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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堆糖 /  在门前的小河边，一条五六米宽的水泥公路上，一个年七十有四的老人时常独自一人在散步，显的有些萎靡不振，总体看来还算是健康和“抽条”。如果不是一次次的染发，揭下那顶春来还怕冷的鸭舌帽，他早巳是满头白发了。这个老人行了五十多年的医，很多年前患者就诊就是门庭若市。如今现在是人气清淡，甚至很多时候可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经常是坐在家庭诊室里看手机，接搜天下大事。倒也显清闲，也许是上天对辛苦一辈子的他的另一种特殊眷顾吧！他就是我父亲，所有人都叫他李医生。 如果把时间的镜头调一下焦距，拉到尘封久远，记忆模糊的五十六年前，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最幸福，最难忘的一段短暂的岁月。 正在他安静地就读于寿安镇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一场袭卷全国的政治海啸汹涌而来，这就是十年文革的开始。这是共和国乃至中华民族的灾难史。对他，以及千千万万当时正在课堂上读书的青年们来说也许是人生中幸运的一段历史。从此，千千万万的中学生、大学生丢下枯燥的书本和日复一日的学习，不明不白地成了时代的主角，政治的宠儿→红卫兵。 千千万万的城市小伙子离开熟悉的街道、楼宇和梧桐树，走向陌生的农村。农村的孩子穿着土布棉衣，背着被子包袱离开鸡鸣狗吠的家园告别父母，跋山涉水走向山高路远的广阔天地，许多年以后成了人生中一段最美好的时光记忆。有些人又糊里糊涂地干了很多几十年后让自己懊悔不已的事。但这也只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人，代表不了庞大的运动群体→红卫兵。 当时一个班有四五十个学生，但只有五到七人能幸运的成为全班的代表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这几个人中通常都是成绩和表现最优秀的学生。我父亲当时是学习委员，就很自然地被入选其中。和他一起入选的其中一个同学叫李佩良，后来成了蒲江县的副县长。还有他的好些同学后来都进入了县政府，有的是副县长有的是某局的局长。 从成都坐火车到北京当时要几天时间。今天绿皮火车也就是不到30个小时，高铁也就是7个多小时。毛主席八次在天安门城楼共接见来自全国的师生1100多万人。我父亲也就幸运地成了这一千一百多万分之一。他在中年到晚年还时常提起当年的场景，他是亲眼看到毛主席的人，他们这批学生也是最后一批被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他说“当时他们是一百人组成一个方阵通过天安门广场，周恩来总理还站在城楼上嘶声喊话指挥：'请大家往这边疏散’…”全国各地有那么多人涌入京城，住宿也就成了大问题，据说当时周总理都把办公室都让出来让学生们晚上睡觉了。 多年以后与家人谈话时说起在北京的经历很少，他不是作家，也不是天才的宣传员，我们无从知晓他当年在北京看到了些什么，又感悟到了些什么…只是从只言片语的回忆叙述中得知当时的北京由于工业污染，空气能见度低。人民大会堂到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一段都是在泥路上铺的煤渣。 我父亲当时也是“红卫兵小将”之一，但他的北京之行，也就是一次充满好奇心的旅游而已，和全国绝大多数被裹挟的青年一样没有参与任何打砸破坏和批斗他人的事。在北京呆了大概一个星期。这是他人生中屈指可数的第一次乘坐火车，也是坐祖祖辈辈看也没看到过的火车。第一次如出笼的小鸟，车窗外掠过一片片充满新鲜感的他乡土地，异域风景。他当初那种心旷神怡，我四十多年后坐火车去西安、北京才重新体会到。 66年回到家后，他们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大串联。