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国内顶级编剧,尤其再加上一个“历史剧”的限定词,那么很多观众一下就会想到编剧刘和平。 他的“王朝三部曲”——《雍正王朝》《大明王朝》《北平无战事》(《北平》一开始的取名为《最后的王朝》,延续了他的“王朝”系列)所能达到的高度,算一算豆瓣分数的加和(《雍正》9.2,《大明》9.7,《北平》8.9),是当之无愧的金牌编剧了。 三部曲中,笔者尤为欣赏《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是集史料、戏剧性和艺术美感于一身的有着丰富史观和观赏性的影视作品。 刘和平和他的史观史料的扎实,出自于刘和平深厚的史学功底。 看刘和平的生平就可以知道,从小看戏、学戏的他,既精通于戏剧表达,又深谙于传统戏剧以来的历史书写与人物摹画。他的第一部作品便是舞台剧《甲申祭》,一出手便斩获了首届曹禺戏剧文学奖。 刘和平便开始在历史剧的深度向纵深,从《雍正王朝》到《北平无战事》(当然,除了“王朝三部曲”,其间还有《李卫当官》、《沧桑百年》这样的历史剧),能够看到刘和平从依托于历史到游走于历史的脉络。 《雍正王朝》是依托于二月河先生的小说而作的,其影视改编能依稀看到刘和平的史观,但此剧之于刘和平最大的亮点,仍聚焦于语言、语感的高度。刘和平自己也说过,这部剧,你能闭着眼睛听完。这对其语言是何其的自信度。 但到了《大明王朝1566》,能清晰的感受到刘和平强大的史观统摄着故事,或者说嘉靖和海瑞这两个人物。注意,是刘和平笔下的这两个人物,而不特指历史中的嘉靖与海瑞。因为在剧里,刘和平已经注入了个人理解加诸戏剧人物身上。 这一点,他在采访中也曾说到:
再到《北平无战事》的时候,可以看到几条江流奔漫而出。假如说《大明王朝1566》的流向还只有长江水清、黄河水浊,由皇权及其掌握的司礼监与严党、裕王一派的三处制衡;《北平无战事》从一开始就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每个方向撒开了去,就是一条汹涌的支流。虽然依稀有一些蔓道旁支错综太广,导致最后江流收束没能更好地百江入海、磅礴激荡。但此时的刘和平,已然摆脱了模式、题材、方法的束缚,开启了个人化的历史剧创作。 一般创作过历史题材的创作者能够感受到,如果没有丰富的史学知识,很容易犯下常识性的错误,闹出诸如孝庄文皇后生前自称“我孝庄”的笑话,但其实如果对于史料掌握过多,又容易被历史所束缚,不敢注入更多的想象力。而刘和平在这一点上是真的能站住历史创作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如开篇改稻为桑这样剧情推动的核心,也是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居然是刘和平自行虚构出来的。还有为了剧情的好看,或者说是为了刘和平史观的表达,安排了一场全剧最终的嘉靖与海瑞的会面。 能这样游于心,恣肆纵横,不得不说,是刘和平已经能将史料信手拈来,而形成了自我体认中的史观的结果了。 君臣:囚徒与媳妇《剑桥中国明代史》在评述明代制度时曾提到,明朝因废除“丞相制”而引起的权力改组,使得中央政府呈现出一种新的形式。 一方面,明制是“有卿而无公”,各部平列,总其成者是皇帝,内阁仅是顾问参政,一旦逾权,是“权臣弄权”。另一方面,在制度已定、机构齐全后,皇帝在处理帝国事务中不再起积极的作用,官员们只希望皇帝成为他们道德和才智的典范,故黄仁宇先生说“君主已经是一个高度程式化的位置,以致没有一个有思想的人能够安坐龙椅”。 所以才会有了刘和平认知的:“帝王是历史最大的囚徒”。 而相对应的群臣,刘和平找到了一个最恰切的形容——“媳妇”。窃以为,这一组群像,是剧中最生动、形象,具有共鸣和情感依托的。 关于“媳妇”的解释,刘和平很慈善,没有像《北平》一样,把一切都收着写。他借人物之口,解释了这群“媳妇”的难。 一处是嘉靖问司礼监掌印太监吕芳,对浙直总督胡宗宪的评价时,吕芳说:
刘和平更慈善的,是借内阁辅臣徐阶自比,再清晰地点了出来:
胡宗宪、徐阶、严嵩——都是“媳妇” 然后我们会发现,胡宗宪难,难在出身严嵩门生,既要顾着严阁老、小阁老,还不能缺了“忠”字,违了嘉靖,甚至裕王,下面还有浙江几百万民众,和戚继光带着的将领剿倭寇。王庆祥老师饰演的胡宗宪,仿佛连每一个皱纹、褶子、躬身,都在诉说:“难、难、难。” 但是严嵩也难。有人说刘和平就喜欢给历史人物翻案,因为他将臭名昭著的严嵩写出了一些被“了解之同情”的地方(陈寅恪语)。尤其是电视剧里有一段:
