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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营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营救美军飞行员档案解密

 光宇阵 2023-04-09 发布于上海

摘    要:抗战期间, 与美国援华空军飞行部队同日军作战的同时, 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了营救身处险境的美军飞行员的行动, 解放军档案馆珍藏了大量相关档案。本文以解放军档案馆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营救援华美军飞行员的档案为据, 揭示根据地军民营救援华美军飞行员的历史, 真实还原抗日战场上一次次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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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 中国空中战场活跃着一支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飞行部队。他们在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寇中一些人遭遇险情, 得到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及时营救, 书写了一个个生死救援的动人故事。在解放军档案馆典藏的历史档案中, 记录了其中的一部分。这些档案涉及晋察冀军区、新四军第2师、太岳军区、东江纵队等多个全宗。其中, 又以晋察冀军区全宗中的相关档案最为全面、详实、系统。它真实记录了硝烟弥漫、惊心动魄的救援往事, 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一、美国援华空军及抗日根据地军民营救美军飞行员概况

1941年, 日军全面掌握对华制空权, 对中国重要城镇和军事设施进行疯狂轰炸。受聘于中国国民政府的原美军飞行员陈纳德上校努力说服罗斯福总统, 在华筹建了空军美国援华志愿队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这支航空兵部队下辖3个中队, 成员多由原美国预备役军官和海军航空队退役军官组成, 飞行员、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共计300余人, 列入中国空军序列。志愿队以昆明巫家坝为主要作战基地, 拥有100多架战机, 主要机型为P-40B和P-40E型战斗机。这批画有鲨鱼头的战机在中国百姓看来, 像一只只飞天的老虎, “飞虎队”之名由此而来。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 美国对日宣战, 援华志愿队于1942年7月正式列入美军战斗序列, 并入美国空军第10航空队, 编为第23战斗大队 (23rdFighter Group) , 并与第10航空队 (10thAir Force) 下辖的第16战斗机中队 (16thFighter Squadron) 和第11轰炸机中队 (11thBombardment Squadron) 共同组成中国特遣航空队 (China Air Task Force) , 继续执行中国战区作战任务。从开始作战至1942年7月撤编的7个月中, 援华志愿队共作战102次, 击毁敌机299架。

1943年9月10日, 美国正式将第23战斗大队扩编为美军第14航空队 (14thAir Force) , 不久后即下辖第68、69、312联队, 中美混合联队和第308重型轰炸机大队, 航空队司令部位于昆明, 陈纳德任司令。第14航空队初建时, 共有各型战斗机、轰炸机170架, 1944年6月增加到498架, 1945年6月战争结束前, 增加到723架。装备P-38、P-40、P-51型战斗机, B-24、B-25中型轰炸机, B-17重型轰炸机等多种机型。从成立到抗日战争结束, 第14航空队在空战中共击落敌机1291架, 重创敌机655架;在轰炸中摧毁地面敌机1057架, 重创敌机618架;炸毁敌人火车头1079个, 卡车4800多辆, 桥梁580座。

抗战时期, 美军另一支活跃在中国上空的空军部队是第20航空队 (20thAir Force) 第58超级轰炸机联队 (58thBombardment Wing, VH) , 下辖第40、444、462、468等4个大队, 全部装备B-29型“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 约80架, 在成都附近的新津、广汉、邛崃和彭山设有4个大型轰炸机机场, 主要任务是执行代号为“马特霍恩”的轰炸日本本土计划, 以及轰炸中国东北、台湾、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的日军军用仓库、兵站、钢铁厂及交通运输线。

此外, 1942年10月美军成立的空运司令部中印分部中国联队 (the China Wing, Indian–China Division, Air Transport Command) 也是一支重要的援华美军空中力量。联队与驻印度的第10航空队以及中国航空公司共同担负“驼峰航线”的空运任务, 由印度阿萨姆地区飞越喜马拉雅山向中国昆明、重庆、成都运送战略物资。空运司令部成立之初, 拥有运输机约120架, 到战争结束前, 运输机增加到722架, (4) 拥有C-46、C-47、C-54、C-87等多种机型。据统计, 从1942年到1945年, 经“驼峰航线”运进中国的物资为650000吨。 

抗战中后期, 美军在中国战场的空中力量庞大繁多, 其建制的调整与演变错综复杂, 但这些对中国的百姓来说并不重要, 他们依旧亲切地称这些部队为“飞虎队”, 此时的“飞虎队”已变成在中国战区活动的美国空军的特定称谓。

