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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公权（778-865），字诚悬，唐代宗大历十三年戊午年（778）生于京兆华原（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唐懿宗咸通六年（865）卒，时年八十八岁。柳公权为唐代著名书法家，晚年为官亨通，七十岁时转官至太子少师（从二品），后加太子太傅（正二品），不过一二品的“三公三傅”等是荣耀之衔，并不具有实际的权力，一般是按照宰相、尚书等二三品的官阶为主。柳公权在唐宣宗大中九年（855）七十七岁时由国子祭酒（从三品）升迁为工部尚书（正三品），这也就是柳公权最高的官衔了。柳公权在历史上的闪光点是其书法，从他二十四岁时所写的《河东节度使李说碑》开始就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从年轻时期起就以书法闻名。柳公权书法以楷书最为著名，与颜真卿齐名，被后人称为“颜柳”、“颜筋柳骨”。其书最初学习钟繇、二王，后来学习初唐各家，并学习颜真卿、徐浩以及族人中的精英柳宗元等，最后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其作品现存的有《大唐回元观钟楼铭》、《金刚经刻石》、《玄秘塔碑》、《冯宿碑》、《神策军碑》等，另外有墨迹《王献之送梨帖跋》、《蒙诏帖》（多被后人怀疑）。 柳公权出生于官宦家庭，祖父柳正礼，曾经担任过邠州士曹参军；父亲柳子温，官至丹州刺史，赠左仆射；伯父柳子华，曾官池州刺史，检校金部郎中、修葺华清池使；胞兄柳公绰（768-832）官至检校左仆射、太原尹、河东节度观察使、兵部尚书。柳公权出生于这样的官宦世家，又有年长十岁的胞兄，应该是官运亨通、仕途畅达的，但是其仕途实在是不温不火，直至五十余岁在柳公绰的帮助之下才慢慢有了起色。在六十岁后升迁很快，并且保持持续不断的状态，十年之间升至正二品，这样柳公权的仕途又是极为畅达的。 1.柳公权仕途的不畅柳公权受家庭环境影响自幼勤奋，加上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入仕之前就小有名气，二十四岁书碑《河东节度使李说碑》，以弱龄之年为朝廷高级官吏书碑，其影响不小；二十八岁时书碑《符元亮碑》（据《集古目录》载：“（此碑）不著书撰人名氏，其字画则柳公权书也”）唐贞元中立于京兆，今已不存。[1] 柳公权于元和三年（808）登进士科，又登博学宏词科，初仕校书郎，十余年未能升迁，也没有变动。按照唐代的选官制度和升迁程序，柳公权的仕途基础是非常人难及的。 （唐朝天宝年间）进士比明经难考上，进士也比明经清贵。每年考中进士的，上千人当中只有大约三十人，明经则有约一百人。进士出身者的仕途，将来也比明经好。唐代中、高层官员中，进士出身者还多于明经。但在天宝年间，刚考中明经和进士者，都不能马上有官做，需守选等候三到七年。于是有人就去再考制举、博学宏词和书判拔萃等，中者即可授官，不必守选。但这些考试比进士还要困难，考中者都是精英当中的精英。[2] 柳公权在当年的考试中不仅考中进士，而且为状元。状元每科一人，其出身已经为以后奠定了极好的基础。在当年柳公权就参加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并且通过考试，属于精英中的精英人物，这应该说是柳公权的仕途资本。柳公权也就在当年被授予校书郎一职，校书郎在官阶中属于正九品上，柳公权没有守选三至七年，直接在当年就受职，这与其兄柳公绰的较高起点差不多。 柳公绰起自举贤良方正，以孝廉起家，他的出身与恩荫等相似，论起出身来其仕途要曲折许多，但柳公绰属于仕途比较畅达一类。唐德宗贞元元年（785），柳公绰以十八岁年龄应制举，登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官衔属于正九品上；贞元四年（788）柳公绰再次应制举，再登贤良方正科，授渭南县尉。此后柳公绰在地方任官，积极为迁转升迁的仕途努力。在柳公权考取进士前后，柳公绰曾为武元衡判官（在蜀）、回京迁谏议大夫、吏部郎中、御史中丞、潭州刺史、鄂州观察使等职务，而时间就五六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任职在十个左右，甚至一年有三四个职务在身，这也是唐代基层文官迁转的普遍现象。这也正印证了赖瑞和的观点： 这就是《新唐书·选举制》所说“士人二年居官，十年待选”的窘境……唐人做官便往往注定一生或半生的漂泊，等于四处奔波“宦游”的开始。