟时，这里也和独乐寺、广福寺（蓟县一中处）一样，是接待“皇差”的地方。辛亥革命后，道士没有了，宫殿也拆毁了，只剩下一个戏台和一片空地。

过去蓟县有一个评戏班子（国营后改名蓟县评剧团），女主角有筱金兰和刘玉兰，男主角有大小生和二小生，胡生是冯晓坡。他们到处巡回演出，自己搭台子、围场子卖票。有时在蓟县城里演出，就在新鼓楼戏台处。因为戏台本身只有高台和前后台之间的小门，上面没有顶盖和帷幕，演戏时也要临时“搭台子”，台上要挂几道帷幕和汽灯，还要有“布景”等装饰。那时候戏台上的“布景”是名副其实的布幔上的风景画，不是后来用幻灯片照射出来的“灯光布景”。场地外围还要用苇席（绑在木桩上）圈起来，只留一个检票的门口。场地里面没有座位，在近处有几十条木杠子，横放在地面上供大家坐着。观众自己也可以自带座椅、板凳、马扎、铺垫等，总的要求是低矮的坐前边，高凳椅子坐后边，最后边的人站着看。同时，场子里边还有卖花生瓜子的，卖冰糖葫芦的，卖烧饼麻花的，反正里面很热闹。

我第一次看戏是跟我母亲、姑姑、三姨奶奶一起去的。可能是一天的下午，哪一年记不清了，也就是四五岁的时候，就是我已经会走了，可是有时还要用大人抱着的年龄。我三姨奶奶家住城南卢新庄（原李明庄乡），我姑姑家住城东仓上屯（原逯庄子乡），她们都爱看评剧，一听说蓟县城里“唱大戏”了，就步行到城里来看戏，每次都要住在我们家。这次我妈也带找我一起去看了，主场演的是《张羽煮海》，“帽戏”（主场戏前加演的一小段折子戏俗称帽戏）是什么记不清了。据说门票是三千元（三角）一张，小孩子（我）不要票。当时我姑姑搬了一个方凳，到剧场里先让我三姨奶奶坐方凳，她和我妈站着看，我有时被妈妈和姑姑轮流抱着看，有时放下我在地上玩。我那时还小，也看不懂戏的内容，对唱腔听不进去，就爱看老龙王带着手持兵器的虾兵蟹将和头戴雉鸡翎腰挎宝剑的龙宫太子。还记得当时剧场里那些卖小吃的对我也没有吸引力，我也没要求大人给我买什么吃。这并不是因为我不嘴馋，而是因为我小时候从来没吃过那些东西，也不知道这些花生瓜子烧饼麻花和冰糖葫芦是什么滋味。只因为自己肚子不饿，就不想吃什么，所以看见别人吃我也不觉得嘴馋。

因为我小时候在新鼓楼这个露天剧场只看过这一次评剧，所以记忆犹新。后来县里建了大礼堂，评剧团要卖票就到礼堂去演戏，买票之后要对号入座，而且剧场里边也不许卖零食了。有时五一节和国庆节，评剧团要公演几场，不卖票，就在北操场搭戏台公演，大家随便看。

十、第一次看到棺罩：

过去，发丧老人雇佣吹鼓手（乐队）吹吹打打和用棺罩是不常见的，普通老百姓家都用不起，我第一次看见棺罩是在南大街的刘家老店。

公私合营之前，蓟县城里只有三家大车店，西大街独乐寺对面有何家店（现在的独乐寺影壁墙南侧），东大街新鼓楼东面有沈家店（现在的恒信金店对面的黄金珠宝城处），南大街中街口西北把角处有刘家店（现在的鼓楼广场南侧牌楼西北角）。这些大车店都是大门口，里边有空院，可以停放大马车，店里房屋较多，既有客房也有牲畜棚。

刘家店老东家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他有七个儿子，分别叫刘芬、刘存、刘云、刘雨、刘海、刘江、刘河。其中刘河与我是同班同学，刘江是我上两届的校友。

刘河他父亲病故时还没有农业合作化，他们家还开着大车店。因为家里有些钱，给老东家大办丧事，店里的业务暂停，就在大院内搭灵棚，大棺材停放在灵棚内，儿孙们白衣白帽，跪拜行礼，吹吹打打热闹好几天（蓟县的习俗是“小发送”停尸三天，“大发送”停尸七天，这次刘家可能是停七天），出殡那天好多人都去看，我和小伙伴们也去看了。   

以前我们看的“出殡”都是把棺材绑在杠（专门用来抬棺材的框架工具，俗称为杠，是由长短粗细不一的圆木经绳索捆绑组合而成的，拆开后是单根的木杠子，出租这种工具的俗称杠房）上，八个人抬着走。抬棺材的杠是长方形的木架，要头前脚后顺着（竖着）前行，两个人抬不动，四个人抬起来横着走可以，顺着走不方便，所以都是八个人，也就是棺材的四角每角上两个人抬，俗称“八杠”，据说也有十六杠、三十二杠、最多的是六十四杠。当然用杠多的不是一般老百姓了，应该是帝王将相之家了，他们的陵墓选择离家较远，又是有棺有椁，甚至一棺多椁，体积重量都比较大，用的人少了是抬不动的。

这次刘家出殡不是普通的八杠了，抬杠的人很多，至少是十六杠，也有的人说是三十二杠，杠上面看不见棺材，而是样子和城门楼子似的一座二层斗拱飞檐的棺罩，棺罩的框架是木头的，外面蒙着几块布围子，上面画着砖墙、门窗、房顶上的房脊、瓦垄和雕梁画柱的挑檐柁檩等形状。棺材放在“一层楼”的里面，从敞开的“一楼大门”处，可以看见里面的棺材脸，看到这口棺材的棺材板要有五六寸厚，比起那种一寸厚的“薄斗子”（低档棺材的俗称）要重的多，所以抬杠的人也多。

因为这种棺罩比较宽大，从刘家店的大车门（只有两侧的门垛和两扇大门扇，没有下门槛和上门框及门楼的门）经过时，因为棺罩的“楼房飞檐”的宽度超出了大门的宽度，很多人用力把棺材杠往高举，使棺罩底层的飞檐从门垛上面过去的。在托举的过程中由于不小心还刮掉了北侧门垛上的几块砖，砸在了托举棺材杠的人身上。因为当时人们穿的衣服比较多（不是夏天穿单衣的季节），也没有受伤。把棺罩托举过大门后，就是牌楼和十字路口了，大家就把棺材杠放在板凳上（为了保持棺材的高度），由孝子们烧纸和跪拜（蓟县的习俗，每过一次路口都要焚烧纸钱，孝子们要跪拜一次）。然后，大家平稳的抬起杠来，向城外坟地去了。出殡的队伍是从哪个方向出城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从刘家老店大院里出来的情形了。

