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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文的研究领域，毛公鼎是一颗耀眼的明珠。首先，毛公鼎是青铜器中的重器，它器形虽小，外形亦不甚华丽，但内刻三十二行铭文，共497个字，是迄今所见先秦青铜器中字数最多的一件；其次，毛公鼎铭文具有典型性，它的文体特征与常见的铭文有所不同，不落入俗套，整篇铭文分五段论述，每段以“王若曰”或“王曰”开头，每段一个主题，内容丰富；再次，铭文记载的是当时社会历史第一手的宝贵材料，对古文字学、历史学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术价值极高。毛公鼎自清末道光年间出土以来，已有一个半世纪的研究历程，总体上可划分为四个研究阶段：清末、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初、20世纪70年代至今。 一、清末毛公鼎的研究概况 毛公鼎于清末刚一面世，立刻就引起当时学界的重视，许多学者著文论述，凡研究金文的专著中都少不了毛公鼎。不过，基本以考释铭文为主，其他问题则很少涉及。 文字释读。陈介祺是第一位给毛公鼎做释文的人。陈氏精通古文，故购得毛公鼎后，先拓后释。他在《毛公鼎释文》(载陈育丞：《簠斋轶事》，《文物》1964年第4期)中直接对应铭文写出释文，不识之字则照原文摹写。现在看来，他的释文已经把铭文中的大多数字释出，或许是一时疏忽，竟然漏释了一行字，并且对于一些关键性的、难度高的字大多阙疑。但这毕竟是毛公鼎的第一篇释文，陈氏有开创之功。后来，陈氏又在参考徐同柏和许瀚的释文后，五易其稿，于1871年写成《周毛公鼎考释》，惜未刊行，难以得见，后由其后人捐献给国家(据陈育丞《簠斋轶事》记载现藏于国家文物博物馆研究所)。继陈介祺之后，徐同柏和许瀚是较早对毛公鼎进行研究的学者。据记载，徐氏首先是从陈氏处获得毛公鼎的拓片(徐士燕：《岁贡士寿臧府君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35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之后依据铭文拓片通篇写出释文。与陈氏不同的是，徐氏还对铭文中的疑难字句进行解释，并注重与典籍相互印证。徐氏的释文收录在《从古堂款识学》(《国家图书馆藏金文研究资料丛刊》第9册，北京图书馆2004年版)一书中，并为吴式芬《攈古录金文》(《国家图书馆藏金文研究资料丛刊》第7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所转引。许氏的研究成果则收录在其专著《攀古小庐古器款识》(据陈继揆：《毛公鼎旧事(上)》，《文物天地》1991年第6期)中。此后，孙诒让、吴大澂、刘心源等学者亦参与了对毛公鼎的研究。孙诒让的研究成果收录在《古籀拾遗》(《国家图书馆藏金文研究资料丛刊》第9册)一书中。在通篇释读的基础上，孙氏也对部分疑难字句进行了考释，释文中不识之字以“□”代替，未摹亦未隶定的字，下注“未详”。孙氏后来又在其专著《古籀余论》(《国家图书馆藏金文研究资料丛刊》第9册)中对《古籀拾遗》中的一些观点有所修改和补充。吴大澂的研究成果收录在《愙斋集古录》(《国家图书馆藏金文研究资料丛刊》第14册，北京图书馆2004年版)一书中，刘心源的研究成果收录在《奇觚室吉金文述》(《国家图书馆藏金文研究资料丛刊》第11册，北京图书馆2004年版)一书中。与孙氏类似，吴氏和刘氏也是在通释的基础上，夹以单字句的考证。针对刘氏的研究，郭沫若《毛公鼎之年代》(《东方杂志》28卷13号，1931年)曾评价说：“王(引者按，指王国维)于刘(引者按，指刘心源)摒之不论，缘刘所得本自有限，其说解每病支离，且时不免抄袭也。然于此器亦间有一二字释得其当者。”此外，方濬益和其子方臻杰亦对毛公鼎进行过研究，容庚云：“方濬益得潘祖荫覆刻本，命其子臻杰为释文，自为考证，无甚心得，书未印行，世人鲜得寓目”(转引自孙稚雏：《毛公鼎今译》，《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方氏在金文方面的研究成果仅见《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国家图书馆藏金文研究资料丛刊》第16-1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一种，惜未收入有关毛公鼎的研究内容。 著录。陈介祺亦是第一位对毛公鼎进行著录的学者。据记载，他将第一篇毛公鼎释文装裱成条幅，上为“四靴形”铭文拓片，中为释文与后记，下为器形，一足在前，两足在后。(陈继揆：《毛公鼎旧事(上)》)此后，吴大澂的《愙斋集古录》和刘心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均著录有毛公鼎器铭拓片。据笔者观察，吴、刘二人所用乃同一石印本。