唐人为公务远行之遥远，次数之频繁，即使以今天公务员出差的标准来看，还是相当惊人的。[3] 中晚唐时期的宦游，比天宝年间更加多样，因为当时的方镇在全国各地都有。中下级的官吏宦游的距离远，有的条件还特别艰苦。比如李翱，元和初年从长安远赴七千多里外的岭南节度任掌书记，在路上走了半年才到，他妻子竟还在半路上产下一女。[4]唐代官吏尤其是中下层的官吏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做官，更不是在一个地方长期担任职务。大多数人是亦宦亦隐，通达的时候意气风发，蹇蹙之时郁郁寡欢，文人的其他特长也是业余发挥，无论文学还是艺术都是如此。 柳公权一入仕就是正九品上的校书郎，这也是大多数进士、明经等出身士子的较高起点，但是柳公权在这一职位上竟然有十一年（从808年到819年），直到唐宪宗元和十四年的五月夏州刺史李听才辟柳公权为掌书记兼判官、太常寺协律郎，官职为正八品上，次年三月奉使入京奏事，因为这之前有《题朱审寺壁山水画诗》，其书法为唐穆宗所赏识，当月被穆宗诏见，拜为右拾遗，官职为从八品上，其官职比起地方任职低两级，属于正常情况。自此以后，柳公权再也没有到过地方任职，一直在京城做官。他在地方任职期间应该比较顺利，在李听去世之后（开成五年二月李听去世），他还亲自为李听写了碑文《太子太保李听碑》。 也就在柳公权于李听处任职前后，其兄辗转于多处，为迁转而忙碌着。柳公绰的仕途迁转途径在孙国栋所著《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中属于中唐部分，而柳公权却属于晚唐部分，这也可以看出兄弟二人仕途通达的时间区别。 柳公绰的仕途迁转为： 吏部员外——【节度判官】——吏部郎中——中丞——【观察使】——给事——京兆尹——刑侍（盐运）——兵侍（盐运）——京兆尹——吏侍——大御——左丞——【节度使】——刑尚——【节度使】——兵尚[5] 柳公权的仕途迁转为： 司封员外——右司郎中——司封郎中——兵部侍郎——谏议——（翰学）——中舍（翰学）——谏议（翰学）（知制诰）——工侍（翰学）——工侍（承旨）……  柳公权《玄秘塔碑》（局部）  柳公权《神策军碑》（局部） 柳公权仕途的前半程不够畅达，首要的原因是缺少迁转，地方工作时间短，实际工作经验少。士子在释褐之后即重视迁转，在授予校书郎之后大多数人都要靠父执（父亲的朋友、父辈朋友）以及家族等关系出外担任基本官吏：巡官、推官、掌书记、参军、判司、县尉等职务，以求晋升。柳公权完全有此条件，祖父、父亲都曾经为官，父亲官职刺史，级别较高；族人之中柳宗元（773-819）年龄小于柳公绰，而大于柳公权，柳宗元在当时影响很大，虽然王叔文集团的改革失败，柳宗元、刘禹锡等著名人物均被贬官，但官职都不算小；更加有胞兄柳公绰在仕途上正处于高速度递升时期，柳公权的练习机会比起别的士子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人脉对于柳公权完全足够拓展了，但是柳公权在十一年中都没有很好地运用这些关系，这并不是职务的不许可，相似的初级校书郎，许许多多的人都抓住机遇发展良好。当然，地方的环境、工作条件绝对比不上京城安逸舒适，在文人中清贵的职务即使是待遇低一点，士子们也会热衷于此，柳公权不能不说是此一类。 柳公权的前半生仕途不够通达，除了他贪图清贵安适的生活，还与唐代严格的按部就班主机升迁制度相关： 唐人任官，一般都得从八、九品小官做起，然后按部就班升迁。五、六、七品通常已是中层官员，三、四品为高官，一到二品只用以酬勋臣，很少见。粗略而言，唐朝廷相当严格遵守这种依序授官的规则，很少例外。若违背这规则，超序授官，比如胡乱授官给安禄山、杨国忠、仇士良等人，后来都出现了问题。这些人都成了“乱臣”。[6] 柳公权在当时即使是有如后来的穆宗、敬宗、文宗那样的器重他，也不可能超级升迁，也是要积累了足够的资本才能够一步一步地升迁。柳公权后来的升迁在事实上也证明了赖瑞和以上的观点。另外，从孙国栋著《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一书中大量的表格也可以看出，在唐代官员转迁的复杂性。[7] 2.柳公权仕途的通达柳公权自元和十五年（820）至太和五年（831），先后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作侍书，这正是后人所称为“三朝侍书”的柳公权。唐朝中后期的帝王由于服食丹药大多数是短命的皇帝，穆宗、敬宗均是这样。