这次是我在1980年之前唯一的一次见到出殡用的棺罩，所以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从1956年农村合作化之后，到1980年改革开放之前，蓟县农村移风易俗，红白喜事从简，再也看不到那种大办丧事和使用棺罩的现象了。

幼年时期遇见的这些生活小事，对我一个小孩子来说也算“重大事件”了，所以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第十一节   幼年趣事

从有记忆开始，就进入了幼儿阶段，也是从无知到懂事理的阶段，也是初步学习模仿大人们的行动增长生活知识的阶段。我的幼年时期，在蓟县这个小县城里还没有幼儿园，大多数家长都没文化，不识字。所以小孩们在学龄前没有学文化的，这个年龄的孩子也干不了多少家务活，除了帮助母亲照料小弟弟或小妹妹外，主要就是玩。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是最幸福最快乐的，既没有生活压力，也没有学习压力，而且男女孩子之间也没有思想隔阂和“男女有别”的思想意识，可以说生活中充满了乐趣。回忆起童年的往事，有这么几个方面值得一写。

一、儿时伙伴：

小时候，除了堂弟孟繁荣之外，还有左邻右舍的几个儿时小伙伴。一个是程德才的二儿子成兰发，他比我大一岁。一个是成兰福的三儿子成志奇，他比我大三岁。一个是李宝真的大儿子李来良，他比我大两岁。还一个是在张顺家租房居住的张洪臣，他比我大一岁。他们老家是李明庄乡八沟的，当时他父亲在书店上班，母亲没工作，带着几个孩子在我们林家胡同租房居住。都说他家和张顺家是“当家子”(同一家族的俗称)，张顺称呼张洪臣的父母为二叔二婶。另一个是在老张家租房住的“春头”（乳名），也比我大一岁，别看他一只脚有残疾，但是跑的比我还快。他父亲赵治平当时是粮食局长（后来任县委副书记），母亲没工作，带着几个孩子在城里租房居住一二年的时间（可惜他家搬走后，我们没见过，所以不知大名叫什么）。还有在成志奇家租房居住的乳名“小六”（蓟县乡下人，她父母在街上出摊卖小吃，公私合营后回家务农去了）的女孩子，在我二叔家租房居住的一个乳名“舒心”（她父亲在城里做事，母亲无工作，在家看护她的小弟弟）的女孩子，和我们几个男孩岁数差不多，经常在一起玩。还有成兰发的三弟成兰旺、四弟成兰勇、成兰贵的长女玲玲、李来良的二妹李来凤、三妹李来英、张洪臣的二弟张洪奎、以及春头的弟弟、妹妹们都比我们小一些，也经常与我们一起玩。可是，林家胡同南端的朱四爷的儿子朱宝生、南陈家的陈德仁、陈德光、和李坤的儿子李士义、李士存，虽然年龄和我们差不多，但是他们在白塔寺街上玩的多，在我们林家胡同玩的少。

我们那年代的幼童们，还没有上幼儿园的，因为那是蓟县城里既没有托儿所，也没有幼儿园。婴儿都由母亲自己看护，这些看孩子的妇女做完家务后，也经常抱着孩子在胡同里（俗称当街）玩，几家妇女凑到一块边喂奶边闲聊天。有时领着孩子学走步，有时把孩子放下在地上爬着玩。那时的小孩子们也没有多少玩具，最好的玩具就是“崩楞鼓”和“小花铃”，还有就是“小泥人”（黄胶泥捏的彩色小人），最逗小孩笑的是“不倒翁”，俗称“扳不倒”。玩具比较便宜，许多家都给孩子买。逛庙会时也有卖木制的刀枪剑戟等玩具的，不过一般人家买不起，多数孩子玩不着。

在母亲们抱着婴儿在当街闲聊时，各家的大一点的孩子（幼儿）也自然跟出来在当街玩，于是各家的幼童们就有伴玩了，大家也都互相熟悉了。有时母亲们不出来，幼童们自己也会出来玩，或是到邻居家里去找伴儿玩。但是，幼童一般胆小听话，按照家长的嘱咐只在自家门口外，或者左邻右舍的邻居家里去玩，不敢自己到胡同以外的地方去玩。哪家的大人找自家的孩子时，见当街没有孩子玩，就站在胡同里高声呼唤，孩子听到后就从邻居家里跑出来，回到自己家。那年代蓟县城里没有广播电视，噪声很少，而且各家房屋都是纸糊的窗户，不隔音。在当街呼喊，各家屋里听得很清楚，即便小孩子本人因嬉笑贪玩听不见父母的呼唤，这家的其他人也会告诉这个孩子说：“你妈喊你呢，快回家”。（那时村里开大会，事前也是由更夫在当街边走边敲锣，并高喊：“今天晚上在小学校开大会，每户一个人去开会啊”）可能那时各家的孩子多，不像现在这么娇惯，并且那时也没有拐卖儿童的现象，小孩子们自己到当街去玩耍，家长也放心。小孩们上学读书都是自己背着书包走着去，放学后自己走回家，没有像现在的小学生这样，都由家长或开车、或骑车、或租车车接车送的。

我的这些学龄前的伙伴们，除了赵治平的儿子春头之外，其他人都在城里，经常见面。除了张洪臣在县里小有名气，从县工会副主席岗位上退休外，其他的或做工或务农，家境还都是不错的。可惜有的人已经驾鹤归西，在同伴中留下的只是回忆。

二、玩游戏与圆圈票

我们在幼儿时期的小伙伴们玩的游戏主要是“藏猫猫”（捉迷藏）、“老鹰抓小鸡”、“跳梯子”和“石头剪子布”。

捉迷藏就是几个人藏在各家的院子里让一个人找出来，找全了算赢，找不全的算输。老鹰抓小鸡是由一个大孩子扮作老母鸡，掩护身后几个逐个拉着衣服排成一溜的小鸡，前面一个扮作老鹰的孩子，要突破老母鸡的拦挡，把扮作小鸡的孩子从队伍里抓出来。跳梯子是在地面画出一个大长方形的框子，里面再划分若干小块，每个人按照规则，在里面用单腿跳或者变换腿交替跳，跳错了的算输。石头剪子布是两个人一起玩，是一种跨步竞猜游戏，两个人同时喊“石头剪子布”，并原地跳跃起来，落地时两腿保持一定姿势。两腿并拢的为“石头”，两腿前后叉开的为“剪子”，两腿左右叉开的为“布”。本着石头赢剪子，剪子赢布，布赢石头的规则，赢者从同一起点向不同方向跨步前进。石头赢了向前跨十步，布赢了跨五步，剪刀赢了跨三步。最终以向前跨步多少排列名次。这个游戏是成兰发教给我们的，可能是外地人传过来的，他误说成“狮子讲三步”，我们也跟着称这游戏为“狮子讲三步”，上学后才知道应该是“石头剪子布”。