战绩背后有巨大的损失。据统计, 抗战期间, 美国援华志愿队及第14航空队于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间, 损失战机73架, 1942年7月至1945年8月, 损失战机427架, 共计500架。第20航空队第58超级轰炸机联队在21次战略轰炸任务中, 共损失战机60架。 “在驼峰航线”上, 美军3年时间共损失飞机600架以上, 平均每月损失15架, 飞行员牺牲1000多名。

飞机坠落的原因比较复杂。首要原因是由于敌人的攻击。美空军在中国的飞行常遭遇日机和日军地面炮火的围攻;其次是飞机自身性能不完善。以当时美国刚问世的B-29型远程轰炸机为例, 该机长超过30米, 载弹量达10吨, 巨大的载弹量使飞机在飞行时承载着较大的风险。再次是恶劣的气候、地形, 飞机设备的老化和超长的飞行时间等原因。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飞越“驼峰航线”的运输中, 飞机需要穿行喜马拉雅山, 时常遭遇强紊流。有的飞行员驾机连续3次往返飞行。绵延800余公里、散落着无数飞机残骸的“铝谷” 见证了一次次悲壮的空运。

抗战时期, 美军在与国民政府联系的同时, 试图寻求中共合作与支持, 以建立专门营救美军飞行员的机构与机制。1944年7月22日, 美国政府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派出了第一个军事代表团———美军观察组, 即负有上述使命。美军观察组中空地救援组的代表亨利·C·惠德赛 (Henry C·Whittlesey) 中尉是这项工作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 在延安成立了中国空地救援委员会, 由各个根据地派出代表组成, 通过召开会议或通讯联络, 与美军观察组交换失事飞行员的信息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

事实上, 早在美方正式提出合作之前, 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就已开展了自发营救美军飞行员的活动。整个抗战时期, 中共为美空军安全飞行和营救美军飞行员做了许多工作, 主要包括敌后地面救援、提供军事和气象情报、为美军修建机场等。

敌后地面救援是营救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抗战期间, 各抗日根据地均下达了营救失事的“盟国飞机及驾驶员”的纲领性指示, 当接到美军飞机迫降在根据地的消息, 该根据地便迅速出动救援小分队, 联合当地民兵和群众共同展开地毯式搜索与接力护送飞行员。

与美军观察组展开合作后, 中共方面在延安和各根据地的边缘地区设立了气象站和无线电通讯网, 搜集气象信息并提供给美方, 以保障美军飞行员的飞行安全。修建机场是营救美国飞行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将美军飞行员安全送回在中国的基地同时加强与美军的情报合作, 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在晋东南、山东和苏中建造了3个简易机场, 而在紧急救援中建设的临时机场更是不计其数。1945年3月, 河南新乡抗日军民在转移美飞行员迪索斯威 (Gabriel P·Disosway) 时, 就曾动用100多头牲口拉着石碾在麦地里连夜修建了临时机场, 最终助其安全撤离。迪索斯威日后在对日空战中屡建奇功, 战后军衔一路晋升至空军上将。

抗日根据地军民勇敢与善良是营救美军飞行员行动得以顺利进行的最重要因素。日军曾宣布, 凡协助过美军飞行员的人, 一律处死, 还要株连家人和保甲。然而在抗战期间, 从未发生中国人拒绝帮助美军飞行员的案例。解放军档案馆珍藏着许多营救盟国飞行员的档案。

太岳军区全宗 (85号全宗) 中的档案《表扬抢救盟军驾驶员有功的马怀珍、马怀珠等同志的通报》 , 记录了1945年3月24日山西翼城县翟家桥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马怀珍、民兵队长马怀珠等人抢救迫降于翼城县的1名美军飞行员的过程。

新四军第2师兼淮南军区全宗 (136号全宗) 中珍藏有《美国空军驾驶员萨伏衣中校等五名与二师五旅参谋长张元寿合影》 的照片档案一份, 真实记录了新四军第3师、第2师、第7师接力护送美军B-29轰炸机机组萨伏衣 (Savoie) 中校等5名飞行员的感人故事。

两广 (东江) 纵队全宗 (265号全宗) 中留存的档案记述了多起东江纵队营救援华美军飞行员的案例。其中, 《获救美人员情况报告》记载了东江纵队于1945年1月16日在广东大鹏半岛岭下村营救美军P-51战斗机驾驶员约翰·伊根 (John F·Egan) 中尉一事。《我队救护美机师记录》详细记载了1944年2月11日东江纵队港九大队营救美军第14航空队飞行员唐纳德·科尔 (Donald W·Kerr) , 并帮助其不断转移以躲避日军搜捕, 最终送其安全回到广西桂林美军基地的经过, 该档案中还完整保留了科尔写给东江纵队的感谢信和5幅科尔画在烟盒背面、记录这段传奇经历的漫画。《东江纵队于1944年5月援救美国第14航空队5名战士的经过》记述了1944年5月26日美军第14航空队威廉·列夫柯 (William Lerkoe) 机组5人在广东大亚湾被当地渔民营救并护送至东江纵队司令部一事, 内附列夫柯感谢信1封。

