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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7世纪的西方世界，随着现代科学的奠基和一系列地理上的新发现，一些作家开始把目光转向未知世界，在原有的文学题材如乌托邦幻想小说的叙事框架里创作推测性小说，围绕着在想象性地域的旅行，以实现讽刺社会现状、指向社会变革的文学寓意，这些以一定的科学发现为基础的幻想故事是现代科幻小说的始祖。由于早期科学知识以及叙事框架存在较大的局限，推测性小说不可避免地被注入了超自然的元素，因此早期科幻小说与哥特小说、罗曼司传统等也有割不断的联系。 学界一般认为英国的科幻小说起源于M.雪莱的《弗兰肯斯坦》（1818）。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爱伦·坡等人率先以精确的工笔书写了具有科幻性质的一系列作品。爱伦·坡最值得称道的类科幻作品是描绘乘坐气球飞至月球旅行的短篇故事《汉斯·普法尔历险记》（1835）和阐释个人宇宙观的散文《尤里卡》（1848）。爱伦·坡对科学问题的浓厚兴趣和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激发了他在文体审美和叙事表征上做出大胆创新，影响了包括H.G.威尔斯和J.凡尔纳在内的欧洲作家。19世纪末的美国文坛反过来又受到这些欧洲作家的影响，出现了一批科幻作品，如F.R.斯托克顿的《大战辛迪加》（1889）、G.P.瑟维斯的《爱迪生征服火星记》（1898）等。它们以欧洲的科学罗曼司为范本，结合美国本土特有的文化概念如边境神话、移民精神、天定命运论等，多以技术奇观、乌托邦和太空旅行为描写主题，既形塑了这一时期美国民众对技术发展的乐观态度，也为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在20世纪里异军突起与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从20世纪20年代前后开始，美国涌现了大量以发表科幻题材为宗旨的通俗小说杂志，为现代科幻文学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926年，H.根斯贝克为第一本科幻杂志《惊奇故事》招募作家，他聘请多个科学领域里的专家学者担任编委，把杂志选登的虚构故事的内容严格限定在科学推测与外太空历险上，试图将它们定义为“科学小说”，1929年正式更名为“科幻小说”，科幻小说由此正式得名。根斯贝克对科幻文类的贡献不仅在于命名之举，更重要的是他借助科幻杂志传播类科学知识，吸引了一批忠实的读者。这群科幻迷自我认同为同一个话语共同体，被鼓励严肃地思考未来。根斯贝克的杂志一方面使得科幻小说从写作到营销再到接受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有利于价值观的传播，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它与“商业化、流行、通俗”等概念有扯不断的联系，从而造成了它与主流文学之间始终存在的差距。50年代，人们为了纪念根斯贝克对科幻文学的贡献，开始每年颁发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幻奖项给杰出的创作者，“雨果奖”（在1992年以前，其官方名称叫“科幻成就奖”）现已成为世界科幻界最负盛名的荣誉。J.W.坎贝尔从1937年起开始负责编辑《新奇故事》，标志着科幻杂志的第二个时代，该杂志也被认为是孵育了科幻小说的黄金时期。与根斯贝克一样，坎贝尔推崇固定的叙事模式，看重科幻小说的知识传播和教育功能。在坎贝尔的支持下，一批科幻小说家如I.阿西莫夫和R.海因莱因等人成长起来，他们以机器人、另类世界、超光速旅行等为写作主题，抛开对奇幻色彩的盲目追求，从关注探险行为发展到探索科学理念，从着眼于通俗科幻到致力于把更冷静的现实主义元素融入到创作中，引领了50年代科幻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最后一本重要的科幻杂志是在50年代由H.L.戈尔德担任编辑的《银河科幻》，它比根斯贝克和坎贝尔的杂志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开始自觉地摸索科幻文学发展的新方向，鼓励个人化的声音和对风格及叙事技巧的探索。 从5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科幻小说的载体逐渐由杂志演变为书籍，标志着杂志时代的正式结束。在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学界，随着物理学的“热寂说”概念被运用到阐释社会变革理论上，熵增即整个世界将走向无秩序的噪音与混沌的想法也影响到文学创作，一时间“文学耗竭”的思维甚嚣尘上。在60年代中后期，科幻小说家们开始有意识地反抗科幻文学公式化的叙事，在欧洲同僚的影响下爆发了科幻界的新浪潮运动。这些小说家的创作风格更为多样繁复，他们吸收主流文学的艺术技巧如超现实主义、讽刺等，从形式、叙事、语言、文体等多维度展开技巧实验，抵制通俗杂志里保守的科幻模式和科幻文类的束身衣。