除去玩游戏之外，小男孩还要玩推圈（用铁钩推着铁环滚动前进）、跳绳、踢蛋儿（把鸡蛋大小石头或铁制的圆球用脚踢出去俗称“踢蛋儿”）、弹球（把握在食指及中指内的直径一厘米左右的玻璃球用拇指弹射出去俗称“弹球”），小女孩们玩“抓大把”（平地放几颗小石子，分别抓在手里抛起或握住）、跳绳和踢毽子。

孩子们所称的弹球，就是用大拇指把握在食指与手掌之间的、直径一至二厘米不等的五彩玻璃球弹射除去。我们小时候玩弹球有几种玩法，有的称“跑野”，有的称“入窑”，但是都要排好顺序依次弹射。

二人排顺序的方法是猜拳，俗称“猜猜猜”，也就是用“石头剪子布”的原理论输赢。五指同时张开的（布）赢攥拳头（石头）的，握成拳头（石头）赢伸出食指和中指（剪子）的，伸出中指和食指（剪子）赢五指张开（布）的。但是当时并不知道“石头剪子布”这个名称及含义，只是称其为“猜猜猜”，知道互为输赢的“指形”，赢者在前，输者在后。三人以上的“用手心手背”绝胜负，大家嘴里喊着“手心手背，狼心狗肺，日本投降，中国万岁”，同时把手掌伸出来，或掌心朝上，或掌心朝下，以其中一人与众不同为赢，排序第一名，退出去。其他人继续“手心手背”，决定出第二名，第三名，直到剩下两个人了，再用猜拳的办法决出名次。

确定好先后顺序的名词后，这一局就按此顺序发球了。玩“跑野”时，大家依次向前弹射，在弹射中互相追赶撞击，被击中的就算输了，退出比赛。其他人继续进行弹射撞击，逐个淘汰，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

还有的玩法称“入窑”，即在平地上挖几个有一定间距的“窑”（小土坑），几个人依照顺序先把自己的球弹进窑内，玻璃球进入前边的“窑”里后，可以连续弹射进入下一个“窑”，直到把几个“窑”全部进完，或者中途未进入“窑”里，就要暂停下来。再由下一位开始发球进窑，以此类推，依照事先排好的顺序进行。首先把所有的窑都进完的人，就取得了对他人在“窑”外位置上的球的撞击权，可以把它撞击的更远离“窑”的位置，使其更难以“入窑”，也可以把它撞进某个“窑内”，被撞进“窑”内的球为“死球”，要被淘汰出局，就算输了。

不论是“跑野”还是“入窑”，两个人玩的只能一胜一负，多人玩的则是最初被淘汰出局的只输不赢，最后胜利者只赢不输，中途被淘汰的可能先赢后输。

玩弹球和别的游戏不同，比输赢不仅有竞赛的意思，还有赌博的意思，输家要把自己的玻璃球给对方，赢得玻璃球多了，可以卖给别的孩子。这些玻璃球俗称弹球，也是从串胡同的货郎车上买的，小的一分钱一个，大的二分钱一个，本身也是有价值的。当然，也有的孩子不玩“真的”而玩“假的”，输者不给玻璃球而是让赢者“弹脑壳”，有的孩子手劲大，弹一下被弹者一声“诶呀”一缩脖，博得大家一笑。

过去孩子们玩的“踢蛋儿”不同于踢足球，踢足球是用脚直接撞击球体的方法把球踢出去，使足球悬空飞行或这在地面上滚动前进。踢蛋儿是把蛋儿放在脚尖下部，用脚掌滚动下面的蛋儿，使其前进。因为这些蛋儿是铁的或石头的，很坚硬，用脚直接撞击会受伤，所以才用脚掌搓的方法使其转动。一般的铁蛋儿和石蛋儿的直径在五至十厘米之间，铁蛋儿有实心的，也有空心的。空心的铁蛋儿里边有几块铁砂子，旋转起来哗啦哗啦的响，俗称“响铃”。踢蛋儿的玩法和弹球差不多，也分“跑野”和“入窑”，可是踢蛋小孩子玩的少，大孩子玩得多，有时成年人也玩踢蛋。不过大孩子很少玩弹球，成年人更不玩弹球了。冬天地里没活，闲着没事时成年人也有玩踢蛋儿的，有的还制作出直径十五至二十厘米的大石球踢着玩。成年人玩踢蛋儿有时玩“带钱的”，输一局要给几分钱或一毛钱，类似现在用扑克牌玩钱似的。

孩子们买弹球的钱有的是家长给的，也可以从垃圾箱捡来废铜烂铁，跟货郎换玻璃球，或者捡来废铜烂铁拿到采购股去卖，卖来几毛钱作为小孩子的私房钱，既可以买弹球，也可以从推小车串胡同的小贩手里买小泥人、吹的糖人、和糖块、凉粉等小吃。

我们小时候常去工厂或机关单位门外的垃圾箱去捡破烂。那时的垃圾箱是个一米长、半米宽、半米高的长方形的木箱子，上面三分之一的死盖板，三分之二的活盖板，掀起活盖板往里扔垃圾。那时垃圾箱里没有菜根菜叶残渣剩饭等生活垃圾，这些生活垃圾都扔在粪堆上做肥料用了，机关单位和工厂的食堂也养猪沤肥。残渣剩饭倒进泔水缸喂猪，菜根菜叶扔进猪圈。垃圾箱里只有从屋里扫出来的尘土、废纸、大头针、曲别针、按钉、铜制的毛笔帽、破损的钢笔、废铁丝等办公垃圾。那时的垃圾箱里面没有发霉的臭味，小孩们经常钻进去，扒拉垃圾寻找好玩的东西。

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去银行门口的垃圾箱里找“圆圈票”，那时正是新旧人民币更换时期，老版的一万元换新版一元，五千元换五角，一百元换一分等等。那些收回的旧币被碎票机捣成直径2厘米左右的圆纸片，通过圆纸片的颜色和图案花纹，仍可以辨别出原来的币值，于是我们就把这些“圆圈票”，拿到玩弹球的赛场上，用这些假钱来当“赌资”。拥有大量“圆圈票”的孩子，也互相炫耀，像个小财主似的很自豪。