两种拓片的字体均清晰可辨，但打乱了原有的行款。刘心源说他的拓片是得自胶州柯劭志，云“原式行数不可知也”。此外，吴式芬的《攈古録金文》和徐同柏的《从古堂款识学》二书中均著录有毛公鼎铭文摹本，但非为一版，吴氏的摹为76行，徐氏的摹为96行。这两种摹本的字体临摹均较为精细，基本保持铭文字体的原形。 清末是毛公鼎研究的初始阶段，王国维曾对这一时期各家的研究进行过作总结性评价，总体上还是肯定的态度，云：“一时学者竞相考释，嘉兴徐寿臧明经(同柏)、海丰吴子芯阁学(式芬)、瑞安孙仲容比部(诒让)、吴县吴清卿中丞(大澂)先后有作，明经首释是器，有凿空之功，阁学矜慎，比部闳通，中丞于古文字尤有县解，于是此器文字可读者十且八九。”(《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国家图书馆藏金文研究资料丛刊》第20册，北京图书馆2004年版) 二、民国时期毛公鼎的研究概况 经过清末初始阶段的研究，毛公鼎亟待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正如郭沫若《毛公鼎之年代》所言：“惟铭之可读者虽云十且八九，然其中未得读者之十一二，每居文中枢要地位，而已得之八九亦复饶有可商。故器之出世虽已多历年所，其全铭实未能得其通读也”。进入民国时期，随着郭沫若、容庚、于省吾、商承祚等金文大家的积极参与，毛公鼎的研究进入一个更广泛、更深入的阶段。在文字释读、著录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考证三个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 文字释读。吴闿生的《吉金文录》(南宫邢氏刻本1933年版)、刘体智的《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935年版石印本)、郑学敩的《独笑斋金石文考》(1927年版石印本)、柯昌济的《鞾华阁集古录跋尾》(1916年版铅印本)、商承祚的《毛公铭释》(《古器物铭释》，中大油印本1927年版)、张之纲的《毛公鼎斠释》(1934年版石印本)等著作中都收录有毛公鼎铭文的考释，各有所长。容庚、高亨、于省吾等均为毛公鼎做了集释。容氏的《毛公鼎集释》对毛公鼎的研究概况做了系统的整理，集合各家的观点和意见，还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惜书未刊行，难以得见。对容氏的研究成果，孙稚雏《毛公鼎今译》评价说：“容庚先生爰综众说，别为《集释》，详出土之时地，评诸书之得失，引经籍以比勘，译彝铭为今语，自是集大成之作，惜稿未刊行。”高氏的《毛公鼎柬注》(《志林》1942年第3期)和于氏的《毛公  鼎铭》亦均具有这种优点。这一时期，最值得称道的是王国维和郭沫若两人的研究成果。王国维的《毛公鼎铭考释》，在考释之前先为此文作序，讲考释铭文的方法及应注意的问题，为后来学者做指引。王国维在每句铭文后都详加注解，注重引用典籍互证，更为重要的是王氏还引用其他铭文与鼎文互证，这是金文研究方法的一大进步。王国维成绩斐然，释出“疾”、“乂”、“膺”、“勤”等字，结论基本可信。郭沫若《毛公鼎之年代》论及王氏的研究成果时说：“王释后出，自能综集众美而纬以新知。”郭沫若此文乃集大成之作，先对诸学者为毛公鼎做的释文进行评论，颇为中肯。郭文先为铭文做考释，对疑难字、句进行解释，颇有所得，释出“将”、“甹”等字，大多成为定论。另，郭氏又在《两周金文辞大系》(《郭沫若全集》第八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对毛公鼎的铭文进行通释，通假字则以小一号字注出，释文后又重申鼎的年代为宣王时期，并对重点字进行解说。其他学者如邹安、黄公渚、陶北溟、吴宝炜、陆和九以及日人林泰辅等对毛公鼎亦作过一些研究工作，但影响不是很大。邹安、黄公渚、陶北溟三人在其专著中收录的释文相同，邹氏在《周金文存》(广仓学宭影印本1918年版)中，先列出通释，在疑难字句下面列出序号，后面则一一解说，开启现代做注的新格式。黄氏在其专著《周秦金石文选评注》(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中有关毛公鼎的研究乃是转引邹氏之说。陶氏的《旧云盫金文释略·毛公鼎》(《古学丛刊》第2期，1939年5月)与邹氏的注完全相同且晚出，疑为抄袭之作。故对陶氏之作，孙稚雏《毛公鼎今译》云：“诠释前人之说甚多，然皆未言明。”对吴宝炜的《毛公鼎正注》(石印本1930年版)一书，孙稚雏评价说：“征引仅吴大澂一家之说，反附释证十二字义，实如容师所说'十九讹桀，其荒陋视刘氏殆有过之’。”陆和九的《中国金石学讲义》(北京图书馆2003年版)中收有毛公鼎的全文通释，但未作任何解释。日人林泰辅《毛公鼎铭考》(《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0卷116期，1930年)一文分六段讲解，其中多沿袭前人之说，创获不多，译者明朝在文末加按语：“林氏此释，大都沿袭徐孙二吴成业，间下新义，亦多未安”。 