他和同乡的同学蒋树军、徐忠明（已故）徒步从家里走到成都，然后又从成都徒步走到重庆。爷爷虽是苦了一辈子的老农民，但对父亲的出游是支持的，要钱就给钱。据父亲后来的回忆到重庆是走了一个星期。蒋树军的回忆是走了四天，但我更倾向于父亲的记忆是正确的。父亲曾回忆起他们站在嘉陵江大桥上，看桥下的船工如一寸之物，一张大报纸扔下去浮在水面就跟指甲盖一般大小。看惯了门前不足十米宽的小溪，突然眼前是一条宽阔蜿蜒气势磅礴的长江，心中一定是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他们在重庆呆了四天左右，然后乘火车回到成都。几天以后几个同学约好再走一趟云南昆明。这一趟他们走的是川藏线，第一天走到蒲江县的甘溪铺就黑了。然后再走雅安到荥经再到石棉县，翻高耸入云的泥巴山。然后再经当年红军走过的千里凉山彝族自治州进入云南。 他们同学三人不是没想过坐汽车，但蒋树军在坐汽车时会晕车呕吐，极为难受。三个十六七岁的纯真少年矢志不渝，友情不变。于是就索性下车走路。一步一步用脚和时间来丈量祖国大西南的万水千山。 记的在翻越巍峨壮观的汉源县泥巴山时，那时的公路还是泥土公路经常是坑坑洼洼，当时正遇到寒冬冰雪天气。蓊蓊郁郁的林海顿时银装素裹，玉树琼花。被车轮碾压过的公路如黑丝带百转千回进入云深雾重的大山顶处。眼前的“大雪山”耸入云天，逶迤蜿蜒。天放晴了，只见昂首翘尾，披着光彩夺目的“鳞甲”真像一条明晃晃光闪闪的银龙，仿佛要向蔚蓝的万里晴空里飞腾。 此时正遇一队军车通行过山，三个红卫兵小青年向开车的班长请求搭车过山。解放军班长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到山顶了，我们的车还没到山顶呢！”当时的汽车为防滑都在轮子上套了铁链的。艰难地在弯弯拐拐的山路上行进着。这三个红卫兵则发挥了两只脚的优势，虽然山路陡峭，但可以径直走到山顶。走到山顶时才发现第一辆汽车也刚要到山顶了。 他们是三个人，但徐忠明走到汉源尤其是经过翻越泥巴山的时候就胆怯了。也许是自幼过惯了安乐日子，他发现雪地上有野兽出没的脚印。于是就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害怕进入千里彝区被野兽吃掉。于是就独自半路当了“逃兵”。这一路上就只剩下父亲和蒋树军两个小青年继续向前走。虽然父亲和蒋树军两人一生都是在庸庸碌碌中渡过的，但他们当年的这股勇气是一生中可圈可点的。 记得父亲讲起过一件事，他和蒋在翻越某处大山时，白雪皑皑，当地人就告诉他们这山顶上人不能坐下去，一旦坐下去了就爬不起来了（空气稀薄）。 到石棉县域时路上又遇上了七个成都地质学院搞串联的学生，到德昌县域时又遇上了几个彝族出门串联的学生。原本两个人的队伍变成了十来个人同行。这下大家的胆子也更大，话题也更多，心情也更加愉悦了。 在路过千里大凉山的时候，那里的贫困落后超出了这些远方游子的想向，很多彝族百姓几乎过的是原始部落的生活，就是在山坡上挖个猫耳洞，然后在洞口绑个竹木棚架，棚顶上“有钱”的人家就用石片作瓦搭个屋，没钱的人家就用树枝杂草作房顶。极其简易地搭了一个屋。虽然说那个时候我的家乡也很落后，但很多百姓都已“进化”到住泥砖瓦房、木板墙方格窗的文明程度了。相较之下确实落差太大。 有人会问了，神仙无宝寸步难行，徒步千里路费怎么解决呢？ 当时蒋树军和父亲出门时身上带了二三十块钱，大抵今天一两千块钱的概念吧。父亲回来时包里都还剩了十来块钱。那时的学生搞串联是有“串联证”的，这个证由学校发放。一天一斤粮票和三毛钱的补贴。走到任何县、乡都是有红卫兵接待站的，这些钱全由国家买单。“红卫兵小将”走到哪里都不用担心吃饭和住宿问题。三餐管饱，菜也是有点肉的翘荤菜。也有特殊的时候，走到一些地方接待站由于时间晚了，饭不够吃，师傳就会说要等一下再煮饭，实际上很多年轻人为了赶路等不了交了票吃的三分饱还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走了。当时国家对红卫兵大串联是非常的人性化，如果红卫兵在路上未达目的地就把身上的粮票吃光了，不够又可向所在地接待站、学校申请补充。 当时国家对红卫兵大串联是没有规定任何任务的，对千千万万懵懵懂懂的青年人来说就是一次千载难逢回味无穷的组团游、徒步旅行。