三、粘蜻蜓、套蝉、捉童虼螂和水牛

我们在上学之前的夏天，还和其他小孩子一起玩粘蜻蜓、套蝉、抓童虼螂、抓水牛等昆虫。蜻蜓——蓟县城里俗称“妈翎”，蝉——蓟县城里俗称“马鸡燎儿”、“马噶”，未长翅膀的幼蝉俗称“马侯”。“童虼螂”的学名我不知道，是一种一点五厘米宽二厘米长，没有颈部而且头部很小的昆虫，全身黑色，但在翅膀盖子上有银白色的斑点。“水牛”是一种一厘米宽五六厘米长，有较长的颈部和较大的头部，而且头上长着两条细长的“须角”的昆虫。它的两条须角类似戏剧舞台上演员头戴的“雉鸡笭”，非常漂亮。“水牛”的颜色和“童虼螂”一样，也是全身黑色，翅膀盖子上有银白色的斑点。还有一种俗称“臭牛”的昆虫，身体大小形状和“水牛”一样，只是颜色呈褐色，翅膀盖子上没有花斑，脖颈上有一圈红色。这种“臭牛”和“臭大姐”似的，也能散发出一股臭味。童虼螂和水牛多数生活在榆树干上，主要吃树干里的嫩皮。

那年代城里许多家都有菜园子，街道两侧的杂草也不少，一到夏季，苍蝇、蚊子等各种会飞小虫子很多，这也会吸引来许多蜻蜓来觅食。一到下午和傍晚，我们胡同里就有成群的蜻蜓飞来飞去，小孩捕捉蜻蜓的方法是用“妈翎罩子”来粘。所谓妈翎罩子，就是在一根二三米长的秫秸杆上端，用鲜榆树枝条揻成一个直径一尺左右的圆圈。再到屋檐下或墙角处去找蜘蛛网，把这个圆圈上沾满几层蜘蛛网。那年代蜘蛛网也很多，很快就可以沾满的。因为蜘蛛网有黏性，蜻蜓一撞上就被粘住，小孩子就用这根长杆朝着胡同里飞的蜻蜓群里去罩蜻蜓，有时一下还能粘上两只呢。捉住蜻蜓后可以给更小的孩子玩，也可以放在自己家的屋子里，让蜻蜓把屋里的蚊子吃掉。

蝉是一种不爱飞的昆虫，长期趴在树上鸣叫，这就给小孩们捕捉造成了可乘之机。小孩们在一根三四米长的秫秸杆顶部，插进一根一尺长的竹签（从竹门帘上抽出来的），竹签顶部拴一根“马尾”（马尾巴上的一根毛），把马尾做成一个活套。孩子们根据树上蝉的鸣叫声寻找，发现蝉之后，举起套蝉的秫秸杆，轻轻的把马尾的活套套进蝉的头部，然后往下一拽，就把蝉捉住了。因为竹签很细，马尾更细，蝉是不易发现的。孩子们捉到蝉以后，就用线拴住或者是剪掉翅膀拿着玩，听它叫唤。还听说乡下农村的树行子里蝉更多，有的成年人用灯光照射的方法捕捉，一夜可以捉到数百只和上千只，放在大锅里炒着吃。不过我们城里的孩子没见过，也不知道具体的捕捉方法。

“童虼螂”和“水牛”都是很漂亮的带甲壳的昆虫，夏季经常在榆树上发现，用手一捏就可以捉住。

捉住童虼螂后，把一根“细抿”——十多厘米长一毫米宽的秫秸杆外皮，插进它脊背三角地，也就是两个翅膀盖子中间与肩膀的结合处部位，把“细抿”拿在手里，童虼螂就会展翅飞，同时发出嗡嗡的声音。即便松开手，它身上插着“细抿”，再飞也飞不高飞不远了。同时还可以玩“童虼螂”“推磨”，就是用一根十多厘米长的去皮秫秸杆瓤做立柱，顶端插进一根“细抿”做轴，再用五六厘米长的秫秸杆瓤做横梁，横梁中部掏个窟窿眼套在轴上，轴的上部扎进一块秫秸杆瓤做档。把两只脊背上插着“细抿”的“童虼螂”插在横梁的两侧，童虼螂飞起来后，就推动横梁在立柱上快速旋转，同时发出嗡嗡的响声。我们这些六七岁的大孩子，捉到“童虼螂”做成这样的“小磨”，既可以自己玩，也可以给那些四五岁以下的孩子玩。

水牛的脊背上没有可插进细抿的三角地，也无法让它“推磨”玩，只能把线系在它的颈部，拴住它来玩。当然这根线可以长一点，水牛或爬或飞，都可以控制。捉到水牛的孩子，也是既可以自己玩，也可以给更小的孩子们玩。

四、玩“小火枪”与白笼磺火柴

到六七岁时，我们男孩子还自制“小火枪”玩。我们玩的“小火枪”其实不是枪的形状，而是一个椭圆形的钢丝环。就是用自行车或者小推车轮子上的辐条，揻成一个椭圆形的环，钢环的宽度要恰好握在手掌里。把辐条帽（把辐条固定在车圈上的螺丝母）向上拧松到一半的位置，使辐条的另一端（光滑无螺丝扣）正好“卡进”辐条帽的螺丝口里。辐条是钢丝做的，有弹性，可以紧紧地卡在一起。玩小火枪时，要把辐条环握在手掌中，先掰开辐条环，把辐条光头卡在辐条帽的边沿上，等于拉开枪栓了。之后在辐条帽上部的空心里填上一两个火柴头上的“笼磺”，也就是把火柴头放在辐条帽的窟窿眼上刮几下，使上面的“笼磺”掉进窟窿眼里，就等于装填火药了。最后，手掌用力紧握，使放置在辐条帽窟窿眼边沿的辐条光头，突然掉进窟窿眼内，等于扣动扳机激发火药。辐条帽中的笼磺，在突然的猛烈撞击下会爆炸，发出火光和“啪”的声响，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放枪”。当然，这点火光和声响是很小的，跟真枪无法相比，但是对我们这些小孩来说也是很好玩的。有时乘别的孩子不备，放在他的耳朵旁边突然一“放”，也会把他吓一跳的。

有的孩子找不到辐条和辐条帽，也可以用普通的钢丝和一节手指粗的七八厘米长的木棒来制作小火枪。把木棒的两端各掏一个小窟窿，把钢丝揻成椭圆形，卡进小木棒的窟窿眼里就行了。