柳公权连续作三朝侍书，连续作为侍书的时间并不很长，这之后柳公权也曾兼职侍书，但都不是连续较长时间做侍书，并且是兼职侍书，与三朝时期的专职不可同日而语。 柳公权为唐穆宗所赏识发生在唐宪宗十五年，当年宪宗服食金丹后脾气喜怒无常，朝臣、宦官均不堪忍受。时值正月，宪宗被宦官陈弘志所杀，太子李恒即位，这就是唐穆宗，此次政权的交替也是中晚唐宦官专权的表现之一。穆宗赏识柳公权的诗书，钱易记载较详，钱易在《南部新书·壬》中说：“柳公权尝于佛寺看朱审画山水，手题壁诗曰：'朱审偏能视夕岚，洞边深墨写秋潭。与君一顾西墙画，从此看山不向南。’此句为众歌咏。后公权为李听夏州掌记，因奏事，穆宗召对曰：'我于佛寺见卿笔札，思见卿久矣。’宣出充侍书学士。非时宰所乐，进拟左金吾卫兵曹充职，御笔改右小谏。中外朝臣，皆呼为国珍。”[8] 有关“心正则笔正”的“笔谏”，在新旧唐书中均有记载，内容相近。 旧唐书记载： 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见，谓公权曰：“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迁右补阙、司封员外郎。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9] 新唐书记载：  （传）柳公权《蒙诏帖》 公权字诚悬，公绰弟也。年十二，工辞赋。元和初，擢进士第。李听镇夏州，表为掌书记。因入奏，穆宗曰：“朕尝于佛庙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拜右拾遗、侍书学士，再迁司封员外郎。帝问公权用笔法，对曰：“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矣。”时帝荒纵，故公权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笔谏矣。[10] 所谓“笔谏”，是属于政治以及历史学家们喜欢的说法，当时的穆宗上台是由于宦官的专权，是一种“僭越”，上台之后的穆宗既受制于宦官，又加上迷信于丹药，对政事荒疏已经在朝野引起很大反响。政治家们、历史学家们把柳公权的笔法解读为“笔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柳公权的为人处世、官场命运以及整个人生轨迹来看，笔谏之说是牵强附会的。在书法领域里，大多数人就技法来分析，是比较认可柳公权的书法是单纯就书法而言，不可以与政治直接联系，主张这一观点的人物有北宋苏轼、明朝费瀛、清朝的杨宾和梁同书。 在这所谓的“笔谏”之前，柳公权刚刚到地方锻炼回来，时间不足一年，这与唐代基层官员升转迁移的宦游生活是不一致的，因此贪图稳定安逸生活的柳公权要想继续快速升迁是不大可能的。这之后柳公权在侍书位置上干了很长时间，直至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其兄柳公绰致书当时的宰相李宗闵，恳请给弟弟换一个职位，但当时一段时间没有反应，这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柳公绰就去世了。柳公权的职位变动在太和七年（833）五十六岁时期，由右司郎中迁转为兵部郎中，虽然级别都是从五品上，但是属于正常的升迁，这时其兄去世大概一年的时间。柳公绰致信李宗闵的文字在新旧唐书里均有记载，都在“笔谏”之后紧接着记载柳公绰在太原任上为弟弟恳请换散秩，以为侍书与匠作一样，只是追求一般或者是初级的技术类的工匠。柳公权的升迁虽然是在其兄长去世之后，并在其兄恳请之后大约两年时间才得以实现，也不能够完全否定其中确有柳公绰的功劳或者是柳公绰的人脉关系在起作用。 换秩之后的柳公权年龄已经五十六岁了，所积累的资本也足够了，因此这之后的升迁是一路通畅，当然也离不开文宗、武宗及其他皇帝的提拔，这也反映了唐代官员迁转的特点。柳公权的族兄柳宗元寿命短促，只活了四十八岁，但因为出身好，既中进士，又在几年后考中博学鸿词科，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改革，虽然屡有贬谪，但都是威镇一方的高官、大员。其出身比起柳公权已经低了很多，柳公权是进士中的精英，是每一次独有的状元，又在当年就中博学鸿词科，这些优势远远大于柳宗元，可是在进入重要职务之时已经五十六岁了，按照年龄单方面看，柳宗元已经去世六七年了，这也可以从侧面看，柳公权的生活态度决定了他的仕途，他的高起点丝毫没有给他带去优势，倒是让我们看清了唐代仕途升迁的严格规范与流程。 十年之后的会昌二年（842），六十六岁的柳公权迁太子詹事，不久再迁太子宾客，官职属于正三品，已经达到了高级文官的顶端。