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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一个18岁的农村少女健康、丰满本属天经地义，可她正常的身体发育被人为地“搞成”两个有矛盾的家庭之间他“强奸”她的有力证据。于是，一场28年的冤案拉开了序幕。为此，一个农村妇女为丈夫的清白和人格尊严，在寻找真理的诉讼路上整整跋涉了28年。 1999年5月11日。 重庆市万盛区青年镇农民吴兴友全家人的心情如灿烂的万里晴空。这一天，万盛区人民法院对28年前吴兴友强奸案作出了公正判决：“原判认定吴兴友犯强奸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罪名不能成立，确属错判，应予纠正。撤销原重庆市南桐矿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71年）军管刑字第64号刑事判决。宣告原审被告人吴兴友无罪。” 这一判决驱散了几十年来罩在吴家头顶上的阴影，还原了吴兴友的清白之身。 说起28年的漫漫申诉路，吴兴友的爱人张开秀至今有一种噩梦未醒的感觉。“我不相信丈夫是强奸犯，说他打人骂人我相信，但说他强奸妇女，打死我也不相信。” 1967年，18岁的张开秀与邻村青年谢明订婚。不久，工作组进村，张家住了几位工作组的同志。在朝夕相处中，工作组的同志了解到谢明的家庭出身不好。出于当时的环境，张家听从工作组的劝告很快把这门亲事退了。自此张、谢两家没成亲家反成了仇家，两家大人、小孩，见面如仇人一样。 1968年2月，经人介绍，张开秀与吴兴友认识并订了婚。订婚月余后的一天，当时还是集体劳动制，社员们在山上做活，张母浇肥弄脏了庄稼，谢母不小心沾了一手，自语：你才不识好歹哟！看你倒了，扶你一把还整我一手的屎。张母听见，认为是在骂她，遂接上茬相互骂了起来。吵骂声顺风传到张家未来女婿吴兴友的耳朵里。“丈母娘受了气，这还了得！”吴兴友随即带上四个小兄弟赶去，把谢家老小“教训”了一番。张、谢两家的矛盾因吴的介入，从暗中摆到了明处。 同年10月，吴兴友和张开秀结婚，生活美满幸福。一年后，张开秀生下一个胖儿子。 此间，张、谢两家的矛盾仍没有缓和。有好几次谢家告状说吴兴友打人，其中有群众反映吴兴友曾用枪威胁谢家，进行打砸抢，并要求处理吴兴友。 1970年4月，干部到吴兴友家收缴枪支，当时吴没在，其堂弟吴兴亮便向干部提出：现在有人想整我哥的材料，这事应查清楚。 干部反问道：“别人一个姑娘家，你们对她做了些啥？” 吴兴亮说：“我们能做啥嘛？就打了她两次。” “只打她两次，人家的'身体’就长大了？”王班长带开玩笑似的说。 然而就是这似是而非的一句话却引起了同行的女干部周某的注意。她知道说的姑娘叫谢梅，是张开秀以前对象谢明的妹子。两家悔亲后，吴兴友多次为张开秀家“打抱不平”。谢家的同族人多次写信向告发吴有打砸抢行为，要求抓他，未获准许。听男干部一席话，周某仿佛受到了某种启示：“是呀，应该着手调查一下，或许里边真有什么问题……” 不久，周某到大队检查，看见正在劳动的谢梅，一下子想到那天说的话，顿时觉得谢梅的身体丰满得很不对劲。“难道这里面真的有问题？”当天上午，趁劳动间歇，周某找到谢梅了解情况。在领导的关心下，谢梅说了两家常吵架打架的事，诉说吴兴友如何打她母亲及哥哥等情况。说到伤心处，谢梅掉下委屈的眼泪，但没涉及到周某认为的实质性“问题”。眼看上午已没有时间了，周某干脆直截了当问谢梅：“吴兴友到底强奸过你没有？你好好想想，不要怕。如果真有那事我会为你撑腰的。” 下午，周某再次找到谢梅，谢梅简单地说出：吴兴友在两年前（1968年）曾两次强奸过她。 “真的，那你怎么不揭发呢？”周某一阵激动，为自己的火眼金睛叫好。 于是，一起发生在两年前的强奸案，就这样被一句不经意的话，被有觉悟的年轻女干部用肉眼“看”了出来。从此，吴兴友的命运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70年6月3日一大早，张开秀踏着露水珠儿去地里了，吴兴友还没出门，便来了两个人把他“请”走了。于是，一场28年的冤案拉开了序幕。 