小火枪装填的是白笼磺火柴，这种火柴俗称“洋火”，也是近代由西方国家传过来的，尽管后来中国自己会制造了（解放前后我们蓟县使用的火柴都是河北省沧州的泊头镇生产的“泊头火柴”），可是大家还是管它叫“洋火”。过去蓟县人俗称火柴头部的发火物质为“笼磺”，据说主要成分是硫磺，颜色是白色。只要在粗糙的物体上一划，就可以摩擦起火。那时的火柴盒的侧面，是用水胶和细沙粘贴的，火柴头在细沙面上一划就起火了。不用火柴盒也行，在墙和灶台的砖面、脚上穿的鞋帮、甚至劳动布的衣服面上，都可以把火柴划“着了”。

这种火柴使用起来很方便，但是也容易自燃，受到高温、震动等都可能“失火”。有一天我们在胡同里玩时，就看见北面的百货公司（注1）院内失火了，县社大院上空冒出很高的浓烟，听说是库房失火了。那时也没有消防车和消防队，大家就是用大缸里的水和消防桶来泼水灭火的。后来听说这场火就是因为火柴自燃引起的。也不知道是灭火时把火柴盒损坏了，还是尚未进行包装，失火后百货公司的火柴就没有包装了，放在大笸箩内，用秤称论斤卖。

后来国家生产了新的火柴，火柴头的笼磺是褐色的，火柴盒的侧面也是粘贴一层褐色的化学物质，必须把火柴头放在火柴盒的侧面一划才起火。把这两种物质单独在粗糙的物面上划就不起火了。国家称这种新火柴为“安全火柴”，老百姓戏称为“离盒难”，意思是新火柴离开火柴盒就难以使用了。

这种安全火柴的褐色火柴头，与过去的白笼磺火柴不一样了，放在我们的“小火枪”里也打不响了，这种简单的“小火枪”也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五、查找黄鼠狼玩

我们小时候，蓟县城里没有人豢养宠物狗，少数人家养狗也是那种耷拉耳朵的柴狗，看不见翘耳朵的狼狗。而且，因为各家粮食不富裕，普通人家大多都是只养鸡，不养狗也不养猪。那时在乡下穷人家也不养狗，我大舅、二舅、和老姨家，都在农村，也是养猪、养鸡不养狗的。蓟县城里的大街上是看不见狗的，有的大户养狗，也是在自己家里看门守户，不到街上去遛弯，也没有流浪街头的野猫野狗，我们林家胡同各家都没有狗，只有鸡。

据说养狗的人家没有黄鼠狼，养猫的人家没老鼠。蓟县城里很少养狗却大量养鸡，这样一来就给黄鼠狼创造了生存条件，那时候黄鼠狼拉鸡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白天，成年的公鸡和母鸡是不怕黄鼠狼的，鸡会飞，也会用嘴啄昆虫、蚯蚓等小动物，鸡的爪子也很厉害，可以撕裂人或其他动物的皮肉。未成年的小鸡抵御外敌的能力差，如果和大鸡们一起活动觅食，有大鸡的保护，一般也没危险。但是鸡是夜盲，到了黑夜视力大大减退，无法反击和躲避天敌的进犯，很容易被黄鼠狼咬住脖颈，只能嘎嘎乱叫瞎扑腾。针对鸡是夜盲的特点，黄鼠狼也和老鼠似的，养成了昼伏夜出的习惯，经常在夜里扒开鸡窝挡板，钻进鸡窝去“拉鸡”。所谓黄鼠狼拉鸡，是指黄鼠狼咬住鸡的脖颈，先借助鸡本身的力量，使鸡钻出鸡窝跑到院子里，再从墙根的水沟眼（一尺高半尺宽的排水墙洞）或者破墙豁口出院到偏僻处，再把鸡咬死慢慢的吃掉。

那年代蓟县城里的黄鼠狼是比较多的，有时大白天也跑到院子里来，如果有脱离鸡群的单个小鸡，也会被黄鼠狼捕获的。我们小时候在胡同里玩耍时，就经常发现过道的黄鼠狼，由这家的水沟眼钻出来，在当街跑一段，再钻进另一家的水沟眼里去。小孩们只要一看见黄鼠狼，也齐声喊打，捡起脚下的小石块去砸黄鼠狼。那时夜里有时睡觉也不得安宁，只要一听见鸡窝里的鸡嘎嘎乱叫，人们就要起来到外面去查看，看看鸡窝门上挡的木板石块是不是被黄鼠狼扒开了，再找来更大的石块把鸡窝门挡好。

有一年夏天，我和母亲回娘家，住在我大舅家里，他家是用鸡笼养鸡的。鸡笼是用荆树条子编的，上面有盖，里面可以容纳两三只鸡。白天鸡笼敞开口，晚上鸡进入笼子后，把盖子盖上，上面压块石头，黄鼠狼就进不去了。但是鸡笼是树枝子编的，黄鼠狼或老鼠都可以用牙磕断（老鼠可以钻进鸡笼去吃鸡蛋），因此也不保险。我大舅家的鸡笼本来放在前院的角落里，夜间听见鸡乱叫，我大妗就出去查看，见鸡笼盖子上面石头压的很好，以为没事就回屋睡觉。过不一会儿，鸡又乱叫，又出去看看还没事。如此折腾三四次，我大妗就烦了，决定把鸡笼抱进堂屋里，免得黄鼠狼袭扰。她把笼盖上的石块搬掉，把鸡笼抱在怀里往屋里走，刚走两步，就觉得笼盖突然被撞开，一只大黄鼠狼从笼里窜出来了，黄鼠狼的长毛尾巴在她的脸上扫了一下，吓得她“妈呀”一声双手一松，鸡笼掉在地上了。我大妗也坐在地上喘粗气，心蹦蹦乱跳，我母亲赶紧起来出去查看。把灯拿到院里一细检查，才看到鸡笼的下边被黄鼠狼磕了一个窟窿，黄鼠狼钻进去了，见人来了慌不择路，只好顶开笼盖逃跑。我大妗静了静心神才说：“我一搬起鸡笼就觉得里面在乱动，没想到黄鼠狼在里边呢，可把我吓坏了。”估计前几次鸡乱叫，是发现黄鼠狼在磕鸡笼，我大妗出去查看时，黄鼠狼暂时躲避，人走后继续磕，我大妗只看盖子上的石块，没想到下边被磕坏，黄鼠狼刚钻进去，我大妗就把鸡笼抱起来了，黄鼠狼怕被人捉住，只好拼命撞开笼盖，这才闹出一场虚惊。