琼崖纵队全宗 (266号全宗) 中的档案《抗战8年间琼纵救护盟国人员经过情形》, 记载了1945年6月海南当地居民与琼崖纵队第3支队在海南崖县 (今三亚市) 的红岭山林中营救1名美军飞行员的经过。

然而, 能够通过尘封的档案再次进入人们视线的, 只是真实历史的冰山一角。更多的援救者只是普通的农民、渔民、工人、小贩, 他们来不及也没有条件记述营救过程。他们的名字早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中, 他们的故事大多通过口耳相传散落在民间。在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两湖、两广、海南、云南、贵州、四川各省, 均发生过抗战军民成功营救美军飞行员的事例。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成功营救的美军飞行员达120位之多。

二、晋察冀军区营救援华美军飞行员组织部署与个案分析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不断发展, 其范围包括同蒲路以东、津浦路以西、正太路与石德路以北、张家口与承德以南广大地区, 成立了晋察冀军区, 下辖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4个二级军区。晋察冀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生产生活物资都相对完备完善, 许多在华北执行任务的美军飞行员遇险迫降后, 均被当地军民护送至医疗条件较好、生活设施较齐全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 进行先期治疗和休养。在此过程中, 形成了大量关于营救美军飞行员工作的档案, 这些档案既有营救美军飞行员过程的详细记录、伤亡统计表, 也有获救美军飞行员写的感谢信等, 全部收录在解放军档案馆华北军区 (晋察冀军区) 全宗中, 全宗号为311。

该全宗中, 珍藏着《关于盟国飞机及飞行员救护工作的指示》 《晋察冀与美军联络关系报告总结》两份档案。前者共2页373字, 采用淡黄色毛边纸印制而成, 纸张保存完好, 内容为1944年10月17日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对华北地区救护援华美军飞行员工作作出的具体部署。后者共71页, 采用棕黄色毛边纸纵向装订而成, 纸张边缘存在褶皱与轻微破损, 书写字迹为蓝色钢笔字, 首页盖有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联络处公章, 内容为晋察冀军区根据1945年9月20日接待美军观察组、援华美军飞行员及其他美国朋友的经过而拟写的报告, 着重反映了军区与美军观察组之间的来往关系和救援、掩护美军飞行员的情况。这两份档案从营救者、被营救者、见证者等不同视角, 反映了救护援华美军飞行员工作部署、营救个案, 揭示了晋察冀根据地营救美军飞行员的全貌。

(一) 营救援华美军飞行员的工作部署

自上而下的周密部署, 是有序开展救护行动的依据和基础。为指导根据地军民救护援华美军飞行员工作, 晋察冀军区印发《关于盟国飞机及飞行员救护工作的指示》。该档案原文正文部分如下:

目前盟国飞机不断在华北各地活动, 飞机因战斗受损降落。兹对盟机及飞行员的救护工作提出以下指示:
一、盟机因战斗受损降落我地区, 对其驾驶员及飞机各地应切实进行救护, 并保证其安全其完整, 并立即报告直属上级。
二、飞机人员如有伤病, 该区负责机关部队应妥为治疗优待并予以亲切的安慰。
三、关于盟机当时降落具体情形除逐级报告各该上级外, 应严守秘密, 绝禁向外宣露。
四、盟机降落如遇敌情或被敌侦知企图追寻, 我部队或民兵应视同战斗任务, 负有掩护之责。
五、另关于敌机及飞行员如被击落我地区时, 亦应负责救护并迅速报告上级处理, 但须注意监视防其逃脱与自杀。
以上各节系目前我敌后部队驻防任务之一, 同时为民兵战斗任务之一, 希切实遵照执行为要。

在这份档案中,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详细列出了在救护飞行员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类情况和相应的处理办法, 明确了救护过程中应注意的重点事项, 使救护工作有章可循, 救援过程清晰明确。从指示的内容可以看出, 晋察冀军区对救护盟军飞行员工作极为重视, 对飞行员的保护与照顾考虑周全。事实证明, 前期科学、规范的部署工作大大提高了遇险盟军飞行员的存活率。