他们用大胆露骨的语言描写性、暴力、毒品滥用等复杂深刻的社会问题，对待技术发展的态度也与前辈们明显不同，越来越倾向于悲观地认为技术发展给日常生活以及地球命运带来了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如环境崩溃、城市的过度拥挤、技术犯罪等等。种种迹象皆表明，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作为文类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水平，从通俗流行文学中脱颖而出，与主流严肃文学展开了对话。由J.梅丽尔担任编辑的选集《英格兰摇摆科幻》和H.艾里森编辑的《危险幻象》系列丛书中收录的科幻故事勾勒出新浪潮作家们的文学抱负。新浪潮运动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重要作家和作品包括：海因莱因的《异乡异客》（1961）、K.冯尼格特的《五号屠场》（1969）、P.K.迪克的《银翼杀手》（1968）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不再是白人男性作家独霸科幻文坛，有一批少数族裔和女性作家也加入科幻文学创作的行列中，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比如S.R.迪兰尼、U.K.勒奎恩、J.拉斯等人。 科幻界的新浪潮运动在70年代末逐渐式微。进入80年代，随着电脑科学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科幻文学的一种亚文类——赛博朋克开始兴起并迅速繁荣起来。该词由B.贝特克创造，赛博指控制论，朋克指街头文化。当时，一群科幻小说创作者受到后现代作家如T.品钦、W.柏洛兹等人的影响，在后现代语境里测绘由信息与电脑技术生成的社会关系，试图为后现代境遇下的技术逻辑提供一种文学表征。最经典的赛博朋克小说当属W.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1984），该小说描写了数据流动而生成的网络世界，故事人物通过电极实现脑神经与计算机的实际相连，生活在赛博空间矩阵的“共同的幻觉”中。当吉布森出版这部小说时，虚拟现实的技术尚在研发中，阿帕网有待进化成互联网，个人电脑还未走进家家户户。因此，它创造的一系列新潮概念与词汇在某种程度上预言并引领了现实技术的发展，参与了意义的建构。其他重要的赛博朋克作品还有吉布森包括《神经漫游者》在内的“蔓生”三部曲、他与B.斯特林合著的《差分机》（1992）、P.卡迪根的《心灵操纵者》（1987）、N.史蒂芬生的《雪崩》（2002）等等。赛博朋克小说通常隐喻化地使用许多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熟悉的意象，创造出一个由信息建构成的奇幻世界，在实现社会批判的美学目的的同时，也为现实世界里网络虚拟世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架构，对文化现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赛博朋克扶持的赛博文化的发展却促进了赛博朋克作为文学亚文类的迅速衰败，因为当未来主义式的技术幻想在文化实践中越来越接近真实时，赛博朋克的预测性美学就不再有效。学界通常认为，吉布森的小说《约翰尼的记忆术》在1995年改编成电影后遭遇滑铁卢这一文化事件正式宣告了赛博朋克小说的衰落。 作为21世纪里美国文化生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9·11恐怖袭击加剧了普通民众的泛危机感，拷问人们在面临层出不穷的事故与灾难时的应变能力。在后9·11时代里，科幻小说的多个母题如外星人入侵、人机之争等重新成为探讨国家寓言、身份构建、帝国幻想、暴力战争等话题的修辞。一方面，科幻小说开始融入主流文学中，越来越多的严肃文学如C.麦卡锡的《路》（2006）、P.奥斯特的《黑暗中的人》（2008）等运用科幻元素，探讨美国社会应对危机与灾难的能力。这类作品通常打破传统的文类界线，融科幻、传说、历史等于一体，与主流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故又被称作滑流小说。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与飞速发展的科技形成共谋，加剧了当代文化的科幻感，威胁着把世界推向反乌托邦的末日。因此，一部分科幻小说家在想象的世界里讽刺性地审视技术发展的未来远景，譬如P.巴奇加卢比的《曼谷的发条女孩》（2009）、D.米切尔的《云图》（2004）等作品着重刻画了反乌托邦的未来社会里全球资本与科技的扩张共同造成的恶劣后果，而像N.布洛姆康普的《极乐世界》（2013）等作品则在科幻意象与修辞渗透到日常生活经验的背景下把视角转向当下，聚焦于全球贫富差距等现实问题，在当下即未来的信念下展开对资本主义总体性和技术霸权的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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