六年后的唐宣宗大中三年（849），柳公权以七十二岁高龄任太子少师，官职为二品，这也是后人称呼柳公权为“柳少师”的原因。这之后，柳公权一直身居高位，而且贪恋官位，八十多岁都不肯去职，直至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八十一岁的柳公权上尊号出现严重错误，被罚俸禄一季，这也是留恋职官的结果。[11]曾慥在《类说》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事见卷七《东宫奏记·柳公权误尊号》：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上御含元殿受朝，太子少师卢钧年八十，声容舒缓，举朝服之。至十二年元日受贺，太子少师柳公权年亦八十，复为百官首。殿廷辽远，力已绵惫，称贺之后，上尊号“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权误曰“光武和孝”。御史弹之，罚一季俸料。七十致仕，旧典也。公权不遵典礼，老二受辱。[12] 旧时文官的退休年龄按周礼说是七十，也有称七十五的。柳公权按照前一个年龄退休官居正三品，按照后一个年龄退休官居二品，都是士子们终身的追求，也是达到峰顶的最佳状态。可是柳公权依然贪恋高位，就是不去职。按旧时文官的去职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过程复杂程序较多，而且一般是皇帝多次挽留，但这主要是宋代及宋代以后的惯例。在唐代这种现象少见，也很少有八十余岁的高官继续任职，即使有也是多在家办公，定时上朝汇报。柳公权在误上尊号之后并没有马上退休，而是在唐懿宗咸通初年。唐宣宗在大中十三年（859）八月服食丹药而死，唐懿宗当年即位，但需要到第二年才能够改年号，柳公权在咸通元年（860）受太子少傅一职，表明当时的柳公权还没有退休，这时距误上尊号的时间已经两年多了，说明柳公权仍然“留恋职官”。从这一个方面可以看出柳公权的人生态度，实际上与他仕途通达之前的人生态度是一致的：享受舒适安闲、喜欢富贵权势。 3.柳公权书法的影响柳公权的书法是其一生的追求，在其二十四岁时就已经为朝廷大员书写碑板，可以说从年轻时起柳公权就奠定了书法的坚实基础。在做侍书的较长时间里，专门与书法打交道，致使兄长柳公绰向宰相疏通关系时还把侍书与工祝并提。虽然如此，但这种工祝是皇帝身边的工祝，级别虽然低，薪酬也不高，但可以直接与皇帝接触，这是绝大多数士子们梦想不到的待遇。柳公权以书法立身，凭书法出名，影响兼及海外，在新旧唐书中均有记载。  柳公权《辱问帖》（《淳化阁帖》肃府本） 旧唐书： 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当时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 …… 公权志耽书学，不能治生，为勋戚家碑板，问遗岁时钜万，多为主藏竖海鸥、龙安所窃。[13] 新唐书： 当时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为不孝。外夷入贡者，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尝书，京兆西明寺《金刚经》，有钟、王、欧、虞、褚、陆诸家法，自为得意。凡公卿以书贶遗，盖钜万，而主藏奴或盗用。尝贮杯盂一笥，縢识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测者，公权笑曰：“银杯羽化矣！”不复诘。唯砚、笔、图籍，自鐍秘之。[14]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柳公权在当时的收入并不少，公卿巨贾、外夷蛮狄均有酬劳，这也是较早的书法酬劳、润笔。而且累积资金已经达到钜万，数目实在不少。人们关注书法的润格通常以宋代的物品酬劳为关注重点，但早在苏、黄、米这些笔墨往来的酬劳之前近二百年的柳公权就开酬劳之先了。当然这样的酬劳可能会在柳公权的晚期，那时他不仅地位极高，而且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资本，影响也可以说是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另外一点可以作为补证，在新旧唐书中对柳公绰的孝悌有表述： 公绰天资仁孝，初丁母崔夫人之丧，三年不沐浴。