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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罪证碑位于北京市通州区九棵树东路北侧，共计两通，是见证民国二十六年（1937）伪冀东政府保安队发动“通州起义”击毙日寇的重要文物，也是日本侵华罪行的实证。2001年，日本侵华罪证碑被通州区政府公布为通州区文物保护单位。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冀东地区成为所谓的“非武装区”，通州地区驻扎的中国军队被迫改编为保安队。民国二十四年（1935）11月25日，受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保安队实际沦为“汉奸”队伍，负责维持通州地区治安。“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7月27日，日军向驻扎在通州附近的中国29军发动进攻，并使用飞机轰炸，误炸冀东保安队，导致数人死亡，成为了保安队和日军矛盾的爆发点。7月28日夜，爱国将领张庆余、张砚田领导下的保安队不堪日军驱使，决心改弦易帜，不做“汉奸”，通州起义爆发。 起义部队捣毁日伪机关，俘获伪冀东政府主席殷汝耕，击毙驻通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大佐以下五百余人。两碑就是驻通日军与伪冀东政府为该起义中被击毙之部分日寇所立。 罪证碑一通为“满洲电电社员殉职纪念碑”，原立于日伪电台院内，后迁于此处。“满洲电电”是“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まんしゅうでんしんでんわかぶしきがいしゃ）的简称，成立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伪满大同二年）8月31日，是控制伪满洲国全境和关东州电话电讯、广播网络，经营电气通信业务的特殊会社（公司）。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宣传工具。“七七事变”后，“满洲电电”也参与到对华北的侵略中，据通州当地居民回忆，确有其公司职员在附近驻扎。石碑汉白玉制，高266厘米、宽95厘米、厚25厘米，阳面正中雕圆角方框，纵刻楷书“满州电电社员殉职纪念碑”，阴面四边满布凿痕，中间纵刻隶书铭文6行，满行31字，铭文在“文革”中被凿毁，现已模糊不清。碑座后配。另一通罪证碑为“通州事件棉花关系殉职者慰灵碑”，原立于此。“棉花关系”是指日军因害怕在京津公路两侧被中国军民伏击，强令公路两边不能种植高杆作物（如高粱、玉米等），只能种植棉花的侵略政策。日军还派出所谓专家，指导当地种植棉花。待棉花成熟后，强令农民把棉花卖给日军，作为战争物资。“慰灵碑”即是为在通州起义中被击毙的“专家”而建立的。石碑为花岗岩制，高243厘米，宽103厘米，厚45厘米，上部纵刻篆书题额“通州事件棉花关系殉职者慰灵之碑铭”，下部纵刻楷书铭文14行，行30字，首行同题额。（原文附后）石碑首行 石碑落款为“中华民国二十七/昭和十三年七月”，“通州事件棉花关系殉职者慰灵碑建设委员会敬建，建设总署署长殷同撰书”。
石碑落款时间 石碑落款立碑人 这两通石碑是日本侵华的罪证，如今矗立在繁华的马路边，时刻警示后人，不忘国耻，发奋图强，振兴中华。
中华民国廿六（昭和十二）年七月之杪，通州变作， 日本岩崎元次、今井义□、滨口良二、滨口文子、土居下尾、山万代、小川信行、 安田秀一关□人以供职冀东，同罹于难。嗟夫！诸君子跋涉远道来莅兹土，方□于农田水利树艺之业思有以竟其功， 为是邦之人谋其乐利。□不测使不得竟其功，不宁惟是，且捐厥继以俱殉也，岂不悲哉！□壮志伟业足千秋矣。盖诸君子虽逝，后之来者仍踵诸君子，□异日土地辟田、野治树艺，□物产充溢、财货饶足，是邦之人咸得生。追溯畴昔肇始者之功，相与讴歌而称道之，非诸君子，其孰与。倏忽一载，同人拟醵金为之纪念，邑人士亦后先输资输谋，佥同□□以彰其事而永其传。今之钦崇已若此，后之历久而不忘，著文勒石，用申感慕之怀且以昭示来兹。铭曰：人谁无死？罕有令名。惟诸君子，千载垂声。孰云寂寂，死而犹生。兹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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