除全文通释的文章外，这个阶段更出现了许多单字考释和词句解释的文章，如戴家祥的《  字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1卷125期，1930年)认为“  ”乃从“目”从“矢”的“  ”字，与“眣”声通，在铭文中读为“  ”，基本上为后人所接受。唐兰的《论彝器中的“休”字》(《申报》1948年2月14日)详细分析了“休”这个金文中常见字的含义，提出个人的见解。王国维《释辪》(《观堂集林附别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中列出了金文中“辪”字的辞例，以为当为治理之意；《释  》(《观堂集林附别集》)认为“  ”乃“茀”之本字。杨树达的《积微居金文说》(中华书局1997年版)中有四篇关于毛公鼎的文章，主要探讨鼎文中的难句，注重与典籍的互证。他的《诗对扬王休解》(《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年版)借助《诗经》中的“对扬王休”一语来阐述金文中的“对扬王休”之意。陈小松的《释毛公鼎取征——〈周礼〉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新证之七》(《中央日报·文物周刊》1947年8月)认为“  ”字乃“征”字，并以鼎文证《周礼》，这充分体现了地下考古材料的重要性，以之来证古籍，这也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的具体运用，值得借鉴。陈梦家的《“王若曰”考》(《说文月刊》第4卷，1944年)、董作宾的《“王若曰”古义》(《说文月刊》第4卷)中论述了“王若曰”的来源与含义。郭沫若《〈毛公鼎之研究〉追记》(《东方杂志》第28卷16号，1931年8月)为毛公鼎之年代又增一新证，并为个别字的解说增添了新的证据。 著录。邓实的《簠斋吉金录》(风雨楼影印本1918年版)著录此鼎的铭文拓片，是两片拓，接合之痕明显，重字现象较为严重。刘体智的《小校经阁金文拓本》著录鼎的铭文拓片，为“四靴头式”，有重字出现，但较邓氏所著录拓片重字少。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中华书局1983年版)著录的拓本是一行一行的拓下来，改变了铭文原有的的行款。吴其昌的《金文历朔疏证》(《国家图书馆藏金文研究资料丛刊》第l册，北京图书馆2004年版)著录铭文的拓片及其器形，铭文拓片为“四靴头”式，但第三片上部极不清晰，器形图也由于施墨过多，花纹不清晰。陆和九的《中国金石学讲义》收有毛公鼎铭文的摹本，部分笔画不准确，气势也有所逊色。郭沫若《毛公鼎之年代》中著录毛公鼎的铭文拓片及器形，其拓本为最佳的“二片拓”，清楚明了，行款均匀，字体基本保持原状，器形图为两耳三蹄足，沿下一圈纹，两足在前，一足在后。另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郭沫若全集》第7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著录了铭文的拓片及器影，与上述拓本稍有不同，但也是最佳的两片拓，无接合重字之陋。所著录器影也是较早的一种器形照片。 其他相关问题的考证方面。王国维的《毛公鼎跋》、《毛公鼎考释序》(《观堂集林附别集》)讲到鼎文与某些器铭相近之处颇多，并介绍考释古文字的原则，为后人所借鉴。吴其昌在其专著《金文世族谱》(《国家图书馆藏金文研究资料丛刊》第2册，北京图书馆2004年版)中收录金文中所见的毛氏家族的成员，为毛氏家族在西周时期的情况梳理出一条明线。郭沫若的《周官质疑》(《金文丛考》，《郭沫若全集》第5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文中利用毛公鼎等多种青铜器铭文与《周礼》中记载的官制相对照，并对部分传统认识提出了质疑。郭沫若的《毛公鼎之年代》创见尤多，从鼎的形制与花纹、《尚书·文侯之命》的年代、铭文的时代背景、鼎的出土地、时王的特征等五个方面来论证毛公鼎是宣王时期器，论证严密，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针对郭氏的论证过程，吴其昌在《驳郭鼎堂先生之毛公鼎之年代》(《金文历朔疏证》附录中，共列十三条证据，加以驳斥，以鼎为成王时期器。温廷敬的《毛公鼎之年代》(《史学专刊》第1卷3期，1936年)一文先罗列前人之说，论其优劣，后列五条证据，证明鼎为穆王初年器。 三、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毛公鼎的研究概况 经过民国这个发展的时期，许多大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故新中国成立之后，针对毛公鼎的研究趋向细化，全文通释减少，单字、句考释增多，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来讲： 在文字释读方面。