事继亲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绰非薛氏所生。[15] 按当时柳公绰以继母丁忧，时在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柳公绰年49岁，柳公权年39岁。柳公权和柳公绰为同胞兄弟，继母薛氏随柳公绰生活，表明当时的柳公权经济比较困窘。这是因为柳公绰一直在宦游奔波，在固定的一地呆的时间并不长，而柳公权在京城一直没有挪动，对待年长的继母，应该倾向于比较稳定的生活。这一个方面表明柳公权当时的经济不好，另一方面也表明在为人方面柳公权比起兄长要次许多，虽然柳公绰是两次以举贤良方正起家，在孝悌上要做出表率，但对待老人稳定的生活应该是第一要务。 柳公权的书法影响，人们一般首先想到的是其代表作品《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二碑。在这方面启功先生有比较深刻的论述： 劲媚虚从笔正论，更将心正哄愚人。书碑试问心何在，谀阉谀僧颂禁军。[16] 此二碑为柳公权书作中的精品，但与之相关历史并不能够证明“心正”之说：“且神策军操之宦官，腥闻彰于史册，玄秘塔主僧端甫，辟佞比于权奸，柳氏一一为之书石。当其下笔时，心在肺腑之间耶？抑在肘腋之后耶？而其书固劲媚丰腴，长垂艺苑。是笔下之美恶，与心中之邪正，初无干涉，昭昭然明矣。”就柳公权的书法代表作品进行分析，既深入历史，又辩证分析，不同于一味的褒扬或者一味的贬低，纠正了上千年的误读，其功莫大焉。在下文中，启还说：“余为此辩，非谓心正者其书并不善，更非谓书善者其心必不正。心正而书善者世固多有，而心不正书更不善者，又岂胜偻指也哉！”评书论人，实为的论。 4.柳公权与《开成石经》《开成石经》刊刻于太和七年（833）至开成二年（837），在位皇帝为唐文宗，所刻儒家经典为《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专》、《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和《尔雅》十二经，清朝时期贾汉复又补刻《孟子》附于十二经之后，这样就形成十三经。《开成石经》还附有张参的《五经文字》（五经指书、诗、易、礼、春秋）和唐玄度的《新加九经字样》（九经指书、诗、易、“三礼”、“三传”）。唐石经刻成之后虽然也经过搬迁重置、明代地震等影响，但历代政府都大力保护，因此《开成石经》是现在保存完好程度仅次于《清朝乾隆石经》的重要文物之一，现在碑石存放于西安碑林，碑石共114石227面刻经，其中第227面属于结衔，刊刻题名，一共有十二人： 书石学生前四门馆明经臣艾居诲，书石学生前四门馆明经臣陈玠，书石学生前文学馆明经臣（缺四字），书石官将仕郎守润州句容县尉臣段绛，校勘兼看书上石官将仕郎守秘书省正字臣柏嵩，校勘兼看书上石官将仕郎守四门助教臣陈庄士，覆定字体官翰林待诏朝议郎权知沔王友，覆定石经字体官翰林待诏唐玄度，校勘官兼专知都勘定经书检校刊勒上石朝议郎守国子毛诗博士上柱国臣章师道，朝议大夫守国子司业骑都尉赐绯鱼袋臣杨敬之，都检校官银青光禄大夫（缺十字），国子祭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清宫使兼修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石臣覃。 以上书石学生为生员，没有职衔，将仕郎为从九品下，是最低级的职衔，朝议郎官职属于六品。以上官职最高者为郑覃，勋位、爵位为正二品，而国子祭酒的品级是从三品；以及缺十字的银青光禄大夫，官职属于三品，杨敬之官职属于正五品下，另外三人章师道、唐玄度和沔王友（李郇）官职为正六品上。 以上共十二人，与旧唐书和张国淦的研究，人名和人数有出入，当然应该以石经为准。旧唐书所载另外有四人，顾炎武在《唐国子学石经》中说： 案：《旧唐书》开成元年正月中书门下拜起居舍人周墀、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孔温业、兵部员外郎集贤殿直学士崔球等同勘校经典释文。又云：令率更令韩泉充详定石经。《新唐书》亦列周墀等四人而碑并不载。[17] 张国淦在《历代石经考》中，增加二人，一共六人没有在《开成石经》第227面留名： 周墀、崔球、张次宗、孔温业、高重、韩臮诸人，史传皆称其在文宗朝校定石经，而题名不著，盖帝详慎其事，朝右儒臣通经学者鲜有不与，或检核于书石以前，或覆勘于上石以后，故题名不能悉登耳。 按照张国淦的说法，朝中儒臣均参与此事，此说法并不可靠。