(二) 营救美军飞行员的个案

《晋察冀与美军联络关系报告总结》共分四部分, 分别是:“与美军观察组之来往关系”“救护美军航空员情形报告”“美军四人伞落晋察冀问题的报告”“附录”。其中, 第二部份“救护美军航空员情形报告”详细记述了自1944年7月至1945年7月间,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范围内救护美军遇险飞行员的具体情况。这一时期获救的美军飞行员多隶属于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和第20航空队, 他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飞机或被日伪军炮火袭击, 或遭遇故障而不得不弃机跳伞, 降落于山西、河北、天津等地。美军飞行员降落后均得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及时营救, 并在他们的掩护下躲过了日伪军的搜捕, 后经晋察冀军区、延安, 辗转返回美军基地。档案中记述了这方面的部分案例。

案例1:

美第14航空队战斗机 (P51) 驾驶员白格利欧中尉, 于一九四四年七月初在太原上空执行扫射任务, 为敌高射炮火击中降落于太原城附近 (离城约三十里) 地区, 当即为该地民兵加以救护送抵当地部队, 辗转送到我军区司令部。于司令部受我方之优越待遇供给其服装及用品, 并参观画报社等机构, 于八月中由我方部队掩护安全送延转回基地。去时对我边区之盛意招待与艰苦奋斗精神倍加感谢与钦佩。

档案中记载的这位美军飞行员白格利欧 (Joseph P·Baglio) 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1944年6月9日, 他驾驶P-51野马战斗机, 从华南某空军基地飞抵太原上空执行轰炸日军运输线———正太铁路的任务。飞机沿铁路上空穿行时, 不幸被日军的地面高射炮火击中机身。他被迫跳伞降落于太原城外东北郊“离城约三十里地区”。当时, 太原被日军占领, 有重兵据守。日军观察到美军飞机下坠、飞行员跳伞后, 即出动200多人前往坠机方向严密搜捕。白格利欧刚刚降落到地面, 就隐约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阵阵枪声、呼喝声。白格利欧调头一路狂奔, 眼见追兵将近, 筋疲力尽的他已无路可逃。这时, 一群农民装束的人突然出现在白格利欧面前, 一把抓住他连拖带拽地调整方向再度狂奔。不知跑了多久, 他们来到一个村庄, 身后已听不到枪响, 白格利欧知道自己得救了。这些冒死援救他的人正是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的一支抗日游击队。第2军分区司令员郭天民、政委赵尔陆以及其他分区领导热情地款待了这位从天而降的美国朋友。白格利欧在后来的报告中写道, 这群人“对待他好似他是多年没有音信的兄弟”。

根据晋察冀军区首长的指示, 白格利欧被护送到驻五台山的军区司令部, 见到了晋察冀军区代理政委程子华、副政委刘澜涛、政治部代主任朱良才等领导。白格利欧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观了包括阜平兵工厂、晋察冀画报社在内的许多地方, 他激动地说到:“从这些活生生的场面里, 我已经看到七年来晋察冀八路军和边区人民是在如何艰难困苦中坚决英勇地抵抗着日本法西斯强盗, 保卫着自己祖国的领土……”  晋察冀军区将白格利欧获救的情况上报八路军总部和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又迅速将此情况通报中共驻重庆代表团, 由他们分别通知美国驻华大使馆和美军第14航空队, 引起了各方关注。

不久, 白格利欧在八路军一支武装分队的护送下, 由奥地利裔八路军军医傅莱陪同, 前往延安。途中数次遭遇日军, 小分队奋力保护白格利欧的安全。1944年9月2日, 经过长途跋涉, 一行人终于抵达延安。白格利欧见到了正在延安考察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 (David D·Barrett) , 他紧握双拳端起胳膊高兴地对包瑞德说:“我走了1000多英里才到达延安, 你们看, 像在部队一样好!甚至更棒!” 作为美军观察组在延安遇到的第一位获救美军飞行员, 白格利欧备受瞩目, 他的名字后来有多种译法, 如“约翰·巴格利”“约瑟夫·巴格里奥”“J·P·白格里欧”, 等等。即使在档案《晋察冀与美军联络关系报告总结》中, 行文前后也出现了“白格利欧”与“白格里欧”的细微差别。档案中记载的坠机时间“一九四四年七月初”, 应为白格利欧抵达晋察冀军区的时间。

案例2:

美第二十轰炸机队B29式飞行员欧尔顿上尉以下十一人于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往朝鲜执行轰炸任务回航时在渤海上空因飞机引擎着火飞到冀热辽军区昌黎县东南滨海三十里地区乘降落伞降落, 其中四人因跳伞较早落于海内失踪, 其余七人均为我当地民兵与部队安全救护, 因该地战斗频繁, 经我部队费相当大力量辗转掩护于十一月十四日安抵军区司令部, 因长途跋涉飞行员之体力精神均极疲倦且有二三人患病, 我方为恢复彼等健康计, 在生活上使彼等尽可能的饱暖与安适, 我们供给了他们一切服装与生活用品以至零用费, 并特别加意治疗其病员。更为避免彼等长途跋涉, 我方曾答应他们如若美军能派飞机来接, 我方愿出人力物力建筑飞机场, 但迄无飞机派来。其间曾有一次由飞机送来供应品一部亦由我方全部交于欧尔顿上尉。当一切行装备妥于十二月八日即以足够兵力护送赴延转回基地。行前我方均赠与物品 (日本军刀、手枪、边区制之短枪等) 以作纪念。彼等非常感谢, 临别时留函六件, 有的写着“我感谢八路军的每一件事。”“我永远做你们的同志!”有四封信里说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竭力广播告诉他周围所有的人, 对我们救了他们的生命都异常感激。

这段档案中记述的7位获救美军飞行员分别是:正驾驶欧尔顿上尉 (Cap.Overton) , 副驾驶汉伦中尉 (Hanlon) , 雷达员辛斯杜上士 (Sgt.Hinsdall) , 中控枪手麦克布莱上士 (Sgt.Mcbride) , 右枪手兰德斯 (Sgt.Landers) , 左枪手基伦 (Sgt.Gillen) , 尾枪手斯密士 (Sgt.Smith) 。1944年9月8日, 美国陆军第20航空队第444轰炸大队第679中队编号为“42-6234”的B-29轰炸机从成都起飞, 奉命轰炸东北鞍山、大连、本溪湖等地日军工业基地 (档案中记载“往朝鲜执行轰炸任务”, 语意有些模糊, 确切表述应为往朝鲜方向执行轰炸任务) , 返航途中遭遇日机并中弹。受创飞机飞至渤海上空时, 机上4名成员跳伞, 坠入渤海中失踪, 其余7人稍后跳伞降落在河北省昌黎县东南七里海西岸的大片海滩草地和庄稼地里。关于这批飞行员坠机跳伞的确切时间在不同文献资料中存在多种说法, 有称1944年夏, 有称1944年8月8日, 亦有称1944年8月下旬。经考证, 档案中记载的“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为准确时间。当年流传于昌黎县南部乡村的一首童谣“七月二十一, 掉下个大飞机。逮了七个飞行员, 一看还是美国的”, 也佐证了档案中记载时间的准确性。1944年农历闰四月, 推算可知农历七月二十一正是阳历9月8日。

循着飞机坠毁的巨大声响和滚滚浓烟, 昌黎县委负责人组织人员冒雨分头搜救, 陆续将7名美飞行员护送至出事地点附近的后七里庄。9月9日, 盘踞在5公里外杨柳上庄据点的日伪军出动百余人前往飞机坠毁地点搜捕, 被昌黎县游击队和民兵武装伏击后逃回据点。7名获救美飞行员在抗日军民的掩护下, 穿越日军数道封锁线, 绕过敌人大大小小的据点, 经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12团驻地、中共冀热边特委和冀热辽军区司令部驻地、冀察军区司令部驻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 辗转抵达延安, 行程2300公里, 历时近6个月。不久, 7名美军飞行员在美军观察组的安排下, 乘美军飞机返回大后方。

7人中雷达员辛斯杜上士在跳伞降落时, 脚踝严重受伤, 得到了医护人员的悉心护理。1973年初夏, 辛斯杜的妻女代表已故的辛斯杜来到中国, 将两株“和平玫瑰”赠予毛泽东、周恩来, 以表达对中国人民的眷念之情。“和平玫瑰”初开时浅黄, 愈开愈浓, 盛开时为红色。正如邓颖超所说:“希望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 像这朵玫瑰花的颜色一样, 逐渐地由淡变深。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案例3:

美第二十轰炸机队B29式845号飞机韩贝上尉以下十人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二日为在朝鲜上空执行侦查任务回航时, 飞抵冀热辽平谷县境上空因飞机引擎发生故障失事, 跳伞落于平谷县城附近, 飞机坠落民房上砸毙村民二人毁民房数间。当韩贝上尉等降落时, 曾为敌发觉, 平谷城敌人即派队追击, 我方部队百倍奋力加以抵抗抢救韩贝上尉等, 终将敌击退, 将彼等安全救护, 于三月二日送抵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同时美第14航空队战斗机 (P51) 驾驶员威尔斯中尉于北平上空执行扫射任务被敌高射炮火击中于宛平县境降落伞降落, 亦由当地部队救护与韩贝上尉等同路送抵军区。在韩贝上尉等降落时, 毛利逊中尉因踝骨跌伤, 抵军区后即由达布尔中尉伴留我国际和平医院加以治疗。对此批飞行员我方同样努力照顾了他们的生活, 供给了他们一切服装及用品, 以应其需求。我方为避免彼等长途跋涉之苦也曾答应他们如美军肯遣飞机来接, 我们宁愿为彼等于十天内建立一C47式飞机可以降落的长二千五百英尺的跑道, 后经韩贝上尉数次电讯其航空队部进行要求但均未获复, 始由我方派遣部队先护送韩贝上尉等九人返延转回基地。毛利逊中尉、达布尔中尉留在后方继续医疗。其后美机曾飞来送供应品, 因目标看错, 丢于游击区摔损物品遗失。当毛利逊中尉愈后即又由我方派遣部队送延转返基地。对此批飞行员, 我方均亦赠与纪念品, 行前对我盛意照拂均表异常感谢。 

这段档案文字详细记载了在相近时间和地点两次救援美军飞行员的案例。1945年2月2日, 美国陆军第20航空队一架编号为845的B-29轰炸机前往朝鲜上空执行航空拍摄的侦查任务, 返回途中飞机引擎发生故障, 韩贝上尉 (Cap.Homby) 、拉委尔中尉 (Lt.Lovel) 、爱特林中尉 (Lt.Etling) 、佛鲁下士 (Cpl.Fall) 、托贝下士 (Cpl.Tobey) 、坎密克下士 (Cpl.Kamiak) 、卡未塞里下士 (Cpl.Carmicelli) 、欧斯特赫斯下士 (Cpl.Osterhouse) 、毛利逊中尉 (Lt.Morrison) 、达布尔中尉 (Lt.Doubles) 等10名机组人员伞降于北平城东北方向的平谷县刘家河地区。冀热辽军区第14军分区第13团部分指战员与当地民众迅速展开救援, 击退了从平谷县城出动搜捕的日伪军小分队后, 将10名美军飞行员安全送往第14军分区驻地。

事有凑巧, 正当救援部队与日伪军激烈作战时, 美军第14航空队的一架P-51野马战斗机遭受日军炮火攻击, 也坠毁在北平城西南的宛平县地区, 驾驶员威尔斯中尉 (Lt.Wells) 跳伞降落后遇到当地一位农民。威尔斯中尉凭借飞行夹克上缝制的“血符”获取了这位农民的信任, 随其找到当地游击队, 继而被送往第14军分区, 加入了韩贝上尉一行。

根据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指示, 第14军分区派出一支主力连队武装护送韩贝上尉一行于3月2日抵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休整数日后, 除伞降过程中踝骨受伤的毛利逊中尉和陪同其治疗的达布尔中尉外, 韩贝中尉等9人由八路军小分队护送前往延安。正在延安考察的美军观察组得知韩贝中尉等人获救的消息后激动万分, 遂由路易斯·琼斯中尉 (Louis M·Jones) 驱车至距离延安约157英里的米脂迎接韩贝中尉等人。 韩贝中尉留在延安等候毛利逊中尉二人期间得以跟随美军观察组深入根据地各处考察。几十年来, 很多文献资料、回忆文章、媒体报道中多误称韩贝中尉机组有11名成员获救, 应该是将同时获救的威尔斯中尉也计算于其中了。

案例4:

美第14航空队战斗机 (P51) 驾驶员约爱中尉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八日在天津南部上空执行扫射任务, 中敌炮火降落于天津南新镇县东当 (即) 为该地部队救护送抵晋察冀军区。一月后七月十七日第14航空队战斗机 (P51) 驾驶员斯密士上尉于天津南部上空执行扫射任务, 亦为敌防空炮火击中, 降落于北平东南天津境内, 亦由我方救护。为部队掩护送至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一并由我方补充行装及必需品, 加以优越之招待, 准备用部队送回。适美派机来边区, 我即将彼等送抵灵邱县飞机场与库雷智等四人于九月九日飞延。行前均各赠与纪念物品, 彼等对我方救护招待甚为感激。