在我四五岁时还见过一次黄鼠狼“搬家”，当时我们还在东院居住，这天我一个人到当街去玩（我堂弟孟繁荣不在家，可能住姥家去了），没见到别的孩子，当街也没有别的人，我不敢走远，就在我们东院门口外的石头上坐着呆着，突然发现一队黄鼠狼，从我们南院（当时是一片荒芜的空院落，无人居住，西大门是木头稍门）的稍门底下钻出来，经过当街，钻进路西李宝真家的水沟眼里去了。这些黄鼠狼有好几十只，也可能近百只，前后顺序一只接着一只的往前跑，不是一群，而是一路纵队横穿五六米宽的街道，排的很整齐，中间不间断，前面的黄鼠狼已经钻进西院，后面的黄鼠狼还在从东院钻出来，前后要有十几秒钟，这一队黄鼠狼才过完。当时当把我吓傻了，坐在石头上也没敢动，也顾不得喊打了。以前都是我们几个小孩看见一只黄鼠狼，黄鼠狼怕我们，看见我们就逃跑，这次也不知这些黄鼠狼看见我没有（因为我坐着没动，它们也许看不见），反正这一大队黄鼠狼如入无人之境，行进的队伍保持的很有秩序。黄鼠狼队伍过完了，又呆了一会儿，我才起身回家，把这事告诉我妈妈，妈妈说这是黄鼠狼大搬家。

那年代由于黄鼠狼多，捕捉黄鼠狼也成为一些年轻人的业余爱好，我老叔孟庆宇和南院张顺的弟弟张谦，那时都是十五六岁的小青年，就经常捕捉到黄鼠狼，捉到后就剥下皮来挂在屋檐下晒干。那时人们捕捉黄鼠狼的工具有夹子、闸子、盒子。夹子是用来夹住黄鼠狼的腿，闸子是卡主牠的身子，一般都放在水沟眼处，也有的放在“黄鼠狼道”（根据爪子印记判断）上。夹子、闸子都是靠弹簧的力量卡住黄鼠狼的腿或身子的。事先打开卡口，压缩弹簧，并用小铁棍别住卡子。地面上或用细铁丝做成绊脚索，或用小木板做成脚踏板，用细铁丝与“别棍”相连。黄鼠狼经过时，碰动绊脚索或脚踏板，别棍脱落，瞬间弹簧舒张，夹子或闸子的卡口闭合，就把黄鼠狼捉住了。盒子是一个小木箱子，一侧开一个小门，门上面有个闸子似的挡板，盒子里底部是个活动的脚踏板，里端放置青蛙肉做诱饵。黄鼠狼钻进木盒子里去吃青蛙肉，脚踏板往下一沉，门闸落下，就把黄鼠狼关在里面了。

过去人们捕捉黄鼠狼不仅是为了保护家里下蛋的老母鸡，也是为了卖钱。那时一只黄鼠狼生皮子（注2）可以卖二、三块钱。黄鼠狼的尾毛是做毛笔的原料，称为狼毫笔，羊毛做的毛笔称为羊毫笔。黄鼠狼的肉味是腥臊的，没人吃，都扔掉沤肥。

过去各户都有柴禾垛，据说黄鼠狼爱在柴禾垛里建窝，大人们见到柴禾垛有窟窿，就说是黄鼠狼窝，有使用木棍往里面捅几下。因为黄鼠狼洞是拐弯的，木棍不可能捅进多深。

那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经常看大人们摆弄捕捉黄鼠狼的各种工具，但是不敢用手去摸，怕被夹手。尤其是看到黄鼠狼被夹住后浑身抽搐、吱吱乱叫，更觉得好玩。有时在一边看大人们给黄鼠狼薄皮，也觉得很好玩。我们有时也会拿着木棍去找黄鼠狼窝，拿木棍往里捅着玩，有时到各家园子的水沟眼处去查看，看看有没有大人设下的黄鼠狼夹子，看看有没有被逮住的黄鼠狼。其实，那些设置夹子、闸子的人每天清早都要亲自去查看的，夜里捉住黄鼠狼早就取走了，我们白天去查看只能看到白天捉到的黄鼠狼，而黄鼠狼白天出来活动比较少，轻易是捉不到的。所以，我们这些小孩子在玩耍时，无意之间可能会看到黄鼠狼。但是，在我们有目的的四处查找黄鼠狼的时候，却一连一只黄鼠狼也没有碰见过。

那时期学龄前的男孩子喜欢成群结伙的在当街玩耍，而那些女孩子则多在家里呆着，或是帮助母亲照看小弟弟或小妹妹，只有少数女孩子有时到当街和我们一起玩耍。

   注1：早期蓟县供销社下面只有一个百货公司，也经营副食品和土产品，后来才陆续建立副食、禽蛋、土产、生产、烟草等其他公司。

注2：从动物身上剥下后未经加工的干硬皮俗称生皮子，经加工后质地柔软做衣服用的裘皮俗称熟皮子。

                                                        :

第十二节   小淘气们的恶作剧

俗话说男孩子比女孩子淘气，这话一点不差。我们在幼儿时期，男孩子女孩子一起玩，也没有思想隔阂（上学以后才产生男女隔阂），如捉迷藏、跳梯子、老鹰抓小鸡等游戏，都是男女孩子一起玩的。但是男孩子不玩“抓大把”，女孩子不玩踢蛋和弹球，这大概是天生的爱好不同吧。再有就是男孩子天生淘气，爱干一些惹人讨厌的“坏事”。也就是说在没有大人教唆的情况下，小男孩也会自发的搞一些恶作剧，我们小时候就做过几种淘气的“坏事”。

一是骚扰骑自行车的：

解放前中国不会制造自行车，有些自行车都是日本造的，蓟县人俗称为“东洋车”。老百姓没有骑自行车的，日伪时期特务队有自行车，有的乡公所也有自行车，大概是出于对骑车人的不满情绪，城里流传着：“东洋车两头转，上面有个王八蛋。东洋车两头圆，上面有个猴蹬弹”的童谣，我们小时候就学会了这句童谣，也不知是谁教的了，反正小孩子们都会说。这和我们小孩子在用“手心手背”方法决名次时说的“手心手背，狼心狗肺，日本投降，中国万岁”一样，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当时我们只觉得说这童谣很好玩，并不懂得其中的含义。

解放后骑自行车的人逐渐多起来，我二叔孟庆华、三叔孟庆余都先后买了旧自行车，那时能骑的旧自行车也就十多块钱，或者二三十块钱一辆。那时政府机关没有小汽车，公用车也是自行车，有些机关干部自己也买得起旧自行车，所以骑自行车的人也多了。