然后我们就能看到,就因为巡盐收回来的500万,嘉靖只分配到了100万,一怒之下,严党就倒台了。 裕王党为此所谋划、前赴后继死了那么多重臣以及无计数的百姓的案子,就这么结了。有一些讽刺,以及唏嘘。 然而更唏嘘的,是严党虽然倒了。再继任的徐阶们,未必就不是又一个严党。 据史书记载,历史上的徐阶也是屯田并地的大地主,这一点在剧中也有提到过。在故事最后,裕王看到徐阶的家人圈地不法,大发雷霆:
当然,这也是明朝祖制所导致的。这里要说开来,就是另一篇文章了。其实这也是刘和平之前为了做下半部,写张居正改革所留下的一个口子。 阴阳:此消彼长刘和平曾谈及他对《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的设定,是从嘉靖与海瑞,这一阴一阳中来的:
所以在《大明王朝1566》中,围绕着阴与阳,始终有一根制衡的弦在拉锯,嘉靖与朝堂、裕王与严党、司礼监与内阁、海瑞与乱象。除了嘉靖与海瑞是至阴和纯阳,余者都在阴阳中此消彼长。 嘉靖与海瑞 刘和平提及其构思时说道,他的作品没有完,《大明王朝1566》只是上半部,下部要写到万历十五年(1587)。据说下半部刘和平本拟以张居正为主要创作对象,但因接触众多史料之后无法认同其理念,遂作罢。当然,也有可能因为被寄予厚望的《1566》当时在湖南台播放的时候收视率过低,导致了后续的计划搁浅。 插一句,很多人很难想到,像湖南台这样以娱乐立台的,居然会投拍以及播出《大明王朝1566》这样的正剧。其实《大明》之所以最终能与观众见面,离不开当时湖南台台长欧阳常林的鼎力支持。当然,也是因为此剧的播出,成为了湖南台发展走向的分水岭。至此之后,湖南台就“沦落”为了娱乐向的芒果台。这是插曲。 说回《大明》,从剧名就能看出,刘和平的立意在阴阳相协、此消彼长的二元对立的架构。 嘉靖是阴、海瑞就是阳,只有相互制衡才能在无限扩大戏剧张力的同时抽引出剧情走向,刘和平作为编剧,是主导人。这是针对戏剧性而言的。 而在朝堂的掌控上,严党与裕王党互为阴阳,嘉靖作为君主,又是这盘棋的主导人。这在全剧的最后,由嘉靖的口而出:
很多人将这段话引为至理,拍手称赞。确实,作为管理者而言,站在这样立场与思维中,无可厚非。 但是道理正确就是事实正确吗?帝王之术就是治理之路吗?直臣的亲赴后继、百万生民的命如草芥,不过都是为了成全“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吗? 阴阳消长到了这里,阳已经暗了,阴便留在了明朝。 1587,万历十五年,正是海瑞逝世的那一年。万历中期再也无法复现嘉靖朝时的阴阳制衡,《明史》言:“门户纷然角立,邪党滋漫”,明朝彻底走向了滋阴抑阳的时代。 结语:于历史琐屑处明朝的历史好读,也不好读。 好读之处在于,传统政治于明代又一变,现代中国大体由明开始。所以它离我们很近,影影绰绰里,总能看到当下的影子。 但明史也不好读,皆因有时翻来覆去数十年,几乎全是一些“轻佻琐屑的故事”。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开辟了一条很好的路子,他将对历史的叩问放置在了字里行间的琐屑处。于是一些平平无奇的年份和事件,便促成了历史发展的因由。 刘和平曾这样说他的历史写作:“从有字处去读,还从无字处去读:把那些史料记载中删去的造成历史结果的因果事实读出来,把那些被'王官之学’的政治史官们歪曲纂改的真正事实也读出来。”笔者再加一条,把那些被大众传播所固化的人物形象也读出些不同来。这样之于历史,我们方可保有更多的“温情与敬意”(钱穆语)。 当然,这样的“温情与敬意”除了刘和平,整个《大明王朝1566》的剧组都在付出着。 笔者印象很深,在导演张黎的一段采访中看到过:
《大明》的成功,除了编剧的创作力,导演的思想、剪辑、配乐、演员们的赋予。比如电视剧中吕芳与冯保在道观拜别的一幕,就是小说中没有,而拍摄时候加的,也成为了全剧的经典一幕。 有不少网友这么评论,说《大明王朝1566》的剧大于小说,而《北平无战事》的小说大于剧。可见导演之功。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史观,回到历史人物来。笔者想用刘和平先生的一句话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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