1945年6月8日、7月17日, 美军第14航空队P-51野马战斗机驾驶员约爱中尉 (Lt.Joy) 和斯密士中尉 (Cap.Smith) 分别驾机于天津南部上空执行扫射任务, 被日军炮火击中后降落在天津境内, 得到抗日军民积极救护, 并护送至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至9月9日经由晋东北的灵丘机场乘美军飞机飞往延安。或许因为抗战胜利在即, 人们都沉浸在迎接胜利的喜悦之中, 这两次救援美军飞行员的成功案例在民间几乎鲜为人知, 只有档案中的寥寥数语忠实记录下了这段发生在中美两国军民之间的美好故事。

以上档案所记载的6次救援行动中获救的21位援华美军飞行员, 在根据地无不受到我抗日军民的精心照顾和热情款待。档案结尾处“附录Ⅱ”“我方招待美军人员开支统计”中写到:“在我地区期间美军观察组与飞行员以及库雷智等的饮食起居服装以及生活零用, 无一不由我方供给。因山地村庄狭小房屋多为敌所毁, 所住房舍均系新建……”据该表统计, 晋察冀根据地共为美国朋友们建造了房屋窑洞24间, 包括建筑费、招待费、服装费、圣诞节礼物费、零用费等在内共计花费827, 3184元边币。

获救美军飞行员在晋察冀边区生活的时间长短不等, 但他们均惊奇地发现, 这个在他们所使用的地图中被标为“敌人占领区”的神秘地域远非之前所想象的那般蛮荒、可怕。这里不仅有边区临时政府和各种抗日救国的群众组织, 还有边区法院、邮局、报社、剧社、军政学校, 甚至还有边区银行、军械所, 一应俱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夜不闭户, 路不拾遗”的和谐安定;当地军民在物资并不充裕的情况下, 自己节衣缩食也尽可能地款待美国朋友的热情善良;“母亲叫儿打东洋, 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群众抗日激情;八路军灵活机动的游击作战方式……, 无不震撼着他们年轻的心。获救美军飞行员在离开根据地后纷纷来信, 感谢根据地军民的无私援助, 祝愿八路军能取得最终胜利。

该全宗档案中收录了3封来自获救美军飞行员的感谢信。其中, 被冀热辽军区第14军分区指战员救助的韩贝上尉、爱特林中尉、拉委尔中尉、佛鲁下士、威尔斯中尉、托贝下士、坎密克下士等人给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耿飚的来信中写道:

We appreciate very much the excellent care, quarters and food that the 8 th Route Army has given us to make our stay at the Chin-Cha-Chi headquarters, a memorable occasion.We hope that you may have continued success in your work towards a new and democratic China.

非常感激八路军在我们留住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日子里, 在吃饭和住宿方面给予我们很好的照顾, 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日子。我们希望你们在你们的事业中, 继续胜利成功, 走向新的民主中国。 

被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救助的白格利欧中尉更是怀着无比激动和钦佩的心情提笔写道:“我愿意向八路军全体人员表示感谢和赞扬。你们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因而完成极多, 所用甚少。由于你们的勇敢与创造, 证明你们定能得到一个结果———胜利。过去你们已经得到许多胜利, 但我希望你们将有更多, 以使此反法西斯斗争迅速胜利结束。最钦佩你们的约瑟夫·P·白格利欧, 1944年7月18日。” 

档案中记载的这些营救案例, 有的经亲历者、目击者的口耳相授, 已传为佳话。但是, 因岁月消磨加之中美语言不通而造成的误会, 因行政区划改属、地名变更造成的误读, 因中国阳历、农历两种纪年法混用而造成的误差, 使得案例的很多细节诸如人名、地名、时间、情节等变得模糊甚至存有争议。有的营救案例则鲜为人知。但档案为我们提供了更多佐证和依据。