在审讯会上，吴兴友渐渐知道了自己在两年前所犯的“强奸”罪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情节。然而，被别人安上的罪恶吴兴友打死也不承认。 入夜，伴着一盏孤灯，吴兴友苦苦思索着，他想不通，也没法想通。这时候，一个参加办案的刘某来到了吴兴友的身边：“喂，兴友呀！我在公安那里看了材料，你的强奸罪，人家有人证、物证的呀！”吴兴友不知如何是好。 上厕所时，又碰到干部姜某。姜也好心好意地告诉他：“好汉不吃眼前亏，你不承认，只要有人证、物证，同样要定案的哟！这由不得你啊！” 6月6日一早，审讯人员王某拿了几个当从宽处理的材料给吴兴友看。同时挑了一个强奸案例给他，证明罪犯不认罪也同样被定罪判刑的事实。同时明白地告诉他：“你坦白交代吧，这样我们可以从宽处理，上面处理时还是要根据我们基层的意见。” 24岁的吴兴友开始有点动心了：“是应该考虑一下，家里上有60多岁的父母，下有未满周岁的幼儿，全家只我一个男劳动力，如果真送了劳改，家里怎么办呢？” “不承认也要送劳改，承认了就从宽处理，不送劳改。” 于是，吴兴友写出了一页半纸的“强奸”供述。其中只有半页写的“强奸”情节，其他全是思想认识。 作为一个强奸案，没有相互印证的事实，情节，怎么能定得上罪呢？于是，一次又一次，吴兴友的材料都过不了关。 案件的发现人周某为此感到很恼火。“这像什么交代？不行！重新写。” “你们到底要我怎么写？给我份材料我照着写算了。” “那啷个得行哟！”说归说，吴兴友还是按周某的要求把材料写好了。 这时妻子张开秀送饭来了。她悄悄递给丈夫一张姐夫带来的纸条，纸条提醒他：如果真能回家，属于管制，就算了；如果说要往公检法送，那就要判刑；如果说强奸本身不存在，是假的，就不能承认，这事不是一般的小事情。看过这条子后，吴兴友恍然大悟，感到自己上了当，哭着把写好的材料撕得粉碎。 胆大包天，居然敢撕毁罪证。随后，他被迫写了六七份保证书，保证以后不翻案。1971年12月23日，吴兴友以强奸罪被判刑10年。 “在人的一生中有几个28年？他从24岁的小伙子到52岁的白发人，此间他服刑10年申诉了10年，刑满后我和他又一直申诉，转眼间又是一个18年。你说，人能经受几个这样的28年？”吴兴友的妻子，一个坚信国法重于泰山的中国农村妇女一直跋涉在漫漫诉讼路上，要为自己的丈夫求得一个实实在在的公平、公正和公道。 1971年12月29日，年末岁尾，人们都沉浸在过新年的欢乐氛围中，吴兴友却别妻离子冒着寒冷的西北风被送走服刑。 从此这个失去支撑点的家偏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结婚一年多只有21岁的张开秀独自担起了赡养老，抚养小的生活重担。 1973年，张开秀第一次翻山越岭去探望吴兴友，目睹了丈夫在监狱的情况后她下决心一定要为丈夫洗刷不白之冤。她深信自己的丈夫是清白的，一面向当地南桐矿区人民法院，一面向重庆市公安局、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 1975年5月20日，南桐矿区人民法院终于同意立案复查。想到丈夫的案子有了一线希望，张开秀高兴得睡不着觉。然而，法院认为张开秀的申诉理由不成立，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决定。希望虽成了泡影，但张开秀仍坚信自己丈夫没有罪。 与此同时，张开秀尝尽了没有男人的艰辛，尝够了劳改犯家属的苦与累。地头田间，屋里屋外，一切粗细活儿全落在她瘦弱的肩上。没人能帮她，也没人敢帮她。 屋漏偏遭连阴雨。一天早上，年逾古稀的婆婆起床后突然绊了一跤，从此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生活的不公并没有让张开秀屈从于命运，一到农闲，她依然上路为丈夫申诉。沿途乞讨她受尽白眼，饿了，同情她的陌生人给碗饭吃；渴了，好心人给碗水喝；天黑了找个方便的角落随便一躺便是一夜。她把命运抛给她的酸涩苦辣全都吞进肚里藏在心里，可渐渐长大的孩子受到的心灵创伤，却令她的心似浸泡在黄莲里苦不堪言。 在学习上挺争气的孩子被学校选拔参加区一级的比赛。不久，孩子从学校回来，哭兮兮地拉着张开秀问：“妈妈，我爸爸到底是不是强奸犯？”原来，因为父亲的事，孩子的参赛资格被取消了。