此时参与毛公鼎研究的学者主要有陈梦家、洪家义等人，陈氏的研究成果收录在《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版)中，文中先对鼎的出土、流传、形制等作了简单介绍，接下来对毛公鼎的全文分段进行解释，并在后记中论及鼎的年代，定为夷王时期器。洪氏的《金文选注译》(商承祚复印本)先通释毛公鼎的铭文，后又针对单句进行考释，均有所得，最后还做今译，这是以前诸家未做过的工作，有开创之功，其中很多解释为后人所借鉴。该文文末还对鼎的出土及现藏状况等问题作了介绍，对鼎的形制及铭文中所反映的社会性质及历史史实等做了研究。高鸿缙所作《毛公鼎集释》一文集前人之研究成果于一，或批判接受前人的观点，或发挥新的看法。李棪在其专著《金文选读》(龙门出版社1969年版)中对铭文进行了通释，但未加任何解说。 此时，单字考释及字句解释方面的文章主要有，平心的《甲骨文及金文考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认为毛公鼎中所赐物“   ”乃是《诗经》中的“约革”。于省吾的《“王若曰”释义》(《中国语文》1966年第2期)一文针对“王若曰”一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唐兰在《毛公鼎“朱韨、葱衡、玉环、玉瑹”新解——驳汉人“葱珩佩玉”说》(《光明日报》1961年5月9日)中在考释文字的基础上，从字形、字义两方面对毛公鼎中所记的“朱韨”、“葱衡”、“玉环”、“玉瑹”四件物品进行了解释，注重与典籍进行比较，同时对旧说进行了修正。沈文倬的《对扬补释》(《考古》1963年第4期)，林沄、张亚初《对扬补释质疑》(《考古》1964年第5期)针对“对扬王休”一语的含义进行探讨。 其他相关问题的考证方面。董作宾的《毛公鼎考年》(台北《大陆杂志》第5卷8期，1952年)一文从文字、成语、礼制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得出毛公鼎为西周初期器。谭旦冏的《毛公鼎之经历》(台北《大陆杂志》第5卷9期，1952年)对毛公鼎的流传作了介绍。杨绍莹的《宗周钟、散氏盘与毛公鼎所记载的西周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在通释鼎铭的基础上，对相关史实进行了研究。唐兰的《怀念毛公鼎、散氏盘与宗周钟——兼论两周社会性质》(《光明日报》1962年2月2日)一文通过对包括毛公鼎在内的几件器铭的研究，对西周的社会性质进行了探讨。李棪在《金文选读》一书的序言中也有对毛公鼎时代的探讨，认为是厉王时期器，并对张之洞以毛公鼎为伪造的这一看法进行了驳斥。陈育丞的《簠斋轶事》一文讲述了毛公鼎的最初拥有者陈介祺与毛公鼎的一些故事，并收录了陈介祺为毛公鼎做的第一篇释文。 四、20世纪70年代至今毛公鼎的研究概况 经过前面三个时期众多学者的努力，毛公鼎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毛公鼎的研究开始“退热”，主要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毛公鼎经过一个世纪的研究历程，基本问题大多已经解决，即使再花时间和精力也很难见到成果。其次，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很多新文物的不断面世，吸引了学界的注意力。总结这一时期的研究情况，其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文字释读。此时对毛公鼎铭文进行考释的学者主要有白川静、唐复年、余化龙、秦永龙、马承源等。白川静的《金文通释》(中村印刷株式会社1976年版)中涉及毛公鼎的研究，此文前面有一个简明的研究史回顾，罗列了当时器名、出土、时代、收藏、著录及研究情况，并且提出自己对铭文的独到见解。唐氏的研究成果收录在《金文鉴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中，先是铭文的通释，后对重点字、句都单独解释，多继承其父唐兰之说。余氏《毛公鼎铭文通释》及秦氏《西周金文选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马氏《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均收录铭文考释，对鼎文的疑难字句进行解说。孙稚雏在《毛公鼎今译》一文中，对鼎文进行白话翻译，文中还探讨了鼎的时代，集众人之说，经过比较，认为鼎为厉王时器。唐复年《毛公鼎斠补》(《第二届中国国际古文字会议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及文学系1993年版)对此鼎的疑难词句发表新的看法。罗福颐在《三代吉金文存释文》(问学社1983年版)中直接释出毛公鼎铭文，并无多说。 