唐朝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各级官吏的职责都是极为清楚的，官吏都不可能超越职权。如果说有一部分大臣参与了《开成石经》的相关工作，但属于后勤等与本体关系不大的话，石经在结衔处不留下姓名是属于正常情况。唐朝的科举中进士和明经是两个大的科目，石经与明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儒臣之中有大多数是通过进士科提拔的，他们的出身比明经容易得到提拔，因此说儒臣大多参与石经的工作是不可靠的。 在这一段时间里柳公权职务有变，唐文宗太和七年（833），柳公权由右司郎中迁兵部郎中，为从五品上，属于中层文官，与高层文官仅仅一步之遥。与参与石经的十二人相比，柳公权的官阶尚在章师道、唐玄度和沔王友之上。在《开成石经》刊刻的833-837年里柳公权的职务变迁为： 833年 迁兵部侍郎（官阶从五品上），迁弘文馆学士。 834年 十月十五日，柳公权自兵部侍郎、弘文馆学士三充翰林侍书学士。 835年 九月十二日加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仍兼侍书。 836年 九月二十八日，除中书舍人（正五品上），充翰林书诏学士。在这一年里柳公权更加受到唐文宗器重，当时文宗读《易经》每有疑义，即召柳公权及侍讲学士王起、许康佐入便殿顾问讨论，率以为常，时谓“三侍学士”，恩宠异等。当时柳公权为侍读，与王起和许康佐的侍讲有别。 837年 柳公权在中书舍人、充翰林院学士兼侍书任上。 838年 九月二十八日，柳公权迁工部侍郎（正四品下）、知制诰，翰林学士承旨。自此正式进入高层文官之列。 从以上柳公权的升迁过程来看，柳公权在《开成石经》刊刻过程中属于中层文官向高层文官过度的时期。职务属于皇帝的近臣，不当为宫廷之外的事情烦心。同时柳公权最初应举的是进士科，出身不在明经，虽然新旧唐书都对柳公权的儒家经典修养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终究不是其强项，也不是其分内之事。旧唐书对柳公权的儒家经典修养的评价为： 尤精《左氏传》、《国语》、《侍书》、《毛诗》、《庄子》。每说一义，必诵数纸。性晓音律，不好奏乐。尝云：“闻乐令人骄怠故也。”[18] 另外从石经所使用的字体来看，虽然227面65万余字的工程量极其浩大，但至今保持完好的《开成石经》看上去格调统一，字体统一，虽然不是书法精品，也至少称得上是书法佳品。石经选择以欧阳询字体为主，也有部分笔画较细的风格，看起来更加接近虞世南和褚遂良的风格，但整体风格是以欧体为主。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风格的稳定和影响力的巨大，初唐时期由于唐太宗的身先垂范重视书法，对欧、虞、褚的书法大加赞赏，为他们的书风影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时间检验，证明了他们的书法具有强劲的生命力。颜真卿和当朝健在并且处于上升势头的柳公权的书法毕竟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检验，在历史上还未能与前三家抗衡。同时颜柳的书法就是到了北宋时期也依然影响有限，宋太宗命王著编《淳化阁帖》居然没有颜真卿的一个字，直到宋四家崛起，尤其是苏黄的推重，颜真卿的书法始大放光芒。石经不选颜柳书体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颜柳字体多曲线，变化丰富；而欧体字样多平直，就是横画的倾斜角度也是基本一致的，这就给书写和刊刻都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颜柳的字体不仅仅弯曲的数量多，其幅度也不小，尤其是他们的各种勾法，内凹的写法是比较容易掌握的，也是“惟笔软则奇怪生焉”的神奇魅力所在，但要是在刊刻时，每一个勾画不知要多少刀才能够完成，这与庞大的工作量是极不相称的。这一现象在清代补刻的《孟子》碑石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孟子》碑石上的捺画，显得草率、肤浅、柔弱，既是刊刻深度不够，也是其刊刻速度偏快所致。从整体上看，《孟子》碑石的捺画与紧挨着的《开成石经》原碑石相差甚为明显，这也可以间接说明石经刊刻用欧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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