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理想主义的纯文学

　　作者：黄西蒙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最引人瞩目的文坛潮流是先锋潮与新写实之风。先锋小说让纯文学转向文本的内在探索，却也渐渐在各种形式创新之下，转向“文字游戏”，让读者感到晦涩难懂。而新写实小说则将笔触集中在现实世界中的各色小人物身上，作家书写那些寻常乃至庸常无聊的生活场景，文学的崇高色彩也由此褪去。回顾那段历史，大概可以看出文学告别理想主义的过程，很多今天活跃在文坛的作家，都在那段时间登场，这更加凸显了先锋与新写实转变的文学史意义。

　　奇特的先锋叙事

　　文学创作要“贴近现实”，要让读者看得懂，曾经是文坛的普遍认识，很多作家奉为经典的欧洲19世纪文学，也是以批判超现实主义为主潮的。但随着80年代文坛对于文学探索的深入，有一些年轻作家开始不走寻常路径，选择更为新潮和锋锐的创作手法，由此在1987年前后诞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先锋小说。

　　1986年10月18日，文艺评论家鲁枢元在《文艺报》上发表《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让不少作家和评论家开始发掘中国文学内在的审美趣味。文学与社会的关联，虽然依然紧密，但对于文学内在的审美探索，乃至形式革新，成为一些新潮作家着手的事业。就在上述文章发表的前一个月，作家圈子里已经诞生了两部重要的先锋小说：马原在《收获》发表《虚构》，孙甘露在《上海文学》第9期发表《访问梦境》。余华、格非、残雪等人，也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极具先锋气质的小说，先锋文学一时成为时代潮流。

　　对当时的读者来说，马原的小说《虚构》显得十分特别，也可以说是难以捉摸。“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我用汉语讲故事；汉字据说是所有语言中最难接近语言本身的文字，我为我用汉字写作而得意。全世界的好作家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我是个例外……”这样的小说开头十分自我，让那些持有“文学反映社会”念头的人十分惊讶：小说还能这样写吗？

　　其实，西方“元小说”或者说“元叙事”早就使用过这样的写法，但在当时中国文坛看来，如此写法过于“离经叛道”了。但《虚构》这部作品正如题目二字，是纯粹的虚构叙事，只关心文本的内在叙事特质，而对塑造人物形象或者讲述一个清晰、完整的故事不感兴趣。当文学回到了叙述者自我的内在世界，社会的风景与读者的感受，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了。“虚构”的先锋叙事，在不少读者眼中，是絮絮叨叨的个人碎碎念，但对于已经厌倦了那些一味描摹现实图景的小说读者来说，马原式的先锋写作，是更加值得深入探究的创作，它既是玄奥的，也是无解的，不给读者一个清晰的回答与明确的界定，甚至拒绝被描述，正是当时不少先锋作家所追求的创作方向。

　　孙甘露《访问梦境》更趋于个人梦呓，但它并非没有章法，只是叙事过于私人化，以至于缺乏共同经验的读者，很难进入作家营造的氛围。一些读者认为先锋小说“不说人话”和“看不进去”，原因也在于此，先锋小说模糊现实与虚构边界的同时，也让叙事偏离了人们经验中的可感世界，成为纯粹的文学活动。作家任由自己在想象的天空中四处徜徉，叙述无边的梦境，也是内在精神活动的呈现，只是这种呈现，不再体现为传统的人物、故事。

　　对当时的文坛来说，这样的先锋叙事带有很强的实验性，在短短一两年里，就成为很多人热衷的创作风潮。但是，80年代结束后，先锋小说的影响力渐渐式微，其实验性不再突出，反而成为某些小圈子里坚持和热爱的东西。而对大众来说，更具“现实感”的中长篇小说，渐渐成为主流。曾经尝试先锋写作的余华，也在90年代创作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先锋文学终究从文坛中心渐渐淡出了。

　　没有传奇的凡尘人生

　　新写实小说是紧随先锋文学之后的文学主潮。1989年3月，《钟山》开辟“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专栏，算是正式拉开了新写实文学的大幕。池莉《烦恼人生》、刘恒《狗日的粮食》、刘震云《塔铺》《一地鸡毛》等小说，被普遍认为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仅从小说题目来看，读者就能看出，这些作品绝不是什么“高大上”的故事，都是现实无奈，如同走过激情岁月的年轻人，终于迎来了苦闷的中年。

　　在新写实小说登上文坛的前夕，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当代文学的喧嚣岁月恐怕面临结束。就在“大联展”前一个月，《文学报》发表评论文章《文学的理想失落了吗？如何重建文学的理想？》，同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也谈“文学低谷”》。在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席卷而来之前，文学其实已经有“去魅”的趋势了，这并非只与时代环境变化有关，也是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新写实小说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或者说，它本身就是告别崇高与理想主义的文学，它或许让人乏味，无奈，却也是最真实的书写，是距离当时大众生活最近的写作。

　　池莉《烦恼人生》是最具代表性的新写实小说之一，塑造了印家厚这一角色，也让读者看到了普通人现实生活的艰辛与无奈。在小说里，没有让人顶礼膜拜的英雄人物，也没有宏大的时代背景，更没有“高大全”式的文学书写，但它让人感到一种真实，因为印家厚就是无数个小人物中普通的一员。

　　印家厚的人生没有传奇，他每天为生存问题而烦恼，居住在拥挤的屋子里，想在事业上有进步却被领导刁难，在单位里也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内耗”现象……“他往床架上一靠，深吸了一口香烟，全身的筋骨都咯吧咯吧松开了。一股说不出的麻麻的滋味从骨头缝里弥漫出来，他坠入了昏昏沉沉的空冥之中……”书中这样的段落，描绘的是印家厚枯燥乏味的庸常生活，而面对苦涩的现实，他只能硬着头皮，坚持走下去，或者说“熬下去”。池莉这样的写作，能够得到文坛和读者的认可，其实并非出于多么高超的叙事技法，而是凭借真实的笔触、近乎白描的叙事风格来打动人心，激发共鸣。

　　这类新写实小说对于普通人命运的记录姿态，不仅对此前愈演愈烈的先锋潮实现了某种程度的“风格反拨”，也对90年代及之后的公共写作产生了较大影响。随着商品经济的全面铺开，纯文学的处境愈发边缘和尴尬，大众对于文艺的兴趣，不再集中在纯文学上，电影、电视剧乃至非虚构写作，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尤其是随着新世纪后互联网文化的兴起，除了网络文学，很少有什么文学门类能再引起大众的强烈关注。

　　从某种意义上看，整个80年代的文学热潮，更像是一个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产物。90年代之后，纯文学并非走向了“落寞”，而是回到了其原本应有的“状态”：这一相对纯粹的领域，本身就是小众的，有一些真心热爱文学的人，坚持在这一领域深耕，就足够了。当我们回溯和反思当代文学史的时候，会在一些影响国人的文学作品面前驻足停留，或点评，或慨叹：它们影响了几代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值得我们反复品读，时时思考。（黄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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