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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是殷商晚期的文字，大约诞生于公元前13世纪，距今有3300年左右的历史。三千多年来汉字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它曾遇到过三次危机，也突破了三次，才有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1. 造字危机清人戴震则提出“四体二用”说，即“造字之法”有四，“用字之法”有二：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字之“体”，即造字之法。转注、假借是字之“用”，即用字之法。
最早的汉字是象形字。段玉裁在《说文解字叙注》中指出：“圣人造字，实自象形始。”象形就是根据物象创造汉字，它是造字的最初手段，也是最简单的手段。古人根据象形造字法，创造了草、木、禾、车、马、象等字。例如“木”，它是最古老的象形文字之一，甲骨文的“木”完全是一棵树的象形；中间一竖，上部是主干，下部是主根；主干之上向左右斜伸的是枝桠茎条；主根之下向左右斜伸的是支根。
指事，是指由抽象符号组合或在象形符号上加标记而组成新字的造字方法。通过指事创造的字很少，主要有一、二、三、本、末、上、下、刃、甘等。例如“甘”字，其字形像在口（人嘴）中附加一短画，作为指事字，表示香甜美味。“甘”字早见于殷商甲骨卜辞，长期没有变化。汉印中已见表示口形轮廓的上横线向左右竖线稍作穿透，意欲区别于形似的“曰”字。东汉隶书把这一穿透之势突出了，“口”形被打破，成为楷书定式。
会意，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字符组合在一起表达一个新意的造字方法。用不同的字组成，如“武”，从戈从止。止是趾本字，戈下有脚，表示人拿着武器走，有征伐或显示武力的意思。用相同的字组成，如“从”字，是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向前走，表示跟从。“比”，表示两人接近并立。某种意义上，会意字也可归属到象形字上来，即由多个象形字组合成一个新字，并赋予其新的含义。
很多人，可能会说，这太简单了，通过这种方法“照葫芦画瓢”可以创造任何字。其实没那么简单。例如“思考”该怎么象形呢？又如“河湖”都是水，该如何区别？古人很聪明，造不出来就借。例如用簸箕的“箕”来表示“其”。古人又想到了另外一种解决之道，即用一个符号表意，一个符号表音。这就是所谓的“形声字”。据研究，西周时代，80%的新造字是形声字，到了战国时代，新造字中形声字占了99%。如此以来，造字便走上了“康庄大道”。从此之后，我们可以随时造字。例如，鲁迅就在《故乡》中造了“猹”字。文章发表后，许多人写信给鲁迅，问猹是什么动物。鲁迅1929年给舒新城的回信说：“'猹’是我据乡下人所说的声音，生造出来的，读如'查’。但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动物，因为这乃是闰土所说，别人不知其详”。联系下文，可能指的狗獾。
当需要记录和传递的信息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快时，就对文字的书写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早期的汉字，象形性很强，弯弯曲曲的，书写效率低下。面对高效的书写要求，有人开始草率的写字，改变其原有样子。据了解，战国时期，一些简册中就把曲线文字写得平直方正，这就是早期的隶书。西汉中期之后，脱去篆体（包括结构、笔画的写法）而独立的隶书，已经完全形成。例如，西陲流沙中的西汉宣帝五凤元年（前57年）、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的书简上的铭文，不但结构全变，从字形来讲也全成方形或扁方形。 《居延新简·河平元年九月不侵守候长士吏猛上言衣严事》简册，现存字165个，标准隶书，字迹清晰。所谓隶书，其特点是，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划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改线条为笔划，以便于书写。《说文解字》释“隶”的意义是“附着”，《后汉书·冯异传》则训为“属”，这一意义到今天还在使用，现代汉语中就有“隶属”一词。《说文解字序》等书认为隶书是“佐助篆所不逮”的，所以隶书是小篆的一种辅助字体。关于隶书与小篆的区别，近人吴伯陶认为，“小篆还保存了象形字的遗意，画其成物随体诘屈；隶书就更进了一步，用笔画符号破坏了象形字的结腹，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吴伯陶又说∶“小篆和隶书实际上是两个系统，标志着汉字发展的两大阶段。小篆是象形体古文字的结束，隶书是改象形为笔画化的新文字的开始。”汉初出现了草书，被称为“章草”。《说文解字》称其特点是：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 赵孟頫章草《急就章》，此作书法秀美灵气，少一些章草的古拙之气汉末，章草进一步“草化”，脱去隶书笔画行迹，上下字之间笔势牵连相通，偏旁部首也做了简化和互借，称为“今草”。今草，是章草去尽波挑而演变成的，今草书体自魏晋后盛行不衰。到了唐代，今草写的更加放纵，笔势连绵环绕，字形奇 变百出，称为“狂草”，亦名大草。 流传至今的张旭狂草作品并不多，完全确认的一件也没有汉代，也出现了楷书，是从汉隶逐渐演变而来的。它更趋简化，横平竖直。《辞海》说它“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楷书。楷书成熟于唐朝，其代表人物有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我们常说的楷书四大家“颜柳欧赵”，前三个就在唐朝。 到了唐末，楷书发展到了顶峰，因风格过于规整，就逐渐走下坡路了。比草书规范、比楷书写得快的是行书。它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实质上它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据张怀瓘《书断》说，行书为东汉桓帝、灵帝时著名书法家颍川刘德升所造。在汉末，行书没有普遍地应用。直至晋朝王羲之的出现，才使之盛行起来。在浩如烟海的书法艺术宝库中，行书是一座最为绚烂多姿、丰富厚重的宝藏。其中王羲之创作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颜真卿创作了“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苏轼创作了“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王珣创作了《伯远帖》，王献之创作了《鸭头丸帖》等。3. 学习难易危机近代以来，随着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国家陷入了危亡之际。他们认为，西方之所以发达，是因为拼音文字容易学，而汉字太难学。这方面最有名的当属钱玄同，它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很多文化精英，如蔡元培、胡适、赵元任、傅斯年、鲁迅等人，都支持钱玄同的观点。同时，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设计了一个拉丁化的字母方案，并且开了一个代表大会。这个新方案1933年前后传到国内，包括蔡元培、鲁迅在内一共有681个名流签名表示支持。拉丁化新文字在国内进行了推广，印了很多材料和读物，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方案。后来，人们发现改为拼音文字要有一个过程，不能一下就变成拼音文字，于是使用了一个过渡办法即简化字，所以简化字在民国时期就推出了，也是钱玄同提出来的。1935年国民政府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但后来没有推行。1956年《简化字方案》公布，在中国大陆推行简化字。2004年统计显示，大陆95.25%的人会用简化字，同时繁体字还在一部分小范围内使用。1958年，政协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提出了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
目前，汉语拼音已经成为识读汉字、学习普通话、培养和提高阅读及写作能力的重要工具，成为改革和创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依据，成为编制盲文、手语、旗语、灯语的重要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汉字不但没有消亡，反而随着国力的强盛，越来越有生命力。这是因为，汉字已经融入到每个中国人的生活和深层心理结构中。没有汉字，中国人的灵魂就没有地方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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