我们林家胡同那帮小伙伴在当街（本胡同内）玩耍时，经常遇见骑自行车的，他们为了防止碰撞乱跑的小孩，老远就叮铃铃叮铃铃的按动车铃，有的嘴里还喊：“靠边”，“注意”等话。我们这些玩的高兴的孩子，当然不愿意被骑自行车人“打扰”了，但是又不敢不“躲道”，只好靠边站。等骑车人过去后，我们就喊：““东洋车两头转，上面有个王八蛋；东洋车两头圆，上面有个猴蹬弹”，反复喊几遍，然后我们就哈哈大笑。那些骑车人听了后，有的人回头看看我们，嘴里责骂几句，有的头也不回，和没听见一样。不过，那些骑车人都没有因此而下车的，我们小孩子也像胜利者一样开心。

我们有时也主动骚扰骑自行车的，方法是从侧面往自行车的轮子里扔小石子，听小石子被自行车辐条拨动的声音。有时还往车轮子里扔小树枝(直径两三毫米)，看小树枝被自行车辐条折断的景象。但是，我们是不往骑车人身上扔的，知道“砸人”是不对的，往转动的车轮子里扔东西，是觉得好玩，以为不会对人和车造成损害。而且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在我们扔小石子或小树枝时，也不下车子，只是嘴里责骂我们几句就过去了。我们听到人家的斥责或辱骂反而觉得很高兴，还喊“不挨骂，长不大，让你们随便骂。”

可是有一次我们往一辆自行车前轮子里扔进去一根比较粗的树枝（直径五毫米以上的，不记得是谁扔的了），把车轮辐条给卡住了，骑车人赶紧捏车闸停住，又下车查看。他从车轮中抽出树枝，转身向我们奔来，并说：“死孩崽子，把辐条给我别坏了，你们给我赔。”我们几个怕他用树枝打我们，吓得四散而逃，我和堂弟孟繁荣跑进东院，赶紧插门。那个人在外边说：“非告诉你们家大人不可，让你们家给我赔钱，看你们还淘气不淘气。”但是他只是吓唬我们一顿，并没有真的敲门找家长，而是骑上自行车走了。过了一会，我们才敢出院子，聚到一块后，有人说：“以后别这样玩了，真把车子给弄坏就不好了。”通过这次恶作剧我们才明白，不是任何树枝或木棍都会被自行轮别断的，树枝粗了反而会把车轮上的辐条别断了。这次幸亏并没有真的把车辐条别断，因为骑车人立即捏闸停下了，而且那时在胡同里骑车子，速度也不太快。如果速度很快，就要真的要由家长给人家包赔修车的损失了，被家长责骂打一顿也是难免的了。所以，这次是我们增长了见识，我们后来就不再这样“玩”了。

二是戏弄算命的王瞎子：

西南隅村有一个会算命的盲人，他家姓王，叫什么名字我们小孩子不知道，只知道大人们当面称他为“王先生”，背后称他为“王瞎子”。他家住在白塔寺东侧，他自幼双目失明，从小学会了算命打卦，依靠走街串巷，给人算命或“抽帖儿”来赚钱，养家糊口。在1953年，我母亲请他到我们家给我算过命，他说我是“霹雷火命”，要比那些“灯芯火命”和“香头火命”的人“命大”。那时候所说的小孩子“命大”，就是长大后在社会上的作为大一些的意思。所以我母亲在我小的时候就说我不是“在家种地”的命，而是在外面“做事”的命，要我好好学习，争取考出去“做事”。

王瞎子不但会按照生辰八字给人们算命，还会让人们“抽帖儿”。“抽帖儿”也是一种算卦的方法，它不同于“抽签儿”。“抽签儿”是把许多刻有文字的竹签子放在签筒子内，由顾客自己随意抽出一支来，再由算命人根据签子上面的内容作出解释。“抽帖儿”用的“帖儿”是长方形的硬纸片，上面画着各种表明一定寓意的图形。顾客从装满“帖儿”的纸盒或布袋里随意抽出一张，再由算命人根据“帖儿”上图形的内容作出解释。抽签和抽帖一般是视力正常的摆摊算卦人或寺院僧道使用的，大街上也有的用“黄雀抽帖儿”的方法给顾客算命，用一只黄雀用嘴叼出一个“帖儿”来代替顾客抽“帖儿”。

王瞎子的“帖儿”和大街上的算卦人的“帖儿”是一样的，他虽然眼睛看不见，却可以用手摸的方法来分辨纸帖儿上画面的不同内容，也不知他在每个纸帖儿上都做了什么记号，反正他说的很准确。我记得那次我母亲抽出一个纸帖儿，上面画着一个老鼠用两只后腿站立起来，用两只前爪抱着一个木锨的锨柄，向前行走的的姿态。我母亲看了不解其意，把纸帖儿递给王瞎子，他用手摸了一会说：“你这张贴儿叫做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我母亲问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是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过的意思。我母亲说：“老鼠拉粮食可以吃饱肚子，拉木锨是不是白受累啊？”他说：“不是能不能吃的意思，实际上老鼠也不可能拉木锨啊，这是说要先受累以后才能享福的意思。”总之他的解释让人很爱听，而且说往后的日子越过越好，也符合当时的形势，战争年代结束了，和平时期的日子总会越过越好的。

过去，蓟县的算命盲人有三样必备的用具，横笛、马竿和褡裢（俗称“上码子”）。横笛边走边吹，类似做买卖的吆喝声，用来告知各家院内的人们“算命的盲人来了”。马竿就是一根手指粗的普通竹竿，用来探路，但是吹笛子时马竿只能夹在腋下。褡裢是用来装零钱和纸帖儿等算卦道具的。王瞎子经常从我们林家胡同经过，出去给人算命时由南向北走，边走边吹笛子，走的比较慢。中午或晚上该回家吃饭时由北向南走，用马竿探路不吹笛子，走的比较快，很有规律。其实他家住在白塔寺东侧，到鼓楼南面的大街上去或者回来，都可以不从我们胡同里走。可能因为他是盲人，为招揽生意而从我们胡同穿行，路况熟悉了，回家时也从这里走了。

王瞎子是个“睁眼瞎”，他的两眼也和正常人一样睁的大大的，只是看不出“眼神”（目光）来，我们小孩子看见他来了，有的就“瞎子、瞎子”的喊，他也扭头朝喊声的方向看，但是和正常人的眼神不同。他一看，喊瞎子的孩子便不敢再喊了，他也就不理我们，继续往前走了。