此时，单字考释及字句解释方面的文章主要有，于豪亮的《说“引”字》(《考古》1977年第5期)乃经典之作，纠正前人之误，现已成为定论。沈文倬的《  与 》(《考古》1977年第3期)以金文中常见的“ ”字为“ ”字。祝瑞开的《释“爰”、“寽”》(《人文杂志》1981年第5期)对“爰”、“寽”二字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马承源在《说 》(《古文字研究》第12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中指出“ ”字见于许多铭文中，马氏在此从形、音、义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考释，释为“ ”字。秦建文的《金文“扬”字形义考》(《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从形、义两方面对“扬”字进行了考释。唐兰《“弓形器”(铜弓柲)用途考》(《考古》1973年第3期)中以为鼎文中的“金簟弼”乃是在驰弓时束缚在弓里以防弓体损伤的，它有竹制的，也有铜制的。沈文倬的《有关〈对扬补释〉的几个问题——答林沄、张亚初二同志的质疑》(《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针对上一时期继续探讨“对扬王休”的含义。刘运兴在《毛公鼎铭文“康能四或俗我弗作先王忧”考释》(《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一文中，对鼎铭中“康能四或俗我弗作先王忧”这句纷争已久的铭文进行了探讨，在梳理众说的基础上，谈了自己的新观点。 著录。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著录器形的照片，《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年版)既著录铭文拓片，又著录铭文的摹本，拓片为最佳本的两片拓。刘阶平的《陈簠斋先生与毛公鼎》(《故宫文物月刊》第1卷20期，1984年)著录鼎的拓片，乃当初陈簠斋之作。秦永龙的《西周金文选注》、唐复年《金文鉴赏》及《毛公鼎斠补》著录器铭均为两片拓。杨新、张临生《国宝荟萃》(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著录三张器形照片和一张铭文的拓片。《北京图书馆藏青铜器铭文拓片选编》(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北京图书馆藏青铜器全形拓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均著录器形图及铭文的拓片。《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著录毛公鼎照片及铭文的拓片，为最佳的两片拓。胡自逢的《周金文选》(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著录铭文的摹本。 其他相关问题的考证方面。张光远的《西周重器毛公鼎》(台北《故宫季刊》第7卷2期，1973年)驳斥了个别学者以毛公鼎为伪造的谬论，同时还讲到鼎的出土和流传。万家保《毛公鼎的铸造及相关问题》(台北《大陆杂志》第60卷第4期，1980年)一文中对毛公鼎加以铸造学的专门考证，这是前人所未涉及的。张光裕的《论两篇伪作的毛公鼎铭文》(台北《书目季刊》第8卷4期)指出现存毛公鼎拓本中有伪作的，提醒学者认真辨认。刘阶平《陈簠斋先生与毛公鼎》(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1卷20期，1984年版)讲述了鼎的流传、拓本、铭文等问题，其中收录许多学者的毛公鼎拓本跋，很有价值。陈继揆《毛公鼎旧事(上)》、《毛公鼎旧事(下)》(《文物天地》1992年第1期)对鼎的出土、流传、拓本、铭文考释、时代等方面均有论及，比较全面。宋伯良的《毛公鼎的收藏家》(《纵横》1996年第8期)对毛公鼎的流传史和收藏者作了介绍。恒章的《救护〈四库全书〉和“毛公鼎”的徐伯璞》(《炎黄春秋》1997年第3期)对毛公鼎收回南京博物院的过程和“功臣”徐伯璞作了介绍。徐伯璞的《毛公鼎得失记》(《钟山风雨》2001年第6期)记述作者当初是怎样争取和保护毛公鼎的。方一戈的《叶公超与“毛公鼎”的一段生死机缘》(《文史天地》2003年第12期)讲述了叶公超当初是怎样保护国宝毛公鼎而不被日本人掠夺的。李学勤《铭文最长的西周青铜器是什么？》(《文物天地》1985年第2期)介绍了毛公鼎的基本知识。石业华的《稀世国宝毛公鼎》(《知识窗》1995年第9期)讲述了鼎的形制、出土及流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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