让这些如同井底之蛙的孩子第一次开了眼界，见了世面，知道了祖国大地的辽阔，外面世界的丰富多彩。那个时候，他们不快不慢地在路上走，甚至走走停停，一天有时走二三十里，在过无人区时一天会走上百里。放在今天，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照相机，没有作家的那份情怀和浪漫。以至于多年后，自己珍贵的历史失传了模糊了。那时的大串联很多都是走路，也有挤火车，翻车窗的。 五百里滇池，万顷碧波，浩浩荡荡。滇池的水是那么清澈，天上翻滚的云朵倒映在碧绿的湖水里，真是美轮美奂。有时云轻如棉，有时又重如水晶巨石。由于云状变幻的奇特，色彩的丰富，五百里滇池的湖光山色也随着变幻无穷。两只笼中的鸟，从小在巴掌大的地方长大的孩子第一次见到这么美丽壮观，摄人心魄的画面，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 因为舍不得出几毛钱的船费，想坐船去湖心岛参观，而又恋恋不舍的地把念头打消。只好去逛了一下免费的动物园以求心理上的安慰。 回来的时候，他们不再是走路而是坐火车。当时的成昆铁路还未修通，坐的是昆明经贵阳到重庆的火车。父亲和同学蒋树军约好计划是到贵州参观溶洞。这个溶洞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温泉镇。是中国最大的溶洞群，也是世界最长的白云岩洞穴，世界最大的天青石洞穴。非常的出名。没想到的是到了那里以后，听说贵州暴发了流行性脑膜炎，还死了一些人。国家的防疫也处于紧急状态，无奈人生中这次参观的机会与他们失之交臂。直到五十六年后的今天也未去过。到了重庆以后，那里对流脑的防疫也抓的很紧，耍了一天就急怱怱的坐火车回成都了。 66年因文革的开始，全国各大小学校中断了正常的教学。但后来国家意识到长期这样也是不行的，于是在1967年在政府的统一安排下又重新发书本喊复课。但覆水难收，学生老师都去参加“革命”去了，很多都在大串联的路上，那时又没有手机电话，政策想落实也是有巨大难度的，复课的政策实际上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学校里人去楼空，剩下的老师也没心教书。我父亲的成绩历来是很优秀的，但学业在初中二年级的1966年也就戛然而止。 当时他在寿安中学读书，彭文仲、瞿均、刘文贵都是他的老师。彭文仲多年以后任蒲江县教育局局长，瞿均后来当了县宣传部部长，刘文贵据父亲讲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老师，教《地理》时凭着手里一只粉笔将28省版图画出来拼凑出一幅惟妙惟肖的中华雄鸡图。讲课时从不平铺直叙照本宣科，给人以生动有趣，引人入胜的感觉。父亲回忆，比如讲到：“x月当海南岛已是春暖花开的时候，而黑龙江还是冰天雪地…”一下子就让学生的头脑里有了鲜明的对比。在讲到台风时会做口技，听者如身临其境，自然产生了一种感性思维。这位多才多艺卓尔不凡的老师一直教到退休。 大串联回来后，父亲在本村小学代过几个月的课。那个时候太缺老师了，但凡有点知识的都可以被安排到学校教书代课，也不需要现在必须要有的“教师资格证”。蒋树军也去他们本村小教过几个月书。后来我父亲又在每天生意暴棚的村代销店当过店员，后来又跟西来医院的彭福庭、童长发学医，从医终老。那个时候政策宽松又不需要必须要去考十分难考的“执业医师证”才能上岗。五十多年来治好的病人无数，从未出过半点差错。他的校友（初中66级）的叶玉祥，当兵转业回来后被分派到村小学教书，后又教初中，也是从教终老。 自那次沾毛主席的光，大串联后，父亲五十多年来羁绊于生活和事业，总是忙忙碌碌，极少再出远门，只有一次坐火车到过南京，都是非去不可才去的。再也没有了当年的幸福旅行，再也没有了“少年不知愁滋味”。一生中最长的最愉快的徒步旅行都在那次大串联中走完了。 延展阅读  *作者简介 李志，本名李治，四川浦江人。高中文化，蒲江县作家协会会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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