我们为了测试一下王瞎子的眼睛是否能看到东西，有时就搬几块砖头，放在他行走的前方。因为他边走边吹笛子，走的很慢，我们有机会在他前面摆放几块“绊脚石”，每当他的脚碰到砖头时，他就停止吹笛子，用右手拿起马竿往脚下探测，然后根据我们摆放的砖头多少，或者迈过去，或者绕过去，嘴里还说：“这些死孩崽子，真淘气。”我们见到这种状况，都在发笑，觉得很好玩。

因为王瞎子在吹笛子时，要把马竿夹在左侧腋下，还有一次，有个孩子跑到他的身后，从后面握住马竿的下部，想从他的腋下把马竿抽出来。但是小孩子力气小抽不动，他发现后也立即停止吹笛子，用右手握住马竿的上部，与这个孩子争夺马竿，小孩子当然握不住了，被他夺过去后，他就用马竿乱打乱幌，嘴里还说：“死孩崽子，别捣乱，别淘气。”那个孩子当然早就躲开了，我们大家见状都哈哈大笑。

因为和王瞎子夺马竿有被打的危险，所以多数孩子是不敢去的，不像往瞎子脚前放置砖块那样只有乐趣没有风险，所以，我只记得一次一个胆大的孩子去拽王瞎子的马竿，而往王瞎子前面堆放砖头石块的恶作剧，有过好几次。后来被本胡同的大人发现了，批评我们一顿，以后才没人干了。

三是戏弄挑大粪的老董

过去，蓟县城里的街道是“各扫门前雪”，各家门外各家负责打扫卫生，没有专门清扫街道的环卫工。那时城里也没有自来水，机关单位和老百姓一样，生活用水都靠从井里挑水，放在水缸里储存。厨房、厕所也没有排放污水的下水道，也自然没有现在这种水冲厕所。那时的男厕所中有存放小便的尿缸和存放大便的茅坑，女厕所里只有茅坑。厕所里的人粪尿掺上泥土发酵或晒干后，是上等的农家肥料。

那时，老百姓家的厕所粪便都是自家种地使用，不仅自家厕所不需外人清理，而且还要每天早晨背着粪箕子到外面去拾粪（街道上的拉车或驮运的骡马牛驴等牲畜粪和路边偏僻出的行路人粪便及猫狗等动物粪便）。因此，街道上的牲畜粪也不需要环卫工来清理。

因为过去没有化肥，而那些大粪干（人的粪便比牲畜粪的劲头大，俗称大粪）是水稻田里使用的好肥料，所以种水稻的农户还需要购买大粪干，人粪便也是一种比较好的肥料，晾晒大粪也就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由于大粪具有一定的价值，因此，机关单位的厕所，也不用花钱雇人清理，而是采取用粪便换人工的方法（厕所的主人不支付掏粪人工资，厕所的粪便归掏粪人所有），由某个掏粪人来清理厕所。那时，各机关单位的厕所都有专人负责清理，人们俗称这些人为“掏大粪的”。过去，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厕所也是人工清理，可是大城市的市民自己不种地，粪便没有用，只好花钱雇人清理厕所，因而有专门的掏粪“公司”，有老板和工人。小县城里需要别人清理的厕所比较少，人粪便又比较珍贵，所以不需花钱雇人清理。而那些为了卖大粪干而去给各机关单位掏厕所的人，也就成了掏粪的“专业户”，西南隅有一个姓董的中年人就是掏粪的“专业户”。

这个掏粪的老董叫什么名字，我们小孩子不知道，只记得大人们都称他“老董”。那时他大约三十多岁，他家住在“西胡同”（“西胡同”是我们林家胡同的人对西面白塔寺附近的几个胡同的统称，就如同大家对靠近鼓楼周围的住户和店铺统称“鼓楼底下”一样），家里有什么人也不记得了。那时靠近城墙的地方基本没有民宅，都是菜园子和空场，可以晾晒大粪。老董家就靠近空场，他每天去鼓楼那边大街上的机关单位掏厕所时，都要挑着大粪桶从我们林家胡同经过，粪桶里放着一杆长柄粪勺。一去时两桶是空的，回来时稀拉逛汤的装满人粪尿，发出一股骚臭味。

我们这些小孩子经常在胡同里玩耍，一见掏大粪的老董过来，我们就躲得远远地，还捂住鼻子憋住气，尽量不闻从他桶里散发出来的骚臭味。有时我们在玩游戏，也会被老董路过所打断，所以我们从心里对他很反感，就想给他捣乱戏弄他，方法是往装满粪便的桶里扔小石子和碎瓦片。我们看见他从北面过来了，就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往后边的桶里扔小石子，听着“噗通”一响，溅起几滴粪汤，我们就哈哈大笑。有时扔进的石子或瓦片比较小，老董也感觉不出来，大一点的石子或瓦片扔进去，他就有感觉了，而且粪汤还可能溅到他身上，于是他就训斥我们。有时老董还放下担子奔我们走来，吓得我们四散而逃，等他走了我们又聚在一起大笑。

孟家东院门口北侧靠墙处，有一颗不太高的小榆树，树杈呈伞状，比院墙的墙头略高，小孩们经常爬到树杈上去玩，还可以从树杈迈到墙头上去玩。那时的院墙都是砖头砌的，墙体比较宽（大约40厘米，比现在的三七墙要宽），墙帽子是用碎砖头瓦片和黄土泥堆成的。那时的小男孩淘气，讲究上树、下河、爬墙头玩，以敢在河里洗澡、树杈上坐着、墙头上行走为荣耀。有一天，我和堂弟孟繁荣在东院门口北面临近院墙的小榆树的树杈上坐着，看见老董挑着大粪桶从北面过来了，就每人从墙头上抠下一块小瓦片，准备他从下面经过时，扔进他的大粪桶内。不一会他就走到了小榆树的前面，我俩就从树上往他的粪桶里扔瓦片，他听见响声，四下观望却看不到人，还很纳闷，就往前走了。我俩在树杈上大笑起来，老董听到笑声，就放下担子，拿起桶里的大粪勺来到小榆树下，拿着粪勺朝树上比划着，用要给我们摸屎的方法吓唬我们。他让我们给他说好话求饶，还说以后再淘气，往他的粪桶里扔石子和瓦片，就把我们家大门都抹上屎，让我们没法开门和关门等等。吓得我俩给他说了道歉的话，还表示以后再也不敢了，他又教训我们几句才走了。

小孩子是天真的，拿大人的话是当真的，后来我们把老董吓唬我们的话转告其他几个小伙伴，大家都怕老董往自家大门上抹屎，也就不敢再戏弄老董了。

我们在幼儿阶段，虽然生活的无忧无虑，充满了乐趣，甚至胡闹瞎淘气，但是小孩子毕竟要成长的，从记事到上学之前的这几年很快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