三、晋察冀军区为救护美军飞行员的人力付出

降落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美军飞行员, 往往第一时间便引起附近驻守日伪军部队的注意, 日伪军会不遗余力地出动大量兵力拖走失事的美军飞机并搜捕幸存的美军飞行员。落入日军手中的美军飞行员或遭受严刑拷问, 或被残忍虐待, 或被枪决, 更有来自日本的资料显示, 日军曾活体解剖捕获的美军飞行员  、将活着的美军飞行员投入焚尸炉内  。为了不让美军飞行员落入敌手,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救援过程中不仅要争分夺秒, 还要同日伪军战斗, 不少游击队员、八路军指战员在激战中伤亡。护送美军飞行员的路途遥远、交通不便, 且需多次穿越敌占区, 同样危机重重。《晋察冀与美军联络关系报告总结》结尾处的“附录Ⅲ”“我方护送及掩护美军人员使用部队力量统计”, 记录了1944年7月至1945年7月间, 晋察冀军区为护送获救美军飞行员所投入的兵力数量、行程距离, 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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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所示, 由于路途遥远而艰难, 从冀热辽军区出发护送欧尔顿上尉一行人到达晋察冀军区的八路军小分队从出发到返回竟耗时长达近半年之久。因此, 八路军指战员通常采取接力式分段护送的方法掩护获救美军飞行员前行, 即由当地军分区的武装小分队将飞行员们护送至下一个军分区的辖区, 交该军分区组织的武装小分队继续护送后, 担任上一段掩护任务的小分队便自行返回。如此一来, 担任掩护任务的指战员往往要反复穿越敌占区, 遭遇敌人伏击的危险也随之增加。档案中收录一封由美军观察组德穆克上校 (Paul·C·Domke) 写给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唐延杰的信, 信中提到掩护美军飞行员达布尔中尉、毛利逊中尉前往延安的武装小分队在返程中遭遇日军伏击的情况, 原文如下: 

We learned form Lt.Double and Morrison, who arrived here yesterday, that some of our escort troops were ambushed and attacked by the Jap after they left us.They heard that many of them were killed and wounded.Naturally, we are very sad to learn of that.We pay them the greatest tribute and respect for their heroic spirit and their noble sacrifice.Those of us who have been out with the 8 th Route Army and have traveled with them have the greatest respect for their courage and their fighting spirit.We very humbly regret that we as individuals and as representatives of our army and our country cannot make a more fitting memorial and show of genuine aid to help the families and the homes of these gallant soldiers who have paid the supreme sacrifice.We shall try to do all we can from this headquarters to find out the particulars and try to bring some help and aid to their families.If your HQ could assist us in this matter by sending in the particulars and report of this engagement, we would be most grateful.

达布尔中尉和毛利逊昨天到了这里, 我听他们说护送部队在回去的路上受到敌人的伏击, 他们听说有许多人死伤。自然我们听了很感伤心, 我们对他们的勇敢和战斗精神有着极大的尊敬。作为我们个人、我们的国家和军队的代表, 对于无法向光荣牺牲的勇敢的战士们的家庭和家属表达我们真诚的帮助和恰当的纪念, 甚为遗憾。我们尽量在这里找到一些关于那场战斗的详细的情况, 并设法对他们的家庭加以抚恤和帮助, 如果你们司令部对于这件事情能加以帮助把战斗详细情形送来, 我们十分感谢。

档案结尾处的“附录Ⅳ”“护送与掩护美军人员我方所受损失统计”中, 详细记录了在护送美军飞行员过程中, 护送部队遭受损失最为惨重的两次战斗经历。原文如下:

美军在我边区前后期间, 我方部队曾多次护送行军过路, 并掩护其在各地之活动, 因为美军目标甚大, 行动中极易吸引敌人注意, 我部曾受到敌人袭击并与敌人战斗以掩护他们, 兹仅将两次损失较大者事实经过叙述如下:

(一) 我三十五团护送飞行员及美军观察组德穆克、杜伦过路后, 四月四日经神涧 (代县东北) 东返, 五日经三家庄洋沟村时, 敌五百余向我伏击, 经一度激战, 我即撤出, 当遭严重损失, 伤亡指战员各18名 (副连长一人在内) 失联络者14人。损失轻机关枪两挺, 掷弹筒三个, 步枪37枝, 被子251床。

同时为掩护美军顺利前进, 我第四十三团于忻县境内, 曾与峪口出击之敌发生激烈战斗, 我副团长万秀峰同志, 即在该战斗中负重伤, 现已成残废, 并战士一部死伤。

“附录”中还统计出第35团为掩护获救美军飞行员和美军观察组成员所牺牲的18名指战员的姓名、职别、年龄、籍贯, 以及负伤的18名指战员的姓名、受伤程度、年龄、籍贯, 他们中最年轻的战士王全得牺牲时年仅19岁。原文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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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团护送与掩护美军而负伤的指战员姓名表 (18名) (略)

抗战时期, 中美两国军队并肩抗击日本法西斯。中国抗日根据地军民竭尽全力营救和护送身临险境的美军飞行员, 谱写了中美两国友谊的篇章。今天, 回顾这段历史, 我们更加感到, 警惕和反对军国主义侵略战争, 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责任, 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责任。

来源:《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05期,作者简介:杨晓玲,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综合处副处长、馆员。;宋冰梦,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档案研究处助理馆员。;何敏,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征集整理处助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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