这件事，更激发了张开秀为丈夫讨回清白的决心。 时光如水，世事沧桑。这边吴兴友自打服刑便逢人诉说自己的冤枉，直到令人生厌、反感。因而在劳改队落了个表现不好，不认罪的名声，一天刑也没减。整整10年，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吴兴友受尽了委屈、冷落和歧视。 1981年1月，吴兴友刑满释放。走在家乡那条弯弯小路上，山还是那座山，草屋还是那间草屋，父母却老的老，瘫痪的瘫痪，媳妇也由新娘变成了老大娘。看着当时未满周岁的孩子现已经十岁多了，吴兴友不禁一阵心酸，泪水夺眶而出。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吴兴友怎么也想不通，直想得头皮发麻，心尖锐痛。倏地，他像被人用棍子打了一棒。自此，吴兴友开始神经质过敏性癫狂暴躁起来，但不服判决的申诉之心不改。 对中国众多老百姓来说，寻求几十年的东西都没得到就会放弃对它的追求，尤其是过去了的事，就让它过去。可吴兴友和妻子却不这样看。“我不信这么大一个中国，会没有寻找公道的地方。申诉，一天不弄清事实真相，一天不停止申诉。”铁了心的张开秀从20出头开始告状，一直告到50出头。28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可对于一个“罪人”及其家属来说则意味着遥遥无期的痛苦，艰辛，遭白眼，受歧视。 1998年5月4日，吴兴友在刑满17年之后和妻子一起跨进了万盛区人民检察院。 “几十年了，刑也满了，为什么现在才申诉？”接待的检察官问吴兴友。 吴兴友回答：“我告了20多年了，没人管我这个错案。我没有犯强奸罪。我是冤枉的。” “你冤在哪里，能不能提出相关证据？”接待他的检察官问。 “我没得。”吴兴友蛮横强硬地回答，显示出他的病态情绪。 “28年前的强奸案，没有线索我们怎能给你查得清呢？”检察官谈出了对此案的顾虑。 “我不管，我相信你们检察院，我相信党、相信政府。” 坐了10年大牢，申诉了一辈子的吴兴友尝尽了人间冷暖，遭受了太多的打击，早已到了精神崩溃的地步，在出狱后的申诉中常常是几句话就激动，有时话没说完就怒气冲冲地跑了。然而，“我相信党，相信政府”这句话却是实实在在的发自内心。对此，万盛区检察院没有怠待。检察官们一次又一次地往返青年镇和外县綦江等地调查取证，走访了10多名有关知情人，取回了重要的证据材料。 当时的民兵排长梁某证实：关押吴兴友的时候是他负责看守，一天晚上，听见参加审问的公安员问吴，第二次实施强奸的那天晚上的情况，当时所说的时间正是他和吴兴友在一起，偷了一张课桌抬回自己家里的时间。当晚吴兴友和他住在一起。 “当时你为什么不出来作证呢？” “当时的情况谁都怕受牵连。”梁某的解释不是没有道理。 经过检察官们仔细审查，清理出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吴兴友的强奸案是在两年后才告发。所有的供述都是在他人的指供，诱供，逼供方式下获得，而这些指供人多是被害人家族中的人。 其次，吴兴友的有罪供述与被害人的陈述有14个关键的情节不吻合，尤其是在实施强奸过程中的矛盾太多，出人太大。 再次，全案没有一件与吴兴友强奸罪有关的关键物证，连同被害人睡一床的妹妹也不能对姐姐是否被强奸，被谁强奸作出肯定的证实，可见认定吴兴友强奸罪之牵强。 其中最重要的是，案发时被害人同屋同院都有人，任何一点反抗都能获得帮助，因而客观上被告人根本不具备实施强奸的条件…… 历经千辛万苦，吴兴友28年的冤案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宣判那天，鸣冤28年的吴兴友没能亲自到庭聆听法官为自己的清白作出的无罪判决。28年来吴兴友长期为申冤四处奔走，精神受到极大压力，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精神分裂症将永远折磨且伴随着他度过余生。 （因可理解原因，文中除受害人及家属外均为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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